日本历史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往往是民族主义分子尊重儒家传统，并对中国的民族英雄大加称赞，甚至还以中国的民族英雄来教育日本人。

他们把中国的这些“东西”“偷”过去後当作培养日本人忠君爱国思想的好教材。

幕府时代，日本政治思想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是：把南宋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们和日本的武士道联系起来，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英雄的精神成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支柱。

据说，幕府末期，高喊“尊皇攘夷”，要求幕府把政权归还给天皇，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大都以我国的民族英雄，尤其是以南宋末期的抗元志士们为榜样。其中以文天祥为最。

其实，早在三百年前的江户初期，朱子学者浅见絅斎(jiong1 zhai1)就把南宋末期的志士们的业绩推崇为“本朝武士之鉴”。据说他的著作《靖献一言》描写了包括屈原、诸葛亮在内的、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尊皇思想的八位中国志士的生涯故事，其中特别称赞了南宋的民族英雄。

这本书成了江户时代武士社会中最畅销的著作。在尚未废除“（武）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实现“国民国家”之前，也就是说在实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很多武士在冲向对方阵地或战败自杀时，都喜欢高咏文天祥的不朽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前夕的幕末，这本书对“尊皇思想”的鼓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少“志士们”的圣书。这些“志士们”的“不怕死精神”以及“对理想的强烈信仰”的源泉和模范就是这本《靖献一言》。“明治维新的志士们的胸中，应有着鲜明的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英姿，这支撑了他们的精神，驱使他们进行了力挽狂澜的行动”。藤田东湖、吉田松阴、广濑武夫等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其中藤田东湖的《正气歌》还为幕末的“志士们”所爱唱。

这本书还成了教育日本武士如何面对生与死的必读教科书。特别是文天祥，被认为是对日本武士道精神以及武家哲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重要人物，是忠臣义士之鉴。直到二战日本战败之前，日本国语教科书还登有文天祥的故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一些右翼分子居然还想让这本书作为日本中小学的读本“以唤起早已失去的爱国感情”。他们还认为这本书对推动日本的明治维新起过很大作用。

另外，被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痛斥所不齿的朱子理学，竟然也是日本武士们修身养性的必修之科目，是形成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朱子理学所强调的正统王朝只有一个的“正闰论”，即“尊皇攘夷论”和“大义名分论”对日本的影响相当大。可以说正是朱子理学才确立了武士道的“忠”，即武士对主人忠诚的观念。

日本幕末时期，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日本的统治者德川幕府签订了不少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大都出身于武士阶层，受“正闰论”影响颇深的日本民族主义分子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招牌，强烈要求维新，逼迫江户的德川幕府把政权交还给日本天皇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制，以此抵抗西方列强。为此还有不少人流血牺牲。不过，明治维新成功、日本得以迅速发展後，极力主张“富国强兵”和对外侵略扩张的也是这帮家伙。这些人还极力想把本来只属于武士阶层的“武士道精神”灌输给全体日本人，这一点他们似乎做得很成功。

明治以及後来的昭和期间，激烈反对废除汉字的日本右翼分子大都也出自这些人建立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组织。例如，1942年，当日本政府发表《标准汉字表》，准备“将来逐渐取消准、常用汉字”时，就发生了由日本右翼分子所组织的激烈的反对运动。右翼大头目头山满（注）等15人联名上书表示反对，认为“汉字乃应神天皇时代作为国家公用文字采用後，长久以来就作为日本国字而尽其使命、汉字实际上早已转化为日本国民性命之不可分部分。这种（指“将来逐渐取消准常用汉字”）阻止汉字发展，否定和压抑使用汉字的‘制限思想’，和从前毒害过日本的‘限制生育’、‘限制军备’等有何区别？”

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历史上，日本人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学去後用来培养其国民的爱国尚武精神，用作迅速推动日本改革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甚至还用作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精神力量”，而我们却没能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以至于屡次遭到外敌的侵略和奴役。而且，也许是因为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落後了，也许是因为曾受过满清两百六十七年统治而丧失了自尊自信自强的缘故吧，有不少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诋毁我们的民族文化、诋毁我们的民族主义、诋毁我们的民族英雄。直到现在，甚至多提一下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人认为是在破坏民族关系！还有人不但批判岳飞、文天祥的愚忠，甚至还拿岳飞的《满江红》的歌词大做文章，批判岳飞对少数民族的“残忍”。当然，还有不少人居然把当年文天祥、把文天祥同时代的人们所痛恨的敌人当成统一中国的“民族英雄”来歌颂。

更令人沮丧和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所编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国古代史部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教育》一文中不但把包括沿海、长江、珠江、闽江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蒙古地区、西北地区、甚至海南岛、台湾等在内的大片国土的开发，中国的农产品，中国人的食物开发归功于人口只占6.7%的少数民族（------如此一来，占人口93.3%的汉人岂不成了碌碌无为，懦弱无能的民族？），还说什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如果说岳飞不代表中华民族利益，不再是民族英雄，不是反对外来侵略，如果说岳飞宁可死也要“精忠报国”、也要反抗女真的“统一”只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他与金兀术是“一家兄弟”，那岂不是说秦桧杀害的不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不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楷模，而是执意驱赶人民去打内战，执意不肯放下砍向兄弟屠刀、扬言要喝同一家兄弟的血，吃该兄弟之肉的残忍野蛮之徒，是阻止了“兄弟”残杀的大救星？岂不是说秦桧不再是遭国人唾骂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而是站在另一兄弟一边，积极支持这位兄弟的“统一”行为的、值得国人热烈歌颂的爱国人士了？看来中国人民把秦桧当作汉奸的象征，还塑造铜像、连他老婆也要搭上去做陪衬，让他们在岳飞父子面前跪了七百多年的做法是在破坏民族团结，是在支持分裂，是不知好坏，是大大地吹捧了岳飞、贬低了秦桧了？可是，连满清当政时也认为秦兄弟与他老婆等为奸臣，不让他们站起来，依旧让他们跪在岳王庙里岳飞父子墓前，这又说明了什麽？是不是几百年来的中国人都瞎了眼，唯有现在的“学者”才正确？

誓死不投降、被抓後还想办法逃出来继续抵抗、後再次被俘仍坚拒诱降，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顽强不屈在地牢里写出了不朽的篇章《正气歌》的文天祥不能被称为我们民族的英雄，不能算作我们民族的楷模，难道那些不但不抵抗外敌的入侵，反而主动投降，反而摇身一变，反戈一击替外敌打同胞、积极协助外敌“统一”的、历代都被打入奸臣、贰臣的败类们才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才是我们应该效仿的民族楷模？

难道这就是该文所说的“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世界上如此对待占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民族历史、贬低其民族英雄，甚至在“教学大纲”中公然说不得称之为“民族英雄”的国家，能找到几个？除非该国的统治者本身为外来的征服民族，其目的是为了抹去其统治下的人们的民族意识以利于其统治。

这样对自己的民族历史的解释、对自己的民族英雄的评价，是否不但达不到教学大纲中所提到“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阐述，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能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使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初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具有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的教学目的，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数千年来尊重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会不会因此消失，人们为了一时一事的要求会不会任意曲解历史？

这样的教学内容会不会削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民族意识，搅乱人们的是非观念？既然那些成功地侵略了中国、征服了中国的人们不再是奴役屠杀他民族的罪犯，而是为中华民族开拓了疆域，完成了统一大业，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辉煌贡献”的兄弟民族，那麽拼死抵抗他们的人们自然也就成了阻碍他们做这些贡献的跳梁小丑了。不但如此，说不定还成了不顾国家利益、不顾中华民族利益，不愿意与他们拥有同一家庭，置千百万人民的生命、福祉于脑後，热衷于闹分家，打内战的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呢。事实上，现在不就有人在丑化岳飞、文天祥、郑成功、郑经吗？而那些卖身投靠这些兄弟民族，引狼入室，残杀同族，为这些兄弟民族“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就了这些兄弟民族的“伟业”的奸臣汉奸们自然也就成了顺应历史潮流，实现民族团结，完成统一大业，为人民带来了和平的大英雄，大救星了。那麽将来有一天又遭到外敌入侵时，究竟还有谁愿意去学霍去病、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等人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献身呢？因为这些人都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的“内战人物”嘛。说不定真有不少人不但不去抵抗外敌入侵，反而以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施琅等人物为榜样去助外敌打同胞以完成“统一大业”呢。

“亡其国必先亡其史”，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历史人物，还要以这样的方式教育下一代，不但起不到培养健全的民族精神的作用，不但无法让左右国家未来与前途的下一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但无法让全体中国人树立起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是否还会起消除中国人身上仅有的民族气节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否会使中国人养成一种不分是非，不尊重历史的习性？是否会使中国人形成一种扭曲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不正常的人格？对此，深感忧虑。

再说，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理由，过分强调其他民族的历史作用（例如明明是公然分裂国土的行为，却歌颂为“抵抗汉人的民族压迫”“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过分贬低自己民族的历史作用，甚至连流传了千百年的，不但为汉族也为其他民族甚至其他国家的人们所崇敬的民族英雄都要贬低的话，会不会增强其他民族独自的民族意识？过度的少数民族意识会不会助长其民族的分裂意识？而这反弹过来，会不会引起汉人对这些民族意识大增的民族的反感？会不会因此破坏中国人之间的团结？歌颂那些历史上明明是分裂祖国而独立的“少数民族的国家”（例如西夏与女真的“後金”），会不会削弱人们对大一统中华的意识，模糊人们对“什麽是分裂、什麽是统一”的正确认识？既然建立诸如西夏、“後金”的行为不但不是分裂国家，反而是对中华民族做了贡献，既然这些“王朝”还在“历史教材”中能与当时的中原王朝平起平坐，也成了正统王朝，那麽今天或者将来会不会也有民族以此为由，即也要用建立他们的国家或者政权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贡献”？这些问题及其後果，难道真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历史上的种种教训，难道真没有人认真总结吸取过？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国外的历史经验也应该重视，也值得去研究！

2001-4-24-23:13初稿，2002-7-3读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所编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後重修此文～～～～～～～～～～ 注：头山满（1855-1944年），为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右翼巨头，原为日本福冈藩士。曾因抗议警察镇压了以前原为首的不满士族们的反乱而被逮捕入狱。西乡隆盛反叛政府的西南战争被平息後不久出狱。他创建了政治团体也就是黑社会组织“玄阳社”，鼓吹“大亚洲主义”，推行强硬外交路线，是当年日本企图侵占中国、蒙古以及东南亚等国的黑幕之一。

他曾接近过孙文、蒋介石、汪精卫以及菲律宾的独立运动领导人。并和宫崎滔天、犬养毅、山田良政等人援助过孙文。头山满还为因反袁世凯失败而到日本避难的孙文提供了秘密住所，并保护过孙文的安全（日本政府对孙文怀有戒意，至今日本外务省还保存着当年监视孙文的记录，也有袁世凯等人派到日本暗杀孙文的刺客）。

孙文与头山满等人曾保持过良好关系。宋庆龄接受孙文邀请她赴日本与他共同生活而到达东京後就住在头山满家里。对此，研究孙文的学者，神户大学教授中村哲夫曾说过：“头山是孙文真心信赖的为数很少的日本人之一。孙文喜欢守信用的人”。另外，孙文在病逝前的最後一次访日时，曾表示希望会见能代表日本的人，也就是头山满。此外，蒋介石与头山满也有过较深的交往。蒋介石1927年下野後的赴日之行依靠的就是头山满，而且就住在头山满家的隔壁。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都曾反对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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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915年10月25日 孙中山、宋庆龄结婚，签订婚姻誓约书》一文：

孙中山、宋庆龄等的合影 　　１９１３年，孙中山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企图派人暗杀他。孙中山被迫于这年８月初逃亡日本。他在日本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组织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讨袁的“三次革命”。这时，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正在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宋庆龄刚从美国梅肯苇斯莱茵学院毕业，也来过东京看望父母亲。在这一期间的日常接触中，宋庆龄很仰慕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１９１５年３月，孙中山将分居多年的卢氏夫人从澳门接到东京，经过协议，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孙中山写信给宋庆龄，问她是否愿意来日本和他共同生活，并参加革命工作，宋庆龄欣然同意。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宋庆龄到达东京，住在日本朋友头山满先生夫妇家。第二天（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婚礼。他们委托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誓约书一式三份，分别由孙中山、宋庆龄和律师和田瑞各保存一份。

　　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在１９６２年从私人手中征集到这份誓约书的。在进行鉴定时，有关同志提出了三个疑问：第一，为什么誓约书上写的日期是“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６日”，而不是２５日？第二，为什么宋庆龄的签名用的是“琳”，而不是“龄”？第三，为什么宋庆龄没有用印？带着这三个疑问，中国历史博物馆于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１日将誓约书的照片寄给了宋庆龄，请她鉴定真伪，并解答上面三个疑问。

　　不久，宋庆龄通过她的秘书室作了答复，内容摘要如下：

　　"这份誓约书是真的，系孙中山和宋副主席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在日本东京结婚，由日本名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登记手续后所签法律上的誓约书。但因日本风俗以双日是好日，故接受律师的建议将２５日写为２６日。在抗日战争时，存于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孙中山先生和宋副主席的结婚誓约书二份，已为日本军阀掠去，可能这份就是其中的一份。”

　　这个答复证明了誓约书是真品，并回答了日期的问题。但是第二、三两个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决。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８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将这份誓约书原件，送宋庆龄题字。宋副委员长见到了誓约书原件十分高兴，欣然在卷尾余纸上题了“此系真品”四个字，并签名盖章。

　　宋副委员长秘书室将上述原件退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还附函作了如下说明：“誓约书上的日期为１０月２６日是照日本老规，以双日为好而写的，结婚日期实为１０月２５日。宋副委员长在婚姻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字容易写。当时从美国去日本，因而没有图章可盖。”这一次圆满地解答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提出的三个疑问。

　　附：誓约书（译文）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　文（章） 　　同　上　　宋庆琳 　　见证人　　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