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災害史上，最慘痛的災害記憶，便是著名的“三年大饑荒”。

　　官方的《災情報告》中說，1959年，我國出現了“嚴重自然災害”，全國“受災範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為了還原當年的氣候和災害狀態，專家和學者們從1959年至1961年的自然災害資料和氣象學中分析。

　　研究發現：從1959年至1961年出現的主要自然災情是旱災，基本上屬於局部性災害，旱災不具全國性後果。

　　《中國人口年鑑》提供的數據顯示，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淨減人口達621萬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間總人口淨減439萬人（三年，下同）；河南省總人口淨減238萬人；山東省總人口淨減234萬人；湖南省總人口淨減183萬人；廣西自治區總人口淨減約100萬人，等等。

　　從這些單純的數字裡可以看出，四川是災難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數字最高。

　　數字之外，當年到底是怎樣一種飢餓的光景呢？

　　四川梓潼縣的羅明泉說：“大人挨餓比孩子嚴重，我們大隊餓死的大多是中壯年。那時候搞‘三面紅旗’，大人們都上山鏟山頭去了，莊稼廣種薄收，沒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種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裡得病的得病，莊稼熟了也沒有人收。……我知道我們全隊中壯年死了大約有一半，有幾百人，死的人里搬遷戶最多，他們是從三台遷過來，餓的時候想逃回去。但那時候不許遷徙，半路上被抓回來，毒打後不讓他們吃飽，還得去幹活，他們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飽，這樣弄死的人最多。”

　　翻閱史料得知，羅明泉提到的“外逃”，實際上是指“盲流”。三年大饑荒中，各地出現大批逃荒的人群，全國各省都大力抓捕“盲流”。這些“盲流”———除少數人流落到東北、內蒙、新疆等地，成為苦力而被幸運准許“不予遣返”外，其餘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於城市、林區、礦區的農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

　　三年大饑荒，安徽省的死亡總人數僅次於四川。

　　安徽鳳陽是該省的死亡大縣，也正是這個縣，曾在1958年9月大放“衛星”，太陽升社主任張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與定遠縣八一社計劃畝產130萬斤（煙葉田）的衛星田比高低。

　　地處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沒有具體的數字。

　　1960年，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向總書記鄧小平要求派年僅四十三歲的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任第二書記兼省長。“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走到黃河兩岸，地里看不到人跡，村里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肅殺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1985年2月12日《人民日報》）

　　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龍江望奎縣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春以後幾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飢。

　　三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因為極左路線的干擾，困難時期，我們沒有做過全國範圍的人口普查，正如新華社高級記者、原《農民日報》總編輯張廣友先生所說，當時連“餓死人”這樣的說法都不讓提，怎麼可能去統計死亡數字呢……於是，後來的學者專家們，均是根據1953、1964、1982年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加上其他參考數據進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顯示，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萬。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多萬”。

　　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與李南先生推算認為：三年大饑荒，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為1700萬。而199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煜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其他學者專家則將死亡數字推算在二三千萬之間。

　　2005年9月，民政部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三年自然災害”的數字“我們不掌握”，由此看來，中國三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問題，恐怕要交給歷史學家們了。（據11月18日《文匯讀書周報》摘自《看天下》王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