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灾害史上，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便是著名的“三年大饥荒”。

　　官方的《灾情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为了还原当年的气候和灾害状态，专家和学者们从1959年至1961年的自然灾害资料和气象学中分析。

　　研究发现：从1959年至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

　　《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万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

　　从这些单纯的数字里可以看出，四川是灾难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最高。

　　数字之外，当年到底是怎样一种饥饿的光景呢？

　　四川梓潼县的罗明泉说：“大人挨饿比孩子严重，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中壮年。那时候搞‘三面红旗’，大人们都上山铲山头去了，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有人收。……我知道我们全队中壮年死了大约有一半，有几百人，死的人里搬迁户最多，他们是从三台迁过来，饿的时候想逃回去。但那时候不许迁徙，半路上被抓回来，毒打后不让他们吃饱，还得去干活，他们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饱，这样弄死的人最多。”

　　翻阅史料得知，罗明泉提到的“外逃”，实际上是指“盲流”。三年大饥荒中，各地出现大批逃荒的人群，全国各省都大力抓捕“盲流”。这些“盲流”———除少数人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苦力而被幸运准许“不予遣返”外，其余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于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

　　三年大饥荒，安徽省的死亡总人数仅次于四川。

　　安徽凤阳是该省的死亡大县，也正是这个县，曾在1958年9月大放“卫星”，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烟叶田）的卫星田比高低。

　　地处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没有具体的数字。

　　1960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四十三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杀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1985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与李南先生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而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其他学者专家则将死亡数字推算在二三千万之间。

　　2005年9月，民政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由此看来，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问题，恐怕要交给历史学家们了。（据11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摘自《看天下》王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