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而言，2008 年的3月到5月可謂多事之秋：先有3月的西藏騷亂，後有奧運聖火傳遞中的世界性對抗，直至目前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在處理這一系列紛亂事件中，當局在決策過程中既有不俗表現同時又產生種種紊亂行為，實在令人嘆為觀之。

　　筆者曾經撰文譴責過西藏騷亂中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也分析過當局在處理騷亂中的一系列失誤、偏激的想法、說法與做法。

　　西藏當然存在着諸多民族與民族文化衝突的問題，如果諱認問題存在，中央政府與“達賴集團”的多年會談也就成為了多餘。在高層會談中，切忌底層群眾的攪局，因為眾口紛紜根本就不是談判的出路，甚至會將原有的會談基礎付諸一炬。由於“達賴集團”與現今的中國當局在實力上完全不對稱、各自目標差異太過巨大，這就決定了談判勢必曠日持久、每個階段都進展甚微。

　　“達賴集團”的優勢是，幾乎整個國際社會明里暗中都支持它（甚至包括許多口頭上聲稱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國家也是如此），他們也許獲得一般藏民的內心認同；他們的劣勢是在國內沒有立足之地、對西藏地區一切自然資源沒有支配權、對藏族社會沒有行政權、對西藏民眾沒有直接控制的的機會，而且最致命的是，即便得到所有藏人內心擁護，600萬與13億相比，數量上簡直不值一提。反之，“達賴集團”的劣勢則是中國當局的巨大優勢；但是，因為中國的全面發展正朝着全球化方向發展，中國與國際社會的相互依賴度越來越大，受西藏、人權等問題的牽制，中國推行其國際戰略往往相當被動，而且因為“代表”600萬的怨憤也一直不對聲言“代表”13億的一方而是對全世界去訴說，弄得“代表”13億的非常沒有臉面。

　　這就決定了中國當局存在着與“達賴集團”還有談的必要，但也決定了這種談判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照顧中國當局自己在國際上的面子，絕非意味着中國當局打算滿足“達賴集團”任何一項涉及“真正自治”的實質要求。

　　應該指出的是，中國當局同“達賴集團”的談判同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會談有幾個明顯的不同之處：

　　1、海峽兩岸本屬同一民族，沒有文化根源上的衝突，只是同室操戈、爭權奪利、是政黨政見之爭；而目前的藏漢矛盾本質上是民族與文化認同上的矛盾，不可調和處顯然遠多於海峽兩岸。

　　2、台灣地區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個單獨的治理實體，從台灣的自然資源到各種社會、政治、軍事等方面的資源始終為台灣當局所支配，大陸方面一直沒有機會染指過；而“達賴集團”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已喪失了對西藏地區一切資源的支配權力，目前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不過是對藏人在精神方面的遙控。所以，在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的中國當局眼中，“達賴集團”的地位與台灣當局的地位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當局連對國民黨在野期間的尊重上的一點零頭都不曾給予“達賴集團”。無論達賴本人如何聲言認同一個中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當局就是一口咬定他“搞藏獨、分裂國家”；不光如此，中國的各級官員還對達賴這位唯一獲得過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在人格形象上極盡羞辱之能事。

　　以上對立性質的不同與各自實力上的懸殊巨大，就決定了“達賴集團”與中國當局的談判勢必是漫長而艱巨的。期間雙方中的任何一方沉不住氣、精神失控，隨時有可能發生世界範圍的衝突。

　　何況中國這個國家有個特質，就是宏觀層面上凡與國內民生民權無關的事情上，製造與操縱民意玩得比世界任何國家來得純熟：只要主要媒體集中播發某一傾向的觀點、根據需要封鎖或放大某些“事實”，或者外交部某個頭腦發熱的人隨便作個什麼????發言，就會有批鬧哄哄的“愚民”去隨意熱愛或仇視上哪個國家或某個政治人物，並就此在國內鬧出一場場風波。這就是製造與利用的所謂“民意”，也就是當局經常提起的那個非常容易“受傷害”的“中國人民的感情”。

　　關於西藏騷亂的問題其實很容易處理：涉及暴力犯罪的，堅決懲辦，這裡只有法律因素根本不必考慮政治原因；如果是和平表達的，當局也不必如臨大敵、惶惶不可終日，因為你跟他們的大頭目還在談，何必與那些小嘍嘍過不去？如果你將談判中所涉及的所有問題早都用武力解決掉了，還去談個鬼？

　　儘管當局對西藏社會投入巨大，控制方法也無所不用其極，但藏人與當局的對峙狀態從來沒消減過。其原因就在於，一個民族的行為規範不能由一個異族去規定，只靠規定解決不了社會和諧的問題；構建和諧社會需要有個社會成員都認同的社會契約，而協議之形成又需要當事人之間有談判的誠意與願意妥協的心理。如果都抱着戰勝對方的心態，那還有什麼可談的？那倒不如打一場、弄個你死我活，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可雙方未見得都有這個勇氣或思想準備。在全球化潮流下的國內紛爭，對於強大的一方而言，勝者未必能稱王；而對於弱小的一方來說，敗者亦未必就入寇。

　　老子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鄧小平先生曾經交代過十六字的真訣，第一句四個字就是“韜光養晦”，意思其實也差不多。

　　“3．14”騷亂後，達賴在全世界祈求和平，表示對出現的暴力“痛心”、反覆呼籲中國當局與他們和談等等；可是已經嚴懲了暴徒的中國當局，卻不見好就收，動用了所有宣傳機器對“達賴集團”進行窮追猛打，甚至說出了達賴是“披着袈裟的豺狼”，與“達賴集團”之間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等等；不僅如此，外交部的所謂發言人還用國家講壇與“西方媒體”進行着唇槍舌戰，今天“駁斥”張三、明天“正告”李四，一副不依不饒、逞勇好鬥的文革大批判架勢。

　　國際輿論有它自己的評判標準。這場弱者與強者本來就不對稱的博弈中，弱勢一方的“達賴集團”卻屢屢得分。這表明雙方的政治智慧與公關能力根本不在同一水準上，那些被調動起來，對整個藏族進行聲討的“民意”，更是將整個國家的形象破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從國際主流社會無一譴責“達賴集團”、卻一再規誡中國當局與“達賴集團”坐下來會談上看，中國官方宣傳機器的一切努力完全起到了相反效果，手法着實拙劣。

　　儘管“3．14”騷亂明擺着是聲東擊西，意在奧運，真正的目標就是衝着奧運聖火的傳遞路線。可是，中國當局太渴望藉助奧運聖火傳遞去擴大自己的聲望、也太低估了海外藏人與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能量，依照既有方針，傳遞策略一成不變。於是，百年來歷屆奧運從來沒有的怪事誕生了：一邊是主辦國在異國他鄉的武力押送、一邊是反對者的“和平抗議”，反正你聖火傳遞到哪裡，就把“達賴集團”的影響帶到哪裡，人家就是利用你太把奧運當回事的心態，借力打力，事半功倍。象美國洛山磯奧運會那樣乾脆把舉辦權轉移給私人又哪裡損害它的國家形象了？尤伯羅斯即便將奧運聖火傳遞到火星，又有誰會跟他過不去？

　　如果以正常心態考慮問題，中國這個國家的發展歷程本來就很坎坷，民主憲政的發育還很不充分，民族問題多多、兩岸割據多年；同時，因為近年發展比較迅猛，是一個在世界上很受關注且存在較多爭議的國家；由中國舉辦奧運有若干國家或組織發出某些雜音，那畢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關於奧運，作為主辦國只負責聖火的傳遞；至於護送原則上應該是所在國治安當局的事情。如果奧運聖火在傳遞過程中出現任何狀況，責任完全在所在國；退一步說，即便在傳遞過程中出現某些閃失，對一屆奧運的舉辦也產生不了多少實質影響。哪有必要組織那麼龐大的武力護送隊伍去國外與肇事者沿途一直對抗，這麼做，所在國警方可以脫了干係，且正中對方下懷，把對方的聲勢越弄越大，這與曹孟德草船送箭有何兩樣？

　　博弈的辯證法就是這樣，越想表現自己強大則越容易捉襟見肘；越表現悲情則越容易得到意外收穫。寫到這裡，不禁要問一下，現時中國的各級官員還知道“韜光養晦”這四個字嗎？

　　如果事情就此為止，對奧運的影響還是微不足道，接下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居然也發生了：由於在國外傳遞奧運聖火遇到了一系列阻難，在中國國內居然集中爆發在抵製法國企業“家樂福”上：短短幾天內，北京、合肥、武漢等地出現了大規模群體衝擊“家樂福”的浪潮，數量不菲的中國暴民不僅動用大量機動車輛圍堵那些商場，甚至出現了類似拉薩“3．14”騷亂中的打砸搶。人們很難想象在一個公民為自己切身利益維權而舉行再小規模的聚集都會遭到當局迅速取締的國度里，那些大規模的非法暴行居然可以如此大範圍地展開，而且沒有受到任何彈壓。這就不僅將奧運政治化而且是暴力化了！人們看到的是，奧運在中國，不但被政治化，而且更是民族主義化。一切宣傳策劃為這種不智行為統統一筆勾銷。

　　更為可笑的是，為了宣傳中國人愛中國的奧運，媒體人員被關照每個人在其網絡名號前面加掛中國紅心，還不倫不類地鑲上china這5個字母，可謂“舉國紅燈照、全民納忠心”，文革中人人得背上毛澤東語錄“紅寶書”套袋的那一幕剎那重現。奧運，本來是件多麼好的事情，可中國有人就是有本事將它弄到令人作嘔的地步。

　　好不容易捱到奧運聖火回到了國內，直到艱難地將它送上珠穆朗瑪峰頂，總算關起門來稱了一回大王，自我陶醉了那麼幾天，沒想到還是樂極生悲，汶川大地震爆發，所有人不得不從癲狂中回到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中。反倒是那些在“3．14”騷亂中的骨幹分子在為地震遇難者做起了超度他們的法事，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面對巨大災難，溫家寶總理以個人冒着巨大風險在第一時間親臨災區中心指揮、搶救人民生命的出色表現，胡錦濤主席在地動山搖的餘震中走到了災區的人民中間，與災區人民一起抗震救災，是他們以個人的人格魅力為中國及中國政府在全世界掙得了一份體面，奪回了幾多同情與尊重；全中國一切原本在沉默中的善良人民用自己對受難同胞鋪天蓋地的愛心將中國人被一小撮狂熱分子長期遮蔽的善良本性昭示於世界，全世界因此又知道中國是值得敬重的。值得一提的是，之前胡錦濤先生的日本暖春之旅，高屋建瓴地做出戰略性決策，得以建立中日長期“戰略互惠關係”，這對中國人民是功德無量的大事情。

　　最後，筆者認為很有必要也“正告”一下那些打着“愛國”旗號從國內鬥到全世界的狂熱分子，拜託你們，請不要再“代表中國人民”及“中國人民的感情”了。人類美好的思想情操不是你們這樣醜陋地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