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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卖国”异同论
送交者: 吴逸夫 2002年08月26日16:16:40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一.“卖国”种种

  有两种“卖”:卖自己的东西和“买空卖空”那样卖别人东西的卖。所以“卖国”也有两种。

  慈禧太后握有国家主权,“朕即国家”,她的卖国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啦。被她视为家奴的大清百姓,特别是汉族百姓,有资格卖国吗?!

  买空卖空的“卖国”可以当年中共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例,中共六大宣言声称保卫苏区的战争就是“保卫伟大苏联的前哨战”,于是被国民政府指为“赤裸裸之卖国纲领”。其实这也主要是策略的考虑么。那时候反正国家主权、所有权不在自己手里,卖国也是卖别人的国,慷他人之慨。何况造反已经是杀头罪,在加上一个卖国罪不还是那么一会事,不卖白不卖,卖得再便宜也是合算的。后来造反成功,自己作了皇帝,就舍不得卖国了,终于和苏维埃北洋主子闹反了脸。孙中山曾经也有出让部份主权谋求美国财团和日本政客支持的动议,不过没有实现而已。

  近代中国历史上搞改革的人总或多或少被人指责为“卖国”、“挟洋以自重”和“洋奴哲学”。其实,借洋人之力推翻旧统治,也是一种“团结多数”“远交近攻”的策略嘛。洋奴的“挟洋以自重”,往往主要也是因为旧主子畏惧洋大人的缘故。吴弘达先生的美国公民身份被一部分人指责为没有骨气的表现。但我们也要理解他那不得已的苦衷。考其根源,还是先有政府当局对外人“罪免三等、刑减十年”的软弱表现,才有子民“挟洋以自重”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策。孙中山当年也一有危险就遁往外国、外国使馆避风头。大清政府当初可没有吝啬给他“叛国”的帽子。

  其实,“国家”一词本身也不简单,至少有两个意义:血缘、文化的国家和作为一个政治机器的国家。这样,两两相乘,当有四种“卖国”。除了“何所卖”之外,还有“何以卖”的问题,卖价如何?卖得的钱如何处理?是归公呢还是以子女的名义存进外国银行?可见“卖国”的定义牵涉到太多的因素。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将中国的东西出卖给外国人,已经成了一种最有爱国意义的壮举。“卖国”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涵盖“爱国”。卖国!卖国!此两字内涵何其丰富!

   二.“爱国”种种

  说到“爱国”,同样首先要看看所爱的国家是否属于自己。

  就人之常情来说,真正爱国的应该是国家的主人。历史上恐怕没有真正愿意卖国的统治者。因为国家本来就是他们的,迎进洋主子,损失最惨痛的当然是他们自己。作主子的人,总是不喜欢有洋太上皇到自己头上拉屎拉尿的。对家奴来说,不过是换一个主子,从地上滚到坑里,相差无几的。后唐石敬塘甘作儿皇帝,但他所作的事情,唐高祖李渊也做过,差别仅在后者有一个李世民那样的好儿子而已。

  因此,对于统治者、野心家、政治家来说,爱国不爱国并不是一个很明确、很有意义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上,特别要避免“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庸俗史学观。

  对于没有政治权力的老百姓来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工人阶级无祖国”。老百姓在没有成为国家主人之前,叫“爱国”是否太奢侈?!这个问题上,还是马克思比较深刻,他是强调阶级斗争而贬低民族矛盾的意义的。

  但是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绝对化,用它完全取代了民族斗争,这也未免片面。应该说,阶级斗争和民族(种族)斗争都是存在的。但是当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事者总是优先考虑阶级利益和权力斗争的需要。所谓“爱国主义”,往往是争权斗争的武器而已。说到底,对于政客而言,根本问题就是一个政权问题,为了夺权,爱国方便就大喊爱国,卖国方便就暗中卖国,大抵如此。

   大陆民运人士尹进,他当初是热爱、向往他心目中的在台湾的“自由祖国”的。谁知逃亡到台之后,“自由祖国”非但不认这个儿子,其军政人员还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毒打至残!古人将“子欲孝而亲不在”视为人生大痛苦,这又何以比得当代中国人“子欲孝而亲不认”,失去爱国权利的大悲剧!!要说“台独”,台湾当局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才是真正的“台独”行径。这是只做不说的行动中的“台独”:将自己的人民视为外国人而不收留,其实是连外国人还不如,避之惟恐不及。而大陆政府对于台湾当局的这种十足台独的政策,竟然十分领情,可见他们心目中,政权利益是高于爱国主义的。

              三.“爱国主义”为利器

  但奴隶主和家奴不过只是两个极端而已。事实上许多人是介于两者之间,即所谓自由民或中产阶级。对于这些人,如何运用爱国主义的标准去评价,问题比较复杂。

  例如主、仆这样的雇用关系,主子、帮闲之间的准雇用关系。仆人、帮闲、帮凶虽然不是主人,但毕竟还不是奴隶,还有基本的人权。此外还有主、客关系。中国的小民自古以来一直很可怜,每逢“爱国”如同爱美人的英雄好汉们为争国家宝器大打出手的时候,就哀号“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进入近代以来,则是“宁为异邦客,不为家乡奴”,出路多了一条,总算也是进步。清末以来,失意政客、兵败军阀总往往流洋作寓公,其思想根源,除了安全考虑之外,还往往是因为作惯了主人,看着新主人就不顺眼,不如眼不见为净,远走他乡做客去也,尽管在海外也不过是寄人篱下的客人。现代中国人的“做客”心理,实在很值得研究,原因复杂。简单地逃亡、滞留海外的人称为洋奴,恐怕是不妥的。

  但身为海外游客,非主非奴,无论自称“爱国”、骂人“卖国”,都有些离题。如果骂人卖国者自己把从洋鬼子那里赚来的钱捐献给祖国,那这顶“爱国”桂冠才是货真价实的。

  “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国人历史观中的一个主题。但历史也同时告诉我们,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当着有人高唱“爱国主义”的时候,被杀伤的往往并不是洋人,而主要是本国同胞。例如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泼在彭德怀头上的最有杀伤力的一盆污水就是指称彭同苏共有勾结,此后在爱国主义激情下收紧腰带不吃外国救济粮的三年中,饿死的也是三千万贫下中农阶级兄弟,伟大领袖不过是少吃一点肥肉而已。“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的第一道声讨令也是以“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名义。

  乃知“爱国主义”为利器!圣人不得已才用之,野心家善为己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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