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业”被改放怠慢的角落》

九哥

2001年4月我写了一篇随笔《乐在中国》（收在我的系列文《伪劣中国人》里面）。贴到两个网上探了探，结果遭国人高度评骂。轻的还只是建议九哥把文章贴到“成人读物”去。更多的是奖九哥一顶帽子“教唆犯”。打那以后，以为对“性业”的话题只好“shut-up”算了。

不料、近日得知祖国最近颁布的新婚姻法对传统意识做出了很大的突破。那么接下来是否该轮到关心“性业的存在”和“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对“性业人员”的人权与对“性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还有、这阵我在网上看到不少有关祖国“鸡市场”的贴子，尤其是今天读了三篇详细介绍国内新崛起的“红灯区”的记实（报告长达数万字，记者笔名“热点”。全文贴在“日本九歌国际网”的“大人鸟岛”上），又重新觉得有把《乐在中国》贴出来让大家探讨探讨的必要。

（摘贴如下）

那年从香港转澳门回大陆，经珠海去广州。

到了珠海，公家班车已经没有了。我只好将就了私人中巴。那巴士看上去很老资格，座椅的垫子已被千万个屁股染得认不出原色。我正踌躇要不要换条裤子，迎面来了几个强盗似的卖报人。一来是恐怖，二来正好可以用来垫屁股。花了五个港币，买下了那一箭双雕的好事。

在报上，我偶然看到一条这样的消息：《野鸡成群，记广东某某县打击卖淫嫖娼高成效》 报上说：“广东某某县根据地区银行提供的消息，外地“鸡”（妓女）每年从银行向内地汇出的钱高达多少个亿。而县里没有收到一分钱税。（至少帐上没有）这种肥水外流的现象实在令人心痛，另外、也说明该县卖淫嫖娼活动猖獗到了何等的境地。县政府，县公安局积极采取行动、、、、、、”

到了广州，我把这篇报道夹在一本杂志里，放在饭店。也不知是为什么，不翼而飞了。不是我多么留恋那份报纸，只是没有了它就使得我这篇文章显得毫无根据。

提到“乐”，就离不开色情。虽然和朋友们聚餐，带孩子吃冰棒也是一种乐，但成人的“乐”就多半是指“性”。好玩的是，作为世界上性交最最勤劳的中华民族，却又最最忌讳“性”字。所谓中国人“谈性变色”。当然，外国人可能理解为：“中国人谈起“性”就变得“色”靡靡的。”

当然，外国人的这种误会，是有民族文化为依据的。比如美国、日本、德国等都把“性”作为一种“产业”，而这种“性产业”又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味精和润滑剂。泰国等还把“色情”变成十分人气的旅游特色。荷兰等一些国家更是把“性买卖合法化”当成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和国家民主开放的骄傲。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吃、喝、玩，都宽松到了很大的程度。也因此，政府对吃、喝、玩、方面的伪劣现象极为重视。惟独对“乐”方面的伪劣现象，毫无表情。

“中国人不需要性吗？”这是个人人都可以问问自己的问题。我只听说：在泰国，浩浩荡荡的百万国际旅游大军中，只有中国的男女老弱是打着红旗排着队，团体去“色情”场所的。（据谣言，还有同女人“乐”了后开发票报销的。）还有人胡说：中国的执法人员，一接到“抓鸡”的命令，就会猫弹狗跳，满身汗毛都立起来。（当然也包括平时被毛遮掩的部分）其实，看看各个城市小巷里张贴的江湖性医广告，查查中国的性病的发病率；算了，还是看看中国出产的十几亿人口，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对“性交”是何等地勤勤恳恳、津津乐道。

“中国对‘性’的严管限制，也许是与计划生育有关。”有位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这样分析。

还有位搞文学的说：“中国‘禁色情’，可能是因为一些国家干部染上性病后，知道不好受，便出于对国民的爱戴，不让大家也受自己正受着的苦，才‘禁’的。”

领导同志真有爱心！

总之，中华民族至少在喜欢“性”的方面，一点也不落后于任何其他民族。

看来，喜欢“性”就是人的禀性。说也是，上帝为男人造了那么根孙悟空棒棒似的、能大能小、时长时短、可软可硬的玩意儿干什么呢？难道真的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那么个单调枯燥的使命？

有不玩女人的男人吗？

有，除了你爸爸、你老公、你儿子、你弟兄以外，就是同性恋、（如今管叫“同志”，真不象话）和太监后遗症。除此以外还有我在日本的老乡六哥。

当然六哥很正常，“也许比一般正常还厉害一点的正常。” 他继续吹牛说：“我不是绝对不玩女人。只是到了中国，就尽量不玩国产女人。首席理由，当然是六哥遵守国家法律，是个‘爱国华人’。但主要还是听说国产小姐服务伪劣，不够卫生。想一想要是你掏了钱，还像吃了人家的豆腐，看着那张拉长的马脸，闻到连续辛苦了几天的长丝袜里飘出的那股奇妙浑浊的气味，再看到那和私毛搅合在一起黏糊湖的器具；万一你弟弟躲在龟壳里不肯出阵，那该有多亏多扫兴。岂不成了花钱买一誉称‘性无能’”。

记得另一位熟人告诉我：曾在上海糊里糊涂被拉皮条的带到一家餐馆的二楼，在用家具隔开的小空间里，他的大玩意被一看不清脸的小姐像面粉一样胡乱地揉了一阵，就接到一张1000人民币的帐单。“这么伪劣，鬼才肯付那个钱。要按国际标准，1000人民币在泰国可以打1到3个洞；在荷兰，也可以玩上2到4次；在日本，虽不够入洞，但也可以请3到5个小姐把你撒尿的零件当牙刷，最后还要刷得小姐满嘴牙膏泡泡。”那人说话是有点恶心，但如果你去调查，说不定是真的。

让我们回到那张报纸，文章最后警告人们：“我国的色情力量，已从黑色地下游击队，成长为地上黄色娘子军，她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正把黄旗插遍全国的所有城市。”

如果事实真的像报道里描写的那样波澜壮阔，那中国的色情力量足以与日本的抗衡，除开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首先，色情店在日本要够卫生条件才能挂牌营业，当然还要交税。一切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而中国大多是个体经营，自然不知道“税”是什么东西，更没有“卫生、条件、检查身体”这些麻烦事。就是有点组织纪律也很保密。可见，中国的性服务员要比日本的自由得多。所以说，外国人批评中国不讲民主，至少在这一点上不够全面。

此外是买国产鸡可以讨价还价付假钞；而日本狗儿（girl）是货真价实不还价的。吃国产鸡可以胡弄乱操，下嘴辛苦完后上嘴还可以骂服务员是“下贱东西”、“破鞋”。而对日本狗儿必须很尊重，（至少表面）对商品只能很有礼貌地乱抓、很讲斯文地乱吸、非常高雅地乱捅。国产鸡（当然不是全部）摊开来会像一堆夏天忘放进冰箱的肉，毫无表情地：“你来吧。”弄不好搞得你全身僵硬局部软缩；而日本货相反，准包你局部挺硬全身软酥。

人类对“合同性行为”的需求使“性业”充满着生机。而“性业”在中国的非合法性又使得它只能存在于社会的夹缝里。这种“夹缝里的存在”本身就是歪曲的。被歪曲了的“性服务”当然也只可能是伪劣的。如果把这种人类共通，令人神往之服务的品质，也订上个国际标准，那么中国要出线，还得有好一阵。

最后插一段小故事：那年我和一位记者朋友去了某市公安局。一排简易房子（据说是根据需要特别粗粗急盖的）里面养满了“鸡”。一只小鸡很勾引地吵着：“我要去茅房”。当班的小警察很立场坚定地：“吵什么，就拉在裤裆里，骚货。”那鸡小姐也不示弱：“你小????神气什么，你们（某）长都跟老娘睡过。你来老娘淹死里。”

等我的记者朋友办完事，走出公安局大门时，凑巧又碰上那位“要去茅房”的鸡小姐同我们抢的士。我的朋友好奇地问她怎么出来得这么快。鸡小姐不屑地：“男人吗，哼！”

中国的黄色娘子军越来越茁壮成长的现实，已经成为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如果禁了几十年，不、是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怎么禁也没禁住，反而越禁越多，越打击越厉害。那么“最讲实事求是”的中国政府，是不是也该勇敢地承认这个残酷而无可奈何的事实。与其让她处于自由的无政府状态，让黑帮们钻了空子，还不如加以疏导、管理。

据说一些专家和有关人士已经在讨论，国家是不是应该放弃这笔可观的税收；为了国民的健康，是不是应该对“正当的性服务”进行管理整顿。一旦这个问题有了突破，相信人们也会积极打击伪劣性服务。既然消费者出了钱，就有权利要求专业高质、卫生透彻的服务。而从业人员也可以抬起头要求一份做人的尊严和权利。

九哥于日本2002年1月2日第二稿

原文来自《伪劣中国人》第四回《乐在中国》（单篇贴出时用《禁色情大国》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