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一下自己一生从小到大的在吃的方面的回忆。

因为共和国的一些统计数据的收集各个网友们都是有本事的，因此我就不干这方面的事情了。本文尽量集中于自己的对事实的回忆。因为我是在文革中才上的小学，因此对于叁年饥荒的事情回忆得很少，但也还是有一些回忆。

在叁年饥荒的时期我们家就在江西省的南昌市居住，也就是我从叁岁到五岁期间。当时的印象是，街上要饭的很多，但都不是本地人，全部是北方口音，是从北方逃过来的人。但是要饭的在逐渐减少，直到1962年就非常少了。好象全城人都在搞农业，家家都养了鸡，这家家养鸡的习惯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后很久，大约也就是在十一届叁中全会左右，大一点的城市的养鸡被彻底禁止。

此外，家家都养猪而且种菜。当时的南昌市是这样的，马路的人行道是没有的，人行道其实都是一些菜地，城里的所有边边角角的地方都成了菜地，每户市民都有自己家的一块菜地，而且自己都养猪。

这些菜地各家种什么就随自己的愿了，有种玉米的，有种青菜的，萝卜的，红薯的。而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玉米跟红薯。因为对江西人来说，主食一直是大米。而任何人家吃饭，都是平时是一般的，而过了一段时间就要吃一些“好的”，或者说是打牙祭，或者是逢年过节，或者是周末。而玉米算是一种“好的”零食，因为每家通常也就在地边上种那么几颗，整个玉米煮来吃，是让小孩儿吃着玩的。

红薯也是一样，当时我们都认为红薯是好东西。家里的猪养到一百多斤，就绑到菜市场上去杀，那杀猪的是要报酬的，报酬就是他必须要其中的二斤上好的猪肉。杀了猪后全家人连续吃了两叁天猪肉，同时也送给各邻居，那个时候的邻里关系都很好。

此外全家人就忙着做咸肉，做香肠，否则那么多的猪肉没有办法保存。我们家当时就养了那么一次猪，好象后来就禁止城里人养猪了，菜也禁止种了，但是鸡还是一直允许养的。可是在南昌那个鬼地方是容易闹鸡瘟的，因此养鸡是这样养的，每年春天买十几只小鸡，是许多农民自己挑着担子进城来卖。

说到这里我要澄清一些青年作家可能在歪曲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社会一直是有市场经济的，个人的买卖是从来就没有杜绝过的，有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明令禁止的，但是那个所谓的禁止就象现在的禁止乱摆卖一样，是根本就不奏效的。还是说养鸡，买了十几只小鸡，养大之后，就开始闹鸡瘟，当然瘟死的鸡我们也还是吃了它。

最后的幸存者就再也不得病了，有了免疫力了，这样幸存下来的鸡非常少，而且公鸡无用，母鸡才会下蛋。象我们家历史上母鸡的最高纪录，也就是六只。母鸡基本上是一到两天下一只蛋。但是非常讨厌的是它到了一段时间就要企图抱窝，那么它就不下蛋了。因此一见到母鸡要抱窝就要折腾折腾它，侵犯它的抱窝权。

因此，当有六只母鸡的时候，平均每天自产的鸡蛋有约叁到四个左右。在62年以前市场上买不到菜，但是上级经常通过大约是居委会的组织定期弄一些东西来大家分，有时候是一坛子豆腐乳，每家分五块，有时候是腌辣椒，每家一小碗。可是62年以后情况就开始好了，吃得越来越好，猪肉鸡蛋还有鸡鱼都是经常的，在南昌我家还经常买螺蛳吃，后来在广东才知道广东将之称为炒田螺。

还有青蛙，江西当时的青蛙非常便宜，二角钱就可以买一大串。青蛙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你把它的头砍了，皮剥了，可是它的身体还能够蹦，一蹦一蹦的蹦很远，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老师说的大脑是指挥一切的，没有了脑袋为什么还会蹦呢？江西的蔬菜品种也非常丰富。直到后来文革中到处是枪声，可是吃的还是很好。还有就是吃甘蔗，一到甘蔗收获季节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甘蔗屑。

在1968年我家搬到了山东，吃的东西就突然变差了。我家在南方的时候粮票只有一种，每月多少斤，可是这粮票你爱买什么买什么，可以买大米，也可以买白面。可是山东就不同，粮票是分粗粮票和细粮票，各占百分之五十。细粮票可以买白面和大米，但是基本上只能买白面，如果大米来了要专门通知说每人分几斤大米。

而粗粮票可以买玉米面，红薯及红薯面，当然，在山东红薯叫做地瓜，而现在则有的地方称做白薯，这一点经常把我搞糊涂。还有小米及小米面。因为小时候有吃玉米的良好印象，因此一开时我听说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以前没有吃过这种东西，又想象玉米面一定和玉米是一样地好吃吧。

结果一吃就觉得受不了，非常难吃，在嘴里嚼很久都咽不下去。后来想了一个法子才能将玉米面窝窝头吃下去，那就是有两样东西辅助，一是非常咸的咸菜，北方的咸菜都是非常咸，玩命地放盐，而且吃咸菜都不是说切成丝端出来吃，而是左手拿着窝窝头，右手拿一块咸菜，啃咸菜吃窝窝头。

即啃一口咸菜，趁着嘴里被咸得受不了的时候，再嚼一块非常难咽的窝窝头。但即使这样玉米面的窝窝头还是非常难吃，因此另一种手段，就是稀饭，或者称作粥的东西就派上用场了，或者汤也可以，就是要用粥或者汤将嘴里咽不下去的玉米面窝窝头象抽水马桶冲大便那样冲到食道里去。在中学里同学们看到我吃饭的那份难受样子就觉得我这个人非常娇气。我也很奇怪农村的同学怎么能够不用咸菜也不用汤，只是一块窝窝头就能够很美地当作零食吃。

原来在江西的时候红薯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好吃的东西。因此到了山东一开始吃红薯还是很美的，可是吃上几天，见着就非常难受了。红薯面或者地瓜面的窝窝头咬头一两口也还是觉得非常好吃的，象一种米糕一样的感觉，可是吃久了，觉得比玉米面的窝窝头还难吃。可是，北方的粥在我的印象中一直不坏，就是用玉米面做的糊糊或者小米粥，直到现在印象也不坏，算是一种好吃的东西。玉米面的糊糊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喝完以后是可以不洗碗的，这是因为它的物理性质，你只要顺着碗边喝，让整碗的粥慢慢地流向你的嘴，则粥和碗是不粘的。

但是在山东也有一个特点，就是鸡不爱得鸡瘟，这样家里就可以养活许多只鸡，集市上的鸡也很便宜，比猪肉还便宜，这一点我们当时也很惊奇，因为在江西的印象中鸡总是比猪肉要高级的东西。此外，在江西和山东买猪肉都不能够挑，割给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而在江西人人都不喜欢肥肉，希望精肉（也就是瘦肉要多一些），可是在山东则是人人都喜欢肥肉，希望切给他的肉肥肉多一些。

因此，我们家在山东就尽量吃鸡而不吃猪肉。羊肉我也是第一次在山东吃到的，我对羊肉的印象不好，直到现在也印象不好。可是也有例外，那就是涮羊肉我是喜欢吃的。

山东一到夏天就有许多的瓜卖，一是西瓜大量上市，而且叁分钱一斤，非常便宜，因此街上就到处都是瓜皮。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瓜，比如有一种脆瓜，味道基本上是淡的，也是叁分钱一斤，也是大量地上市。当然还有各种面瓜甜瓜等等，但是不多。

大量的瓜都是由生产队的大车拉到城里在街边上卖的。城里到处都是生产队的这种卖瓜的大车。他们也讲价值规律。比如我就记得有一次一辆大车卖脆瓜，叁分钱一斤，结果许多人挤着来买，这卖的社员们一看就喊太挤了不卖了不卖了，于是人们就散去了。可是过一会他们又开始卖，这回是四分钱一斤了。后来我家又搬到河北，吃的和山东基本上一样。后来我就当兵去了海南岛。

在我乘火车奔向海南岛的时候，心里想又要开始顿顿吃大米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在北方的玉米面和地瓜面已经将我折腾得够了。可是到了海南岛吃上几天大米，就又怀念起北方的玉米面了。

那个时候军队里的大米饭是管够的，想吃多少自己盛。而菜则是分的。可是那个时候因为要准备打仗，毛泽东提出了广积粮的政策，因此国家就存储了大量的粮食。结果我们吃的都是十年以前出的陈大米。那种陈大米非常难吃，煮熟以后结成饭团，也是在嘴里嚼半天咽不下去的。

而且，部队里是一日叁餐大米干饭。这我以前还没有经历过，在我的印象上早上吃干饭是不象话的，早饭应当是稀饭或者馒头什么的。可是在海南岛就是一天叁顿大米干饭。结果北方的战士尤其受不了，他们一聊天就怀念窝窝头面条什么的。在军队里如果生了病会专门给你做病号饭，那病号饭其实就是面条。

我每次看到那些病号战士喝着面条就觉得非常馋，直恨自己为什么不病。当然，部队里每个月也会做一次面条让大家吃，但这时候炊事班的预算是按每个人一斤二两面条来下的，否则根本就不够吃。因为大家一遇到吃面条就使劲撑得眼珠都要爆出来了。吃肉包子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曾经创下一顿吃十二个大肉包子的纪录，每个肉包子都有一只手那么大。到了过节的时候包饺子，炊事班给每个人发八两面一斤馅，自己去包好了以后再拿到炊事班去煮。

当然，现在我决无可能吃得下八两面一斤馅的饺子。但是大部分时候吃得还是很差。这是因为海南岛那个鬼地方的蔬菜是盛产各种瓜，冬瓜南瓜黄瓜轮番上阵，连续一个月的瓜吃下来看着瓜就想吐。如果有一顿居然是青菜，那我一定是吃得很美的。虽然是这样，可是在海南岛当兵期间因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训练，体重和个头都急剧上升，平时也喜欢和战友们学武术，到了我退伍的时候，个头增了了二十公分，身体也非常强壮，精力非常旺盛。这精力旺盛对后来我的大学学习很有好处，就是学习的效率很高，连续看很长时间的书不累。

所以到现在我也认为毛泽东让青年中学结束以后先搞一两年体力劳动使身体强壮之后再学习是有道理的，比小学中学大学一直那么学下来的身体要强多了。而且人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工作久了就想学习，也愿意学习。而学习久了对学习厌烦就想工作，因此学习和工作交替进行为好。一个人如果工作了几年再进大学学习，学习精神一定比一直学下来的人要好。

我退伍后就到天津石油化纤厂工程指挥部当工人，那是一个进口项目，年产八万吨涤纶，可变成八亿米的确良，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农田不必种棉花而种粮食。当时我们大多数都穿棉布，的确良则是好东西，农村姑娘要嫁人，就要求对方能够提供的确良。当然，现在又倒过来了，纯棉的东西又成了高级的。

那个时候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叁十八斤，是足够吃的。也还是因为战争危险并没有过去，苏联还在我边境陈兵百万。美国那时候已经从越南逃走了。而天津的粮食则是百分之叁十的细粮，百分之七十的粗粮。

但是天津人很奇怪，将大米算作粗粮，因此那百分之七十的粗粮中有百分之叁十的大米。而且，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大米和大米是不同的，天津那儿的大米确实好吃，不用菜都能够吃下去一碗。也是因为那里的大米是新米。

可是，我被迫还是要吃一些玉米面窝窝头。但是总的说来，当了工人，吃的东西就比较随意，也就比在当兵的时候吃得好，蔬菜种类也丰富。虽然肉是定量供应的有肉票。但是在工厂的食堂里买肉菜是不要肉票的。

那些肉票我就都用来买各种香肠粉肠火腿肠了。当时我的工地附近正好有一个海河工程，因此看到大量的农民组成的民工团在挖河，当然，正挖的时候河里是没有水的，农民们都是用独轮车将土从河底拉上来，当时的工程是承包的，一立方米土一块五角线人民币，由施工员验收。

但是这一块五角钱人民币，民工团的县里扣百分之叁十，公社扣百分之叁十，因此民工分到手里的就是五角钱，民工对我抱怨说县里和公社里扣得太多了。那些挖河的人身体也非常强壮，可以说极强壮，许多都是大个子，他们在干活期间不吃粗粮，都是吃的白面馒头，但是，菜则不一定有，通常一个人一顿吃十个馒头，我通常看到的是每个人用两个筷子，一个筷子上穿上五个馒头，一会儿十个馒头就没了。

干体力活就是饭量大，当然，饭量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油水，缺少菜。后来上大学去了西安，那里就没有什么粗粮了，不必吃玉米面窝窝头，可以顿顿吃馒头，但是吃米饭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抢，好象那个时候人们都是没有排队的习惯的，买饭的时候也是强权政治，挤不上去就买不到好东西，去晚了就没有好菜。

粗粮则比例很少，因此都是做稀饭。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吃的就越来越好，直到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过节不过节之分了。不过呢，在深圳这儿打工的吃得还是很差，但这种差比起我在过去还是要好，但说到这里我又怀疑。

因为，也许并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另一些问题又冒出来了。我在公司吃过公司供应的盒饭，那也是非常难吃的，一块巨大的肥肉，加上一些菜，一些米饭，可是米饭的质量好象也很可疑，那肥肉的味道很怪，是不是死猪肉呢？有没有给这种猪肉服上哮喘药呢？那炒菜的油的味道也是怪怪的，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捞出来的油，吃完后嘴里留的油的味道总是觉得不那么得劲。

就是说，现在是吃东西不那么大放心，不知道吃的东西中会有什么猫儿腻，吃完以后浑身觉得不那么舒服。我现在喜欢吃麦当劳，也是因为麦当劳的东西质量比较稳定，我想一般不会担心死猪肉或者有毒大米什么的，单身的人是很怕得病的，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没有吃好闹肚子在家里躺了两天。

我现在也喜欢自己做饭，买的油都是包装的品牌油，而且我做菜都是极其大手大脚的，其浪费现象是惊人的，相信任何一个女人看到我那么一种做饭法都是无法忍受的。比如说我炸鱼，就把一瓶子油倒进锅里，把鱼炸好以后，就将这一锅子油倒进下水道了。当然啦，我现在是资产阶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