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中國政權都是壓迫民眾，不為老百姓作任何事情的獨裁政權。常 年受殘酷政治壓迫之苦的中國百姓，要想擺脫任人宰割的悲慘境遇，只有三條 道路可以選擇：

1、取得權力和地位；2、通過宗教和學問來逃避現實；3、獲取金錢和財富。

權力和地位的取得本身就非常不易，加之中國歷來是一個毫無法制的獨裁 社會，即使獲得了權力和地位也是相當危險的。中國有所謂“今日坐上客，明 日階下囚”的說法，“四人幫”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通過宗教和學問來逃避 現實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作到的。所以對於中國的一般老百姓來說，金 錢是他們擺脫任人宰割的悲慘境遇的唯一途徑。

為了累積金錢，中國的老百姓自古就養成的勤勞節儉的習慣，形成了中國 人特有的樸素功利主義和金錢崇拜世界觀。移居外國的中國華僑，又把這種勤 勞節儉、發家致富的習慣帶到了華僑社會。在香港、東南亞的華僑社會中，新 年的賀詞就是“恭喜發財”。在日本，即使是專門從事買賣的商人之間也沒有 “恭喜發財”的說法。這未免讓人感到中國人太注重金錢了。

中國人具有靈敏的金錢意識。在世界各地，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不管是什 麼膚色的人種居住區，即使不太懂當地語言，照樣有華僑經營的各種各樣的商 店。勤勞、節儉、忍耐是華僑們成功的關鍵。雖然華僑們擅長個體買賣，卻不 擅長於集團聯合經營。世界各地有許多華僑巨富如萬金油王胡文虎、橡膠大王 陳嘉庚、泰國金融大王陳氏一族、船舶保有王董浩雲、香港財閥李嘉成、船舶 王包玉剛、台灣企業家王永慶等，可是這些巨商的活動最終超不出個人經營的 範圍。

這些企業的成功是依賴老闆的才能，一旦失去老闆，企業便化為烏有。所 以中國的華僑企業根本無法與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現代化大企業相比。 現代化大企業的活動關鍵是要有巨大的組織能力、販賣能力和情報能力，所以 不管個人企業的買賣做得多成功，國際競爭力都是微弱的。

重視個人發揮而忽視集團組織經營，是中國華僑商法的特點。近來，日本 積極宣傳這種華僑商法並作為經營學上的一個參考例子。不過，華僑絕對不是 做買賣的天才，因為不擅長集團組織經營，在賺大錢方面，日本的大企業要高 明得多。但華僑商法的“勤儉刻苦”精神還是值得學習的。

中國人給外國人的印象往往是盡想着賺錢、愛錢如命，所以對中國人的評 價往往不高。但要知道中國人賺錢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庭。日本人有政府的保 護，美國人有人權的保護，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國老百姓，除錢之外沒有 別的可以保護自己和家庭的東西。所以中國人的愛錢如命亦是殘酷政治環境中 造就出來的智慧。

對於日本、歐美等國的國民來說，由於有國家政治的庇護，不必象中國人 那樣費盡心思地撥算盤賺錢。因此我們往往難於理解在政治上無依無靠的中國 人對金錢的心情，所以也希望不要輕易地嘲笑中國人愛錢如命的人生觀。

“尚文輕武”－－－中國人的價值觀

中國人向來有重文輕武的風尚，對“斯文人”即學者或文人懷有強烈的憧 憬。由於漢民族原本是農耕民族，對於農民來說，最重要的是有能勝任艱苦農 業勞動的健壯身體，有提高生產量的專門知識以及即使天災地變也不氣餒的忍 耐力。但卻缺少騎馬民族那樣勇猛果敢、戰勝一切敵人的精神和勇氣。

由於歷史上中國不斷地遭受異民族的侵略，幾乎每場戰爭都是由他民族或 他國挑釁的。數千年來苦於被侵略的中國人，本能地忌諱戰爭，視戰爭為罪惡。 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讚美戰爭的文學作品，可以說幾乎沒有。所以可以說中國 人是從本質上厭惡戰爭。

另外，中國從隋代開始創立了重用文人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使身份低 賤、出身貧窮的人也有機會通過考試成為官吏。與世襲制度相比，是非常進步、 光明正大的任用人材的做法。但科舉的考試科目太偏科，只考儒學和文學，所 以有很多對政治、經濟、軍事、科學等知識全然不懂的人也能合格作官，因而 造成中國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比歐洲落後很多。科舉制度使老百姓有機 會通過讀書來作官、飛黃騰達，而習武卻沒有什麼用。所以中國歷來有輕視職 業軍人的傳統，有“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的挖苦軍人的話。

中國人認為僅身體強壯有力不是有能力的表現，決定人能力的是頭腦和 心。雖然日本的制度很多是模仿中國的，但卻沒有採用科舉制度。且不說科舉 制度是好是壞，如果日本真採用了科舉制度的話，大概日本的歷史不會是今天 這個樣子吧。

“不戰而勝”－－中國式的戰法

日本男人一旦爭吵起來很快就動手打起來，但中國人爭吵時卻較少動手武 斗。中國人爭吵的方式是先動嘴，迫不得已時才動手。首先把對手的罪行、見 不得人之事訴諸於眾，博得周圍觀眾的同情，這是中國式爭吵的最常用手法。 性子急的日本人看來，與其強辯奪理，不如衝上去打對方一拳更痛快。可是在 中國，爭吵的雙方卻只是互相辱罵對方，並不輕易動手，這也就是中國所謂的 “罵街”。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爭吵方式的確有天壤之別，這大概也是日本人和 中國人的作戰方式有本質不同的原因所在。

中國人首先尋求“不戰而勝”的方法。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孫子兵法》說： 戰爭是手段而並非最終目的，而且戰爭是關繫到國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又 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不戰而勝才是最上策。因此中國人不僅對戰爭，對 於爭吵也同樣貫徹不戰而勝的思想，尋求使自己的損害最小、不需要成本的取 勝方法。因此中國人爭吵時，設法不動手而只動嘴讓對方屈服，既無體力消耗， 又沒有身體的傷害，這才是最上策。這就形成中國人動嘴不動手的“罵街”習 慣。

雖然中國人厭惡戰爭，但也不是說中國人遭到侵略時就立即投降。但中國 人一般不主動出擊，而是採用以逸待勞的戰術，堅持到敵人沒有了耐力時，才 給敵人毀滅性的一擊。中國人的戰法和功夫片中李小龍、成龍的打法相似，剛 開始不管怎麼被打、被踢，有時還半死不活，但也決不舉手投降，而是堅持對 方沒有了耐力時，才給對方致命的一擊。

持續八年的日中戰爭，雙方戰法的不同表現得清清楚楚。日本軍一開戰就 全力出擊，把北京、南京、武漢等大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占領了。日軍當局當時 認為：中國受到了如此毀滅性的打擊，無論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不能再堅持， 非投降不可。可是中國人卻有驚人的忍耐力，儘管國家瀕臨滅亡，家庭妻離子 散，死傷者眾多，但中國人仍堅持不投降。這樣堅持了八年有餘，挨到日本人 沒了耐力時，中國人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國人沒有日本武士、舊帝國軍人那種“玉碎”的風氣，認為打不贏就選 擇死的做法並不明智。到了打不贏時候，就設法避戰、撤退，萬不得已時就暫 時向敵軍投降，等待捲土重來的日子，這就是中國人的思考方法。中國人認為 撤退不過是一種戰略手段，並非是可恥的事情。這與在戰場上以衝鋒陷陣為 主，寧死不撤退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有天壤之別。日中戰爭開始時，中國政府當 局把大量城市的失陷向國內外解釋為“預定的撤退結果”，當時日本當局還嘲 笑中國的這種說法不過是嘴上不服輸，但八年戰爭的結果卻證實中國的說法是 正確的。

總之，中國人打仗不是象日本人那樣採用硬打死拼的戰術，而是採用“不 戰而勝”、“以逸待勞”這樣的以巧取勝的戰術，這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

“面子第一”－－中國人的名譽心

面子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東西。英文中並沒有“面子”一詞，有人把“面 子”翻譯成英文的“名譽”一詞，但並不確切。因為歐美人往往把“名譽”理 解為由於個人的傑出才能、偉大貢獻所贏得的榮譽。而中國人所謂的“面子” 與“名譽”是有極大不同的，下面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中國人的“面子”的概念。

比如A介紹B到C公司工作，C公司因B本身的才幹而採用了B，這本 來與介紹人A並沒有什麼關係，但中國人會說：“C公司是看A的面子採用 了B。反之如果C公司將B辭退，本來與介紹人A也沒有什麼關係，但中國 人會說：“C公司不給A面子”。所以中國人的面子概念外國人是比較難於 理解的。

中國人是一個對“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經常會為了維護“面子”而堅 持錯誤，也會不惜犧牲實際利益來換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來中國在外交方 面一直是搞“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國人派個使者到中國來“朝 拜”一下，滿足中國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國就可以“下賜”給外國人許多物質 上的利益。不過近來中國的外交有更加“務實”的傾向，比如中國政府讓自己 的“通緝犯”方勵之出國，就是舍面子而求實利的作法。

另外，中國人所提倡的“孝道”的最終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即為父母、 長輩爭面子。中國人認為晚輩如果指出長輩的錯誤就是不給長輩面子，是極大 的不孝。晚輩即使發現長輩犯了或正在犯錯誤，也要考慮到長輩的面子問題， 不能直接批評指出長輩的錯誤，頂多轉彎抹角的提一提。同樣下級對上級也要 出於面子的考慮，不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評。

在日本，政府部門和民間企業的領導人如果幹得不好，就要辭職下台，沒 有人考慮當事人的面子問題。在中國卻要挖空心思地考慮照顧當事人的面子， 設法讓當事人“體面”地下台。所以往往要給下台的領導人安排一個“有名無 實”的虛位來保住當事人的面子。中國人由於對面子的過分考慮，往往造成對 長輩和上級錯誤的過分寬容。

另外，在日本的政府部門、民間企業，如果部下犯了重大過失，其領導人 也多半也要引咎辭職。如果子女犯了罪，家長會承擔責任，如果家長擔任的是 重要公職，幾乎毫無例外地辭職（或被迫辭職）。這是日本人承擔責任的作法。 但中國的情況卻不同，政府、企業中的部下出了過失等於敗壞了領導人的“面 子”，所以要儘量予以掩蓋。在迫不得已時，可以讓部下辭職，但沒有理由讓 領導人自己辭職，因為中國人認為領導人被部下敗壞了“面子”，是受害者而 不是責任者。

對於中國人來說，不管出了什麼問題，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門、 企業一旦出了問題，最優先、最重要的是考慮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問題 的原因和改進的對策。這種中國式的“面子”第一的考慮方法，也是造成中國 人難於改正錯誤的一個原因吧。

“蓋棺定論”－－中國人的生死觀

1986年，關於日本的總理是否應該參拜靖國神社一事，新聞報道界好不 熱鬧了一陣。令人震驚的是中國政府就此事發表的見解：“日本首相參拜葬有 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違背了在第二次大戰中受害的亞洲各國國民的感情，容 易讓人感到不快。”結果，在這一年當時的首相中曾根沒有參拜靖國神社而把 問題壓了下去。

在這之後，中國的高官對訪問中國的日本自民黨領導人這樣說明了中國方 面的宗旨：“就貴國首相是否參拜特定的神社，我們本來沒有打算給你們加壓 力。不過我們認為中曾根首相的做法是妥當的，中國方面之所以對靖國神社的 參拜特別敏感，是因為那裡合葬有A級戰犯。”但是，對於信奉“死人無罪” 觀點的日本人來說，的確受到很大衝擊。

日本人認為：“不管多壞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沒有了，人死了就都變成了 神佛”。對於犯罪者，在他們活着的時候，對他們判刑、懲罰是應該的，但對 死人問罪有什麼意義呢？有人儘管生前作了很多壞事，犯了很多錯誤，一旦死 了，他的罪行和錯誤就可以被原諒了。所以許多日本人在做了錯事，造成巨大 損失時，往往採用以死謝罪，以死換取人們對他的原諒。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 殺率高的原因之一。

所以日本人認為無論是東條英機還是廣田弘毅，既然已經被國際裁判判了 絞刑，這事情已經就算完了，與靖國神社的參拜又有何關係呢？其實在日本， 即使是罪大惡極之人或被民眾憎惡的歷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比如祭 祀逆臣足利尊氏的足利神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且，在一些地方的神社 里，連被民眾憎惡的吉良上野也被當作神來祭祀。所以，對中國政府關於神社 參拜的發言日本人感到不舒服。

中國人的生死觀與日本人正相反。中國人認為：即使人死了，也不等於其 罪行和責任可以被解除，對死人也要問罪懲罰。杭州城外的岳飛廟裡，有秦檜 夫婦下跪的石像，去參拜岳飛廟的人，用廟裡準備好的鞭子抽打這個石像。中 國人這種對死人也要問罪懲罰，即使自殺其罪行也不能被寬恕的生死觀，在日 本人看來是過於殘酷了。

結束語

日本、中國、朝鮮這些歷史上採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民族，都有一些 共同點：

效率較低。 體格較差。 缺乏積極性。 勤勞。 重視內心的修養。

相比之下，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有一種“絕對的”自信，認為中國人自古 以來就是最優秀的民族。希特勒也曾經鼓吹過日爾曼民族最優秀論，但那不過 是一種政治宣傳。可是中國人卻從心裡自信地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拒絕 一切歷史上的污點。凡是說中國人不完美的中國人一定是賣國賊或洋奴，凡是 指出中國人缺點問題的外國人一定是別有用心。中國人在歷史上一貫正確，一 切中國與外國的爭端、戰爭都是曲在對方。

由於中國人拒絕承認自己的任何缺點錯誤，缺乏對自身問題進行深刻探討 和反醒的風格，使中國人無法從以往的失敗中吸取到真正的經驗教訓。同時由 於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絕對自信，無形中造成對外國文化的漠不關心，不能積 極吸取外國文化的優點來彌補和改進自己的不足。中國人的這種“夜郎自大” 的心理大概是中國不能象日本那樣迅速實現近代化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