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上） 作者: 孙隆基

　　写这样一个大题目，在一篇文章里只能作一个"长时期"的综观，看能否整理出一些头绪解释中国今日的处境。千年之交是结这种长阶段总帐的恰当时机，公元两千年之初中国是世界领先，至千年之末中国已沦为"落后国家";这个千年又可分为两半，前五百年中国领先，后五百年中国逐渐落于西方之后。"五百年风水"是转了，但未来这五百年会否轮流转，我们拭目以视。

　　只将中国与近代西方比较，仍然有西方中心论的余味。因此，本文亦注目中国本身的发展规律并和西亚南亚的发展相呼应，还涉及内亚洲与中国有关的千年动态。至于本文的比重，是偏重较不为人熟悉的前五百年，近五百年较略。

　　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公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宋代中国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说法，不限于内藤湖南一流的日本学者。当代美国的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也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麦克尼尔中国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之说，其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发展出全面的市场经济为归依，并举出惯用的解释，如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对商人的抑制之类。问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形态是否含有达到全面市场经济这个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举制度以来，世袭的门阀对政治的垄断被打破，至唐末，中古式的贵族政治整个没落。宋代上承此势，由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变成主流。此外，宋朝的创立者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遂采取重文轻武的措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统治的国家。

　　在财产关系上，宋代也由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和契约化。世族门阀的消失，使魏晋以来一直盛行的庄园制度为地主制度与小农耕作所取代。至于国家方面，也基本上放弃用国有土地授田给无耕地农民，以减轻土地兼并、调节贫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国有土地虽仍存在，但占全部土地的很小比例，其功能也不积极。一般是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国家只收登记费用。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

　　自汉代以来，中央一视抑制兼并为正途，不但为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也尽量避免因贫富不均导致农民战争暴发。虽然，这个政策成功的时期不多。皇室、外戚、公卿、宦官、豪商或竞争或勾结，对无权无助的农民进行蚕食，结果总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从汉末经魏晋至南北朝，甚至形成世族地主的庄园制度，长达四个世纪。中央试图调节贫富不均是基于皇权生存的考虑，但其立论常依据乌托邦式的理想。王莽的恢复"井田制"，与北魏北周的"均田制"，都宣称是对古代周礼的回归。

　　但自从中唐推行"两税制"以来，直到现代共产党统治为止，国家基本上放弃大规模的平均土地的尝试，虽然这个思想深入民心，时隐时现。由于均田制的崩坏，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基本上是对两项现实--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让步。在均田制底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死后必须归还国家，由国家对新户主重新分配，而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抽取租庸调，并建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两税制把税制简单化，只收户税和地税，分摊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征收谷物，户税则全以现钱计算。宋代上承唐代两税制，也轻丁口税而重田产税。

　　从此国家基本上认可私有财产，并着眼于政府的现款运转。它"从由来以久的国家必须负责纠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义全面撤退。"

　　至于"井田制"或"均田制"，虽然与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引起共鸣，却是财产关系与市场关系不发达的症候。北朝的北魏北周能够实行均田制，正因为华北落后，而执政者又是外族的原因。至隋唐大一统后，均田制并不实行于较发达的华南。

　　宋代"不抑兼并"，并不造成魏晋南北朝式的世族庄园所有制，因为科举制度已大致上决定社会地位的升降，造成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市场的发达也促进地产转手之快速，"三世而衰"变成常态。士大夫和官宦家族为了保持家道不中落，遂有投资于族田之举，为了保持家族的延续，用修订族谱人工地维持家族不散这个风尚也开始盛行。

　　"不抑兼并"虽不造成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仍不可免导致土地兼并。这个趋势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已颇为严重，但王安石主张国家对社会的干涉，不再是平均地权而是对小农作出贷款，亦即是提高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搞平均主义。而王安石把老百姓对国家的服役变成用现钱折算，地方对中央的贡改为比较市价后进行采购，都是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的政策。

　　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虽仍残存，但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亦即是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无产业的客户则不直接承担。在乡间，客户是指佃农，他们不再是从前世族地主的"私属"，而是直接编入国家的户籍。在城市里，主户身份并不以房地产之有无为唯一标准，也包括有无店铺、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客户则是雇员或房客。这种分类法是根据财产关系，也把契约关系普遍化。

　　唐代城市多为行政中心，宋代市镇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放任自由，因此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很大规模，例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后者为马可波罗在元朝初所目睹，惊叹为前所未有。至元朝后期，世界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贝图塔(IbnBattuta)访问杭州，亦称之为"世上最大的城市"。当时在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

　　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货币经济的发展。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但仍不敷应用，在缺铜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间出现民间发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后来为政府接办。中国发展至宋代，商税也日形重要，它成为城镇征收的主要项目。从远洋贸易抽取的税收，也达史无前例的比重。

　　学者们曾为宋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进行讨论。在北宋，中国人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宋代中国是前现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纸、印刷、火药、罗盘虽然多发明于前代，但至宋代成为大规模制造业。

　　宋代中国的"现代性"，也表现为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来临。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绘画题材已开始表现市集与贸易，而文人创造的山水画则呈现一种写实主义，宋代的原创不像后来被注入禅学的明代山水画，而是对自然界忠实的模拟。这个入世的精神也表现为儒家理学之抬头。理学以人伦为天理，在今日或被视为一种宗教，因为今日对世俗化的定义是个人从任何权威底下解放，基本上是西方的设定。宋代的理学不妨视作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人间观的哲学体现。对不服膺神道观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在现世的行为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也如是。

　　宋代承继隋唐帝国，却不能重组"天下"，而必须和辽、西夏、金、蒙古等敌国并存，在中国历代的皇朝史中呈现一种非常态，反倒更近似"近代"的邦国。宋朝长期积弱，非但没法重建汉唐的规模，反而令抵抗外族入侵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长期下来，一种初期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宋代已经有印刷术这种传媒。按照班奈狄克．安德生的说法，印刷术是形成近代国家这个"想像的团体"的主要因素。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后来在中华民国诞生时期编织的"民族英雄"谱系里变成先烈，正因为宋朝有点像近代列强交侵底下的受难国家。

　　宋代这幅图像"近代化"得有点惊人，有加以修订的必要。该指出：它不可免遮盖了地域性差异，一般来说，先进的社会关系是江南盛于华北，东部盛于西部。整体来说，宋代的市场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不及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虽然从宋代以后，土地关系是以契约为主导，但到了清代的雍正朝，国家对残留的人身依附关系还得颁布最后一次解除法令。"两税制"轫始的重产业轻丁口的措施，后起的朝代又必须重新执行--如明代的"一条鞭"和清代的"摊丁入亩"，似乎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循环出现。宋代的文官统治，在后起的朝代--尤其是由外族入侵建立者--也屡受贵族统治的干扰。至于宋代印刷术虽然发达，但大多数人仍是文盲。当时或许已有近代"民族"观念的萌芽，但这和近代国家用国民教育和大众传媒塑造"国民"的积极措施还差得很远。

　　同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

　　唐宋之交，是今日西欧和俄罗斯文明的婴儿期。在这里，必须交代一些历史背景，比较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分歧性。

　　继中华"第一帝国"--秦汉帝国--于公元三世纪崩坏后，中国进入长达三百六十年的分裂、倒退与恢复时期。此时，华北被落后民族占有，但在他们接受汉化的基础上，中国原有的文化与制度获得进一步发展，种族也被注入新血液。在经历长期分裂、分途发展和民族融合后，隋唐帝国凭大运河整合南北，在此基础上重建"第二帝国"。至十世纪初这个帝国又趋于解体。这次，分裂时期较短，不到一个世纪，中国本部于979统一于宋皇朝。但在上面已经指出：宋代不能构成"第二帝国"的重组或"第三帝国"的韧始，它是中国皇朝史的一个变种，反而有点像近代在列强交侵底下的弱"国"。

　　罗马帝国崩溃过程近似秦汉帝国，在时间上也接近。秦汉帝国的余绪--晋室，在中原秩序崩溃、五胡武装勃兴的情形下，于317年南迁至建康〔南京〕。罗马帝国则于331年迁都于拜占廷，帝国的东西分化从此不可逆转，而匈奴和日尔曼蛮族大规模的入侵也开始。至476年，西罗马已无君主，西部地区进入长期混乱。至800年，在中国已经过了中唐盛世，法兰克人在西部始有重建"西罗马帝国"的尝试。

　　这个尝试，促成了西欧文明的诞生。以法兰克人为主的日尔曼民族与罗马教廷合作，在政治上、教义和教仪上逐渐摆脱拜占廷"罗马帝国"的阴影，缔造了自身的文化认同。俄罗斯则在988才脱离原始宗教，从拜占廷处接受希腊正教，进入文明阶段。而1056年拉丁教会与希腊正教正式分裂，西欧与俄罗斯分途发展形成定局。因此，西欧和俄罗斯的童年，都在唐宋之交。

　　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比较合拍的是西亚地区。该地区从古以来就有大一统政权，从苏末、巴比仑、亚述、波斯、亚力山大、安息，一直到撒散匿(Sassanid)帝国，兴衰交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过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因此不像中国的朝代制度。在中国建立"第二帝国"的时候，西亚也为回教"大食帝国"统一。回教创始人谟罕穆德与唐太宗同时，而大唐与大食在古代社会式微后，各自在它们继承的地域里缔造一个"中古"的综合，其辉煌程度超越"古代"。隋唐发扬了秦汉模式、从中土帝国蜕变为东亚帝国，而大食帝国则是接收和改造了两个地盘：其一是古代最后的一个波斯帝国撒散匿王朝，另一则为罗马帝国的整个南半部，从中东沿北非到伊贝利安半岛。大食无疑问是古波斯的继承者，同时与拜占廷和胚胎期的西欧文明争夺古罗马的继承权。

　　大唐进入九世纪，中央政府衰微，地方上节度使割据，皇帝的废立则掌握在宦官手上，政治的腐败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处于重重矛盾中的唐室在907年灭亡。大食帝国进入九世纪，地方割据势力兴起，宗教派系冲突加剧，君主哈里发(Caliph)仰赖由突厥人组成的奴隶军保护，结果哈里发的废立落入他们手中。政治腐败与赋税沉重引起农民、游牧部落、和奴隶起义，至十世纪初期多打着持信仰歧见的十叶派的旗号。至945年，一个信仰十叶教派的军事集团布夷(Buyids)掌控了巴格达，大食名存实亡。哈里发以名义上的共主身分残留，最后一位在1258年被西征的蒙古军杀害。1279年蒙古灭南宋。

　　在这段期间，中国与回教世界是世界文明的两个顶峰，文教和科技发达。回教从阿拉伯征服到大食帝国，走向波斯化，继承了西亚地区的文化遗产。由于它处于旧大陆的中间地位，大食汇聚了希腊罗马、中国和印度的科技知识。后来西方吸收的科技，包括古代希腊罗马的遗产，多经由回教文明之手。

　　公元一千至两千年之交，在印度也是一个大转折点。公元七世纪，当玄奘访问北印度期间，佛教的"第三波"已经在酝酿，那就是"密教"。至978年，西藏第二次引进佛教，即所谓"后弘期"，传入的就是第三波的密教。在佛教的老家印度，演变为密教的佛教与印度教渐不可分，走向没落，而印度教内部则虔诚派(bhakti)兴起，变成大众运动，至一千年之末已经压倒佛教。公元997年，大食帝国瓦解后第一个由突厥人建立的独立回教国家喀兹尼(Ghazni)，从阿富汗不断地侵入北印度，对印度教大加杀戮。但在十二世纪初，一个继起于阿富汗的突厥回教政权入侵北印度，对佛教实行同样的摧残后，根基已大不如前的佛教从此在其本家一蹶不振。在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SultanateofDelhi)，乃今日南亚分成印回两大派之始，取代第一个千年的印佛两大派的对立局面。

　　中亚地区的突厥化与回教化，也在两个千年之交。西域地区的人种自古以来以"吐火鲁"(Tokharian)为主，至唐代，其文化则是佛教、景教、摩尼教的混合。中亚地区最早皈依回教的是原先臣服于回讫帝国的葛逻禄(Qarluqs)，他们在新疆西部和喀什额尔地区建立"黑汗"(Karakhanid)帝国。他们的回教化在公元十世纪中期。在十世纪末，邻居的塞尔柱(Seljuk)族也改奉回教。这些都是广义的突厥民族，今天这整个地区即称作"土耳其斯坦"。

　　公元二千年前期的"新型边疆民族"

　　一位澳洲学者指出：宋代有当代世界最惊人的战争机器：一百二十五万人的常备军，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官营的大规模生产的军工业，宋人利用大运河输送的后勤系统无比优越，其国防费用史无前例，其庞大程度会使汉唐大帝国破产，但北宋对辽与西夏在军事上始终吃瘪，于1127年亡于女真人的金朝，至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消灭，真是令人费解。还必须指出：宋代的武装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将火药应用在战争上者。

　　在公元二千年之前，文明世界为游牧民族所征服的事常发生。事实上，整个"古代"世界的没落可与文明被野蛮浪潮掩没划上等号。但这都在文明世界自身腐化之后发生的，汉帝国、罗马的倾倒即其例证。当文明处于鼎盛状态，对野蛮民族总是无例外地占上风。汉帝国之击破匈奴、罗马之征服高卢与不列颠、隋唐帝国之降伏突厥，皆其例。

　　然而，宋朝在各方面发展水平都超越汉唐的情形下，又当皇朝建立之始，该是最有朝气的阶段，却从开头就受制于较落后民族，它拥有世界前卫的战争机器，却仅足以采取守势，在负担沉重的国防经费之余，还得对辽、西夏和后起的金付出大笔的岁贡，以购买和平。结果，宋代仍创下中华第一次被非汉族整个灭亡的记录。这个世界史上的大吊诡如何解释?

　　这里作两处试解。

　　首先，二千年初期的游牧民族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而是蜕化为"边疆国家"。这种新型的边疆民族的特征是"非部落化"，它在军事上保留欧亚大草原骑马民族的凶悍，但其辖地却囊括文明地区的边缘，统治大量的定居臣民和市镇，因此在政教上又得采用文明制度和意识形态，遂兼有两者之长。

　　秦汉帝国面对的敌人匈奴是分为部落的，单于居中，左右贤王居两侧，其下还有大小王公，各领其部落，因此被汉朝分化，各个击破，大部份投降，残余者往西流串，后来侵略北印度和东欧。隋唐两代必须应付的突厥大帝国也一般，可汗居中，其他各汗居四侧，各领自己的部落，而他们兄弟叔侄之间又不断争夺"可汗"之位，遂被隋唐帝国摆布操纵而击溃，不愿降伏的则被赶向西跑。

　　这些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只限于掠夺，而不想加以统治，因为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坐下来抽税不如周期性的来回抢掠来得痛快。迟至947年，刚改国号为"大辽"的契丹人攻入开封，灭掉后晋，仍无留下来常驻的打算，反而觉得汉人难治，饱掠一顿而归。这时，离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的936年还不久，契丹族朝"边疆国家"的蜕化才开始。

　　这类新型边疆国家不同于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后者是占据中原，但全盘汉化。北魏于493年从平城迁都洛阳，皇室把自己和其他部落贵族的鲜卑姓都改为汉姓，以洛阳为籍贯，而且按照汉人世族制度的方式排门第，规定鲜卑贵族只能与汉族士族高门通婚。这是自愿被中国融化，而后来统一中国的隋室和唐室，都来自北魏这一脉。

　　另一方面则有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和回讫的例子，他们虽因接受中国文化而进入文明阶段，但却保留自身的民族认同，特别是语言，而且另创本国文字。朝鲜诸国和日本都是定居民族，与中国或全不接壤，或处于很偏远的边疆。因此，可与后来的辽、西夏和金作更恰当比较的莫如回讫游牧帝国。他们仰慕中国，但为了不被儒教文化吞没，在洛阳遇到摩尼教后即将它奉为国教，又用中亚康国的(Sogdian)字母另创回讫文字。他们相当文明，王室与唐朝和亲，成为长期的盟国。在保留民族意识上，辽、西夏和金与上述这些国家都相同，不同之处是占领了中国的北疆，包括长城一线在内，变成直接威胁内地的敌国。不妨说：中土文明广被四方也有坏的报应。

　　因"非部落化"而蜕化为新型边疆民族最成功者，莫如大食帝国衰落后称雄于西亚的突厥人。突厥游牧帝国在大唐帝国处碰了壁，在中亚零星的突厥部落则与回教世界接邻，有被俘虏而在市场上拍卖为奴者，也有自动归降的，不少成为奴隶士兵，因此他们"非部落化"极彻底。

　　后来，他们在大食帝国内部用武力代替了原来的波斯和阿拉伯主人。这种渗透方式与辽金夏民族的"边疆化"不同，后者是游牧民族之定居化与汉化。前者虽然也导致突厥民族皈依回教，并成为该信仰的最后一支生力军，但同时造成回教世界定居与游牧之分界崩溃--这个疆界模糊化的特色至今犹存。

　　大食帝国后期，不只是中央政府，连地方割据势力都招募奴隶兵团。公元937年，里海边的一个十叶派割据势力被它自己的雇佣军--包括有大量的突厥奴隶骑兵--篡夺，建立布夷政权。也就是他们在947年掌控了巴格达的哈里发。在咸海的河间地带(Transoxania)，一个波斯人地方政权撒蛮匿(Samanid)候国防御中亚游牧区，本是守土有责，但当作为对手的突厥民族纷纷改奉回教，造成"圣战"出师无名的形势后，突厥人即大量成为撒蛮匿边区政府的士兵。前述侵入印度的喀兹尼政权即由一位叛离它的奴隶将军在阿富汗建立的，是第一个脱离大食独立的奴隶王朝，并且把这种军事奴隶制和回教一起输入北印度。它可以说是回教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的"双重边疆国家"。

　　公元999年，黑汗帝国灭撒蛮匿。1040年，刚改奉回教的塞尔柱突厥人从咸海的河间地带南下，消灭了喀兹尼国，进据伊朗东部的呼罗珊(Khurasan)地区，于1055年又西向消灭布夷政权，占领巴格达，其领袖自号"苏丹"，仍奉哈里发为傀儡，不同者是他们用主流的素尼教派取代了布夷的十叶教派。塞尔柱的兵威继而扫向小亚细亚，意图消灭拜占廷的东罗马帝国，亦即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乃引起西欧十字军东征的导火线。

　　此时，回教世界的旧领导阶层--地主和官僚--已失势，统治阶层走向军事化。这种形势造成回教世界从十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一个模式：突厥军事集团吸收回教的都市文明，和阿拉伯、伊朗和印度的城市住民尤其是大商人勾结，共同剥削广大农村里的劳动者。

　　这与中国的文官统治在城与乡、商人和农民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的试图比较，无疑是落后的制度。突厥统治者还继续招募奴隶军来延续自己的王朝，并发扬大食帝国凭军功领受"食邑"(iqta)之制。这种制度在中国秦朝以后已非主流。

　　但近代以前的世界之汇通，却非关在家里在一个举世无双的庞大人口间力图保持"太平"、憧憬"大同"的中国文官统治所促成的。它反而是野蛮的武力利用文明的资源创造的业绩。这句话最适用于突厥人的后继者蒙古人身上--他们是西方人用海洋贯通全球以前首先用欧亚大草原来畅通旧大陆的先导。

　　在这里，正是提出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宋朝为什么灭亡的第二重解释之处。宋代的军工业，如炼钢和火药之用于战争，其成果很快就为敌手所分享。中土的军队逊于游牧民族者主要在骑兵，因此宋代大规模生产的钢铁多用在装配步兵的盔甲、强弩和装甲战车方面，它们配合城墙，基本上是采防守战略。发达的炼钢技术到了金人手里，就设计连人带马全部用钢铁包装的拐子马。北宋的火药武器还在燃烧弹阶段，抵御胡骑的效用不大。到了南宋时代进展至爆炸弹药阶段，但此时的发明已非宋人的专利。用铁壳内装火药的"震天雷"--即世界史上第一种榴弹--是金人发明的。最早的管形射击武器--亦即是枪的前身--是金人用纸筒做的"飞火枪"，南宋为了对付蒙古，于1259发明"突火枪"，用巨竹为枪筒，用火药射出"子窠"，乃子弹的前身。灭宋以后蒙古人用金属管子代替竹筒。

　　从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宋辽金西夏蒙古之间的长期"战国"状态，是当时世界"高科技武器"的实验场所。后来蒙古以世界上最优秀的铁骑，配合第二千年初期东亚战场的战争水平和战争科技--火药和宋人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如"毒烟"，等等，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当时的蒙古人只有一百万人左右，比宋朝的军事部门还要小，却几乎征服了全世界。

　　蒙古大帝国：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

　　在新千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仑布，不是牛顿，而是野蛮人成吉思汗。他虽然杀人如麻，但"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横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

　　这是现时代的"全球化"眼光。

　　蒙古人是很落后的。在成吉思汗草创时代，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不属于包含文明领域的新型边疆国家，他们顶多只是辽金西夏这类边疆国家的边疆国家。但成吉思汗统一大漠时，已用人工方式把部落融合为"国家"。他"非部落化"的改革是模仿契丹人打散部落结构，用十进位方法建立起一个指挥系统，因此到后来所谓"蒙古"已非几个蒙古人部落的联盟，而是所有草原民族统一起来的国家。虽然这种组织是新型的，但蒙古人起步阶段的落后性，仍使他们早期行动之破坏性压倒任何建树。

　　在1219-1221年间，成吉思汗消灭塞尔柱的继承国--花拉子模，对咸海的河间地带、阿富汗与呼罗珊进行大破坏、接二连三地屠城，消灭了五份之四人口，使这个定居与游牧分界已经不稳定的地区，被进一步推向"大漠化"。当时的蒙古人与定居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根本不懂得如何统治。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汗于1234年消灭华北的金朝，仍作把该地区的农耕文明铲除、将它变成大牧场的打算，被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劝止，说明治理定居民族征取税收的种种好处，并建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机构。从此，蒙古人在中国就不只朝"边疆国家"形态蜕化，而变成与南宋对立的中原"北朝"，最终成为继统的"元朝"。

　　在新大陆还没发现，海洋还未成为连贯世界各地的媒介的时代，欧亚大草原是唯一贯串旧大陆的通道。像蒙古这样一个统一了整个欧亚大草原的势力，又是东亚这片"高科技战场"的最后赢家，其打偏天下无敌手，乃顺理成章。除了东亚之外，蒙古还征服中亚、西亚与俄罗斯。南亚是蒙古人不感兴趣才幸免：蒙古扫荡花拉子模残余，于1222年曾侵入北印度，但因气候太热而回师。欧洲也如是：至1241年蒙古人已征服今波兰、匈牙利等地，因窝阔台汗去世，各路军首脑必须回蒙古大漠选举新的大汗，因而回师，才没有侵略日尔曼和意大利。蒙古第二次攻伊朗，杀掉了最后一位哈里发，想一鼓作气征服整个回教世界，已扩张到达地中海岸，准备进入北非，因蒙哥汗去世(1259)而故事重演。但回教世界已残破，最幸运的倒是西欧。

　　总的来说，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Mongolica)，保持陆上国际贸易繁{干}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也使从西欧经中东经印度洋经东南亚到东亚的海上贸易空前蓬勃。

　　近来，有人从"后殖民地主义""多中心论"角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例如阿布-勒霍德指出：近代西方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非世界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世界系统"。十三世纪时，一个前近代的世界系统已经成形，中国在形势上该执该系统的霸权，但宋元时代的中国并没有走这条路，因此，这个前近代的系统并不像今天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而是多中心的。她把十三世纪的世界系统分为八大圈，从泰西到远东计有：(1)西欧圈，它与(2)地中海圈有交叠点，后者与(3)欧亚大草原圈、(4)埃及红海圈、(5)中东波斯湾圈交叠，(3)(4)之间亦有交叠，而(4)(5)则与(6)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交叠，后者又和(7)东印度洋东南亚圈交叠，后者则与(8)中国南洋圈交叠，最后这圈又和(3)的极东部分交叠。

　　这个世界系统至十四世纪初达巅峰状态，但亦于该世纪中后期趋于瓦解，与"蒙古和平"相始终。1335年，在西亚的伊儿汗国，创始人旭烈古一脉的统治已中断。1368年，蒙古在中国的统治被明朝推翻。1380年，钦察汗国的附庸莫斯科对其主子提出挑战，并初次在战场上获胜，虽然汗国在十五世纪中期内部闹分裂后才真正完结。蒙古世界秩序的瓦解并非十四世纪世界系统散套(delinking)的原因，而是它的症状。学者对其原因还在探索中，在本文里也无须置言。

　　"蒙古和平"保障了欧亚大陆的汇通，这个世界市场是多中心的，但其精华地段无疑是中国，因此它成为大汗自身的领地。在中国悠长的皇朝史里，元朝把宋代无法重建的"天下"以外族入主身分加以恢复，似乎可当做中华帝国第三次重建。但元朝并非一个纯中国的朝代，大汗除了是"天子"之外，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名义共主。蒙古把中国纳入"全球化"，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加深，并与西欧首度接触。元时，天主教首度在大都设主教区。另一方面，元朝统治有很多地方似乎背离中国传统。

　　首先，宋代的儒家文官体制不受重视。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虽然也重用汉人，却并不恢复科举制度，至1313仁宗朝才恢复，但由此渠道出身的士人居于高位者大不如前代。元代在运用多民族的人才方面的确冲破儒家教育的局限，但居统治地位的仍是蒙古王公，而不是文臣。蒙古人本身数量少，又在降伏欧亚大陆之后才征服南宋，因此，他们的统治集团中包含很多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这些人办事的方式有异于中土，常造成文化冲突。世祖时的财相阿合马、卢世荣、桑哥虽然解决了中央的财务，却引起政争而被杀，乃因为他们那套是西亚的突厥军事集团与城市里大商人勾结的方法，在儒臣眼里变成"聚敛之臣"。

　　这一切，以宋代中国已达到的文治水平看似乎乃倒退。另一方面，元代是中国史上最不"轻商"的时代。其实，南宋已经朝这个方向走，而元代则发展至商业全面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地步。元世祖又在宋代的基础上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全国统一的纸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