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

　　　　　　　　　　　　　一、办事认真是关键

　　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德日两国令全世界刮目相待。个中的原因并不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般的愚蠢，而是他们两国人民的办事认真。

　　有一种说法来形容西欧三强，英、法、德三国人的办事风格。一个人丢了一根针。如果这是个英国人，他会不露声色，然後赶快跑到皇家侦探局，神秘兮兮地报告苏格兰场，出钱请他们侦破这根针的下落。如果是法国人，他会聚众上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我们一定要找到这根针！”如果是德国人，他就会把房间的地上打成一个一个的小方格，然後逐格寻找。

　　那么如果是古代中国人呢？我想他会找个铁杵磨一根针。如果是八十年代新一辈的中国人呢？他会先找一个特号的大铁杵，招来记者和围观的群众，在摄影机镜头前大做其铁杵磨针的秀。等到出足了风头，卖弄够了噱头，成了大名以後，再趁人不备，去偷一根针。然後自吹已经大功告成。如果被抓获，他会倒打一耙：“区区一根针你也舍不得。有钱人真他妈小气，活该被打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截击盟国军事物资运输船队的德国游击潜艇不是以击沉的船只，而是以击沉的吨位来计算战果的。可见德国人办事的认真。在亚洲办事最认真的要算日本人。日本人讲他们当初刚开始维新时，先把重要的事情分清楚。哪些事情是应该办的，哪些事情是能够办的。能办的先办了。一时办不到的再作为意识形态来讨论。可我们中国人不这样办事。中国人办事的特点是要么全部办，要么全不办。并不再分析其中的区别。能办的不办，反而当做意识形态争论不休。不能办的却偏要着急上马，非办不可。比如国有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文化大革命等就都属于不该办的事。但中国人却偏要把它们都办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留给他的接班人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遗嘱是：“你办事，我放心！”结果老华就办出个“洋冒进”来。真让老毛躺在水晶棺材里都放心了。

　　　　　　　　　　　　　　二、人权能够办到

　　海外民运人士提出争取“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也很有年头了。但这四个词里到底哪个是能办的，哪个是难办的呢？

　　显然，人权是现在就能办的事。因为它不需要太多技术和管理艺术，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底线。是一个应该从小学生教起，让全民普遍接受的观念。即不可以虐待同类。这其实是动物行为学的基本性状。同类动物之间就不互相虐待。人类是因为聪明得过了头，才想出无数虐待同类的手段以取乐。从古罗马斗兽场直到如今的秦城监狱，都是这种取乐之处。

　　文革时那么普遍，那么多的中共老干部被架着“喷气式”批斗和私设公堂的逼供就都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人权概念才造成的结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死法都是典型的例子。文革结束之後，最是中共老干部应该痛定思痛，接受并尽力普及人权观念才不枉受此一番批斗。可是现在看来，中共那帮大官真是白挨了这番批斗和逼供了。至今仍然接受不了这种动物行为学基本性状的国际公认人权标准。

　　一个人不管有多坏，除正当防卫之外，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虐待。即使判死刑，也不能虐杀。否则虐待他的贫农团、红卫兵、造反派、狱吏和刑警自己就是在犯罪。因为所谓犯罪，特别是刑事的，其中有一大项就是虐待同类。如果允许对罪犯施虐，等于是给虐待狂提供了一个发泄迫害欲，过暴力瘾的机会。这样一来，反而吸引那些有犯罪倾向的虐待狂参加到政府里去合法施暴。最终使政府变成由罪犯组成的犯罪政府了。美国高速公路限制速度，爱开快车的人反而被吸引去当警察，趁抓超速车的机会来满足自己开快车的瘾，就是这个道理。

　　到美国大学的实验室工作先要在一个宣誓书上签字，保证不在做动物实验时虐待和虐杀动物。不许提兔子耳朵，不许倒提鸡鸭。在美国校园里到处能看到海报、展览、集会和示威游行，保障动物权（Animal　Right）。可是我们有着四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却到现在还不能理解起码的人权概念。反而在国际人权会议上大放厥词，肆意修改国际人权标准以使其合乎自己的胃口。

　　所谓人权，不过是把人放回动物界时原本就享有的那些先天权力而已。中国人活得真是不如外国动物，不如美国的鸡、狗和兔子。

　　　　　　　　　　　　　　三、法治可以办到

　　在人权之後，法治是现在可以开始办的事。这个活儿比人权要难一些，总需要一些专家学者的协同。但并不是技术上解决不了的。比如说，中国人订不出一部好的法律来。那么就把美国的宪法及全部成文法都译成中文，再用文字处理软件里的代换指令把其中所有的“USA”字样都换成“中国”两字就成了。如果还嫌其缺少中国特色的话，把《大清律》也输入到计算机里，用“中国”两字代换掉所有的“大清”也就是了。然後把这两部法律之间相同的内容留下，此有彼无的内容也留下，只是推敲一下互相抵触的那一小部分内容，再决定取舍，就是一部现成的法典。

　　自从北伐以来，国共两党互相杀得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但在“反帝反封”这一点上来说，却是同样的各自标榜。笔者在这里不提国共两党的成文法，却偏要提美帝国主义和满清封建王朝的法典是希图向世人表明，所谓“反帝反封”的革命和非法是同义词。在“反帝反封”时非法一下是否情有可原，另当别论。但必须认清，那是在破坏！即破坏一个旧中国。当前中国的问题是经历的革命太多，破坏得太严重，而缺乏建设。如要建设，先应该参考那些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已经或曾经建成的现成规模的成就。

　　刘邦入关，尽废秦苛法，只留“法三章”耳。但後来萧规曹随的汉律，却多有秦法里的内容。从那以後竟至于“千年都行秦制度”。孙中山以“洪杨第二”自况，其志在反清。蒋介石以曾国藩自况，其志在剿共。而曾国藩就是专剿“洪杨”的。难道蒋介石要剿孙中山不成？其实不然。打天下时念打天下的经。坐天下时念坐天下的经。历史上所有成功地建立新王朝的开国皇帝都谙此道：从已经败亡了的前朝取来现成的朝纲，略加修改，以为己用。凡历史上失败了的造反者都不谙此道。比如“迎闯王，不纳粮”的李自成就是一例。如果“不纳粮”，那么军队的给养和国家税收从哪里来？李闯因为不肯背叛革命而无法建立有效的朝纲而终竟失败。

　　根据历史的经验，笔者建议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去取现成的“朝纲”，略加修改以为从“反帝反封”中诞生的现代中国用。

　　　　　　　　　　　　　　四、自由较难办到

　　法治後边的“自由”是比较难办的事。首先一个问题是在自由经济之下国家如何收税？中共搞公有制计划经济有其不得已处。那便是中国人没有按规矩主动纳税的习惯。我们如何能想象中国人象美国人这样，每到年底主动去税务局要一份税表，老老实实地报税呢？共产党利用公有制计划经济直接从企业提走利润，所以没有税收问题。不过老百姓得到的分配份额更少。这也是林立果在《571工程纪要》里说的“国富民穷”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与自由有关的问题是对付各种刑事犯罪的警力是否足够充分。中共搞专政有其不得已处。那便是中国人层出不穷的刑事犯罪。中国在1949年以前，几千年来的匪患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是在中共当政期间，才几乎真的把匪患给绝了。掌握着足以击灭所有“反革命”与刑事犯罪的武力和群众专政的监视网与全面思想改造预防措施的专政机器，怎么可能给人民以行动的充分自由呢？由于时代的变迁，“反革命”已经日渐稀少。但刑事犯罪却有增无减。自由每多一分，对付刑事犯罪的控制就困难一分。这是不言而喻的。君不见，如今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是拿刑事犯罪率的同步上升换来的。1993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8万余起，比去年同期多破3.6万起；抓获各类刑事案件作案成员5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8万人。

　　在税吏和警察没有充分能力保证税收和防止刑事犯罪的情况下，自由有时是很危险的。君不见“五四”运动那天，警力一不足，大学生们立刻去打人、放火。八九年长安街上的警察拦阻线一旦被冲破，大学生们立刻就割据和封锁天安门广场，不许公众进入。这还都是大学生呢！其他人更可想而知。

　　美国的自由是在税吏和警察严密监视下的。只要美国警察宣布总罢工，美国一天也撑不住。更何况“法不责众”的中国。

　　　　　　　　　　　　　　五、民主最难办到

　　最後是民主问题。所谓民主，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说法而已。其实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虽然它们大多已经不再是世袭君王作主，却实实在在是总统或者首相、总理在那里作主。

　　民主制是从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那里来的。那时才是真民主。公职不但不来自上级的委派，连竞选都不行，而是全部来自抽签，以确保公平。正是因为民主，希腊各城邦每每导致的是暴民政治，动不动就宣布某个看法不一致的人是“人民公敌”。他们就这样通过法庭的判决毒死了公开反民主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痛感民主制度的弊病，遂以寡头政治的斯巴达为蓝本，设计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大西岛亚特兰蒂斯。这就是後世共产主义的雏形。

　　法国大革命时的民主，用一句“共和国不需要学者”，把拉瓦锡那颗“法国长了一百年才长出来的脑袋”生给砍了下来。仅仅因为他当过收税官而已。

　　君主制有暴君，民主制则有暴民。暴君毕竟只是一个人，而且天下是他自己的囊中物。他多少得珍惜一些，负责一点。暴民则动辄成千上万，而且每每以破坏这个不是自己囊中物的“天下”来发泄胸中的不满，毫不珍惜，也不可能有丝毫的责任感。

　　现代民主制是当初反君主专制的革命借用来的名词。就如章太炎用“中华民国”来代替“大清帝国”一样。其实“中华民国”何曾有过一天是人民的？它先是袁世凯的，後是国民党的。只是在老袁已死，北伐未兴之间算是有一点“民”气。结果就发生“五四”这种打人、放火式的运动。

　　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其实是君主、民主各取所长，杂交出来的东西。正确的名称应该是“代议制”。其内容是“君王”（总统）的“登基”通过公众周期投票，做为委托他代理人民作主的公开认可而已。公众只是投票推选谁来当“君王”。而天下事还得由这位“君王”来作主。其他议会法院等设施是为了防止这位“君王”作弊和作恶罢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制。所以美国的国名就既没有“人民”也没有“民主”，只是“美利坚合众国（州联盟）”而已。世界上所有用“人民”和“民主”等字眼命名的国家，无一不搞专制，无一不是在撒弥天大谎以骗人。如今的两个中国国名都是如此。

　　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下来的“民主斗士”所公开叫嚷的其实是古典狭义的民主。即古希腊式的民主。他们的一位“领袖”解说民主是：“个人在自由条件下进行投票。”结果就投票表决出坚持割据原本就是公共场地的天安门广场，拒绝将其归还给公众的决议。反而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的广场不可丢！”？这和法国全民投票民主公决拿破仑当皇帝，德国全民投票民主公决希特勒上台搞纳粹同属一类民主悖论问题。另一位“领袖”解说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话当年共产党早就说过了。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脑袋里对民主的理解是些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早已经被证实也是弊病百出。

　　未来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绝不应是古典狭义的民主。而是西方现代的代议制。人民的投票仅仅决定委托几位竞选者里的谁去践这“君王”大位。

　　公民投票是一项规模巨大的活儿，技术上极其难办。在当前中国第一个难办的就是，谁肯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当总统而费时费力，跋山涉水地去投票。“我为什么要投票？！”这是所有公民都有可能提出来的没法解释的问题。

　　第二个难办的是如何保证计票的公正。谁能保证计票时不作弊。“你怎么能防止我作弊？”是所有投票站工作人员都可能提出来的无法交代清楚的问题。

　　第三个难办的是如何防止对投票结果的拒绝接受。“我凭什么要接受投票结果？”是所有那些落败候选人都可能提出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四个难办的是如何防止当选行政首脑的不负责任。“这天下既不是我打下来的，也不是从我老爸那里世袭来的，更不是我的囊中物。凭什么我要为它负责，而不利用这有限的任期中饱我自己的私囊？”这是任何一个当选行政首脑，特别是总统，都有可能提出来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当今世界不少落後国家的民选总统就是这样领头贪污的。最近巴西总统刚刚因为贪污而被废黜。

　　请问那些民主激进派对此可有什么高招？

　　如今的中国连一个乡的直选都办不成，怎么可能办成全民直选总统？面对这一个个民主难题，我们至今未见到那些民主激进派能设想出什么解决的方案来。但大家都在那里一个劲地大叫“民主”，把它当做第一要紧的事，非立刻办了不成。真是不知其可！

　　所有打算按民主第一、自由第二、法治第三、人权第四顺序办事的人都应该用脑子想一想。万一你们这个“民主”实行起来造成和希腊城邦、法国大革命、希特勒德国以及文化大革命相类似的惨痛结果的话，再後悔可还来得及么？

　　　　　　　　　　　　　六、不会走，就想跑

　　中国改良先锋康有为在戊戌前曾信心十足地自许：“吾年三十，而学已成。”但辛亥之後他却感叹：“我们当初还没学会走就想要跑。”难道康有为真的是白活了一辈子，到老了才发现自己当初吹嘘的“学已成”竟然是连“走”都没有学会么？！

　　反封建先锋章太炎在辛亥之前公开提出排满号召，在三国父（另两位是孙黄）里最激进。但北伐之後，他却宣布中华民国已亡，并以中华民国遗民自认，大骂国民党。现在看来他是对的。北伐之後的中国已经是“中华第一党国”，不复“民国”了。

　　鲁迅如果“有幸”活到“解放”以後必是乃师章太炎第二。他在“左联”和中共的“四条汉子”斗法时已见端倪。而到文革时连“四条汉子”都是首当其冲的。

　　辛亥前因翻译《天演论》而一时间洛阳纸贵的严复乃是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的第一人。但在杨度组织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劝进表》上签名的六君子之中，就有严复的大名赫然其上。

　　刘再复曾经大发感慨：“严复，这个唤醒了多少民众的一代宗师，後来自己也吸鸦片了。”以康有为、章炳麟、严几道论。此三子者，皆饱学之士也。且康、章二位更以圣人自居。但当社会实现了比他们的预言还要“进步”的状况之後，却无一例外地都大後其悔。这其间深刻的历史教训，岂是“吸鸦片”三字所能概括得了？！

　　事到如今，究竟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导师们是否已经学会了“走”很成问题。但他们却偏要拥到起跑线上，连发令枪都不顾，就乱轰轰地按自己想象的比赛规则胡跑了起来。

　　这种比赛有什么看头，纯粹是骗观众的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