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按你這麼說，既不願多耗資源，又怕污染了環境，那國民經濟難道就寧可不要增長了？政府總不能定指標，下任務，硬要求企業看門扛麻袋也聘用大學生吧？ 的確，蘇東劇變以來，中國的國際環境並不舒坦，國內的貪污腐敗，又積重難返，現在雙手就抓了個“經濟中心”，還算有所憑籍，若是經濟增長再放慢了，甚至不增長，那不是等於舉手交白卷嗎？ 經濟自然是任誰都希望增長的，但增長也得講求一種方式，一種效率。捧着大量美金無所作為，疲軟了就擴大投資規模保增長，過熱了就增加基建投入拉內需，這是一種簡單粗放的，早已落後了的政府調控模式。 政府誠不能給企業招工定指標，下任務，但政府難道連市場商品的技術質量也都沒權過問，無能為力了嗎？前些時三聚氰氨鬧出來的臭事，決不是單一的，行業的，偶然的。 解放後政府在山西接收過一座水泥廠，日本人建的，粉碎原料用的一種鋼珠，拳頭大小，用原日本產的，磨損報費要用一個月，後來又進口前蘇聯的，三天就得報費！這就是技術質量。該廠一直安有日本人留下的一套燈管，規格倒是老笨，但連燈管帶架子，從來就沒壞過，也沒有人拆過，直到本世紀初廠房重建才算最終報費，這種質量壽命的產品，在現今的中國，能造得出嗎？能找得到嗎？ 前幾年報道說質監局工商局檢查浙江的一家鞋廠，那皮鞋都是看樣貨，一扯就亂，業主還振振有詞，說若是做得結實了，人們二年穿不亂一雙，那鞋子還賣給誰去？廠子憑什麼維持，工人憑什麼開支？媒體也黯然表示同情，再也沒了下文——難道人們有錢就不能多買幾雙，各式各樣調替着穿嗎？ 日本近年來的本土經濟，的確是增長緩慢，但其高耗費、高污染的勞力密集型產業統統遷往海外，產銷規模已直追本土；但其本土所留的，除去補足因產業淘汰出遷所落下的巨大空缺以外，在人口老化，勞動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反而仍能不斷增長，其所能憑藉依託的，只有知識的巨大投入，技術的不斷更新，產品的持續升級。 那麼，日本企業又是如何構建起以質量信譽、知識技術為根本的企業文化來的呢？並且是那樣的持續與穩固，那樣的積極與堅決？ 市場的原則是，商品升級，消費也跟着升級，商品不升級，消費就等着你升級，直到使用報費。在個體上生產升級快的獲利最大，升級慢的獲利最小，甚至被淘汰；消費跟得緊的獲利最大，跟得緩的獲利最小，甚至也遭到淘汰。反映到總體上，產品升級的快慢，市場消費的信心，就成為經濟體自身的發展活力。而經濟體內在的發展活力與外部的人力、物力與市場的客觀增長相結合，共同構成了社會經濟增速的消長。 在一定的社會市場內，如果產品升級滯後，消費已喪失信心，生產卻繼續擴張而任由市場進一步飽和，到了一定的程度，失去了平衡，那就會導致社會在總體上的經濟崩潰。由於科學發現，技術創新以及其在生產上的應用，在總體上是一浪一浪，具有一定的階段性，所以那經濟危機也相應地具有“周期性”。而一旦危機到來，內中個體當然也有注重技術質量，積極進取的，但依舊不能左右經濟總體的衰退大勢，同受其害。 然而，衰退時雖說同受其害，不分彼此，可當經濟復甦的時候，卻到底還是內在質量信譽穩，知識技術新的個體與地區最早衝出重圍，興旺發達，然後再帶動和幫助那些相對落後與遲緩的個體與地區，走出一條共同富裕的總體振興之路。而那些知識技術守得舊，存心靠騙人過日子的個體與地區，卻只能永遠地被淘汰與長期地蕭條下去了。 西方發達國家普遍經歷過經濟危機的恐慌，他們國家的企業也大多經受過危機淘汰的陣痛與品嘗過復甦起飛的甜頭，大風大浪的沒少見識過，因此往往都能自發地形成一種重質量重信譽，大力開發甚至儲備技術的企業文化，以企輕鬆規避與應對經濟危機。 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由於其本身的落後，市場潛力大，生產的增長又往往徘徊在一種低水平，因此即使經濟有時也會有點起落，但到底影響不大，並不能促使其企業自發地轉變增長模式。當然也有少數落後大國，仗着其資源富足，又不憫環境惡化，以國家的權力，大力增加資產的低質投放與基礎設施的反覆建設，代替民眾甚至透支其子孫的生活消費，因此往往也能維持一種產消兩旺的低質平衡，但卻同樣不能促使其企業自發地形成一種自我更新健康機制。 在西方各發達國家中，德國雖說貧油，但煤鐵總還基本夠用，日本在資源上卻真真叫一窮二白，要甚沒甚！國際上要有個什麼三長兩短，廢鐵回爐都沒個燒的，地理位置也沒把住咽喉要道，又與周邊各國都有歷史宿怨，國家生存與發達的前途只能凝結於其國民的集體智慧與耐力。因此，如果說西方各國企業的自我更新機制是為危機所迫，自發形成的話，那日本人則更表現為一種自覺——政府微觀調控，積極引導督促的自覺。而這種政府對企業有目的，有秩序，強有力的引導與督促，既極大地提高了其民族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又客觀上緩和與規避了其經濟在總體上的衰退危機。 關於日本政府通過微觀調控引導督促本國企業的具體內容、具體方法、以及其所能涉及的深度與廣度，包括中國的在內，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已經研究得很多很多了。 其實也用不着做任何的繁瑣研究，在直觀上我們首先就能看出這樣的兩條：第一，對國民經濟的調控只能是政府行為，中觀微觀的也不能例外。第二，微觀調控比宏觀調控更複雜，其所要涉及的利益關係將更為具體，更加深入。以上兩條相結合，那就是說，微觀調控比宏觀調控要求政府必須具有更高更強的行為水準，素質效率。 比如，簡單的說，審查高下優劣一關，弄虛作假，以權謀私的政府做不了；定奪優劣勝汰一關，利益糾纏，相互扯皮的政府做不了；執行扶優汰劣一關，陽奉陰違，三令五申的政府也做不了。中國現在的政府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還用說嗎？ 然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為馬克思主義者所垢病的；而斯大林式的粗放擴張，低質平衡，又受着客觀的限制，缺資源的行不通，不缺的也走不遠；因此，社會主義的中國要想做大做強，又能服人，其國民經濟的增長要想步入良性的，可持續的發展軌道，那就更需要，也只能在微觀調控上做最大的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