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世界大國，其所以能成為大國，一是靠文明的影響，二是靠武功的征服，能長遠的，更往往二者兼得。但是到了現代，原子彈發明以後，由於其城門失火，必殃池魚的毀滅性，武功的存在就只剩下震懾與自衛的作用了。 文明從哪裡來？客觀的人物資源以外，日常秩序離不了法治的養護，長遠後勁離不開文化的推動。 與動物的追求生命一樣，人類也具有追求幸福的本性。但又由於人是不得不群居的，因此那個人幸福又只能是分工協作，在人群中求，在社會中求，這就使得個人幸福必然成為群體幸福、社會幸福中的一部分。個體在社會中，求怎樣的幸福，怎樣求幸福，才是於社會的運行與繁榮有益的？——法制規定你，文化引導你；個體在社會中，求怎樣的幸福，怎樣求幸福，將是於社會的運行與繁榮有害的？——法治懲戒你，文化譴責你。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想凝成一個整體，如果連最根本的法治都運轉不暢，文化都愚昧乏力，又怎麼能談得上文明燦爛呢？ 你看上帝造人，算得一項最複雜最高級的偉大工程吧？但人體生理機能的維持，肢體臟腑之外，一離不了血的養護，二離不開氣的推動。哪一項不足，都能說明這個人只是一個病人。 然而在中國，文化倒可說也曾興旺過，法治社會卻一直沒能形成個傳統。 在春秋戰國時代，商鞅變法，韓非著書，道儒墨法，百家爭鳴，到得秦滅六國，焚書坑儒，終於用事實證明了法的成功。但由於當時的法學，更表現為一種帝王用以御下制敵的權術手段，而不是一種國家用以理民治國的管理法度，再加上秦朝的短命，法家思想很快就又衰落下去了。以後的中國再沒出現過國家長期分割，實力爭雄的局面，短時的逐鹿，權謀家，軍事家倒是出了不少，而長期的大一統，又只要有儒禮的穩定作用就夠了，因此法的精神再也不曾上升到國家的主流。中國“國家大治”中的“治”，主要指得是相對於動亂的太平，而不是相對於衰落的繁榮。 儒禮講求三剛五常，忠孝順從，即使盛行一時的佛教也講的是逆來順受，追求來世，這些都是於國家的穩定極為有利的；而在古代的東方，中國長時獨大，只要能維持天下太平，人口增殖，府庫充實，國家就算強盛；因此儒禮統治中國的歷史實在是太久了，紮根也太深了；國家要有個什麼舉措，百姓要有點什麼疑難，總要先問“於禮合不合”，而不是“合不合法”。近代以來，中國雖一直受着列強的逼迫，急需圖強自救，但滿清是少數民族建國，膽心國家不穩，不敢放權；後世雖換了幾代，但不善權謀的掌不得權，用慣了權的又信任權，因此中國始終沒能建成一個法治國家。 所謂“分定止爭”， 其實領袖們之所以放不下權，不能放權，還是由於分難定，爭未止。像孫中山、毛澤東都屬於教父級的人物，但還是要遭到下屬的置疑與不滿，反對與放逐，孫中山心慈面軟，早早氣死，毛澤東反戈一擊，保權自存。 古代政府就管個土地農民，對領袖能力要求不高，因此立子以長，天說了算就行。近現代工業、農業、商業，金融、交通、能源，教育、科學、技術，分工越細，管理越雜，對領袖的領導決策能力也就要求越高，於是又搞民主選舉，競選計票，應該說是代表了民意吧？但還是要有不服的，暗殺襲擊，政變彈劾，總之是有爭鬥，有掣肘，不穩定，並不是一個理想國。 其實一個人的領導決策能力，並不能表面地取決於他的演說能力，拉票能力，也決不能間接地取決於別人的狂熱支持與示威反對；最直接、最客觀的還是他以往在實際工作中所能取得的辦事實績——當然絕不能看“面子形象工程”，但經濟增長，入學升學，財政就業，社會治安等等各項工作，則都是有數據能查可比的；只要預先明確了責任，劃分了比例，能嚴明法制，不弄虛作假；到屆當然就能按部就班，逐級提調，直達高層；這樣既從根本上發揮了法的“興功懼暴”精神，科學的理性實驗精神，又使國家始終能由一個最適宜最有領導決策能力的人當政，誰還能心有不服，哪來的掣肘誤國？（詳見敝作《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 如此領袖的領導決策與國家的法律制度就自然會形成一種良性循環，相輔相成。試想，人都是只長着一顆腦袋兩隻手的，就是讓他管理一個小縣，若不依靠律令制度，那也還得去請千手觀音去；因為法治畢竟是經常的，格式化了的社會秩序，劉邦雖工於謀略，善於將將，但要指揮千軍萬馬，到底還得用韓信的軍紀陣法。 當然，即使有了健康運轉的法律制度，國家也還是離不了領袖的領導決策，否則美國人也不用選總統了。但法制的健康運轉，卻更是領袖個人能力的經常養護者與強勁支持者。請問，人的大腦每天都要休息，但血脈也曾休息過嗎？血脈已經虧虛，神志還能正常嗎？一條手臂若是血脈不通，廢了，大腦還能指揮得了這條手臂去做事嗎？ 上文所說的弄虛作假，利益糾纏，陽奉陰違等等一干，其實都是血液的病，法治的病，但結果卻往往使大腦的任何決策都要大打折扣，顯得對也無用，錯更無能了。 然而，正因為領袖與其所屬的政府，在一個國家，在整個社會中，應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應起到一種什麼樣的作用，以及它與國家人力物力的關係，與社會法制文化的關係，中國人一直弄不清，撇不下，因此那人力物力，法制文化就統統被委屈下放，成為政府維持其統治的一種工具，使法治始終停留於說了不算，因人而異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