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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弄堂里的小故事
――黃家十一口人的命運
朱長超
小弄堂里的人間慘劇
在上海江寧路與南京路交界處，有一條不起眼的小馬路，叫做南匯路。
南匯路１０弄１５號是一棟三層小樓，這裡以前是黃育申一家生活的地方。
黃育申，商人，曾在沙遜洋行當過買辦。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第二年即１９４６年因病去世。病重期間，黃育申曾拜託好友、企業家劉靜基，他去世後多關照一群兒女。劉靜基低頭允諾。但是，出乎劉靜基的意外，好友拜託的任務他竟無法完成。當時他也身處困境。而令他想象不到的是，老友一家竟有１１人慘死於文革。當文革結束後，黃家的倖存者黃秀菁、石紅玉見到劉靜基時，劉靜基竟無語嗚咽，他無法接受這個悲慘的結果，無法面對死去的老友，實在不能對他作個交待。
黃育申死後，留下了妻子謝月仙。他們生養了二個兒子五個女兒。大兒子名叫黃宗南，小兒子名叫黃宗丙。五個女兒分別是，大女兒黃莉菱，二女兒黃秀娣，三女兒黃秀潤，四女兒黃秀珍，五女兒黃秀菁。
文革中，黃家兒女的媽媽謝月仙、大兒子黃宗南、大兒媳李淑屏、黃宗南的兒子黃漢華、女兒黃以華、黃家大女兒黃莉菱、黃莉菱的丈夫汪銘璋、黃莉菱的女兒汪佩未、汪君范，黃育申的女兒黃秀潤，兒子黃宗丙等，一共１１人在文革中悲慘地自殺。一個大家庭死了十一口人，這對一個家庭來說，這是多麼深重的災難啊？
這１１人中，男性６人，女性５人。
死亡地點，除黃宗丙死於杭州華僑飯店客房外，其餘１０人死於上海。
死於上海的１０人中，汪君范死於羊毛衫四廠的隔離室，其餘９人都在家裡自殺。
黃家１１人中間，死於煤氣的兩人（謝月仙和大兒子黃宗南）。
跳樓自殺的２人，（李淑屏和兒子黃漢華）
上吊自殺的７人，他們是黃宗丙，黃莉菱，黃秀潤，汪君范，汪佩未，汪銘璋，黃以華。
這個大家庭中，有兩家全家死絕，他們是大哥黃宗南全家：黃宗南，妻子李淑屏，兒子黃漢華，女兒黃以華。
大女兒黃莉菱全家也死絕。黃莉菱，丈夫汪銘璋，兒子汪君范，女兒汪佩未。
需要說明的，黃宗丙、黃莉菱、黃秀菁、黃宗南、黃秀潤等曾多次自殺。先是獲救，後來再次自殺。例如黃宗丙先是用煤氣自殺，獲救後因為不堪凌辱，曾用領帶聯結後在家裡的衣櫃裡上吊自殺，因木架斷裂而自殺未成，後去杭州華僑飯店上吊自殺。
全家好幾個人曾兩次用煤氣自殺。黃秀菁在兩次用煤氣自殺的同時，還服用１００粒安眠藥。她僥倖獲救。現健在。不是到了痛苦萬分的境地，是不會下這麼大的決心去自殺的。
黃家全家自殺情況表
關係 姓名 自殺時間 自殺地點
１．黃育申之妻 謝月仙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在自己家灶間裡用煤氣自殺。
２．大兒子 黃宗南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在自己家灶間裡用煤氣自殺。
３．小兒子 黃宗丙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４日 杭州華橋飯商客房內上吊自殺。
４．大女兒 黃莉菱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 在自己房間裡上吊自殺。
５．三女兒 黃秀潤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 與姐姐黃莉菱等在同一房間上吊自殺。
６．黃莉菱之子 汪君范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在上海羊毛衫四廠隔離室上吊自殺。
７．黃莉菱之女 汪佩未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月，在家中上吊自盡。
８．黃莉菱之夫 汪銘璋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在家中上吊自盡。
９．黃宗南之子 黃漢華 １９６７年７月５日， 在家中跳樓自殺。
１０。黃宗南之妻 李淑屏，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日，７月５日在家中跳樓，３日後死亡。
１１。黃宗南之女 黃以華 1968年１０月１８日 在家中上吊自盡。
黃育申謝月仙子女現在狀況：
二女兒黃秀娣 曾在上海的美國一家私人醫院當化驗師，後患肺結核，與美國醫生麥克萊相愛後結婚，
１９４９年在天津乘戈登號輪船隨美國丈夫乘船離開中國，現定居美國亞利桑那州。
四女兒黃秀珍，１９５３年去香港，１９６７年定居美國波斯頓。
黃家最小的女兒黃秀菁，現年７５歲，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時３５歲，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曾與全家一起在灶間裡用煤氣自殺，幸而獲救；後因驚嚇精神失常，被懷疑有精神病症狀，對她的批鬥較放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又與全家再次在家中灶間用煤氣自殺，死前還吃了１００片安眠藥，經搶救後昏迷４２天后獲救。現在居住在南匯路１０號二樓的住宅。由於吃了太多的安眠藥，記憶力嚴重受損。
石紅玉，黃宗丙之妻，上海名醫石攸山之女。有三女一子，丈夫死後，她沒有工作，要養活四個孩子，生活十分艱難，後在里弄工廠工作，居住地上海，常居住於加拿大女兒家中。
南匯路１０弄是條很平常的小弄，寬只有三四米，長只有６０米，當年，卻發生過驚心動魄的故事。據當地人回憶，文革時黃家自殺後被發現，全部都昏死了過去，十幾個人直挺挺地停放在弄堂里，等待救護車前來搶救，因為人多，幾乎把一條弄堂都停滿了。
１０弄１５號的三樓，有三個房間，北邊的那個房間，大約２０平方米大小。
１９６７年７月５日，這間小屋裡也曾發生過驚心動魄的故事。從這個窗口，二十歲的青年學生黃漢華縱身跳下，腦袋着地，腦漿滿地，當場死亡。幾分鐘後，她的母親李淑屏也縱身跳下，三天后死亡。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黃莉菱、黃以華、黃秀潤、汪銘璋、汪佩未等５人，在這個房間裡上吊死亡。一個小小的房間裡，竟發生了 7人自殺的慘狀，幾十年後的今天，記載起來還感到毛骨悚然。
誰能想象，如今燈紅酒綠的南匯路的這個小弄堂里，曾經發生過如此驚心動魄的人間慘劇？時間真是個偉大的化裝師，它能將一切醜惡掩蓋得嚴嚴實實，將一切血淚洗刷得乾乾淨淨。
走與留之間
１９４９年，新舊政權交替，社會風雨飄搖，人心動盪不安，未來深不可測。
黃家已經預感到世界的變化，也似乎預感到未來飄搖的命運，決心離開上海，移居香港。黃育申曾幫助過劉靜基的忙，劉靜基則將位於上海北蔡的安達紗廠的股權送給黃育申。從此，黃家就成了安達紗廠的主要股東，黃育申的兩個兒子黃宗南和黃宗丙都在這個廠工作。解放前夕，謠言四起，黃家將安達紗廠的部分設備、資本遷住香港。全家十幾口人也準備遷往香港生活。１９４９年，黃家已經買好了去香港的船票。
人是很複雜的動物。自己決定了的事情，有時候突然又會被自己否定。
也許是舊巢難捨，也許是留戀於上海的豪華宅第和舒適生活，到了離滬去港的最後一刻，黃家突然改變了主意。最早萌生留滬觀望念頭的是黃家大女兒黃莉菱。黃育申生前給七個子女安排了一人一宅。大女兒黃莉菱留戀自己的宅子，心想，他們一家只是開開工廠，做做實業，不做壞事不犯法，也許不至於對他們怎麼樣。她向母親謝月仙說，＂媽，我不想走了。＂
她想留下來，她的媽媽自然也想留下來。謝月仙身體不好，兩個眼睛視力很低，全靠兒女們照顧她。人老了，會留戀舊巢。大女兒想留下，她也不想走了，她不走了，整天服侍她的三女兒也不走了。結果，其他幾個人見媽媽不想走了，也不想走了，一家就全部留在了上海。
小兒子黃宗丙本來已經在解放前到了香港，當時，劉靜基的一個女兒也在香港，兩人從小相識，在香港還可以彼此說說話。後來，劉靜基的女兒離開了香港。他覺得獨在異鄉為異客，孤獨得很，最後也回到了上海，在自己的企業安達紗廠當管理人員。
本來，去不去香港，事情都在兩可之中，香港也是中國領土，在一個民主和平的年代裡，如果去了香港，一段時間後覺得生活不習慣，再回到上海就是了。但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去留有時候關繫到命運的轉折、關繫到生死的抉擇。
那個喜歡說奉承話的政治活動家楊政寧，他的父親留在了國內，經受了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的煎熬。楊政寧如果回國，過得了反右運動，過不了滅頂之災的文革。吳劍雄出國了，當了美國物理學會主席，他的父親是辛亥革命的志士，死後仍然不得安寧，文革中他的墳墓被黨委領導下的革命群眾掘得天翻地覆。（不是所謂的革命造反派，那時節，造反派還根本沒有誕生。）如果她當時在國內，這個美麗的女傑一定逃不了批鬥、隔離、掃廁所的命運。我說這話是有根據的。從海外回來的知識分子，當時的大學教授、科學院院士，哪一個逃得了被批鬥的命運。連國家副主席宋慶齡那麼這樣一貫緊跟的人，她的父母的墳墓尚且被翻屍倒骨，何況其他人。當然，這是題外的話了。
總之，黃家１９４９年２月間買好的７張去香港的船票廢棄了，一家仍然留在上海，謹小慎微地生活着。
誰能想到，這一念之差，竟在十幾年後，奪去了一家十一口人的生命。這一步之差，其後果竟會如此嚴重，如此慘絕人寰，是誰也沒有想到的。這冥冥之中，似乎有一隻無形的巨手，在掌控着這一家人的命運。
無形的磨擦
解放後，三反五反運動，公私合營運動，統購統銷運動，整風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四清運動，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一陣驚恐接着一陣驚恐。每一次運動，黃家都會提心弔膽一陣子，不過，這些運動比起文化大革命來說，都算是雞毛蒜皮的小運動了。黃家因為有資產，有工廠，有海外關係，在當時的中國，屬於剝削階級陣營，屬於內部控制的對象。
令人壓抑的不僅是政治運動，還有種種無形的衝突。黃家的三女兒黃秀潤，１９５２年聖約翰大學畢業。分配在求新造船廠工作。本來，一個女大學畢業生，文弱得很，而且也算得上是長在紅旗下，對社會不會構成威脅。但是，她的大學是教會大學，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教會大學從事的是文化侵略的工作。教會大學裡西化的空氣比較濃，她的生活方式，審美情趣，自然帶有西方式的所謂資產階級情調。她穿戴得體，打扮入時，人又長得漂亮，因此，成為廠里女工們暗暗摹仿的對象。在當時左的眼光看來，這是在傳播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爭奪着青年。於是，廠領導決定讓三個聖約翰大學畢業的職工包括黃秀潤在內，全部到鄉下去勞動鍛煉。領導認為，農村艱苦的生活，與牛糞、豬糞的接觸，有利於改造她們的世界觀，讓他們通過艱苦的勞動脫胎換骨，成為新人。從小過慣了優越生活的黃秀潤，看到農村的泥巴、髒水坑、蚊子，蟑螂，無論如何也不能適應，終於她辭職不干，準備有機會到香港去尋找工作。但是，她的辭職被看成是拒絕改造，她怎麼可能去香港呢？她的幾次去港申請都沒有批准。不得已，她就在家裡過着日子。本來，她從來沒有參與所謂的剝削活動，解放初她只是個學生，但是，文革中她卻作為資本家的代理人接受批鬥和審查。
幸運的是二姐黃秀娣。她先是在一家美國醫院裡做化驗員，後來與一個美國醫生有了感情，終於結成連理。這位美國醫生在解放前夕與黃秀娣一起離開了上海。他們從天津出發乘上戈登號輪船離開中國。她終於躲過了文革的劫難。如果她留在大陸，在文革那一場災難中，她的命運可能也會是死。這樣，黃家的自殺者的名單中，有可能又會增加一個名額。
可憐九三初三夜
（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
白居易有一首詩說，＂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他寫的那個夜晚，是一個美麗動人的夜晚。１９６６年的九月初三的夜晚，對於黃家來說，則是生離死別的夜晚。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先是毛澤東下令廣播他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接着是改組北京市委，公布五一六通知；在八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發表了《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並公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即十六條。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大抄家、大批鬥，即所謂破四舊。當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時間，全國成了階級鬥爭的戰場，被打的、被斗的、被抄家的、被大字報批判的、被打死的人，不計其數。
那時候，到處是紅海洋，南京路被漆成大紅的顏色，因為全國要變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紅海洋；店名、路名、地名、人名掀起了一陣改革的熱潮。宋彬彬改成了宋要武，變成了一個手拿寬皮帶用銅扣子威武地打人的鐵姑娘；人們剛生下的孩子，一個個取名為衛東，仿佛這樣就與統帥攀上了一點親，至少表達了一點忠心；連煤球店也變成了東方紅煤球店，生煎小吃店變成反修小吃店；到處是高音嘈叭，到處是造反有理的口號和標語，到處是＂滾滾滾，滾他媽的蛋＂的革命造反的聲浪。
黃家自然躲不過這場災難。老一輩的黃育申當過外國人的洋行買辦，按照當今流行的標準，那是開放型的人才，是引進外資的模範。但是按當時的政策，被認為是為帝國主義效勞的洋奴；黃家是安達紗廠的大老闆，過着相當富裕的生活，屬於剝削階級；他們的子女全都受過很好的教育，多數接受過高等教育，而且生活方式上有明顯的西方文化的色彩，自然被劃為臭知識分子一類。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年代，他們很自然地被作為革命的對象。文化革命被說成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他們一家自然被認為屬於資產階級。
歷史有點奇怪，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是要把他的政治對手劉少奇拉下馬。對於那些個資產階級分子，根本不是他發動運動的初衷。但是，在運動的初期，劉少奇和鄧小平領導運動的時候，興起過一場揪反動學生、反動分子的高潮，按他們指示派出的工作組在大學中學裡天天在排着左派的隊，天天在尋找着反動學生和反動分子。這是劉鄧兩位領導運動的老三篇，鄧小平作為當年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就是這樣干的。這已經成了他的拿手好戲。當年搞四清也這樣的，劉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搞了個桃園經驗，也有很強烈的整人色彩。現在搞文化大革命，他們又一次運用老經驗。不過，這些個全國性的大抄家、破四舊，是毛澤東的本意，還是劉鄧的決定，要等以後歷史學家仔細研究後才能得出結論。
當年的口號叫做，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溫良恭儉讓。中華民族是個非常善於跟風的民族，一陣風颳來，樹葉，灰沙，紙屑全跟着風跑。慈禧太后支持了被魯迅稱為拳匪的義和團，整個北京、整個華北全成了義和團和紅燈照們的天下；文化革命中，毛澤東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幾億人全都打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仿佛真要去解放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處於水深火紅之中＂的人們了；如今，中國流行的是＂白貓黑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的新哲學，十幾億中國人，一個個又都成了會抓錢的好貓了。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到黃家抄家的隊伍浩浩蕩蕩地開來了。黨委派來的一大群人，高呼着口號，將黃家人全部關在一個房間裡，然後翻箱倒櫃地抄家。他們看到值錢的、好玩的、希罕的，全都拿了去。黃家算是比較富有的資本家。抄家的時候，被抄去的東西非常多。當時，一家人全部關了起來，一個個嚇得瑟瑟發抖。當時想的是不挨打，能活過性命，抄去什麼東西，連問也不敢問，也不會讓你問。當時只有最小的女兒黃秀菁，才允許給家裡人買早點，還讓她在抄去的物資的清單上籤個字。但是，抄家的人並不留一份清單給黃家。因此，抄去多少東西，中間是不是會流失一些東西，誰也說不清楚。黃家小女兒只記得抄去的東西中有一尊金子的菩薩，還有許多珍寶。不少東西後來並沒有歸還，而黃家後來死去了十一口人，面臨如此大的災難，誰也無力、誰也無心去為失去多少財產而費神了。你歸還一點，那是你的善心，他們感到這是拾到的，是幸而失而復得的。總之，當時抄去了多少東西，價值多少，當時抄家的隊伍只讓黃家小女兒在場，全余的人都被關了起來，而黃家小女兒從來沒有經歷過這麼嚴厲的場面，被鬥爭被挨打的恐懼，使她只能逆來順受，不敢啃聲。
不過，還是得罪了抄家的人。黃宗南房間在有１０４７元現金，一個抄家的工作人員說，拿到二樓房間讓二樓的抄家人員一起登記。但是，黃宗南大着膽子問樓下的抄家的工作人員，他說沒有收到這筆錢。他也沒有再說什麼。但是，事情已經清楚了。那個人惱羞成怒，說他污衊抄家的人員，是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也就不敢響了，但後來的批鬥卻越來越猛。顯然，那個抄家的人心裡發怒了。
本來抄家抄了兩天該結束了。除了一些金銀手飾等東西之外，也沒有抄出什麼反動的東西來。來抄家的人總有點不甘心。黃家所住的地方是一個比較好的住宅區，對面的一個園子裡就是著名企業家榮家的宅第。他們也在抄家。這兩支抄家隊伍不時地交流着情況，交流着經驗。榮家的抄家者說，他們院子裡有口井，井水掏干後發現井裡有東西。
這個情況引起了黃家抄家者的注意。黃家院子裡也有一口井。抄家者開始一桶一桶地將水吊干，井水終於吊幹了，抄家者中有人下了井，一陣摸索後，從井底下撈起了幾十發子彈，還有兩把小手槍。這給抄家隊伍打了一針興奮劑，也使黃家面臨着滅頂之災。
於是，對黃家的定性升級了，不再是一般的資本家，而是反動資本家。不是一般的剝削階級，而是階級敵人。批鬥也升級了，火力明顯地增強了。
子彈和手槍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黃家第二個女兒黃秀娣與一個美國醫生麥克萊戀愛和結婚，這位美國醫生曾當過軍醫，有手槍。在美國，居民有槍是合法的，買到槍是很平常的事。麥克萊當過軍醫，有槍更加正常。黃秀娣與丈夫１９４９年離開天津出國的時候，麥克萊的許多東西都留在他行醫的衡山飯店某間房間內。後來黃家把那裡的一些財產運回到了南匯路宅子，發現裡面有手槍和子彈。手槍就這樣留下了下。小兒子黃宗丙在香港待了一陣，從香港回來，看到了手槍，覺得留着會出事，上交又怕說不清楚，上頭會不會相信你說的是實話，也實在沒有把握。最後決定，把槍與子彈悄悄地處理了。本來，那個東西很小很輕，裝作去鄉下釣魚時順手向河裡一丟，就什麼關係也沒有了。偏偏他們缺乏深謀遠慮，輕易地丟進了院子裡的井裡，自以為去了一塊心病。那裡知道，卻自己為自己留了一塊揮之不去的心病。
井裡發現了手槍和子彈，這在瘋狂的文革時代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而當時公安局又發現附近有發送電報的信號，認為是潛伏着特務與敵人在聯絡。此事又與黃家發現手槍一事聯繫起來了。誰是特務呢？特務的角色被懷疑到小女兒黃秀菁的身上。她有一台當時很先進的半導體收音機，體積不大，可以隨身攜帶，性能很好，她經常收聽廣播，聽後就放在梳妝檯上。這台收音機被懷疑是收發報機，它的主人於是就成了潛伏的特務。在高壓下，她得了精神病，該哭的時候她常常大笑，該笑的時候卻常常大哭。她成了一個精神病人，對她的批鬥倒放鬆了一些。
發現了槍和子彈後，對黃家人進行了猛烈的批鬥。９月３日夜裡，家裡一片狼籍，一家人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大的災難。當年榮國府寧國府也抄家，似乎也沒有進行人格污辱的事。寧榮二府抄家的時候是登記造冊的。但黃家的抄家不留名錄，不留清單。誰來抄，誰讓你來抄，抄去了什麼，抄去了多少，抄到那裡去，一概都沒有說明。
家抄過以後，家不像一個家。地上滿是打碎的瓷器，擲下的報紙，撕成碎片的畫。黃家老小，一個個成了驚弓之鳥。批鬥，撳頭，大字報，打倒聲，使黃家的每個人都心中害怕。這是一家幾十年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事情。以後會怎樣，誰也不知道，看來事情還只是個開始，反正看不到光明，苦難才開了一點頭。大女兒黃莉菱輕聲說了一句，活着這麼苦，大家一起死了算了。謝月仙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也不好，她也活得夠了，再也不想活在世界上挨批挨斗，丟人現眼。她不想再活下去了。就這樣，一家人暗暗地作出了一個決議：準備一起死，全家共同作個了結。一家男男女女十幾條生命，還有好幾個青年，作出這個決定，是多麼地驚心動魄啊！
今天，作者雖然理解黃家當年所受的壓力和屈辱。但是，謝月仙作為全家的長輩，流露出死的情緒是非常不當的，同意全家一起去死，更是非常不應該的。一個人可以很懦弱，但是在一門幾代十幾個人的生死關頭，應該義不容辭地堅強起來，自己應該作為全家的精神支柱支撐着。而謝月仙卻同意全家一起自殺，並自己帶頭自殺，這對全家是非常不負責的行為。她帶領全家到了地下，怎麼向丈夫交代呢？在那個年頭，要堅強地活着，要帶領全家共度難關，才算是識大體，這才算是大家閨秀。子女們想死，她還應該打斷他們的念頭，怎麼能帶頭散布死亡情緒呢? 她應該努力保存黃家的後代，多保留一個好一個，她應該鼓勵全家勇敢地活着。這才像個當家人的樣子啊。
話說遠了。九三初三這一夜，夜深了，一家人聚在樓下的灶間裡，謝月仙，大女兒黃莉菱坐在一起，二嫂石紅玉帶着四個孩子，大嫂李淑屏帶着兩個孩子黃漢華，黃以華，黃秀菁和黃秀潤在一起，還有黃宗南和黃宗丙，一共有十四個人。全部到了樓下的灶間，６只煤氣開關全部打開了，煤氣絲絲地吐着毒氣，大家靜靜地坐着，等待着死神的來臨。
但是，小女兒黃秀菁卻並不真正想死。死，對於一個３５歲的青年女子來說，畢竟是一件痛苦的事，死需要勇氣。她坐在準備集體自殺的灶間的門口，六隻煤氣灶已經打開，煤氣發出一陣陣氣味。她悄悄地打開了房門，煤氣雖然很濃，但是，由於有新鮮空氣進入房間內，因此中毒不是很深。半夜裡，鄰居肖先生聞到濃濃的煤氣味，知道出事了，急忙打電話叫救護車，車來了，因為搶救及時，加上門半開着，煤氣的濃度不很高，因此，全家十四個人全都救活了。這一次，上帝表示了他的憐憫。
抄家以後，錢都抄走了，最小的女兒黃秀菁自己積下的１５０００元錢也被抄走了。家裡變得一無所有了，衣服也拿走了，黃家最小的女兒衣服全部被抄走，只剩下一件襯衫，一條褲子，一條棉毛褲。棉毛褲是冬天穿的，當時９月的天氣，天還很熱，只能白天穿上，晚上洗了涼干，第二天再穿上。
有人要問，是誰抄了他們的家？是誰批鬥了他們，害得他們一家差一點全部自殺？有人說，是造反派干的壞事，是紅衛兵搞打砸搶。了解上海文革史的人都知道，當時，造反派還根本沒有成立，直到１９６６年底、特別是１９６７年的一月風暴前後，才產生各種造反派組織。
紅衛兵開始活動了。紅衛兵組織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了紅衛兵袖章後才開始在各地建立。但是，初期的紅衛兵都是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之下參加文化革命的，他們是黨的工具。中國歷來是不准成立這個組織那個組織的，文革前期是個特例，毛要搞掉劉，他認為劉在黨內已經有很大的根基，靠黨的系統除不了劉，因此，才下令停止黨委活動，讓群眾起來造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在一月革命前，特別是在運動初期，運動都是在黨委領導之下進行的，抄誰家，批鬥誰，都是黨委決定的。１９６６年下半年風行全國的抄家、批鬥之風橫掃全國，造成全國文革中的第一次殺人和自殺高潮，其後果是極其嚴重的。但是，這些後果不能由造反派來負責，因為造反派根本還不存在。在運動初期，運動則劉少奇和鄧小平負責，後來由中央文革小組負責，文革的全過程，只能由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負責。
共赴黃泉路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
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黃家全家自殺後幸發現及時，從死亡的邊緣上救了回來。隨着運動的深入，全家仍然在批判、驚恐中過着日子，在煎熬中生活，整天提心弔膽，度日如年。但日子還是一天天地過去。
轉眼到了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王洪文、耿金章等人發起了被毛澤東稱為一月風暴的革命，奪了上海市委市府的權，成立了上海公社，後來又改為上海革命委員會。安達紗廠的革命群眾分成兩派，兩派都要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於是越來越左地批判資本家。１０月１８日，１００多個人組成的一支抄家批鬥隊伍又浩浩蕩蕩地開過來了。在法制國家，沒有誰有權利抄別人的家，沒有誰有權利進行人身污辱。他們的抄家和批鬥行為可以認為是犯法的。但是，在那個時代，他們是革命的，是反修防修的，是符合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如果誰對他們有一點不敬，＂你就會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那時節，這種令人恐怖的氣氛叫做紅色恐怖。紅色恐怖似乎比白色恐怖更令人恐怖。
１０月１８日抄完家後，一群人將黃宗丙和黃宗南兄弟倆帶走了。他們被帶到工廠後，日子更難過了。１０月２２日是星期天，這一天，大哥黃宗南從安達紗廠的隔離室里放了出來。他在廠里被關了好幾天。他是十月１８日來大抄家被關到廠里去的。２２日回到家裡，頭髮也被剪成了陰陽頭，亂七八糟地像個壞人。鞋子剪了，褲腳也剪了，說是奇裝異服。他回來後到附近的理髮店裡理了發。儘管理髮師把剪亂的頭髮剪得整齊了些，但是，人格上的侮辱深深地刺傷了黃宗南的心。
黃宗丙也回來了。他這幾天在廠里吃的苦更多。他這個人的脾氣不好，動不動罵人發脾氣。得罪的人不少，因此，這次到了廠里，監管他的人不給他吃飯，並讓他在地上爬。不爬就打。他餓得實在不行。黃宗南在廠里還有些人緣，有人給他東西吃。他聽說弟弟餓了好幾天了，懇求看管他的人送一點東西給黃宗丙吃。沒有想到，這件事被發現了，黃宗南被狠狠地批鬥了一番。
黃宗南回家後對全家訴說了他這幾天中受到的污辱，他對母親說，他不想活了，已經受盡了侮辱，活着還會受侮辱。媽媽謝月仙說：＂你要死，媽也不想活了，陪你一起死。＂
黃宗丙也願意自殺。
三女兒黃秀潤說，她也準備死。
黃秀潤對妹妹黃秀菁說：＂你想死不想，如果想死，就到灶間裡去。＂並關照說，＂下樓的時候輕一點。＂死亡本來是可怕的，但在那個時代，死亡前夕的心態竟是那樣的平靜。＂下樓的時候輕一點，＂是因為當時認為自殺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也許是覺得自殺有點兒對不起偉大的黨，也許是怕聲音喧鬧，第二次集體自殺再次失敗，因此黃秀潤要叮囑妹妹聲音要輕些。
黃宗南對於這次自殺作了點準備。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訓，怕這一次再次自殺失敗，因此，用封膠紙將灶間的窗戶貼得嚴嚴實實，一點也不通氣。
大家都來到了灶間，裡面已經排滿了凳子。黃宗南一家四個人坐在自家的煤氣灶前，他自己坐在一隻有靠背的椅子裡，謝月仙身體虛弱，因此躺在一隻躺椅上。
黃秀潤和黃秀菁坐在煤氣灶前。黃秀潤還準備了一百粒安眠藥。黃秀菁對姐姐黃秀潤說，萬一這一次又死不了，那怎麼辦呢？她很害怕，安眠藥還是讓她吃了吧。黃秀潤就將１００粒安眠藥全部給了她。她倒了杯水，一口氣咕都咕嘟全吃進了肚子裡，然後靜靜地坐在煤氣灶前。黃秀菁和黃秀潤坐在一起，凳子都沒有靠背，一會兒功夫，兩個人失去了知覺，全部倒在地上了。
黃宗丙最後一個下樓來到灶間的時候，大哥黃宗南已經有點昏昏沉沉。他輕聲對弟弟說，你輕一點，他們幾個已經＂走＂了。他以為已經在灶間裡的母親、妹妹、妻子等都已經死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生命變得一點也不珍貴，十幾口人的生離死別，竟然變得如此簡單、輕巧。
這一次，又是鄰居肖先生聞到了煤氣味道，知道又出了大事了，急忙打電話叫救護車。十來個人全部被抬到弄堂里，排滿了一條弄堂。等到車來了，全都裝上車子送上醫院去搶救。因為自殺的人多，車子一次裝不下，來了好幾輛車。這一次的自殺行動，比第一次有了些進步，取得了部分成功。謝月仙死了，大兒子黃宗南切開了喉管搶救，但沒有救轉來，也死了。
小兒子黃宗丙救活過來了。黃宗南的妻子、兒子、女兒救活過來了，黃秀潤也救活過來了。
黃秀菁服了１００片安眠藥，又在煤氣灶邊吸足了煤氣，當她被送到第六人民醫院時，人早已經昏迷不醒，她的嘴裡不時吐着血水，已經成了一個植物人了。雖然經過了必要的搶救，但絲毫也沒有甦醒的樣子。醫院認為，她必死無疑，一百粒安眠藥，又加了煤氣，只要一樣，就足以死去，更何況是雙管齊下。然而，恰恰是安眠藥保住了她的一條小命。她服了藥，很快就處於休克狀態，心跳減慢，呼吸減慢。這樣，她雖然坐在開着的煤氣籠頭前，吸進去的煤氣倒相對較少。送到醫院，經過洗胃，安眠藥又洗去了一部分。
醫院認為她的結果一定是死，搶救已經沒有意義。當時，＂畏罪自殺＂（當時對自殺的人都這麼定性）是對抗運動、自絕於黨的表現。醫院不肯再在她身上浪費國家的資源。準備送太平間算了。家裡人覺得她還沒有斷氣，不忍心將她留下，沒有辦法，黃漢華學校的一些同學用黃魚車將她帶回到家裡。她的命真是大，她天天昏睡着，不醒，不說，不吃，只靠輸液維持着微弱的生命。４２天后，她終於醒過來了。
她一直活到今天。今年７５歲，以前在延安中路幼兒園工作，現在早已退休。但是，１００粒安眠藥對她還是有影響，她健忘，身體恢復後很長時間，記憶力還是很差，做什麼事情，都要別人提醒她，有時候做什麼事，由丈夫幫助寫好便條，放在桌上，她糊塗了，就去看紙條，然後按照指示辦事。
這一次，家裡死了母親謝月仙，死了大兒子黃宗南，一家人心裡悲傷。
按照當時的說法，自殺的人是自絕於黨，是死有餘辜。黃家不敢表示任何一點哀悼的意思，擔心又會招來飛來橫禍，因此，只能在夜深人靜時偷偷地做＂七＂表示哀悼，一直做到六七。到了六七的那一天，也就是離１０月２３日過去了４２天，黃宗丙對家裡人說，他準備去上班了，姐姐黃莉菱心裡有點不放心，一直送弟弟到車站。但是，他沒有到廠里，而是去了杭州。他住進了杭州華僑飯店。休息一會之後，他對服務員說，他要去理個髮，理了發回來，他看上去精神多了。然後，他在房間的大衣櫃裡上吊自殺。等到服務員開門打掃房間的時候，發現他的一隻鞋，有些疑心，打開衣櫃門檢查，發現他吊在柜子裡，早已經死了。
黃莉菱送走弟弟黃宗丙後，心裡一直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他感到弟弟會出什麼事。眼睛一直跳着，他提心弔膽了幾天，幾天后，杭州公安局來人通知說，黃宗南在華僑飯店自殺身亡。
他為什麼要選擇到杭州去死，為什麼留下妻子兒女獨自去死？他為什麼要等到母親過了六七以後去自殺，誰也說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選擇到杭州作為自己的結束之地。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他已經準備死，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３日，他也準備死，但是，兩次煤氣自殺，都沒有成功。此後，他又用領帶聯結起來做了個套子，在家裡一個柜子的木架上上吊自殺，但是木架斷了，他又沒有成功。最後他到杭州自殺，這一次，他終於得到了解脫。不是生活讓他太絕望，他是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自殺這條路的。本來，他有一個美好的家。有四個可愛的兒女。
橫禍不單行
但是，災難還沒有結束。更大的災難又降臨了。
到了１９６８年，文化大革命還是沒有結束。當時，運動進入了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其實是類似於鎮反運動和反右運動那樣的運動。這據說也是毛澤東的偉大戰略步驟。他先讓有着不滿情緒的人造反，當然是利用他們的不滿傾向，把他們引向劉少奇集團。但是，毛知道這些人總不可靠，劉少奇打倒以後，他來了清理階段隊伍這一招，開始收拾這一批幫助他打倒劉少奇集團的人。凡是有這樣那樣所謂問題的人，一一清理出來，然後批判，處理。嚴重的坐牢，次一點的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較輕的按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這次運動是要清理群眾組織中對中央文革不滿、對黨不滿的人。即所謂現行反革命分子。另外，文化革命雖然當時被宣傳成保證黨千秋萬代不改變顏色的反修防修的萬年大計，但是，文革太慘烈了，抄家，鬥爭，打人，殺人，許多階層的人受到了嚴重的衝擊，許多家庭破碎，許多人思考着文革，議論着文革，暗暗地咀咒着文革。為了保衛文化革命的偉大成果，必須對一切心中反對文革的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出於這樣雙重的目的，１９６８年起，文革中掀起了又一陣階級鬥爭的高潮。這個高潮，仍然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的。當時，各級黨委先後成立，革命委員會也已經奪權成功。清理階級隊伍，不是造反派的無政府行為，而是革命委員會和黨委領導下的有組織行為，用當時時髦的話說，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又一個偉大戰略步驟。＂因此，它所引起的嚴重後果，決不能讓所謂的造反派來負責，而應該由＂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來負責。當年造反派的許多骨幹，恰恰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清查５１６運動的對象。
據一些學者對文革的研究，文革中死人有兩個高潮，一個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文革初起時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期，被打死的、自殺的特別多。這一時期，領導文革的，既有劉鄧為首的中央書記處，又有以江青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個時期的責任，劉鄧和中央文革可能都有各自的責任。第二個高潮是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階段隊伍、一打三反運動、清查五一六運動等等運動。每次運動都整人，每次運動都死人。整５１６分子，單是南京就清出了４０萬。１９７６年後複查，卻發現一個５１６分子也不是。這中後期的整人的責任，不是造反派，而是毛澤東主席為首的文革派。
黃家的這一次災難，起因於黃家大兒子黃宗南的兒子黃漢華，１９６８年他正讀高三。那時，學校早已停課，從１９６６年起幾乎就沒有好好上過課。當時他２０歲，在上海培進中學求學，成績優良。他所在的學校和社區是資本家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的子弟都在附近的一些學校如培進中學、五四中學等比較好的中學讀書。文革中，他們的家庭都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他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對抄家、批鬥等文革中極左的行為是不滿的。這些同學都接受過較好的教育，也比較聰明能幹，當時學校停課，他們就經常與相好的同學一起玩玩，有時也發發牢騷。這些同學到他家來玩，大多騎着自行車來，來了車就停在弄堂里。班裡另二個同學也希望與他們一起玩，但是，大家似乎不歡迎。他倆來敲門的時候，黃漢華就讓家裡的人說他不在家，拒絕了他。這個同學從弄堂里的幾輛自行車就知道同學們都在，黃漢華也在。他感到自己不受歡迎，心裡很不高興，由此懷恨在心。
他倆可能知道這些同學經常在一起議論文化革命，表示過不滿的情緒，可能也聽到過黃漢華與同學們們議論過蘭苹，也知道蘭苹就是江青。在清理階級隊伍（對學生則是清查反動學生）這兩個學生揭發了黃漢華和他周圍同學的問題，罪名自然是攻擊中央文革。攻擊中央文革在當時是很大的罪名，可以定為現行反革命罪，會坐牢或者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當時，全國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在日記中、在日常談話中對中央文革的某個人表示了不滿而被打成反革命。
問題可能出在黃家人對蘭苹的議論上。照理，一家經過如此重大的災難後，應該懂得言能遭禍，禍從口出，理應學得謹小慎微一些，以免再遭橫禍。但是，黃家人一家雖然家敗人亡，卻並不十分小心，還是在家裡議論起蘭苹。當時十億中國人，沒有人不知道江青的，但沒有多少人知道蘭苹。其實蘭苹就是江青，那是她解放前闖蕩舊上海時的藝名。那時的蘭苹，生活放蕩，緋聞不斷。解放前，誰都可以議論蘭苹，報紙上可以批評她；現在今非昔比了，她現在當了中央文革的負責人，成了文化革命的旗手，連總理周恩來也不停地對她歌功頌德，連偉大的詩人郭沫若也向敬愛的江青同志寫頌詩，怎麼可議論她當年與唐納的故事呢？《公安六條》更明文規定，誰反對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黃家人對蘭苹過去的私生活的議論，是很容易遭禍的。
黃家的議論有兩個心理動因。第一，黃家家破人亡，如天地傾覆，心裡自然對文革不滿，不滿當然要表露出來。鄧小平也對文革不滿。他從總書記位置上下來，趕出北京，到江西一個工廠里做工，兒子跳樓變成了殘廢，全國批判劉少奇，也批判鄧小平。他的心裡，對文革也是不滿的。不過，鄧小平畢竟不是常人，他雖然對文化革命恨得要命，暗地裡牙齒咬得痒痒地，但是，卻寫信給毛主席，信里不僅大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高調，而且還揭發批判劉少奇的錯誤，向毛主席信誓旦旦地保證，他永不翻案。老道如毛澤東，這次竟信以為真，不僅放過了他，還委以重任，讓他當了總參謀長，副總理。只是話得說回來，能像鄧小平那樣老練的人畢竟是不多的。口是心非也不是容易學會的。
黃家死裡逃生的人們就沒有學會。這就註定他們還要吃兩遍苦。第二個原因是，這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家庭，多數人受過高等教育，接受的多半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西方理念，雖然也知道言能招禍。但自由理念根深蒂固，禁不住會故態復萌。他們有時在家中議論一些什麼人，也不迴避孩子們。議論得較多的是蘭苹。她在舊上海是個大家都知道的著名人物，她玩弄唐納、又甩掉唐納、害得唐納一次次自殺的故事在舊上海是家喻戶曉的。
黃漢華和他的朋友圈裡的許多青年因為議論蘭苹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在學校里不斷遭到批鬥，這個小集團中的人，有的跳樓自殺。後來，對這個小集團進行了處理，判刑最高的十五年，其餘的三五年七八年不等。
黃漢華被關在學校里隔離審查。不斷地批判鬥爭。（上海培進中學）他關在學校的時候，母親李淑屏每天到學校去送飯。有一次到學校送飯的時候，不知怎麼得罪了專案組的人，也許是他們認為一個攻擊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的母親也肯定不是好人，因此看到李淑屏來送飯，就狠狠地打了李淑屏一頓，李淑屏被按到在凳子上，他們舉起棍子、鞋子、木板一頓狠打。打累了才放她走。李淑屏被打傷了，回到家裡，她幾乎沒有力氣走上樓梯。
專案組又想從黃漢華的妹妹黃以華那裡打開缺口。又勒令黃以華到培進中學向專案組交代問題。她當時在一個廠校里讀書。她不敢不去。但是，到了培進中學，專案組的人逼她揭發哥的問題，她說她不知道，這些人又按住她狠打了一次。
隔離審查，罪名是反革命罪，這對於一個從未經過世面的孩子來說，黃漢華對未來肯定是絕望了。他與一些要好的同學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團，他是這個反革命小集團的首要分子。他說，他這次肯定要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了，他一輩子全完了。他的媽媽李淑屏也滿腹憂愁，但是，一個婦道人家，在那樣的政治風浪中，她又能怎樣呢？丈夫已經死了，兒子又出了事，自己和女兒又被打傷，她的面前感到一片漆黑。
１９６８年的７月５日，兒子突然回來了。他是逃出來的。他急急地告訴母親，他已經不想活了，她也覺得活着沒有意思，丈夫已經自殺，兒子又要戴反革命的帽子，活着還有什麼指望呢？兒子要死，她就準備與兒子一起死。
妹妹黃以華見母親和哥哥要自殺，心裡非常害怕。她那年才１９歲，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又一直是個受寵的孩子。她聽說媽媽和哥哥要自殺，害怕極了，她害怕死，也害怕哥哥和媽媽去死，更害怕看到死。她哭着說，她害怕。母親李淑屏對她說，你害怕，就躲到柜子裡。這個姑娘真的躲到了柜子裡。
兒子也許是逃出來的，就是準備看看母親和妹妹，然後結束自己。他想死在家裡。與母親告別後，黃漢華就從三樓窗口裡跳了出去。樓下是水泥地，他害怕受傷不死，那時死不死、活不活的，將更加難受，因此，他跳樓時頭在下，頭先着地，只聽坪的一聲，腦殼完全破了，腦漿四濺，他當場死去。他的媽媽看着兒子死去，在房間裡像瘋了一樣地轉了一圈又一圈。她在激烈地思考着，樓下是死去的兒子，柜子裡是嚇壞了的女兒，是跟着兒子去，還是再照顧嬌嫩的女兒？最後，她突然沖向窗口，也從三樓的窗口跳了下去。這一幕情景，被對面一幢樓上的一家住戶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那年頭，家家都是泥菩薩過江，誰又能幫得了誰呢？
李淑屏着地以後，受了重傷，沒有當場死去。又過了三天，她也終於死了。她將更大的痛苦和悲哀留給了女兒黃以華。
黃漢華攻擊中央文革的所謂反革命罪行，又牽連到了黃家的大人們。因為黃家經常成為黃漢華同學來聚會的地方。這些孩子聰明活潑，多才多藝，彈拉說唱都行。那時候，社會生活非常單調。這些孩子聚在一起，有時候就在黃家拉個琴什麼的。年青人忘乎所以，有時候就隨意議論某些中央文革的要人。既然在黃家，黃家的其他人自然很容易被牽連進去。
黃莉菱和丈夫汪銘璋生有一子一女，女兒汪佩未，在膠州中學教數學。她１９６２年考大學，數學是滿分。畢業後分在膠州中學。兒子汪君范，高中畢業後沒有考取大學，就進了羊毛衫４廠工作。１９６８年，黃漢華被隔離審查，汪君范也被卷進了這個案子，他雖然不大議論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但是，他與黃漢華是親戚，又住在一個大家庭里，黃漢華隔離了，自然也會整到他的頭上。他也被隔離在廠里，失去了自由。廠里通知她的母親黃莉菱送被子到廠里。不久，汪君范將母親送去的被子撕成布條，乘人不備，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汪君范在隔離室里上吊而死。這一年，他２５歲。
黃莉菱聽到消息時，兒子已經死了。她強忍悲痛，去火葬場火化了兒子。然後帶着兒子的骨灰來到羊毛衫四廠。藉口說，是來拿兒子的一架相機和一隻手錶。其實，她心裡不服氣，想要為兒子說幾句公道話。他覺得兒子死得太冤。汪君范原來在廠里影響很好，廠里的革命委員會沒有公開汪君范自殺的消息，工人們不知道他已經自殺，見了他的母親，都紛紛來問長問短。黃莉菱拿出骨灰箱，流着淚說，汪君范已經死了，變成了骨灰，說完就流淚。周圍的人也都同情她，有的唏噓，有的垂淚。她將兒子的骨灰箱拿到廠里來，是有相當大的勇氣的。在那個年代，會被說成是為反革命翻案，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等等。直接間接地逼殺汪君范的人對黃莉菱的無聲的抗議當然是十分惱火的。
汪君范的死，在廠里引起了很複雜的反應。這下使整他的人大怒。黃莉菱剛回到家，廠里革命委員會也派人來了，認為她是對抗運動，向革命委員會示威，為反革命分子鳴冤叫屈。他們寫了洋洋灑灑的大字報，說了她許多條罪狀，強迫她對着群眾讀這些大字報，黃莉菱早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她後來長期在街道工作，也是經過一些世面的。她不肯，她想兒子被你們害死了，還要強加罪名，還要株連家庭，太黑暗了。里弄里的人同情她，但怕她吃虧，也勸她讀就讀，他們理解她。她後來還是忍着喪子之痛讀了革命委員會的顛倒黑白的大字報，她口裡嘶啞地讀着，眼裡在流着眼淚，心裡在流着血。
文革開始以來，家裡不斷出事，死的死，反革命的反革命，家裡充滿了悲慘氣氛。黃家原來是大戶人家，生活富裕。文革抄了家，所有的積蓄全部抄走。工資也不發，只發十幾元生活費，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艱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整天擔驚受怕。本來樂融融的好好的一個家，短短的一二年間，開始是祖母輩的人自殺了，接着是父輩的人自殺了，現在連孫兒輩二十歲的青年都沒有了生路。悲涼的氣氛籠罩着全家。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傍晚，黃莉菱準備了一桌豐盛的菜，有糖醋排骨，有白斬雞。自從１９６６年抄家以來，全家從來沒有好好地吃過一頓像樣的飯。大家邊吃着飯，邊說着話。黃莉菱的丈夫汪銘璋這一天開了幾瓶啤酒，悶悶地喝着酒。他看上去胃口很好，吃得很多。
黃莉菱對最小的妹妹黃秀菁說，以後，你要多聽聽二嫂（石紅玉）的話。需要什麼，就問二嫂要。黃秀菁在延安中路幼兒園工作，她也被長久地隔離，批判，因為家裡的劇變和運動的驚嚇，一度行為失常，被認為有精神病。這一天她看到姐姐準備了這麼多的菜，心裡很高興，一點也不覺得異常。對於姐姐的話，也一點沒
有想到有什麼別的意思。也許，１００粒安眠藥損害了她的大腦，使她變得不那麼敏感了。吃過晚飯後，大家陸續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
第二天早晨，黃秀菁醒來，天已經亮了，她要吃了早飯上班去，但是發現這一天大姐沒有做早飯，飯窩裡的飯是冷的。她有點急了，因為大姐夫汪銘璋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天天在單位里批鬥，監督勞動，遲到了又會狠狠地挨批鬥了。她大聲叫喚，但是，大姐的房間裡一點聲音也沒有。
她急忙去敲門，還是沒有聲音，推開房門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靠近房門，汪銘璋上吊死了，也許是汪銘璋晚飯吃得多了，他吐了一地。這一年，他５３歲。她的妻子黃莉菱吊在窗口；他們倆的女兒汪佩未，當時２５歲，大學畢業不久，在上海膠州中學教數學，也在離母親不遠的窗口上吊死了。
黃莉菱和汪銘璋的房間裡有兩個紅木大櫃，打開一看，黃宗南的小女兒黃以華上吊在柜子裡，這一年，她２０歲（她比哥黃漢華小一歲）；黃育申的第三個女兒黃秀潤也上吊在柜子裡。這一次，一個房間裡，一次就死了５個人。
至此，黃宗南的全家，他自己，妻子李淑屏，兒子黃漢華，女兒黃以華，就全部離開了人間。黃以華正值花季少女，她目睹了家裡一件件慘案：奶奶和爸爸煤氣自殺，媽媽和哥哥跳樓自殺，叔叔上吊自殺，表哥汪君范上吊自殺……她一次次不想死，當母親和哥哥決心自殺時，還是想活在這個世界。但最後，她無法忍受沒完沒了的運動，她無法忍受政治的和心理的壓力，她無法忍受家庭的接二連三的災難，最後還是決心與大姨媽一家一起去死。
大女兒黃莉菱一家，她自己，丈夫汪銘璋、兒子汪君范（已在運動中死於羊毛衫四廠的隔離室里，上吊而死）女兒汪佩未，也全部離開了人間。汪佩未上海師大數學系畢業，在膠州中學教數學。她死後，人們發現她的鞋子裡有她寫的一張字條，內容是說，她的弟弟黃漢華、汪君范都不反對毛主席，為什麼要將他們打成反革命？這是一個弱女子用生命作出的抗議，這種疑問在千百萬文革受害者的心中都是存在的，只是在當時的情景下無法說出而已。
黃秀潤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先是在求新造船廠工作，後因為所謂資產生活方式要她下鄉勞動鍛煉。她後來辭職，得罪了單位領導，因此幾次去香港的申請都沒有批准。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全家自殺時，她參加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全家自殺時，她也參加了，兩次都被救活。如今，她的侄兒外甥，也被逼得無路可走，她再也不想活在人間了，於是再一次與姐姐一家、與哥哥的女兒黃以華一起自殺。這一次，她再也沒有回來。她沒有結過婚，有過一個男朋友，原來準備要結婚了，但是，文革開始了，抄家，批鬥，提心弔膽地過着日子，婚事就這樣推遲了，什麼時候結婚，她也不知道。她終於沒有披上婚紗，早早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黃莉菱和黃秀潤、汪銘璋、黃以華、汪佩未是怎麼商量一起死的，最後是怎麼決定的，現在誰也說不清楚。但是，顯然，兒子的死，兒子死了以後革命委員會到里弄里的囂張使她感到人間是非的顛倒，她完全地絕望了。那桌子豐盛的菜淆說明，她是特意準備了一頓最後的晚餐，她們已經準備一起離開人間。姐姐黃莉菱對妹妹的囑咐，也有最後的關照的意思，是一種生離死別的臨終囑咐。
順便要說一下，黃宗南準備自殺時，曾經向大妹妹黃莉菱託付過，他準備去死了，如果她活着，一定把她的孩子帶好；如果她也準備死，一定把他的兒女帶走。自從黃宗南離開這個世界後，她小心地保護着黃宗南的一雙兒女，但是，侄子黃漢華還是被打成了反革命，逼得跳樓自殺。她是覺得對不起弟弟的。現在，她也準備死了，她肯定不忍心讓弟弟的孤女兒黃以華一個人留在這個世界上，因此，這一次她把黃以華也帶走了。黃以華經過一次一次的親人的離去，她的精神也崩潰了，終於下了死的決心。
今日黃家人
至此，黃家大兒子一家四口全部死絕，大女兒黃莉菱一家四口也全部死絕。小兒子黃宗丙和三女兒黃秀潤也自殺了。在大陸，只留下黃宗丙的妻子石紅玉及四個孩子，黃家最小的女兒黃秀菁在幾次自殺後，也僥倖地活了下來。
１９７２年，黃秀菁和石紅玉到無錫買了塊墓地，安葬了死去的一家十一口人，她們在母親、哥嫂、侄兒、侄女、外甥、外甥女的骨灰前都立了碑。死者總算有了一塊葬身之地。
死的死了，活着的人依然艱難。石紅玉的丈夫死了，她沒有工作，她與黃宗丙生下了四個兒女，他們分別是大女兒黃羚華，兒子黃漢義，女兒黃圳華，黃維華。丈夫去世的時候，最小的女兒才５歲。她後來在里弄加工組找了一份工作，經過千辛萬苦，總算把幾個孩子撫養大了。如今有個孩子去了加拿大，有個孩子去了澳大利亞。文革一晃四十年，孩子們也都是五十上下的中年人了。
黃秀菁１９７２結婚，對方是一個鋼鐵廠的廠校老師。但十年前因患癌症而去世。如今一個人生活在老房子裡，廝守着這座令她百感交集的舊宅。
我在採訪時，黃秀菁拿給我看她們家的一本影集，這是她的先生整理的。她經歷了劫難後，一直沒有勇氣整理親人們的遺照。一些照片雜亂地放在那裡。他就主動地幫助整理。照片其實不多，多半是一二寸的黑白照片。按照文革的審美標準，漂亮一點的照片是會被撕碎的，革命的人們會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情調。從照片看，黃家幾個後代相貌英俊。
黃秀菁的先生在整理舊照時曾經遇到過一件奇事。並且在影集後面作了忠實的記錄。有一年仲秋，他看到黃家有一些舊照片，覺得應該整理出來。照片不多，而且不大，多數是一二寸的黑白小照片。但人去影在，還是值得珍惜。有一天，他在窗前整理黃家殘照時，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忽感睏倦，昏昏欲睡，見一素衣女郎，飄然而入，面北就坐，凝眉遠眺，若有所思，匆忙以纖指蘸茶水疾書桌上，讀之云：
拾得殘照貼畫圖，殘陽如血柳如絲。
悲歡離合隨風盡，驕骨風流只自知。
余心驚自醒，已失女郎所在。然桌上水漬未平，字跡可辨。再看窗外，桐蔭婆娑，天際殘陽一抹，殷紅如血。故此影集，擬題為《殘風影集》。＂
從文章看，這是一個真實的夢。他沒有必要虛構一個這樣的故事。夢中那個女郎是誰，那首詩的最後一句又有什麼深意，是值得探討的。
黃家的子女輩另有兩支到了海外。一個是二女兒黃秀娣。她在解放前嫁給了美國醫生麥克萊，現在居住於亞利桑娜州，今年８６歲了。她出去得早，沒有經歷過文革，一生比較順利。黃家三女兒黃秀珍，１９５３年到香港，她的丈夫是劉靜基的一個親戚。她有一個女兒陳漪琴，一個兒子陳企平。１９６７年，黃秀珍一家移居美國，現在居住於美國的波士頓。
１９７６年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粉碎四人幫，不久，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錯案，作出了歷史的貢獻。黃家的案子也終於平反了。
但是，所謂平反，只是參加了國棉二十八廠的一個會議。總體上是極不認真、極不人道的。那一天，國棉二十八廠的領導派人將黃秀菁和石紅玉接到該廠，該廠領導在會議上宣布黃宗南、黃宗丙兄弟及該廠許多其他被整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予以平反。沒有人對黃宗南全家的死亡負責，沒有人對黃宗丙死後幾個子女的艱難生活負責，沒有任何書面的平反文件，也沒有人向他們表示道歉，沒有人對全家十一口人的死亡表示哀悼，更沒有追查過打人的兇手，沒有追查抄家時物資的流失，沒有追查極左分子逼死人命的任何責任。這也許也是一種中國特色。全國上百萬右派分子家敗人亡，人不人、鬼不鬼地掙扎了二十多年，沒有人說過表示歉意的話，沒有任何賠償，當年擔任全國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後來被稱為總設計師的那個人還認為，反右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一點。９９．９９９９％的右派搞錯了，但是還是堅持是正確的，因為這場運動是他領導的。當年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的阻力也很大，因為製造錯案的相當部分的人整人的是他們，平反的也是他們。當年將你往死里整是正確的，如今為你平反也是正確的。他們從來沒有錯，而且，他幫助你平了反，你還得感謝他，你必須感謝他們＂給了你第二次生命。＂
當時查抄去的黃家的金銀、衣物、錢幣的結果怎樣呢？說來令人心酸。
查抄時抄家的人不給黃家一份查抄物質的清單，抄去了什麼，怎樣處理，黃家都不知道。文革後期，天下大亂，這個派，那個派，打砸搶事件層出不窮，抄家物質大量流失，最後，被抄的人家只能自認倒霉。
黃家也是這樣。據黃家小女兒黃秀菁說，她自己查抄時有幾張存單，當時是可以匿名存款的，但最後落實政策時都沒有退回，也不作補償。
照理，你無緣無故抄了我的家，又丟失了我的東西，你有理賠的義務，但是，沒有一個責任者，抄家的時候，有成百上千的階級鬥爭的英雄；在落實所謂政策的時候，沒有一個責任人。冤無頭，債無主。領導上說是四人幫干的，告訴他們要正確對待。正確對待的意思翻譯出來就是：＂人死了，就死了，不要有恨氣；抄的東西少了，就少了，不要有怨氣；當年批了、鬥了、打了就算了，不要有怒氣。不僅不應有氣，還要感謝政府、感謝黨，感謝黨幫助你評了反，感謝政府給了你第二次生命。＂
這是一種中國特色。
文革的反思
當年，一個虛擬的人物楊白勞喝鹽滷自殺而亡，引起了多少人的同情和不平。如今，黃家十一口人死了，卻平靜得像一池死水，死者的親屬沒有地方說，也不敢說。沒有地方祭奠，只能在夜晚偷偷地祭奠；沒有人敢哭泣，只能在心裡哭泣。
當黃家一家十一口人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奪去寶貴的生命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響亮的歌聲唱徹了上海灘頭、唱響在大江南北；忠字舞、語錄歌、早請示、晚匯報風行全國。人民日報三天二頭介紹着大好形勢。據說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一天比一天好。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全國而言，至少有百萬之眾。所有這些，從來沒有在報紙上電台里透露過一丁點兒，封鎖得嚴嚴實實。
中國古代思想家們曾經討論過以刀殺人和以理殺人的高低，以刀殺人會留下血跡。這種殺人，是殺人的低級階段；以理殺人，則殺人不見血，是殺人的中級階段；而以革命的名義殺人，如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名義，以反修防修的名義殺人，這恐怕是殺人的高級階段了。
文革發生了四十年了，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全面否定了文革。
那個被稱為當代馬克思主義頂峰的毛澤東，自稱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占領了全中國，把國民黨趕到台灣島，另一件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這樣，他一輩子做的兩件大事，一件已經被他親自締造的黨否定了。被歷史否定了。文革不只是錯誤，而且是罪惡，是亙古未有的大罪惡。古往今來數千年，翻開中國史和世界史，從來沒有如此慘烈的大悲劇。一億人受到衝擊，百萬人自殺或被打死，冤獄遍於中華。文革的慘烈和殘暴，超過了希特勒對國內人民的專制統治，超過了斯大林對國內人民的專制統治，可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是，直到今天，文革仍然不准說，不准研究，不准提及。時過境遷，相當多的中國人不知道文革，不知道為什麼發生文革，不知道文化革命究竟是怎麼＂革命＂的？那場驚天動地的大革命早已成了依稀往事。
如今，當年一家十一口人慘死的悲劇，已經變成了遙遠的往事。當年南匯路１０號門內曾經不斷地呼叫着口號，不斷地傳出大批判的聲浪，弄堂里曾經停滿了因為煤氣自殺而昏迷不醒的一具具屍體和一個個昏迷的人體，如今，弄堂外依然車水馬龍。自己吃了１００片安眠藥、又開了煤氣自殺的黃家最小的女兒黃秀菁居然沒有死，當年她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不斷地隔離、批鬥，她哭笑無常，被當成了精神病人。
現在回憶起這些慘痛的事情，口氣已經相當平靜，既不怎麼悲傷，也不怎麼激動，仿佛就在說着一個小說的故事，仿佛在訴說着別人家發生的不幸。我猜想，當年一次次巨大的悲痛，已經使她麻木了，四十年的風風雨雨，也使她心頭的傷痕結了疤，時間淡化了當年心頭的慘痛。中國人已經不太清楚文革是怎麼回事了，將一家十一口人被逼自殺的故事說給人們聽，不少人將信將疑，眼神分明在說，是真的嗎？
如今，毛澤東依舊安詳地躺在水晶棺材裡，接受着千百萬人的朝拜。他老人家活着的時候曾經帶頭倡議火化，別人都已經灰飛煙滅，只有他一個例外，他死後仍然住在世界上最豪華的殿堂里，占據着首都最中心的地段，每天有荷槍的戰士守衛着，接受着一群又一群經歷過大饑荒、遭受過大衝擊的善男信女們和他們的後人的鮮花和悼念。
如今，毛家菜仍然風行全國，韶山沖仍然是旅遊景點，人們仍然渴望品嘗他愛吃的紅燒肉的滋味，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類的文革歌曲依然流行大江南北。被他親手打倒在地、被他御批關進秦城監獄、被他奪去丈夫生命的劉少奇遺孀王光美，雖然飽經文革的摧殘，被整得家破人亡，仍然信誓旦旦地宣稱，她是毛澤東的好學生。如果劉少奇活到今天，他會不會也說他是毛澤東的好學生呢？
文革中，毛澤東的塑像樹遍全國，小紅書人手一冊，紀念章足可以建造無數架飛機。當年，他說幾句無關緊要的話，要連夜遊行慶祝；如今，中國的汽車司機們把老人家的頭像放在小車前，他老人家雖然死了，卻成了中國無數汽車的保護神。他輕而易舉地把劉少奇送上了西天，談笑間把所謂修正主義的第二號人物整得服服貼貼，口口聲聲保證永不翻案。這樣的雄風使他活着的時候是神，死了以後還是神。
一粒砂子就是一個世界，一滴水中有七彩的顏色。黃家人與作者素昧平生，但黃家一家人的命運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依然令作者震驚、悲痛和同情。理性地思考，為什麼這場悲劇沒有避免或者減輕一點？為什麼會發生一家十一口人自殺的慘劇？中國成千上萬的家庭為什麼會發生與黃家類似的悲劇？
第一、權力的毫無制約是造成此類悲劇的重要原因。如果毛澤東當了美國的總統，他要發動和號召文化大革命，國會會發生爭論，是否同意，國會要進行表決。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領導全國的文革運動，號召抓更多的右派，號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他們的領導下，發生了揪反動學生斗老師斗教授的狂風。他的抄家、批鬥這一套，如果有權力制衡，也不會風行全國。但他們一個批示，全國各高校就聞風而動。如果有權力制約，毛澤東讓自己的女人當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如果有民主制度監督，恐怕也不會那麼順利。中國的權力集中於一個黨，黨的權力又集中於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這是中國發生文革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缺乏新聞和輿論自由是造成這類悲劇的另一個原因。我相信，在任何一個具有自由輿論的國家，發生了這樣的事件，一定會有記者報導，一定會有正義的人士呼籲，一定會有法律人士出來伸張正義，社會一定會有聲音，一定會有民意的表達，社會輿論一定會有反響。舊上海一個阮玲玉死了，還有人為她說過不平。但是，文革的中國是無聲的中國，文革中沒有一家媒體記錄過這樣的事情，沒有一篇文章議論這樣的悲劇。為什麼我們的祖國對於醜惡、對於殘暴，竟有這樣巨大的容忍和掩蓋的能力？而正是這種掩蓋和容忍，暴虐、腐敗、醜惡就盛行不衰。
第三、國民品格存在的嚴重缺陷是這類悲劇發生的又一個原因。中國國民中存在着一種痞子性和奴隸性。阿Ｑ挨了趙大爺的打，就去欺侮小尼姑出氣。廬山會議時，不少人心裡是支持彭德懷的意見的，但是，卻起勁地批判着彭。文革初期，是有可能否決文革的發動的，但是，沒有人反對。文革中橫掃一切批鬥一切的行為，是應該提出並加以阻止的，但是，沒有一個領導人表示不同意見。整個民族培養了一種不說真話、不敢負責的風氣。中國國民性中保存下來的善良、惻隱之心幾乎在一次又一次運動中蕩滌以盡。黃漢華一個青年學生，就算說錯了話（現在看來，一點也沒有錯）在講究人性的國民面前，決不會對他非人化地對待。那些專案組的人不僅虐待了黃漢華，而且虐待了來送飯的母親李淑屏，虐待了毫無責任的妹妹黃以華？不少中國人的人性中，有一種虐待狂的因子。民族的心靈深處似乎存在着一種迫害快感、殘忍快感的文化基因。長期以來，以階級性批判人性，進一步造成了國民性的扭曲。文化革命正是扭曲的人性的一次全國性的大暴露大展覽。因此，進行人道主義的啟蒙，培育健康的善良的人性，是國民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
古希臘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些著名的悖論，如飛矢不動，阿基里斯追不上一隻烏龜。等等。細細一想，我們也創造了一個新時代的悖論。在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思想陽光普照的大地上，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叫得震天般響的地方，在一個自稱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準備去解放全世界水深火熱中的三分之二的人民的進軍途中，一家十一個＂階級敵人＂被林副統帥＂念念不忘＂和小平同志堅決＂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碾得粉碎。就這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次偉大勝利，鐵桶也似的無產階級專政又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宗旨得到了進一步發揚。但是，為什麼那些你要解放的水深火熱之中人民卻沒有那種1億人受衝擊批鬥的悲劇呢，水深火熱中的世界沒有發生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歷史大悲劇呢?究竟應該誰解放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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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詩人韋莊曾寫詩感慨往事。詩曰：
＂江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往事是容易忘卻的。歷史是容易遮掩的。但是，一個沒有是非或者是非不清的民族，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一個沒有真實歷史的民族，這個民族會受到世界民族之林的認可和尊敬嗎？這個民族能真正地輕裝前進嗎？這個民族還會有歷史的正義感和罪惡感?即使歷史真的被你梳妝得面目全非了，歷史的罪惡真的被掩蓋得如掩沒了一切化石的地層一樣了，歷史的打扮者們對得起那千百萬個地下的冤魂嗎？
中國，需要的是一個真實的歷史。
中國人，需要的是認真地反思歷史。
記住歷史教訓，作為殷鑑，對照你周圍正在發生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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