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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弄堂里的小故事
――黄家十一口人的命运
朱长超
小弄堂里的人间惨剧
在上海江宁路与南京路交界处，有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叫做南汇路。
南汇路１０弄１５号是一栋三层小楼，这里以前是黄育申一家生活的地方。
黄育申，商人，曾在沙逊洋行当过买办。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二年即１９４６年因病去世。病重期间，黄育申曾拜托好友、企业家刘静基，他去世后多关照一群儿女。刘静基低头允诺。但是，出乎刘静基的意外，好友拜托的任务他竟无法完成。当时他也身处困境。而令他想象不到的是，老友一家竟有１１人惨死于文革。当文革结束后，黄家的幸存者黄秀菁、石红玉见到刘静基时，刘静基竟无语呜咽，他无法接受这个悲惨的结果，无法面对死去的老友，实在不能对他作个交待。
黄育申死后，留下了妻子谢月仙。他们生养了二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儿子名叫黄宗南，小儿子名叫黄宗丙。五个女儿分别是，大女儿黄莉菱，二女儿黄秀娣，三女儿黄秀润，四女儿黄秀珍，五女儿黄秀菁。
文革中，黄家儿女的妈妈谢月仙、大儿子黄宗南、大儿媳李淑屏、黄宗南的儿子黄汉华、女儿黄以华、黄家大女儿黄莉菱、黄莉菱的丈夫汪铭璋、黄莉菱的女儿汪佩未、汪君范，黄育申的女儿黄秀润，儿子黄宗丙等，一共１１人在文革中悲惨地自杀。一个大家庭死了十一口人，这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多么深重的灾难啊？
这１１人中，男性６人，女性５人。
死亡地点，除黄宗丙死于杭州华侨饭店客房外，其余１０人死于上海。
死于上海的１０人中，汪君范死于羊毛衫四厂的隔离室，其余９人都在家里自杀。
黄家１１人中间，死于煤气的两人（谢月仙和大儿子黄宗南）。
跳楼自杀的２人，（李淑屏和儿子黄汉华）
上吊自杀的７人，他们是黄宗丙，黄莉菱，黄秀润，汪君范，汪佩未，汪铭璋，黄以华。
这个大家庭中，有两家全家死绝，他们是大哥黄宗南全家：黄宗南，妻子李淑屏，儿子黄汉华，女儿黄以华。
大女儿黄莉菱全家也死绝。黄莉菱，丈夫汪铭璋，儿子汪君范，女儿汪佩未。
需要说明的，黄宗丙、黄莉菱、黄秀菁、黄宗南、黄秀润等曾多次自杀。先是获救，后来再次自杀。例如黄宗丙先是用煤气自杀，获救后因为不堪凌辱，曾用领带联结后在家里的衣柜里上吊自杀，因木架断裂而自杀未成，后去杭州华侨饭店上吊自杀。
全家好几个人曾两次用煤气自杀。黄秀菁在两次用煤气自杀的同时，还服用１００粒安眠药。她侥幸获救。现健在。不是到了痛苦万分的境地，是不会下这么大的决心去自杀的。
黄家全家自杀情况表
关系 姓名 自杀时间 自杀地点
１．黄育申之妻 谢月仙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在自己家灶间里用煤气自杀。
２．大儿子 黄宗南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在自己家灶间里用煤气自杀。
３．小儿子 黄宗丙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４日 杭州华桥饭商客房内上吊自杀。
４．大女儿 黄莉菱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 在自己房间里上吊自杀。
５．三女儿 黄秀润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 与姐姐黄莉菱等在同一房间上吊自杀。
６．黄莉菱之子 汪君范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在上海羊毛衫四厂隔离室上吊自杀。
７．黄莉菱之女 汪佩未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月，在家中上吊自尽。
８．黄莉菱之夫 汪铭璋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在家中上吊自尽。
９．黄宗南之子 黄汉华 １９６７年７月５日， 在家中跳楼自杀。
１０。黄宗南之妻 李淑屏，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日，７月５日在家中跳楼，３日后死亡。
１１。黄宗南之女 黄以华 1968年１０月１８日 在家中上吊自尽。
黄育申谢月仙子女现在状况：
二女儿黄秀娣 曾在上海的美国一家私人医院当化验师，后患肺结核，与美国医生麦克莱相爱后结婚，
１９４９年在天津乘戈登号轮船随美国丈夫乘船离开中国，现定居美国亚利桑那州。
四女儿黄秀珍，１９５３年去香港，１９６７年定居美国波斯顿。
黄家最小的女儿黄秀菁，现年７５岁，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３５岁，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曾与全家一起在灶间里用煤气自杀，幸而获救；后因惊吓精神失常，被怀疑有精神病症状，对她的批斗较放松。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又与全家再次在家中灶间用煤气自杀，死前还吃了１００片安眠药，经抢救后昏迷４２天后获救。现在居住在南汇路１０号二楼的住宅。由于吃了太多的安眠药，记忆力严重受损。
石红玉，黄宗丙之妻，上海名医石攸山之女。有三女一子，丈夫死后，她没有工作，要养活四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后在里弄工厂工作，居住地上海，常居住于加拿大女儿家中。
南汇路１０弄是条很平常的小弄，宽只有三四米，长只有６０米，当年，却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据当地人回忆，文革时黄家自杀后被发现，全部都昏死了过去，十几个人直挺挺地停放在弄堂里，等待救护车前来抢救，因为人多，几乎把一条弄堂都停满了。
１０弄１５号的三楼，有三个房间，北边的那个房间，大约２０平方米大小。
１９６７年７月５日，这间小屋里也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从这个窗口，二十岁的青年学生黄汉华纵身跳下，脑袋着地，脑浆满地，当场死亡。几分钟后，她的母亲李淑屏也纵身跳下，三天后死亡。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黄莉菱、黄以华、黄秀润、汪铭璋、汪佩未等５人，在这个房间里上吊死亡。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竟发生了 7人自杀的惨状，几十年后的今天，记载起来还感到毛骨悚然。
谁能想象，如今灯红酒绿的南汇路的这个小弄堂里，曾经发生过如此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时间真是个伟大的化装师，它能将一切丑恶掩盖得严严实实，将一切血泪洗刷得干干净净。
走与留之间
１９４９年，新旧政权交替，社会风雨飘摇，人心动荡不安，未来深不可测。
黄家已经预感到世界的变化，也似乎预感到未来飘摇的命运，决心离开上海，移居香港。黄育申曾帮助过刘静基的忙，刘静基则将位于上海北蔡的安达纱厂的股权送给黄育申。从此，黄家就成了安达纱厂的主要股东，黄育申的两个儿子黄宗南和黄宗丙都在这个厂工作。解放前夕，谣言四起，黄家将安达纱厂的部分设备、资本迁住香港。全家十几口人也准备迁往香港生活。１９４９年，黄家已经买好了去香港的船票。
人是很复杂的动物。自己决定了的事情，有时候突然又会被自己否定。
也许是旧巢难舍，也许是留恋于上海的豪华宅第和舒适生活，到了离沪去港的最后一刻，黄家突然改变了主意。最早萌生留沪观望念头的是黄家大女儿黄莉菱。黄育申生前给七个子女安排了一人一宅。大女儿黄莉菱留恋自己的宅子，心想，他们一家只是开开工厂，做做实业，不做坏事不犯法，也许不至于对他们怎么样。她向母亲谢月仙说，＂妈，我不想走了。＂
她想留下来，她的妈妈自然也想留下来。谢月仙身体不好，两个眼睛视力很低，全靠儿女们照顾她。人老了，会留恋旧巢。大女儿想留下，她也不想走了，她不走了，整天服侍她的三女儿也不走了。结果，其他几个人见妈妈不想走了，也不想走了，一家就全部留在了上海。
小儿子黄宗丙本来已经在解放前到了香港，当时，刘静基的一个女儿也在香港，两人从小相识，在香港还可以彼此说说话。后来，刘静基的女儿离开了香港。他觉得独在异乡为异客，孤独得很，最后也回到了上海，在自己的企业安达纱厂当管理人员。
本来，去不去香港，事情都在两可之中，香港也是中国领土，在一个民主和平的年代里，如果去了香港，一段时间后觉得生活不习惯，再回到上海就是了。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去留有时候关系到命运的转折、关系到生死的抉择。
那个喜欢说奉承话的政治活动家杨政宁，他的父亲留在了国内，经受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煎熬。杨政宁如果回国，过得了反右运动，过不了灭顶之灾的文革。吴剑雄出国了，当了美国物理学会主席，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的志士，死后仍然不得安宁，文革中他的坟墓被党委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掘得天翻地覆。（不是所谓的革命造反派，那时节，造反派还根本没有诞生。）如果她当时在国内，这个美丽的女杰一定逃不了批斗、隔离、扫厕所的命运。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当时的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哪一个逃得了被批斗的命运。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那么这样一贯紧跟的人，她的父母的坟墓尚且被翻尸倒骨，何况其他人。当然，这是题外的话了。
总之，黄家１９４９年２月间买好的７张去香港的船票废弃了，一家仍然留在上海，谨小慎微地生活着。
谁能想到，这一念之差，竟在十几年后，夺去了一家十一口人的生命。这一步之差，其后果竟会如此严重，如此惨绝人寰，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这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掌控着这一家人的命运。
无形的磨擦
解放后，三反五反运动，公私合营运动，统购统销运动，整风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阵惊恐接着一阵惊恐。每一次运动，黄家都会提心吊胆一阵子，不过，这些运动比起文化大革命来说，都算是鸡毛蒜皮的小运动了。黄家因为有资产，有工厂，有海外关系，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剥削阶级阵营，属于内部控制的对象。
令人压抑的不仅是政治运动，还有种种无形的冲突。黄家的三女儿黄秀润，１９５２年圣约翰大学毕业。分配在求新造船厂工作。本来，一个女大学毕业生，文弱得很，而且也算得上是长在红旗下，对社会不会构成威胁。但是，她的大学是教会大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教会大学从事的是文化侵略的工作。教会大学里西化的空气比较浓，她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自然带有西方式的所谓资产阶级情调。她穿戴得体，打扮入时，人又长得漂亮，因此，成为厂里女工们暗暗摹仿的对象。在当时左的眼光看来，这是在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争夺着青年。于是，厂领导决定让三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职工包括黄秀润在内，全部到乡下去劳动锻炼。领导认为，农村艰苦的生活，与牛粪、猪粪的接触，有利于改造她们的世界观，让他们通过艰苦的劳动脱胎换骨，成为新人。从小过惯了优越生活的黄秀润，看到农村的泥巴、脏水坑、蚊子，蟑螂，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终于她辞职不干，准备有机会到香港去寻找工作。但是，她的辞职被看成是拒绝改造，她怎么可能去香港呢？她的几次去港申请都没有批准。不得已，她就在家里过着日子。本来，她从来没有参与所谓的剥削活动，解放初她只是个学生，但是，文革中她却作为资本家的代理人接受批斗和审查。
幸运的是二姐黄秀娣。她先是在一家美国医院里做化验员，后来与一个美国医生有了感情，终于结成连理。这位美国医生在解放前夕与黄秀娣一起离开了上海。他们从天津出发乘上戈登号轮船离开中国。她终于躲过了文革的劫难。如果她留在大陆，在文革那一场灾难中，她的命运可能也会是死。这样，黄家的自杀者的名单中，有可能又会增加一个名额。
可怜九三初三夜
（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
白居易有一首诗说，＂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他写的那个夜晚，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夜晚。１９６６年的九月初三的夜晚，对于黄家来说，则是生离死别的夜晚。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毛泽东下令广播他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接着是改组北京市委，公布五一六通知；在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公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即十六条。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大抄家、大批斗，即所谓破四旧。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全国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被打的、被斗的、被抄家的、被大字报批判的、被打死的人，不计其数。
那时候，到处是红海洋，南京路被漆成大红的颜色，因为全国要变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海洋；店名、路名、地名、人名掀起了一阵改革的热潮。宋彬彬改成了宋要武，变成了一个手拿宽皮带用铜扣子威武地打人的铁姑娘；人们刚生下的孩子，一个个取名为卫东，仿佛这样就与统帅攀上了一点亲，至少表达了一点忠心；连煤球店也变成了东方红煤球店，生煎小吃店变成反修小吃店；到处是高音嘈叭，到处是造反有理的口号和标语，到处是＂滚滚滚，滚他妈的蛋＂的革命造反的声浪。
黄家自然躲不过这场灾难。老一辈的黄育申当过外国人的洋行买办，按照当今流行的标准，那是开放型的人才，是引进外资的模范。但是按当时的政策，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洋奴；黄家是安达纱厂的大老板，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属于剥削阶级；他们的子女全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生活方式上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色彩，自然被划为臭知识分子一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们很自然地被作为革命的对象。文化革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们一家自然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
历史有点奇怪，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要把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拉下马。对于那些个资产阶级分子，根本不是他发动运动的初衷。但是，在运动的初期，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运动的时候，兴起过一场揪反动学生、反动分子的高潮，按他们指示派出的工作组在大学中学里天天在排着左派的队，天天在寻找着反动学生和反动分子。这是刘邓两位领导运动的老三篇，邓小平作为当年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就是这样干的。这已经成了他的拿手好戏。当年搞四清也这样的，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也有很强烈的整人色彩。现在搞文化大革命，他们又一次运用老经验。不过，这些个全国性的大抄家、破四旧，是毛泽东的本意，还是刘邓的决定，要等以后历史学家仔细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当年的口号叫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中华民族是个非常善于跟风的民族，一阵风刮来，树叶，灰沙，纸屑全跟着风跑。慈禧太后支持了被鲁迅称为拳匪的义和团，整个北京、整个华北全成了义和团和红灯照们的天下；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几亿人全都打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仿佛真要去解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处于水深火红之中＂的人们了；如今，中国流行的是＂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新哲学，十几亿中国人，一个个又都成了会抓钱的好猫了。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到黄家抄家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来了。党委派来的一大群人，高呼着口号，将黄家人全部关在一个房间里，然后翻箱倒柜地抄家。他们看到值钱的、好玩的、希罕的，全都拿了去。黄家算是比较富有的资本家。抄家的时候，被抄去的东西非常多。当时，一家人全部关了起来，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当时想的是不挨打，能活过性命，抄去什么东西，连问也不敢问，也不会让你问。当时只有最小的女儿黄秀菁，才允许给家里人买早点，还让她在抄去的物资的清单上签个字。但是，抄家的人并不留一份清单给黄家。因此，抄去多少东西，中间是不是会流失一些东西，谁也说不清楚。黄家小女儿只记得抄去的东西中有一尊金子的菩萨，还有许多珍宝。不少东西后来并没有归还，而黄家后来死去了十一口人，面临如此大的灾难，谁也无力、谁也无心去为失去多少财产而费神了。你归还一点，那是你的善心，他们感到这是拾到的，是幸而失而复得的。总之，当时抄去了多少东西，价值多少，当时抄家的队伍只让黄家小女儿在场，全余的人都被关了起来，而黄家小女儿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严厉的场面，被斗争被挨打的恐惧，使她只能逆来顺受，不敢啃声。
不过，还是得罪了抄家的人。黄宗南房间在有１０４７元现金，一个抄家的工作人员说，拿到二楼房间让二楼的抄家人员一起登记。但是，黄宗南大着胆子问楼下的抄家的工作人员，他说没有收到这笔钱。他也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事情已经清楚了。那个人恼羞成怒，说他污蔑抄家的人员，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也就不敢响了，但后来的批斗却越来越猛。显然，那个抄家的人心里发怒了。
本来抄家抄了两天该结束了。除了一些金银手饰等东西之外，也没有抄出什么反动的东西来。来抄家的人总有点不甘心。黄家所住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好的住宅区，对面的一个园子里就是著名企业家荣家的宅第。他们也在抄家。这两支抄家队伍不时地交流着情况，交流着经验。荣家的抄家者说，他们院子里有口井，井水掏干后发现井里有东西。
这个情况引起了黄家抄家者的注意。黄家院子里也有一口井。抄家者开始一桶一桶地将水吊干，井水终于吊干了，抄家者中有人下了井，一阵摸索后，从井底下捞起了几十发子弹，还有两把小手枪。这给抄家队伍打了一针兴奋剂，也使黄家面临着灭顶之灾。
于是，对黄家的定性升级了，不再是一般的资本家，而是反动资本家。不是一般的剥削阶级，而是阶级敌人。批斗也升级了，火力明显地增强了。
子弹和手枪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家第二个女儿黄秀娣与一个美国医生麦克莱恋爱和结婚，这位美国医生曾当过军医，有手枪。在美国，居民有枪是合法的，买到枪是很平常的事。麦克莱当过军医，有枪更加正常。黄秀娣与丈夫１９４９年离开天津出国的时候，麦克莱的许多东西都留在他行医的衡山饭店某间房间内。后来黄家把那里的一些财产运回到了南汇路宅子，发现里面有手枪和子弹。手枪就这样留下了下。小儿子黄宗丙在香港待了一阵，从香港回来，看到了手枪，觉得留着会出事，上交又怕说不清楚，上头会不会相信你说的是实话，也实在没有把握。最后决定，把枪与子弹悄悄地处理了。本来，那个东西很小很轻，装作去乡下钓鱼时顺手向河里一丢，就什么关系也没有了。偏偏他们缺乏深谋远虑，轻易地丢进了院子里的井里，自以为去了一块心病。那里知道，却自己为自己留了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井里发现了手枪和子弹，这在疯狂的文革时代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而当时公安局又发现附近有发送电报的信号，认为是潜伏着特务与敌人在联络。此事又与黄家发现手枪一事联系起来了。谁是特务呢？特务的角色被怀疑到小女儿黄秀菁的身上。她有一台当时很先进的半导体收音机，体积不大，可以随身携带，性能很好，她经常收听广播，听后就放在梳妆台上。这台收音机被怀疑是收发报机，它的主人于是就成了潜伏的特务。在高压下，她得了精神病，该哭的时候她常常大笑，该笑的时候却常常大哭。她成了一个精神病人，对她的批斗倒放松了一些。
发现了枪和子弹后，对黄家人进行了猛烈的批斗。９月３日夜里，家里一片狼籍，一家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灾难。当年荣国府宁国府也抄家，似乎也没有进行人格污辱的事。宁荣二府抄家的时候是登记造册的。但黄家的抄家不留名录，不留清单。谁来抄，谁让你来抄，抄去了什么，抄去了多少，抄到那里去，一概都没有说明。
家抄过以后，家不像一个家。地上满是打碎的瓷器，掷下的报纸，撕成碎片的画。黄家老小，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批斗，揿头，大字报，打倒声，使黄家的每个人都心中害怕。这是一家几十年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以后会怎样，谁也不知道，看来事情还只是个开始，反正看不到光明，苦难才开了一点头。大女儿黄莉菱轻声说了一句，活着这么苦，大家一起死了算了。谢月仙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她也活得够了，再也不想活在世界上挨批挨斗，丢人现眼。她不想再活下去了。就这样，一家人暗暗地作出了一个决议：准备一起死，全家共同作个了结。一家男男女女十几条生命，还有好几个青年，作出这个决定，是多么地惊心动魄啊！
今天，作者虽然理解黄家当年所受的压力和屈辱。但是，谢月仙作为全家的长辈，流露出死的情绪是非常不当的，同意全家一起去死，更是非常不应该的。一个人可以很懦弱，但是在一门几代十几个人的生死关头，应该义不容辞地坚强起来，自己应该作为全家的精神支柱支撑着。而谢月仙却同意全家一起自杀，并自己带头自杀，这对全家是非常不负责的行为。她带领全家到了地下，怎么向丈夫交代呢？在那个年头，要坚强地活着，要带领全家共度难关，才算是识大体，这才算是大家闺秀。子女们想死，她还应该打断他们的念头，怎么能带头散布死亡情绪呢? 她应该努力保存黄家的后代，多保留一个好一个，她应该鼓励全家勇敢地活着。这才像个当家人的样子啊。
话说远了。九三初三这一夜，夜深了，一家人聚在楼下的灶间里，谢月仙，大女儿黄莉菱坐在一起，二嫂石红玉带着四个孩子，大嫂李淑屏带着两个孩子黄汉华，黄以华，黄秀菁和黄秀润在一起，还有黄宗南和黄宗丙，一共有十四个人。全部到了楼下的灶间，６只煤气开关全部打开了，煤气丝丝地吐着毒气，大家静静地坐着，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但是，小女儿黄秀菁却并不真正想死。死，对于一个３５岁的青年女子来说，毕竟是一件痛苦的事，死需要勇气。她坐在准备集体自杀的灶间的门口，六只煤气灶已经打开，煤气发出一阵阵气味。她悄悄地打开了房门，煤气虽然很浓，但是，由于有新鲜空气进入房间内，因此中毒不是很深。半夜里，邻居肖先生闻到浓浓的煤气味，知道出事了，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车来了，因为抢救及时，加上门半开着，煤气的浓度不很高，因此，全家十四个人全都救活了。这一次，上帝表示了他的怜悯。
抄家以后，钱都抄走了，最小的女儿黄秀菁自己积下的１５０００元钱也被抄走了。家里变得一无所有了，衣服也拿走了，黄家最小的女儿衣服全部被抄走，只剩下一件衬衫，一条裤子，一条棉毛裤。棉毛裤是冬天穿的，当时９月的天气，天还很热，只能白天穿上，晚上洗了凉干，第二天再穿上。
有人要问，是谁抄了他们的家？是谁批斗了他们，害得他们一家差一点全部自杀？有人说，是造反派干的坏事，是红卫兵搞打砸抢。了解上海文革史的人都知道，当时，造反派还根本没有成立，直到１９６６年底、特别是１９６７年的一月风暴前后，才产生各种造反派组织。
红卫兵开始活动了。红卫兵组织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后才开始在各地建立。但是，初期的红卫兵都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参加文化革命的，他们是党的工具。中国历来是不准成立这个组织那个组织的，文革前期是个特例，毛要搞掉刘，他认为刘在党内已经有很大的根基，靠党的系统除不了刘，因此，才下令停止党委活动，让群众起来造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在一月革命前，特别是在运动初期，运动都是在党委领导之下进行的，抄谁家，批斗谁，都是党委决定的。１９６６年下半年风行全国的抄家、批斗之风横扫全国，造成全国文革中的第一次杀人和自杀高潮，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但是，这些后果不能由造反派来负责，因为造反派根本还不存在。在运动初期，运动则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后来由中央文革小组负责，文革的全过程，只能由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负责。
共赴黄泉路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
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黄家全家自杀后幸发现及时，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回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全家仍然在批判、惊恐中过着日子，在煎熬中生活，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但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去。
转眼到了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发起了被毛泽东称为一月风暴的革命，夺了上海市委市府的权，成立了上海公社，后来又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安达纱厂的革命群众分成两派，两派都要表示自己是革命的。于是越来越左地批判资本家。１０月１８日，１００多个人组成的一支抄家批斗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在法制国家，没有谁有权利抄别人的家，没有谁有权利进行人身污辱。他们的抄家和批斗行为可以认为是犯法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是革命的，是反修防修的，是符合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如果谁对他们有一点不敬，＂你就会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那时节，这种令人恐怖的气氛叫做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似乎比白色恐怖更令人恐怖。
１０月１８日抄完家后，一群人将黄宗丙和黄宗南兄弟俩带走了。他们被带到工厂后，日子更难过了。１０月２２日是星期天，这一天，大哥黄宗南从安达纱厂的隔离室里放了出来。他在厂里被关了好几天。他是十月１８日来大抄家被关到厂里去的。２２日回到家里，头发也被剪成了阴阳头，乱七八糟地像个坏人。鞋子剪了，裤脚也剪了，说是奇装异服。他回来后到附近的理发店里理了发。尽管理发师把剪乱的头发剪得整齐了些，但是，人格上的侮辱深深地刺伤了黄宗南的心。
黄宗丙也回来了。他这几天在厂里吃的苦更多。他这个人的脾气不好，动不动骂人发脾气。得罪的人不少，因此，这次到了厂里，监管他的人不给他吃饭，并让他在地上爬。不爬就打。他饿得实在不行。黄宗南在厂里还有些人缘，有人给他东西吃。他听说弟弟饿了好几天了，恳求看管他的人送一点东西给黄宗丙吃。没有想到，这件事被发现了，黄宗南被狠狠地批斗了一番。
黄宗南回家后对全家诉说了他这几天中受到的污辱，他对母亲说，他不想活了，已经受尽了侮辱，活着还会受侮辱。妈妈谢月仙说：＂你要死，妈也不想活了，陪你一起死。＂
黄宗丙也愿意自杀。
三女儿黄秀润说，她也准备死。
黄秀润对妹妹黄秀菁说：＂你想死不想，如果想死，就到灶间里去。＂并关照说，＂下楼的时候轻一点。＂死亡本来是可怕的，但在那个时代，死亡前夕的心态竟是那样的平静。＂下楼的时候轻一点，＂是因为当时认为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也许是觉得自杀有点儿对不起伟大的党，也许是怕声音喧闹，第二次集体自杀再次失败，因此黄秀润要叮嘱妹妹声音要轻些。
黄宗南对于这次自杀作了点准备。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怕这一次再次自杀失败，因此，用封胶纸将灶间的窗户贴得严严实实，一点也不通气。
大家都来到了灶间，里面已经排满了凳子。黄宗南一家四个人坐在自家的煤气灶前，他自己坐在一只有靠背的椅子里，谢月仙身体虚弱，因此躺在一只躺椅上。
黄秀润和黄秀菁坐在煤气灶前。黄秀润还准备了一百粒安眠药。黄秀菁对姐姐黄秀润说，万一这一次又死不了，那怎么办呢？她很害怕，安眠药还是让她吃了吧。黄秀润就将１００粒安眠药全部给了她。她倒了杯水，一口气咕都咕嘟全吃进了肚子里，然后静静地坐在煤气灶前。黄秀菁和黄秀润坐在一起，凳子都没有靠背，一会儿功夫，两个人失去了知觉，全部倒在地上了。
黄宗丙最后一个下楼来到灶间的时候，大哥黄宗南已经有点昏昏沉沉。他轻声对弟弟说，你轻一点，他们几个已经＂走＂了。他以为已经在灶间里的母亲、妹妹、妻子等都已经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生命变得一点也不珍贵，十几口人的生离死别，竟然变得如此简单、轻巧。
这一次，又是邻居肖先生闻到了煤气味道，知道又出了大事了，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十来个人全部被抬到弄堂里，排满了一条弄堂。等到车来了，全都装上车子送上医院去抢救。因为自杀的人多，车子一次装不下，来了好几辆车。这一次的自杀行动，比第一次有了些进步，取得了部分成功。谢月仙死了，大儿子黄宗南切开了喉管抢救，但没有救转来，也死了。
小儿子黄宗丙救活过来了。黄宗南的妻子、儿子、女儿救活过来了，黄秀润也救活过来了。
黄秀菁服了１００片安眠药，又在煤气灶边吸足了煤气，当她被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时，人早已经昏迷不醒，她的嘴里不时吐着血水，已经成了一个植物人了。虽然经过了必要的抢救，但丝毫也没有苏醒的样子。医院认为，她必死无疑，一百粒安眠药，又加了煤气，只要一样，就足以死去，更何况是双管齐下。然而，恰恰是安眠药保住了她的一条小命。她服了药，很快就处于休克状态，心跳减慢，呼吸减慢。这样，她虽然坐在开着的煤气笼头前，吸进去的煤气倒相对较少。送到医院，经过洗胃，安眠药又洗去了一部分。
医院认为她的结果一定是死，抢救已经没有意义。当时，＂畏罪自杀＂（当时对自杀的人都这么定性）是对抗运动、自绝于党的表现。医院不肯再在她身上浪费国家的资源。准备送太平间算了。家里人觉得她还没有断气，不忍心将她留下，没有办法，黄汉华学校的一些同学用黄鱼车将她带回到家里。她的命真是大，她天天昏睡着，不醒，不说，不吃，只靠输液维持着微弱的生命。４２天后，她终于醒过来了。
她一直活到今天。今年７５岁，以前在延安中路幼儿园工作，现在早已退休。但是，１００粒安眠药对她还是有影响，她健忘，身体恢复后很长时间，记忆力还是很差，做什么事情，都要别人提醒她，有时候做什么事，由丈夫帮助写好便条，放在桌上，她糊涂了，就去看纸条，然后按照指示办事。
这一次，家里死了母亲谢月仙，死了大儿子黄宗南，一家人心里悲伤。
按照当时的说法，自杀的人是自绝于党，是死有余辜。黄家不敢表示任何一点哀悼的意思，担心又会招来飞来横祸，因此，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做＂七＂表示哀悼，一直做到六七。到了六七的那一天，也就是离１０月２３日过去了４２天，黄宗丙对家里人说，他准备去上班了，姐姐黄莉菱心里有点不放心，一直送弟弟到车站。但是，他没有到厂里，而是去了杭州。他住进了杭州华侨饭店。休息一会之后，他对服务员说，他要去理个发，理了发回来，他看上去精神多了。然后，他在房间的大衣柜里上吊自杀。等到服务员开门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一只鞋，有些疑心，打开衣柜门检查，发现他吊在柜子里，早已经死了。
黄莉菱送走弟弟黄宗丙后，心里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感到弟弟会出什么事。眼睛一直跳着，他提心吊胆了几天，几天后，杭州公安局来人通知说，黄宗南在华侨饭店自杀身亡。
他为什么要选择到杭州去死，为什么留下妻子儿女独自去死？他为什么要等到母亲过了六七以后去自杀，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选择到杭州作为自己的结束之地。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他已经准备死，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３日，他也准备死，但是，两次煤气自杀，都没有成功。此后，他又用领带联结起来做了个套子，在家里一个柜子的木架上上吊自杀，但是木架断了，他又没有成功。最后他到杭州自杀，这一次，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不是生活让他太绝望，他是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自杀这条路的。本来，他有一个美好的家。有四个可爱的儿女。
横祸不单行
但是，灾难还没有结束。更大的灾难又降临了。
到了１９６８年，文化大革命还是没有结束。当时，运动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其实是类似于镇反运动和反右运动那样的运动。这据说也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步骤。他先让有着不满情绪的人造反，当然是利用他们的不满倾向，把他们引向刘少奇集团。但是，毛知道这些人总不可靠，刘少奇打倒以后，他来了清理阶段队伍这一招，开始收拾这一批帮助他打倒刘少奇集团的人。凡是有这样那样所谓问题的人，一一清理出来，然后批判，处理。严重的坐牢，次一点的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较轻的按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次运动是要清理群众组织中对中央文革不满、对党不满的人。即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另外，文化革命虽然当时被宣传成保证党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的反修防修的万年大计，但是，文革太惨烈了，抄家，斗争，打人，杀人，许多阶层的人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许多家庭破碎，许多人思考着文革，议论着文革，暗暗地咀咒着文革。为了保卫文化革命的伟大成果，必须对一切心中反对文革的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出于这样双重的目的，１９６８年起，文革中掀起了又一阵阶级斗争的高潮。这个高潮，仍然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当时，各级党委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也已经夺权成功。清理阶级队伍，不是造反派的无政府行为，而是革命委员会和党委领导下的有组织行为，用当时时髦的话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个伟大战略步骤。＂因此，它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决不能让所谓的造反派来负责，而应该由＂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负责。当年造反派的许多骨干，恰恰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清查５１６运动的对象。
据一些学者对文革的研究，文革中死人有两个高潮，一个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文革初起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期，被打死的、自杀的特别多。这一时期，领导文革的，既有刘邓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又有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个时期的责任，刘邓和中央文革可能都有各自的责任。第二个高潮是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阶段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运动等等运动。每次运动都整人，每次运动都死人。整５１６分子，单是南京就清出了４０万。１９７６年后复查，却发现一个５１６分子也不是。这中后期的整人的责任，不是造反派，而是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文革派。
黄家的这一次灾难，起因于黄家大儿子黄宗南的儿子黄汉华，１９６８年他正读高三。那时，学校早已停课，从１９６６年起几乎就没有好好上过课。当时他２０岁，在上海培进中学求学，成绩优良。他所在的学校和社区是资本家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子弟都在附近的一些学校如培进中学、五四中学等比较好的中学读书。文革中，他们的家庭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对抄家、批斗等文革中极左的行为是不满的。这些同学都接受过较好的教育，也比较聪明能干，当时学校停课，他们就经常与相好的同学一起玩玩，有时也发发牢骚。这些同学到他家来玩，大多骑着自行车来，来了车就停在弄堂里。班里另二个同学也希望与他们一起玩，但是，大家似乎不欢迎。他俩来敲门的时候，黄汉华就让家里的人说他不在家，拒绝了他。这个同学从弄堂里的几辆自行车就知道同学们都在，黄汉华也在。他感到自己不受欢迎，心里很不高兴，由此怀恨在心。
他俩可能知道这些同学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革命，表示过不满的情绪，可能也听到过黄汉华与同学们们议论过兰苹，也知道兰苹就是江青。在清理阶级队伍（对学生则是清查反动学生）这两个学生揭发了黄汉华和他周围同学的问题，罪名自然是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中央文革在当时是很大的罪名，可以定为现行反革命罪，会坐牢或者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当时，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在日记中、在日常谈话中对中央文革的某个人表示了不满而被打成反革命。
问题可能出在黄家人对兰苹的议论上。照理，一家经过如此重大的灾难后，应该懂得言能遭祸，祸从口出，理应学得谨小慎微一些，以免再遭横祸。但是，黄家人一家虽然家败人亡，却并不十分小心，还是在家里议论起兰苹。当时十亿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江青的，但没有多少人知道兰苹。其实兰苹就是江青，那是她解放前闯荡旧上海时的艺名。那时的兰苹，生活放荡，绯闻不断。解放前，谁都可以议论兰苹，报纸上可以批评她；现在今非昔比了，她现在当了中央文革的负责人，成了文化革命的旗手，连总理周恩来也不停地对她歌功颂德，连伟大的诗人郭沫若也向敬爱的江青同志写颂诗，怎么可议论她当年与唐纳的故事呢？《公安六条》更明文规定，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黄家人对兰苹过去的私生活的议论，是很容易遭祸的。
黄家的议论有两个心理动因。第一，黄家家破人亡，如天地倾覆，心里自然对文革不满，不满当然要表露出来。邓小平也对文革不满。他从总书记位置上下来，赶出北京，到江西一个工厂里做工，儿子跳楼变成了残废，全国批判刘少奇，也批判邓小平。他的心里，对文革也是不满的。不过，邓小平毕竟不是常人，他虽然对文化革命恨得要命，暗地里牙齿咬得痒痒地，但是，却写信给毛主席，信里不仅大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高调，而且还揭发批判刘少奇的错误，向毛主席信誓旦旦地保证，他永不翻案。老道如毛泽东，这次竟信以为真，不仅放过了他，还委以重任，让他当了总参谋长，副总理。只是话得说回来，能像邓小平那样老练的人毕竟是不多的。口是心非也不是容易学会的。
黄家死里逃生的人们就没有学会。这就注定他们还要吃两遍苦。第二个原因是，这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家庭，多数人受过高等教育，接受的多半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西方理念，虽然也知道言能招祸。但自由理念根深蒂固，禁不住会故态复萌。他们有时在家中议论一些什么人，也不回避孩子们。议论得较多的是兰苹。她在旧上海是个大家都知道的著名人物，她玩弄唐纳、又甩掉唐纳、害得唐纳一次次自杀的故事在旧上海是家喻户晓的。
黄汉华和他的朋友圈里的许多青年因为议论兰苹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在学校里不断遭到批斗，这个小集团中的人，有的跳楼自杀。后来，对这个小集团进行了处理，判刑最高的十五年，其余的三五年七八年不等。
黄汉华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不断地批判斗争。（上海培进中学）他关在学校的时候，母亲李淑屏每天到学校去送饭。有一次到学校送饭的时候，不知怎么得罪了专案组的人，也许是他们认为一个攻击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的母亲也肯定不是好人，因此看到李淑屏来送饭，就狠狠地打了李淑屏一顿，李淑屏被按到在凳子上，他们举起棍子、鞋子、木板一顿狠打。打累了才放她走。李淑屏被打伤了，回到家里，她几乎没有力气走上楼梯。
专案组又想从黄汉华的妹妹黄以华那里打开缺口。又勒令黄以华到培进中学向专案组交代问题。她当时在一个厂校里读书。她不敢不去。但是，到了培进中学，专案组的人逼她揭发哥的问题，她说她不知道，这些人又按住她狠打了一次。
隔离审查，罪名是反革命罪，这对于一个从未经过世面的孩子来说，黄汉华对未来肯定是绝望了。他与一些要好的同学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他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首要分子。他说，他这次肯定要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了，他一辈子全完了。他的妈妈李淑屏也满腹忧愁，但是，一个妇道人家，在那样的政治风浪中，她又能怎样呢？丈夫已经死了，儿子又出了事，自己和女儿又被打伤，她的面前感到一片漆黑。
１９６８年的７月５日，儿子突然回来了。他是逃出来的。他急急地告诉母亲，他已经不想活了，她也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丈夫已经自杀，儿子又要戴反革命的帽子，活着还有什么指望呢？儿子要死，她就准备与儿子一起死。
妹妹黄以华见母亲和哥哥要自杀，心里非常害怕。她那年才１９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又一直是个受宠的孩子。她听说妈妈和哥哥要自杀，害怕极了，她害怕死，也害怕哥哥和妈妈去死，更害怕看到死。她哭着说，她害怕。母亲李淑屏对她说，你害怕，就躲到柜子里。这个姑娘真的躲到了柜子里。
儿子也许是逃出来的，就是准备看看母亲和妹妹，然后结束自己。他想死在家里。与母亲告别后，黄汉华就从三楼窗口里跳了出去。楼下是水泥地，他害怕受伤不死，那时死不死、活不活的，将更加难受，因此，他跳楼时头在下，头先着地，只听坪的一声，脑壳完全破了，脑浆四溅，他当场死去。他的妈妈看着儿子死去，在房间里像疯了一样地转了一圈又一圈。她在激烈地思考着，楼下是死去的儿子，柜子里是吓坏了的女儿，是跟着儿子去，还是再照顾娇嫩的女儿？最后，她突然冲向窗口，也从三楼的窗口跳了下去。这一幕情景，被对面一幢楼上的一家住户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那年头，家家都是泥菩萨过江，谁又能帮得了谁呢？
李淑屏着地以后，受了重伤，没有当场死去。又过了三天，她也终于死了。她将更大的痛苦和悲哀留给了女儿黄以华。
黄汉华攻击中央文革的所谓反革命罪行，又牵连到了黄家的大人们。因为黄家经常成为黄汉华同学来聚会的地方。这些孩子聪明活泼，多才多艺，弹拉说唱都行。那时候，社会生活非常单调。这些孩子聚在一起，有时候就在黄家拉个琴什么的。年青人忘乎所以，有时候就随意议论某些中央文革的要人。既然在黄家，黄家的其他人自然很容易被牵连进去。
黄莉菱和丈夫汪铭璋生有一子一女，女儿汪佩未，在胶州中学教数学。她１９６２年考大学，数学是满分。毕业后分在胶州中学。儿子汪君范，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取大学，就进了羊毛衫４厂工作。１９６８年，黄汉华被隔离审查，汪君范也被卷进了这个案子，他虽然不大议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但是，他与黄汉华是亲戚，又住在一个大家庭里，黄汉华隔离了，自然也会整到他的头上。他也被隔离在厂里，失去了自由。厂里通知她的母亲黄莉菱送被子到厂里。不久，汪君范将母亲送去的被子撕成布条，乘人不备，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汪君范在隔离室里上吊而死。这一年，他２５岁。
黄莉菱听到消息时，儿子已经死了。她强忍悲痛，去火葬场火化了儿子。然后带着儿子的骨灰来到羊毛衫四厂。借口说，是来拿儿子的一架相机和一只手表。其实，她心里不服气，想要为儿子说几句公道话。他觉得儿子死得太冤。汪君范原来在厂里影响很好，厂里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公开汪君范自杀的消息，工人们不知道他已经自杀，见了他的母亲，都纷纷来问长问短。黄莉菱拿出骨灰箱，流着泪说，汪君范已经死了，变成了骨灰，说完就流泪。周围的人也都同情她，有的唏嘘，有的垂泪。她将儿子的骨灰箱拿到厂里来，是有相当大的勇气的。在那个年代，会被说成是为反革命翻案，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等等。直接间接地逼杀汪君范的人对黄莉菱的无声的抗议当然是十分恼火的。
汪君范的死，在厂里引起了很复杂的反应。这下使整他的人大怒。黄莉菱刚回到家，厂里革命委员会也派人来了，认为她是对抗运动，向革命委员会示威，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他们写了洋洋洒洒的大字报，说了她许多条罪状，强迫她对着群众读这些大字报，黄莉菱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她后来长期在街道工作，也是经过一些世面的。她不肯，她想儿子被你们害死了，还要强加罪名，还要株连家庭，太黑暗了。里弄里的人同情她，但怕她吃亏，也劝她读就读，他们理解她。她后来还是忍着丧子之痛读了革命委员会的颠倒黑白的大字报，她口里嘶哑地读着，眼里在流着眼泪，心里在流着血。
文革开始以来，家里不断出事，死的死，反革命的反革命，家里充满了悲惨气氛。黄家原来是大户人家，生活富裕。文革抄了家，所有的积蓄全部抄走。工资也不发，只发十几元生活费，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艰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整天担惊受怕。本来乐融融的好好的一个家，短短的一二年间，开始是祖母辈的人自杀了，接着是父辈的人自杀了，现在连孙儿辈二十岁的青年都没有了生路。悲凉的气氛笼罩着全家。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傍晚，黄莉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有糖醋排骨，有白斩鸡。自从１９６６年抄家以来，全家从来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大家边吃着饭，边说着话。黄莉菱的丈夫汪铭璋这一天开了几瓶啤酒，闷闷地喝着酒。他看上去胃口很好，吃得很多。
黄莉菱对最小的妹妹黄秀菁说，以后，你要多听听二嫂（石红玉）的话。需要什么，就问二嫂要。黄秀菁在延安中路幼儿园工作，她也被长久地隔离，批判，因为家里的剧变和运动的惊吓，一度行为失常，被认为有精神病。这一天她看到姐姐准备了这么多的菜，心里很高兴，一点也不觉得异常。对于姐姐的话，也一点没
有想到有什么别的意思。也许，１００粒安眠药损害了她的大脑，使她变得不那么敏感了。吃过晚饭后，大家陆续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
第二天早晨，黄秀菁醒来，天已经亮了，她要吃了早饭上班去，但是发现这一天大姐没有做早饭，饭窝里的饭是冷的。她有点急了，因为大姐夫汪铭璋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天天在单位里批斗，监督劳动，迟到了又会狠狠地挨批斗了。她大声叫唤，但是，大姐的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她急忙去敲门，还是没有声音，推开房门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靠近房门，汪铭璋上吊死了，也许是汪铭璋晚饭吃得多了，他吐了一地。这一年，他５３岁。她的妻子黄莉菱吊在窗口；他们俩的女儿汪佩未，当时２５岁，大学毕业不久，在上海胶州中学教数学，也在离母亲不远的窗口上吊死了。
黄莉菱和汪铭璋的房间里有两个红木大柜，打开一看，黄宗南的小女儿黄以华上吊在柜子里，这一年，她２０岁（她比哥黄汉华小一岁）；黄育申的第三个女儿黄秀润也上吊在柜子里。这一次，一个房间里，一次就死了５个人。
至此，黄宗南的全家，他自己，妻子李淑屏，儿子黄汉华，女儿黄以华，就全部离开了人间。黄以华正值花季少女，她目睹了家里一件件惨案：奶奶和爸爸煤气自杀，妈妈和哥哥跳楼自杀，叔叔上吊自杀，表哥汪君范上吊自杀……她一次次不想死，当母亲和哥哥决心自杀时，还是想活在这个世界。但最后，她无法忍受没完没了的运动，她无法忍受政治的和心理的压力，她无法忍受家庭的接二连三的灾难，最后还是决心与大姨妈一家一起去死。
大女儿黄莉菱一家，她自己，丈夫汪铭璋、儿子汪君范（已在运动中死于羊毛衫四厂的隔离室里，上吊而死）女儿汪佩未，也全部离开了人间。汪佩未上海师大数学系毕业，在胶州中学教数学。她死后，人们发现她的鞋子里有她写的一张字条，内容是说，她的弟弟黄汉华、汪君范都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弱女子用生命作出的抗议，这种疑问在千百万文革受害者的心中都是存在的，只是在当时的情景下无法说出而已。
黄秀润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求新造船厂工作，后因为所谓资产生活方式要她下乡劳动锻炼。她后来辞职，得罪了单位领导，因此几次去香港的申请都没有批准。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全家自杀时，她参加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全家自杀时，她也参加了，两次都被救活。如今，她的侄儿外甥，也被逼得无路可走，她再也不想活在人间了，于是再一次与姐姐一家、与哥哥的女儿黄以华一起自杀。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回来。她没有结过婚，有过一个男朋友，原来准备要结婚了，但是，文革开始了，抄家，批斗，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婚事就这样推迟了，什么时候结婚，她也不知道。她终于没有披上婚纱，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黄莉菱和黄秀润、汪铭璋、黄以华、汪佩未是怎么商量一起死的，最后是怎么决定的，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显然，儿子的死，儿子死了以后革命委员会到里弄里的嚣张使她感到人间是非的颠倒，她完全地绝望了。那桌子丰盛的菜淆说明，她是特意准备了一顿最后的晚餐，她们已经准备一起离开人间。姐姐黄莉菱对妹妹的嘱咐，也有最后的关照的意思，是一种生离死别的临终嘱咐。
顺便要说一下，黄宗南准备自杀时，曾经向大妹妹黄莉菱托付过，他准备去死了，如果她活着，一定把她的孩子带好；如果她也准备死，一定把他的儿女带走。自从黄宗南离开这个世界后，她小心地保护着黄宗南的一双儿女，但是，侄子黄汉华还是被打成了反革命，逼得跳楼自杀。她是觉得对不起弟弟的。现在，她也准备死了，她肯定不忍心让弟弟的孤女儿黄以华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因此，这一次她把黄以华也带走了。黄以华经过一次一次的亲人的离去，她的精神也崩溃了，终于下了死的决心。
今日黄家人
至此，黄家大儿子一家四口全部死绝，大女儿黄莉菱一家四口也全部死绝。小儿子黄宗丙和三女儿黄秀润也自杀了。在大陆，只留下黄宗丙的妻子石红玉及四个孩子，黄家最小的女儿黄秀菁在几次自杀后，也侥幸地活了下来。
１９７２年，黄秀菁和石红玉到无锡买了块墓地，安葬了死去的一家十一口人，她们在母亲、哥嫂、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的骨灰前都立了碑。死者总算有了一块葬身之地。
死的死了，活着的人依然艰难。石红玉的丈夫死了，她没有工作，她与黄宗丙生下了四个儿女，他们分别是大女儿黄羚华，儿子黄汉义，女儿黄圳华，黄维华。丈夫去世的时候，最小的女儿才５岁。她后来在里弄加工组找了一份工作，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把几个孩子抚养大了。如今有个孩子去了加拿大，有个孩子去了澳大利亚。文革一晃四十年，孩子们也都是五十上下的中年人了。
黄秀菁１９７２结婚，对方是一个钢铁厂的厂校老师。但十年前因患癌症而去世。如今一个人生活在老房子里，厮守着这座令她百感交集的旧宅。
我在采访时，黄秀菁拿给我看她们家的一本影集，这是她的先生整理的。她经历了劫难后，一直没有勇气整理亲人们的遗照。一些照片杂乱地放在那里。他就主动地帮助整理。照片其实不多，多半是一二寸的黑白照片。按照文革的审美标准，漂亮一点的照片是会被撕碎的，革命的人们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情调。从照片看，黄家几个后代相貌英俊。
黄秀菁的先生在整理旧照时曾经遇到过一件奇事。并且在影集后面作了忠实的记录。有一年仲秋，他看到黄家有一些旧照片，觉得应该整理出来。照片不多，而且不大，多数是一二寸的黑白小照片。但人去影在，还是值得珍惜。有一天，他在窗前整理黄家残照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忽感困倦，昏昏欲睡，见一素衣女郎，飘然而入，面北就坐，凝眉远眺，若有所思，匆忙以纤指蘸茶水疾书桌上，读之云：
拾得残照贴画图，残阳如血柳如丝。
悲欢离合随风尽，骄骨风流只自知。
余心惊自醒，已失女郎所在。然桌上水渍未平，字迹可辨。再看窗外，桐荫婆娑，天际残阳一抹，殷红如血。故此影集，拟题为《残风影集》。＂
从文章看，这是一个真实的梦。他没有必要虚构一个这样的故事。梦中那个女郎是谁，那首诗的最后一句又有什么深意，是值得探讨的。
黄家的子女辈另有两支到了海外。一个是二女儿黄秀娣。她在解放前嫁给了美国医生麦克莱，现在居住于亚利桑娜州，今年８６岁了。她出去得早，没有经历过文革，一生比较顺利。黄家三女儿黄秀珍，１９５３年到香港，她的丈夫是刘静基的一个亲戚。她有一个女儿陈漪琴，一个儿子陈企平。１９６７年，黄秀珍一家移居美国，现在居住于美国的波士顿。
１９７６年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粉碎四人帮，不久，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历史的贡献。黄家的案子也终于平反了。
但是，所谓平反，只是参加了国棉二十八厂的一个会议。总体上是极不认真、极不人道的。那一天，国棉二十八厂的领导派人将黄秀菁和石红玉接到该厂，该厂领导在会议上宣布黄宗南、黄宗丙兄弟及该厂许多其他被整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予以平反。没有人对黄宗南全家的死亡负责，没有人对黄宗丙死后几个子女的艰难生活负责，没有任何书面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人向他们表示道歉，没有人对全家十一口人的死亡表示哀悼，更没有追查过打人的凶手，没有追查抄家时物资的流失，没有追查极左分子逼死人命的任何责任。这也许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全国上百万右派分子家败人亡，人不人、鬼不鬼地挣扎了二十多年，没有人说过表示歉意的话，没有任何赔偿，当年担任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后来被称为总设计师的那个人还认为，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一点。９９．９９９９％的右派搞错了，但是还是坚持是正确的，因为这场运动是他领导的。当年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阻力也很大，因为制造错案的相当部分的人整人的是他们，平反的也是他们。当年将你往死里整是正确的，如今为你平反也是正确的。他们从来没有错，而且，他帮助你平了反，你还得感谢他，你必须感谢他们＂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当时查抄去的黄家的金银、衣物、钱币的结果怎样呢？说来令人心酸。
查抄时抄家的人不给黄家一份查抄物质的清单，抄去了什么，怎样处理，黄家都不知道。文革后期，天下大乱，这个派，那个派，打砸抢事件层出不穷，抄家物质大量流失，最后，被抄的人家只能自认倒霉。
黄家也是这样。据黄家小女儿黄秀菁说，她自己查抄时有几张存单，当时是可以匿名存款的，但最后落实政策时都没有退回，也不作补偿。
照理，你无缘无故抄了我的家，又丢失了我的东西，你有理赔的义务，但是，没有一个责任者，抄家的时候，有成百上千的阶级斗争的英雄；在落实所谓政策的时候，没有一个责任人。冤无头，债无主。领导上说是四人帮干的，告诉他们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人死了，就死了，不要有恨气；抄的东西少了，就少了，不要有怨气；当年批了、斗了、打了就算了，不要有怒气。不仅不应有气，还要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党帮助你评了反，感谢政府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这是一种中国特色。
文革的反思
当年，一个虚拟的人物杨白劳喝盐卤自杀而亡，引起了多少人的同情和不平。如今，黄家十一口人死了，却平静得像一池死水，死者的亲属没有地方说，也不敢说。没有地方祭奠，只能在夜晚偷偷地祭奠；没有人敢哭泣，只能在心里哭泣。
当黄家一家十一口人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去宝贵的生命时，＂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响亮的歌声唱彻了上海滩头、唱响在大江南北；忠字舞、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风行全国。人民日报三天二头介绍着大好形势。据说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一天比一天好。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全国而言，至少有百万之众。所有这些，从来没有在报纸上电台里透露过一丁点儿，封锁得严严实实。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曾经讨论过以刀杀人和以理杀人的高低，以刀杀人会留下血迹。这种杀人，是杀人的低级阶段；以理杀人，则杀人不见血，是杀人的中级阶段；而以革命的名义杀人，如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以反修防修的名义杀人，这恐怕是杀人的高级阶段了。
文革发生了四十年了，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全面否定了文革。
那个被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顶峰的毛泽东，自称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占领了全中国，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岛，另一件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他一辈子做的两件大事，一件已经被他亲自缔造的党否定了。被历史否定了。文革不只是错误，而且是罪恶，是亘古未有的大罪恶。古往今来数千年，翻开中国史和世界史，从来没有如此惨烈的大悲剧。一亿人受到冲击，百万人自杀或被打死，冤狱遍于中华。文革的惨烈和残暴，超过了希特勒对国内人民的专制统治，超过了斯大林对国内人民的专制统治，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直到今天，文革仍然不准说，不准研究，不准提及。时过境迁，相当多的中国人不知道文革，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文革，不知道文化革命究竟是怎么＂革命＂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早已成了依稀往事。
如今，当年一家十一口人惨死的悲剧，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往事。当年南汇路１０号门内曾经不断地呼叫着口号，不断地传出大批判的声浪，弄堂里曾经停满了因为煤气自杀而昏迷不醒的一具具尸体和一个个昏迷的人体，如今，弄堂外依然车水马龙。自己吃了１００片安眠药、又开了煤气自杀的黄家最小的女儿黄秀菁居然没有死，当年她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不断地隔离、批斗，她哭笑无常，被当成了精神病人。
现在回忆起这些惨痛的事情，口气已经相当平静，既不怎么悲伤，也不怎么激动，仿佛就在说着一个小说的故事，仿佛在诉说着别人家发生的不幸。我猜想，当年一次次巨大的悲痛，已经使她麻木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也使她心头的伤痕结了疤，时间淡化了当年心头的惨痛。中国人已经不太清楚文革是怎么回事了，将一家十一口人被逼自杀的故事说给人们听，不少人将信将疑，眼神分明在说，是真的吗？
如今，毛泽东依旧安详地躺在水晶棺材里，接受着千百万人的朝拜。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曾经带头倡议火化，别人都已经灰飞烟灭，只有他一个例外，他死后仍然住在世界上最豪华的殿堂里，占据着首都最中心的地段，每天有荷枪的战士守卫着，接受着一群又一群经历过大饥荒、遭受过大冲击的善男信女们和他们的后人的鲜花和悼念。
如今，毛家菜仍然风行全国，韶山冲仍然是旅游景点，人们仍然渴望品尝他爱吃的红烧肉的滋味，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文革歌曲依然流行大江南北。被他亲手打倒在地、被他御批关进秦城监狱、被他夺去丈夫生命的刘少奇遗孀王光美，虽然饱经文革的摧残，被整得家破人亡，仍然信誓旦旦地宣称，她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如果刘少奇活到今天，他会不会也说他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呢？
文革中，毛泽东的塑像树遍全国，小红书人手一册，纪念章足可以建造无数架飞机。当年，他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要连夜游行庆祝；如今，中国的汽车司机们把老人家的头像放在小车前，他老人家虽然死了，却成了中国无数汽车的保护神。他轻而易举地把刘少奇送上了西天，谈笑间把所谓修正主义的第二号人物整得服服贴贴，口口声声保证永不翻案。这样的雄风使他活着的时候是神，死了以后还是神。
一粒砂子就是一个世界，一滴水中有七彩的颜色。黄家人与作者素昧平生，但黄家一家人的命运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作者震惊、悲痛和同情。理性地思考，为什么这场悲剧没有避免或者减轻一点？为什么会发生一家十一口人自杀的惨剧？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为什么会发生与黄家类似的悲剧？
第一、权力的毫无制约是造成此类悲剧的重要原因。如果毛泽东当了美国的总统，他要发动和号召文化大革命，国会会发生争论，是否同意，国会要进行表决。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领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号召抓更多的右派，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了揪反动学生斗老师斗教授的狂风。他的抄家、批斗这一套，如果有权力制衡，也不会风行全国。但他们一个批示，全国各高校就闻风而动。如果有权力制约，毛泽东让自己的女人当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如果有民主制度监督，恐怕也不会那么顺利。中国的权力集中于一个党，党的权力又集中于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是中国发生文革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缺乏新闻和舆论自由是造成这类悲剧的另一个原因。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具有自由舆论的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一定会有记者报导，一定会有正义的人士呼吁，一定会有法律人士出来伸张正义，社会一定会有声音，一定会有民意的表达，社会舆论一定会有反响。旧上海一个阮玲玉死了，还有人为她说过不平。但是，文革的中国是无声的中国，文革中没有一家媒体记录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一篇文章议论这样的悲剧。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对于丑恶、对于残暴，竟有这样巨大的容忍和掩盖的能力？而正是这种掩盖和容忍，暴虐、腐败、丑恶就盛行不衰。
第三、国民品格存在的严重缺陷是这类悲剧发生的又一个原因。中国国民中存在着一种痞子性和奴隶性。阿Ｑ挨了赵大爷的打，就去欺侮小尼姑出气。庐山会议时，不少人心里是支持彭德怀的意见的，但是，却起劲地批判着彭。文革初期，是有可能否决文革的发动的，但是，没有人反对。文革中横扫一切批斗一切的行为，是应该提出并加以阻止的，但是，没有一个领导人表示不同意见。整个民族培养了一种不说真话、不敢负责的风气。中国国民性中保存下来的善良、恻隐之心几乎在一次又一次运动中荡涤以尽。黄汉华一个青年学生，就算说错了话（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错）在讲究人性的国民面前，决不会对他非人化地对待。那些专案组的人不仅虐待了黄汉华，而且虐待了来送饭的母亲李淑屏，虐待了毫无责任的妹妹黄以华？不少中国人的人性中，有一种虐待狂的因子。民族的心灵深处似乎存在着一种迫害快感、残忍快感的文化基因。长期以来，以阶级性批判人性，进一步造成了国民性的扭曲。文化革命正是扭曲的人性的一次全国性的大暴露大展览。因此，进行人道主义的启蒙，培育健康的善良的人性，是国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古希腊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些著名的悖论，如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一只乌龟。等等。细细一想，我们也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悖论。在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大地上，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叫得震天般响的地方，在一个自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准备去解放全世界水深火热中的三分之二的人民的进军途中，一家十一个＂阶级敌人＂被林副统帅＂念念不忘＂和小平同志坚决＂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碾得粉碎。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次伟大胜利，铁桶也似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但是，为什么那些你要解放的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却没有那种1亿人受冲击批斗的悲剧呢，水深火热中的世界没有发生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历史大悲剧呢?究竟应该谁解放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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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韦庄曾写诗感慨往事。诗曰：
＂江风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往事是容易忘却的。历史是容易遮掩的。但是，一个没有是非或者是非不清的民族，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没有真实历史的民族，这个民族会受到世界民族之林的认可和尊敬吗？这个民族能真正地轻装前进吗？这个民族还会有历史的正义感和罪恶感?即使历史真的被你梳妆得面目全非了，历史的罪恶真的被掩盖得如掩没了一切化石的地层一样了，历史的打扮者们对得起那千百万个地下的冤魂吗？
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中国人，需要的是认真地反思历史。
记住历史教训，作为殷鉴，对照你周围正在发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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