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品人物与个人恩怨 |
| 送交者: 马悲鸣 2002年01月10日15:44:56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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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品人物与个人恩怨 马悲鸣 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上卷·德行第一》有连续三段文字如下∶ 十一，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十二，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十三，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这三段文字里的第一段就是有名的“管宁割席”典故出处。凡知道这个典故者，无不佩服管宁而鄙夷华歆。但看过了后两段才发现，其实华歆的德性总还比王朗强。 《世说新语》里就到此为止了。而如果把王朗和当时的其他人物比较，可能还有比他更低下者。王朗就算说得过去了。 从人品上说，管宁高于华歆，华歆高于王朗。我是读《世说新语》长大的，故也喜欢评品人物。这评品人物也是文章之一流，只要不涉嫌诽谤就行。 现在我正在评论吴征杨澜请律师警告曹长青案。因为我的看法与广大网众意见相左，就有人指我与曹长青有个人恩怨。 这是不让人讲话了。 他曹长青能评品高行健、艾蓓与吴杨，我马悲鸣为什么不能评品他曹长青。谁给的他豁免权？现在网上每天有多少人评品我！？ 我从来不曾打电话，偷设电话录音去侦察曹长青的底细。我指出他伪造《人民日报》案和“护照改名”都是他自己炫耀出来的。这种低下的人品，如何还能评品艾吴杨的造假呢？ 我并不否认艾吴杨也有造假的可能，但曹长青的造假是落实了的。与有造假可能者比，能落实造假者的人品更低下。曹长青与艾吴杨相比，就好似王朗比华歆，或者华歆比管宁。但还有比曹长青更低下者。比如直接骂村话的吴国光就连曹长青都不如。 在吴国光与曹长青的互相责难中，我还曾给曹长青助过拳（见附录）。曹长青最近发表《民运人士，丢死人了》也写得不错，结果遭到王希哲和刘国凯的抨击。这两位文革余孽就比曹长青的人品更低下。因最近没空，否则我还会在他们之间给曹长青助拳。 曹长青的大部分评论我都看不上眼，但偶尔也能出几篇不错的。高行健、艾蓓、吴杨比曹长青，与曹长青比吴国光、王希哲、刘国凯，就好比管宁比华歆与华歆比王朗。 【附录】～～～～～～～～～～～～～～～～～～～～～～～～～～～～～ 一队夷齐下首阳 ·马悲鸣·
武王伐纣时孤竹国一对公子弟兄，长曰伯夷，幼曰叔齐，两人一起拦住武王坐骑，力劝其不可以下犯上，以臣伐君，以暴易暴。武王不听，灭了殷商。夷齐兄弟只好避居首阳山，义不食周粟，竟至于饿死了。后儒多以这对兄弟为守节的典范。 大清国坐稳了江山以后，明朝那些练儒术，讲气节的儒生怎么好意思出仕？可那时还没有计算机软件工程这种脑力劳动专业，知识分子若不从举业，就得回家务农了。而务农是很辛苦的事，又不能旱涝保收。清王朝当然不愿意看到满天下的儒生都给明朝守节。康熙皇帝也看出了这些遗民知识分子的窘态，于是开了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名称很好听，其实只是做做样子。只要知识分子肯出来应举，就都能给个官做。开头还有很多人观望，假装在那里守节。等看到首届举子如此轻易就当官取富贵以后，他们再也守不住了。于是从第二期开始，天下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就都赶来应举。康熙以此法让儒生们输了个彻底，保证了大清国小三百年天下的安定团结。 当时有人讥讽那些赶考的举子是“一队夷齐下首阳”。我们可以想象一群破衣烂衫假装的伯夷叔齐们排着长队，浩浩荡荡走下隐居的首阳山，进京求富贵时的那付没骨头样子。
最近《北京之春》连续载文，讨论海外民运人士回国是否有失尊严。笔者的看法是∶“无名之辈无所谓，有名之人有讲究”。名人回国确实应该考虑自己的身分。 当年元朝的忽必列汗灭宋以后非常器重被俘的南朝状元宰相文天祥（文山）。文天祥虽然才华横溢，可生活上却是个很不拘小节的花花公子。忽必列优待文天祥，虚宰相之位达数年之久以待其降。但文天祥还是宁愿死节。最后忽必列只好成全了他。文天祥在禁所时他弟弟文溪来信问自己是否可以出仕的问题。文天祥回答说可以。因为他的弟弟没做过宋朝的官，没食过宋朝皇家的俸禄，因此不欠赵家人情，可以出来给元朝做事。但他自己做过宋朝的宰相，因此必须尽忠，宁可死节也不能再给元朝做事了。文天祥是宋儒理学的产物。[1] 如果文天祥当了元朝的宰相，那么今天人们会如何看待他呢？明朝没有宰相，最高行政首脑叫大学士。明末的大学士洪承畴就具有能和文天祥比肩的才学与地位。他就被俘降清当了清朝的开国宰相。清朝的典章制度都是他一手制定的，而且定得相当不错。后人心目中洪承畴和文天祥的历史地位判若云泥，连大清家都把他列名《贰臣传》，最后他竟因此而气死了。洪承畴是明儒礼教的产物。 曹长青先生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里指责民运人士回国有失尊严，并以被中共当做典型宣传的徐刚和吴国光等人为例。吴国光先生闻之大怒，发表文章质问曹长青∶凡当年海外的留学生几乎无人不曾参加过反对中共武装镇压的抗议示威，如今他们回国的越来越多，自己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凭什么不可以回国？！ 这话很有道理，回国乃是吴先生的公民权利。但吴国光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吴先生自己的政治名人身分。
记得六四过后不久和一位出得国来的名人打电话时，对方不无得意地说，美国有个内部掌握的政策，对“部主任”以上的前中共高级干部给以特殊优待，可以直接拿绿卡，而不必象广大留学生那样年复一年地等待总统的特赦令。这个“内部掌握的政策”是否确有其事，笔者未曾查考，姑妄听之。 在另一个公众场合，某名人指着另一位名人介绍说，这位先生是六四跑出来的地位仅次于某某的，官位最大的人。 原来这些名人亡命美国之后，还是要讲究他们自己在中共党内挣得的地位！ 吴国光先生是《人民日报》的评论部主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兼民阵纲领的起草人，还是鲍彤的得意门生。不但所有回国的留学生，就是在整个中国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里，大概无人能与吴先生比肩。吴国光直到最近还在海外发表内容广泛的政治评论，是个至今没有消声匿迹的大名人。 和文天祥同意他弟弟事元，而自己则宁可死节一样，名人回国确实要考虑是否有失尊严的问题。中共一贯的政治谋略是“尽量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一小撮”。对于海外民主运动来说，这“一小撮”就是包括吴国光先生在内的政治名人。既然是要孤立打击这些名人，中共号召海外人士回国，既往不咎的政策，自然就不包括他们在内。 如果名人回国当然也可以，那就得忍受折腰的屈辱。中共正在那壁厢坐等着羞辱这些名人呢。回来一个名人，算是消灭掉一个名人的声望和号召力。回来两个，消灭一双。回来得越多，消灭得越多。全都回来，全都消灭。干净、彻底、全部地完成分化瓦解海外民主运动的统战指标。 六四之际，诗人徐刚和刘再复一起叛逃。徐刚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他是“头顶着父亲精液出生的”孩子以后，无法忍受大名人在海外乏人问津的寂寞，回国去了。把冒死救助过他的地下交通员出卖给了中共保安机关做重新献媚的见面礼。他回国后即发表报告文学，恩将仇报地大骂收容他避难的仗义之国。徐刚此行，连刘再复都不齿。 吴国光先生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比徐刚更高，正是中共瞄准了要孤立打击，或者等着回国受辱的那一小撮名人里的一个。可不知吴先生是怎么想的，偏偏就大不列颠地回去了。但中共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随手就把吴国光提溜出来和徐刚并列，做了个海外名人回国的典型四处张扬，尽情奚落了一番，而完全不顾及这位堂堂该党前总书记政治报告起草人的面皮。 当吴国光四处辟谣时，却从不曾回过头来想一下，中共为什么要造谣和为什么能造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令中共有机可乘的破绽是吴国光先生自己卖给中共的。设若吴先生根本不曾回国，中共端是造不成谣。 象吴国光这一流的政治大名人踏入国门，中共怎么可能装聋作哑，充耳不闻，听之任之呢？对于一个在中共高层混迹过的人来说，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 吴国光先生自取其辱而不自知，反而在一些枝节小事上强辩。孰不知中共已经不计较包括吴国光在内的这一小撮海外名人的细微末节了。不管吴先生怎样和中共辩，怎样和曹长青辩，只要一回国，就算是输掉了。
赵紫阳和八九学潮都败了。不管是伟大的失败也罢，“夹这尾巴逃跑了”的失败也罢，反正是败了。失败者应该怎样回国呢？ 法国的拿破仑也失败过，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上。后来他潜出该岛登陆回国。拿破仑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起而响应。所有遇到的武装阻截，拿破仑都步行从正面走上阵地前沿，直接报出自己的姓名。守备部队的士兵一听说是皇上回来了，马上不再听从指挥官的命令，掉转枪口，连指挥官一起都加入到拿破仑身后的队伍里欢呼前进。拿破仑兵不血刃，平步直回巴黎。这就是百日复辟，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幕。还有谁能做到这步田地？ 衡量中国的民运英雄也是如此∶踏上中国大陆，振臂一挥，就地拉出三百万军队，把残暴不仁的共产党给推翻了。这是天下第一条好汉。做不到这一步的，别再牛气！ 第二等人物回国得抢着坐牢去。第一条好汉的功劳是没本事想了，但苦劳还是要争一争的。将来胜利了，虽然数不出功劳来，总还剩点苦劳。 到第三流的人物才能说得上拒绝回国的夷齐。反正美国超级市场上卖的食品都不姓“共”，怎么吃都不怕失节。 比第三流再低一层的才是那些回国观光的精英或者政治名人。这其中不曾有过官身的还好说些，可是象给赵紫阳当过官的名人如吴国光者就更有身分上的不当。
吴国光和徐刚之间确实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但不回国的夷齐与吴国光之间也确实有零步到五十步的差别。曹长青的第一篇文章已经算是把话说到点子上了；尽管有些言辞上的不敬，也没有什么反驳的余地。吴先生驳之，决于回与未回两句之间耳。若果曾回去过，则曹长青没有造谣。 吴国光回国就和当年挑起八九学潮的方励之避难美国使馆一样，干了不是自己的身分可以干的事！方励之此行至今还在遭受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的责难。而任何其他没有这种特殊身分的人避祸外国使馆或者回国都不会引起类似的非议。吴国光先生当然可以拿自己的公民权利辩解，但那也就不用再指望大名人的声望和号召力了。 六四刚过时，曾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名人出过好一阵子风头。可他们如今都在哪里？ 没人知道！ 他们或许改行作生意去了，或许就真的是回国了。这些人为什么既没遭到曹长青的指责，也没有受到中共的奚落呢？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趟政治这一行的混水，不再当名人了，而吴国光先生却为虚名所累。 当名人，尤其当政治名人，是很得意的事。正因其得意，也就不可能当得太便宜。当年那些精英们忘乎所以地成名，轻易就敢以职业政治家自诩的时候，万万没有料到今天还有不能随便回国和动辄得咎的倒赔。其实这种对当初“得意”的支付，旁观者看着是很公平的事。 要么不当名人，那么来去自由。要么当名人，那么就得随时想着自己的身分和公众形象。当政治名人和来去自由，二者不可兼得，就看您是取鱼还是取熊掌了。
海外的事业已经差不多算是输了。现在我们还要等着看提出“我们要笑着回家”的通缉要犯柴铃、李禄之辈回国；等着看谴责徐刚回国卖友求荣的刘再复回国；等着看在讲演中发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赵紫阳手下的体改所所长陈一咨回国。 如拿破仑般平步北京，推翻共产党是不用想了。只要这些类似的精英名人既没有如格瓦拉般真的回国运炸弹，拉杆子，又不肯争着回国坐牢，而是“一队夷齐下首阳”；不管下了首阳干什么去；就意味着整个海外民运事业彻底输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 关于“尊严”的故事、笑话和感想 ·吴国光·
…… 按照“马悲鸣”批评我的文章所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也是，人家那位有尊严的老太太为什么就要屈尊盘问我呢？肯定我是有什么地方让她看着不顺眼。既然让人不顺眼，一定不是什么好人，问问你又怎么了？ 这就是曹、马们的逻辑。而我居然敢不接受甚至反驳他们的理直气壮的批评谩骂，他们就要抱怨“被封住了嘴”。曹长青质问：天下到底还有没有公理？我看，有也不多了，因为：被“活着的上帝”的徒儿曹长青屈尊赐骂几句的人，不仅不赶快口称万岁，低头认罪，居然还要还嘴！而且“这里是有法制和新闻自由的美国”。简直是笑话！ …… 给曹长青帮腔的“马悲鸣”，已经看出了曹氏的这个根本破绽：你凭什么对别人回国这样的事情说三道四？于是，“马悲鸣”自己创造了“无名之辈无所谓，有名之人有讲究”的原理来替曹长青补台。按照“马悲鸣”这个逻辑，“名人”就是公众人物，而“政治名人”就是政治人物，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是政治行为，因此是必须受到监督和批评的。好了，现在，我们看看吴国光是不是一个“政治名人”呢？“马悲鸣”这时当然毫不吝啬地抬举我了，赐封我为“大名人”，而且是“政治大名人”。于是，被抬上了“政治大名人”轿子的我，当然就得乖乖地接受曹、马们的乱棒，最好我还能笑颜相对、极有风度地口称“感谢”，尊曹、马为“政治大名人”的“指导”和“国师”。 这真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大笑话。浅薄可笑的马悲鸣，你张嘴一封我就真的成了“大名人”了吗？我一旦成了“大名人”就得挨你和曹长青之流任意糟践了不是嘛？这真是对民主政治中公众对于政治人物的监督和批评权利的最为荒唐可笑的理解。在民主政治中，人们对于经由一定制度途径产生的公众政治人物具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包括通过媒体来批评他们。就象曹长青所仅知的，克林顿总统必须“接受和忍受媒体的轰炸”。可是，一个听来简直愚蠢可笑的问题是：吴国光是克林顿吗？吴国光是曹长青和马悲鸣们所选举产生的“总统”或其他什么这类玩意儿吗？结论不言自明：曹长青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对我说三道四、指手划脚。 “马悲鸣”是懂得上面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不象曹长青那样撒泼骂街。他耍了一个花招，创造了“政治大名人”的头衔来顶替曹长青的“总统”，教育我说：你既然是“名人”，而又要回国，“那也就不用再指望大名人的声望和号召力了”。谢天谢地，谁指望过？“马悲鸣”赐封的“大名人”，我嫌烂污都来不及，还指望有什么“声望”？在曹长青和马悲鸣们之中具有“声望和号召力”吗？饶了我吧，我宁愿去打扫厕所，我想那里也不见得更加肮脏污烂、臭不可闻。 …… 我们这里就有现成的两个例子，即曹长青和马悲鸣。从贝岭所举曹长青对于自己名位的病态重视的例子，可以看出曹氏是一个“自我”很强、名利心甚重的人。在中共专制制度下，曹长青尚且可以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到了美国这个自由世界，他居然落魄到要靠骂人吃饭——我们可以想见他的悲愤心境。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曹长青要在文章中不断提及我曾经是人民日报评论员和赵紫阳讲演稿撰写人等这些与主题毫不相干的事情。据说我在“炫耀”这些东西。如果我在和曹长青辩论回国问题时提到我的这些经历，那是我神经有毛病。如果我在发表自己记录的赵紫阳讲话时交代这一点，那不过是在叙述一个事实。总之，我不觉得自己因此比别人多出一点儿“尊严”，有什么可“炫耀”的？曹长青可能有点儿太在乎我的这点微不足道的经历了，所以他出于保护和平衡“自我”，宣称“即使让我当赵紫阳演讲稿的第一撰稿人我也不干”。你无聊不无聊？你可怜不可怜？谁请你干了？谁都可以不干任何他不愿意干的职务，就是有人请你干而你又不干，这又有什么可牛皮的？曹长青口口声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以为一个在读政治学博士的人就神圣到不能说“????”，甚至认为他的“记者同行”就应该高人一等，凡此种种，都是“自我”不能实现因而作祟的一副小家子像。这种人总觉得自己尊严不够，于是要“装份儿”，要宣称“有尊严地活着”。活你的呗，谁理你呢？其实，你有这份工夫装腔作势、横行霸道，还不如好好调理调理自己，那对获得尊严应该更能事半功倍吧！ “马悲鸣”倒是不“装份儿”，他的战术是掉几个不着边际的通俗书袋，拐弯抹角损人，以此来消解自己的不平之气。象我这么一点道行，居然被马悲鸣看成“大名人”，因此你可以想见他反省之下对自己的怀才不遇有多么伤心和懊恼。不过，老马啊，既然被你抬举，我也得够朋友，和你说几句知心话：第一，满世界都闯荡这么多年了，怎么眼眶子还这么浅？以后可别“露怯”。第二，虽然我是个“政治大名人”，可是在中国并没有当过任何官。真不好意思辜负你的提携，可也得怨你情报太不准。第三，骂名人既然是你已经选定的成名途径了，为什么不捡些名气确实大的人物来骂骂呢？其实你也甭怕他们，毛主席不是说嘛：小人物肯定超过大人物。我呢，也不是说不让你骂——叫你骂上几句就能成为一个“大名人”，这种好事哪儿找去？比我自己瞎努力这么多年还管用。可是，我也不能光顾自己，也得替你想想。就我这点儿名声，就算都被你骂烂了、全被你继承了，马悲鸣又能成多大气候呢？趁年轻，你还是赶快另攀高枝、早“吃大户”去吧。 【附录】～～～～～～～～～～～～～～～～～～～～～～～～～～～～～ “政治大名人”典出何处？ ·马悲鸣· 拙作《一队夷齐下首阳》用了几个小典故，被吴国光先生讥为“掉书袋子”。其实那篇文章的书袋子还没有掉干净，现在把“一队夷齐下首阳”的全诗补足如下，以享同好∶ 清朝圣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所谓掉书袋子，就是指写文章用典。吴先生讥笑笔者掉书袋子的同时，还抱怨鄙人乱给他加封“政治大名人”的头衔烤他。在下本无义务加封吴先生。拙作指出吴先生的政治大名人地位其实也是在掉书袋子。张嘴封吴先生的并非鄙人，而是朱嘉明先生。 在“邓小平之后的中国”讨论会上，朱嘉明介绍吴国光时，说咱们这位仁兄乃“中国三十岁到四十岁人中最值得大家注意，最具潜力，而且能力也最全面的人”，“在今后中国政治中将发挥我们现在无法估量的作用”者云（见《中国之春》的报导）。如果不指望大名人的声望和号召力，还想对中国政治发挥无法估量的作用，那么除了尚阴谋以外，还真替吴先生想不出什么好途径来。 从二十岁到九十岁这七个年龄组里，只可能有七名“之最”的政治家。比如说，当今中国八十岁到九十岁之间最有才能的政治家乃是当今太上邓小平。而中国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最、最、最”政治家，按照朱嘉明的当众赐封，即是吴先生。如此精选的政坛英杰，安能不是大名人？ 据闻，吴先生干过大名鼎鼎的《人民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评论员乃是中国首席评论员。当年吴先生手中那管朱砂篆刻着“横扫千军”的狼毫小楷也不知粪土过多少世间英物。如今轮到吴先生自己的人品与行事规则遭人评论了，这下子心理可怎生平衡？ 再掉个不着边际的书袋子吧。清初有政策∶“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大家都得剃头梳辫子。一时间满街都见剃头匠给人剃头。有人作诗咏之曰∶ 闻道头堪剃，何人不剃头？ 如今请看吴先生这位剃尽天下人头的中国首席剃头匠亦被人剃了个净光时，那付老大不高兴的嘴脸跃然纸上；好比是陷进了英国哲学家罗素那个∶“剃头匠给‘不给自己剃头者’剃头”的“剃头匠悖论”也似。 不过，老吴先生阿，看在大作一再“扬马抑曹”的份上，鄙人这厢也得够朋友，和先生说句知心话∶剃了阁下脑袋的曹长青不是声言美国乃言论自由的地盘吗？先生大可抱定了“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的宗旨__骂则由他骂，该回国还是应该照回不误。我就不信他曹长青能阻截得住！ 中国士大夫不是还剩个光荣传统吗？__“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就是这个道理。 ～～～～～～～～～～～～～～～～～～～～～～～～～～～～～～～～～～～ 主席∶ 下面我们请吴国光先生发言。吴国光先生虽然还很年轻，但是是资深人员。他是山东人，生于1957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又攻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秘书，《人民日报》评论员，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一九八九年到美国后，曾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Nieman Fellow），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鲁斯学者（Luce Fellow）。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兼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综合学部常务协调人、《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除此之外，因我认识他时间较早，我觉得他是中国三十岁到四十岁人中最值得大家注意、最具潜力，而能力也最全面的人。我相信他在今后的中国政治中将发挥我们现在无法估量的作用。所以，希望大家非常认真地听他发言，证明我对他的判断没错。（掌声） 吴国光∶ 谢谢主席（朱）嘉明。他这广告一做，我下面没法讲了。不好意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 另一个“人” ·林培瑞（著） 夏 友（译）· 大约五年前，中国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李陀宣布他将努力在日常语言中禁绝使用“最”字。李陀认为在毛的年代中，“最”字被滥用了：伟大舵手是“最最敬爱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党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李陀认为唯一能摆脱毛的阴影的办法是从语言上除根。 … 【附录】～～～～～～～～～～～～～～～～～～～～～～～～～～～～～ 名利浓于酒 … 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 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词科”，再收服第一次未收服到的人。因为许多人看见第一批“博学鸿词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从这里看，中国人讲究的节操，要守住真是难事，自己的中心思想能终生不变，实在是最高的修养）。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去的被推到门外，有人便吟诗挖苦： 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 ～～～～～～～～～～～～～～～～～～～～～～～～～～～～～～～～～～～ 若以徐刚类比第一队下首阳之夷齐，则被中共尽情奚落的吴国光便是第二届因后到而被推出院门的举子。吴国光氏后来的再度发狠便如这后一首诗所云∶ 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 【附录】～～～～～～～～～～～～～～～～～～～～～～～～～～～～～ 评架而不劝架 ·吴逸夫·
中国人是喜欢看热闹、看吵架的。从前还喜欢看杀头，如今毕竟社会进步文明多了，喜欢看杀头的人大概已经不多，但爱看吵架的心理恐怕短期内难以改变。 兄弟当初对民运的吵架也深感失望，但因为看得多了，渐渐地悟出个道理：这些吵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正常的；我们该做的不是去无谓地劝架，而是尽量从观架中引出一些积极的东西来，从而使吵架的水平有所提高。
看曹长青骂回国民运人士的文章感到很有道理，看那些被骂民运人士自辩和反骂的文章也感到很有道理。最后觉得还是马悲鸣先生的《一队夷齐下首阳》最为公允而得要领。 但马先生的文章也只是指出回国的民运人士是走出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并没有牵涉到究竟如何评价这俩兄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几千年来一直是有分歧的：有人推崇他们为坚贞守节的典范，也有人嘲笑他们为顽固迂腐的象征。 可见迂腐和守节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其实判断迂腐和守节还牵涉到两个变数：“何所守”（旧政权）和“何所归”（新政权）的性质。俗话说骂狗还得看看主人，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新、旧政权的性质。 最简单的情况当然是旧政权为暴政而新政权为仁政，那么归顺新政权当然是“弃无道而就有道”的“起义”；或者旧政权是仁政而新政权是暴政，那么守节的必要性才会明显。但如果新、旧政权皆为暴政或仁政，那么问题就复杂了。也许暴和仁的程度还有区别，那多少还有一点标准可循。为难的是两者暴、仁的程度相差不明显时。 作为老百姓，其实倒还简单，反正谁上台他都得照样纳税吃饭，这是基本人权，那么老老实实在新政权下作顺民就是了。但面子上总还应该好看些，於是“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观就大行其道。这种历史观实在是小民心理上的自慰器。 但对於涉足政治的人就不同了。在难分是非的情况下，还是以肯定守节为好，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那是不难做到的，而守节多少需要一点牺牲精神，需要鼓励鼓励。如果人人都“见胜兆而纷纷聚集，察败象而惶惶逃散”，那么，这个世界也太单调了。现代的伯夷、叔齐们至少为这“咸与维新”的大格局增加了一点多元的色彩。 因此，我的意见大致和马悲鸣先生相同：归顺是老百姓的权利，而守节是政客和作为“准政客”的“士人”（不完全等于知识分子）的义务。 二、测不准原理和多元化 曹长青和回国民运人士的分歧，在于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是接触合作呢还是批判抵制。而这里面牵涉到太多的不定因素，包括一些没有说出的切身利益问题，而且这些因素环环相扣，互相纠缠。例如饭碗问题，可以说是个切身利益问题，但又不完全是，因为有了饭吃才能，或至少是才能更好为民主奋斗。 根据测不准原理，同被观察对象接触越少，判断结果越正确。那么，也许只有置身于这场是非之外的人才能旁观者清。如果站得高一点，那么可以说这种吵架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积极因素。 即使“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真的成功了（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也不足以判定“抵制派”是全然错误的。首先，抵制派可将失败的责任推给对方的牵制和“助纣为虐”。其次，在旁观的立场上，也可说“承认派”的成功正是因为有抵制派给他们当出头鸟、做恶人，当承担闸门的苦力，因此中共当局才能容忍“承认派”民运人士，使有空隙可钻，有好人可做。假如没有海外激烈抨击中共的掩护枪响，戴晴的“狂妄”反党言论不被当做首要打击对象才怪，哪能象现在这么自在地拿着外国的“自由金笔奖”、“自由论坛奖”在北京写作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各派民运人士是在合唱一台戏，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退而言之，明争总比暗斗好，互相骂骂是不妨的，可以活跃空气、活跃思想。但千万别太上火了，别太进入角色，不要让中共成了导演。别忘了主要对手应该是中共顽固派。我们可做的，应做的，是提高改善吵架的水平、层面，使之健康化，而不可能，也不必，去根本取消这种争论。
周舵、戴晴会说，“在海外骂共产党，算不得好汉，有种的回国来骂”。问题是中共能够提供这个方便吗？所以这话来指责海外骂家，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应该转身对共产党说，“有理的不要怕人骂，你们有种放曹长青之辈回国骂吗”才是。 马悲鸣先生提出民运人士应该争着回去坐牢，其实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韩东方要回去准备坐牢，中共就不让。 我对周舵、戴晴还是甚为佩服的，他们毕竟还不同于一般的体制内改革派。他们对中共的批判是严厉的，有深度有新意的，那还是需要有一定道义勇气的。更重要的，是两位的温和而执着的政治态度是始终如一的。西方论人很讲究“一致性、完整性”（integrity）。其实这就包含了坚守初衷（守节）在内。 至于在广场上号召别人不怕牺牲，后来自己却利索外逃的广场英雄，确实有言行不一和“船长逃生”的道德欠缺。但这一点也是指出就好了，实不必牵住不放、口殊笔伐、冷嘲热讽。我更看不惯那些声讨者道貌岸然的神气。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必深加指责。她（他）们毕竟都是二十来岁的孩子嘛，如果你们在他们的年龄，在他们的处境，又会如何呢？ 当然，如“船长不能逃生”一文所说，她（他）们作为学生领袖的信用算是完了。以后还是好好读书打工吧，小狗子最好还是不要再养了吧，有时间去脚踏实地地作些民运的打杂工作，才对得起广场上牺牲的同学们。或者乾脆要求回去坐牢。中共革命时期许多在路线斗争中蒙受不白之冤面临枪毙的党员就要求去白区或前线工作，以表心迹，如无可能，则表示愿接受其他形式处死以便省下子弹去打蒋匪、日寇。“文革”中一些斗输而想不通的红卫兵就去越南打美帝以显忠心。这种宁愿去同敌人搏斗，不愿受同志窝囊鸟气，宁愿清清白白死于敌人枪口，不愿糊里糊涂死于同志之手的悲壮举动，不失为一种减少内耗转移矛盾的方式。好在如今牺牲是不大可能的了。 说到方励之的逃进美国大使馆，兄弟很替他不平。他是中国著名学者中第一个公然离经判道的，当年呐喊的勇气确实不凡。而八九民运之时，大概是长期孤军呐喊已经有些疲劳了，或者敏感到群众一旦起来时更需要的冷静和节制，总之是已经不那么慷慨激昂了。他没有以领袖自居，也没有号召学生坚守广场或不惜牺牲，所以自没有以身殉职、殉诺的义务。他一直把自己定位为首先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这种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是可贵的。 有人指责他是平时呐喊人民起来争取民主，群众一旦起来却不敢出来承当领导角色的叶公好龙。其实，在一个“见胜兆则纷纷聚集，察败象而惶惶逃散”陋习盛行的国家，高潮中保持低姿态和低潮中保持高姿态才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是我们在“一队夷齐下首阳”的形势下赞赏留守首阳的抵制派的原因。 马悲鸣指出名人不好当的道理。但总还是需要有人出头露面、赤膊上阵。所以对名人太苛求也不好。“文化革命”时揪斗老干部时我的一个感觉是反正革命稍犯错误就是反革命，稍有动摇就是叛徒，而从来不革命的永远是“革命群众”。现在清算民运名人的倾向也不要泛滥才好。因为失败，就指责不断，这种势力眼思想方法也不健康。至于有一些人物在民运高潮时默默无闻，低潮时却出来指三道四，或批判中共时闷屁不放一个，民运反思时却姿态特高，对此也要具体分析。当然就别提那些“手拿绿卡骂汉奸”的贱民、奸民了。 民运名人要反思，民运群众也同样要反思。本来嘛，名人有错误，下来轮换就是了，“皇帝轮流当，明年到我家”，名人最好也不要终身制。可惜的是敢于抛头露面的人太少。自己不愿意承担风险责任，又妒忌别人抛头露面出臭汗争来的名气；既希望人家贡献一辈子，又眼红人家的出名一辈子，这也不是健康的心态。高潮时领袖、名人的狂热，不也是狂热的群众捧出来的么？名人内斗时语言过火、人身攻击，原因之一也是迎合民众好看热闹、听丑闻的心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鲁迅说中国的大众，喜欢把名人捧得很高，然后狠狠地摔下来再踩上一脚。看来，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名人。当初就不必期望过高，现在也不必失望过深，指责过激。让我们一起来沉痛地反思，别只是一味地互相指责。 旁观者清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站得太远也会看不清的，没有发言权的。
曹长青对贝岭的指责暗示贝岭有出卖民运的幕后交易，而贝岭的自辩又暗示自己回国还作了一些地下联系工作。这里的微妙是非外人甚难插嘴。 假如某些民运人士回国，在作了一些表面的妥协之后，回国后确实扎扎实实地作了一些有益民主的工作，这当然很可贵。但这种大手笔是不容易做到的，不宜作为一般人之师表而提倡。《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听说他的两个侄儿结交侠客，就写信告诫他们说：“大侠客季良和大儒伯高，都是我所十分尊重的人物。但是我只希望你们去学习伯高而不要去学季良，因为季良这种人太难学，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学习季良不成功，就会成为天下人所嘲笑的轻薄子，成为违法乱纪的人，好比画虎不成就会成为狗（画虎类犬）；而学习伯高比较保险，即使不成功，还不失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厚道人，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好比画天鹅不成，多少还象只鸭子（刻鹄类骛）。” 抗战时期汉奸，不少也是出于“曲线救国”的本意，结果国是没有救成，汉奸的帽子却历史地落到了头上。日本人不是傻瓜。地下工作者是那么好当的吗？你要利用日本人给你的身份，日本人当然不会让你白白利用。周总理大概也是走的曲线纠毛的路线，但事实上成了毛的帮凶同谋。他要利用毛泽东给他保留的地位干好事，但毛泽东更会利用他，他为了保住地位必须先去服从毛一起犯罪。在这个互相利用的关系中，通常是权力大的一方占便宜。不能不担心，如今“回国搞民运”的人，恐怕有不少会自觉不自觉、被迫不被迫地成为中共的帮凶。
如今，曾经参加过民运的留学生纷纷回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一首发表在匿名电脑网络组的“绿卡歌”就生动地刻画了这种扬扬自得的心态： 大家来美冲着卡，人人都来抢绿卡。 兄弟认为这未必就意味着整个海外民运的彻底输光。对留学生回家找机会应持理解态度，其中许多人在攒钱的同时，可能也会尽其所能作些有利于民主的工作。只要不是忏悔着钻狗洞回去，这种来往总还是进步的表现，对双方都如此，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事实上也可以说这种比较宽松的关系是海外民运奋斗争取来的成果。希望这的确能成为中国和平演变的一个正面因素，我们乐观其成。 但是我们不能不警惕一面倒的危险倾向，总希望首阳山上人不要走空了才是。只要国内的言论自由没有实现，一个海外独立的、尖锐的批评声音，无论如何是绝对需要的。否则又是象毛泽东时代那样一片歌功颂德声音，这正是最容易产生毛泽东的社会条件。 郭沫若曾吹捧毛泽东“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可是当时中国只有一“极”，八亿人民都围绕这一极，生存空间就极度地缩小了。现在抵制派、激进派能站出来用激烈的言语批评中共，那就是为民立了另一极。唯有在多极的张力之下，中国人民（自然包括温和改革派）的生存空间才能有充分扩张的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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