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中國模式？ 這次回國，聆聽了幾位“頂級”商學院教授的教誨。教授們無外乎在用財富故事告訴大家西方是如何用“制度”積累財富，如何用“知識”和“創新”搭建起品牌價值的。不過教授們也很矛盾：一方面他們對從西方教科書裡搬來的管理哲學、企業文化、品牌價值頭頭是道地高談闊論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幹這行的真難，今天才舉了幾個正面的例子，沒過幾天就出事了。這臉沒處兒擱啊！” 原先所謂“出事兒的”大多是些中國企業。而今隨着這場金融危機和後續的實體經濟危機爆發，那些世界財富500強中屹立不倒的正面典型形象紛紛落馬，這下教授們真的無地自容了：原先被奉為經典和權威的工商管理理論，仿佛一夜之間就成了落花流水；廣為流傳的成功財富案例一個個黯然失色，讓人不免想到那句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東方箴言。 我本人並無意貶低西方文明的精髓，更不想說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已然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幾百年走過的道路。但我對很多研究這段商業文明歷史的中國文人非常不感冒：按照他們的鼓吹，中國如果不按照西方的制度運作，根本沒有機會達到現代商業文明的頂峰。 果真如此嗎？為什麼中國一定要按照西方人的規則玩，才能算玩“對了”呢？文人們缺乏自信心，無非是因為西方仍然領先，仍然強勢；但不要忘記，資本主義的實質是逐利，逐利的核心是增長。環顧四周，對整個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已經不是經濟總量依然領先的西方了；從經濟學存在的意義上講，認認真真地研究在東方在中國發生的一切已經無可避免地成了整個世界的話題。 很多學者“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國對現代科技和商業文明的貢獻“幾乎為零”。而他們給出的理由是中國沒有鼓勵科技創新的經濟制度，因此中國的商業環境出不了“Apple”、“Starbucks”、“Louis Vuitton”。很多人不約而同地高調批判中國正在方興未艾的山寨文化，職責這種“模仿”沒有技術含量，不可能建立品牌價值。但是，不刻意追逐高端品質、復用已經有技術來解決普通大眾的基本需求、模仿之中夾雜看似無厘頭卻是靈光乍現的創意，這些山寨文化的理念為什麼不能成為最合理、最有市場價值的商業模式呢？ 的確，山寨文化和“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西方知識產權制度格格不入。但西方經濟走上了這條“三高”道路的後果是什麼呢？起初，人們看到的是大量的科技創新以及創新在商業上的成功。而後，資本市場開始介入，資本的逐利本質催促着市場不斷推出“新功能”，不斷強調“更好的體驗”，甚至完全不顧消費者是否真正需要這種新的功能和體驗。當年微軟推出Window Vista的時候，很多硬件廠商對它支持較低端的硬件強烈不滿，原因是“這不利於推動新一輪硬件升級”，而不是因為消費者真有升級的需求。換句話說：是資本的利益而不是消費者的需求在驅動所謂的創新！消費者在這場遊戲中已經淪為被動的籌碼。這個邏輯繼續延伸，就是“資本槓桿”、“次貸危機”，神話的自由市場經濟毫無抵抗力的崩潰。 很多人只看到現代西方商業文明的華彩段落就被它徹底征服了，甚至已經留不出大腦再去深究它背後的深層矛盾了。呵呵！不要忘記，這個地球上“先進的” 西方國家人口只占不到10%，如果剩下的五十多億人，人人都按照天賦人權去追逐永無止境的消費體驗升級，整個地球的資源恐怕很快就會消耗殆盡。可以這樣說，西方的商業制度根本就不是用來解決剩下90%地球人口的需要的！ 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如此廣闊低端消費者的市場，對“品牌”、“體驗”的刻意追逐不應該是商業企業的核心價值所在。用已經成熟的技術，低廉的成本，大規模地生產可靠、實用的商品，解決大多數人的需求；通過對大規模生產中各個環節的高度優化提升利潤空間，並把以此而積累起來的巨額資本進一步投入產品的升級換代和生產管理環節的優化，這就是過去三十年中國人克勤克儉逐步形成的“中國模式”。原先，這種生產方式直接和西方的“高技術”嫁接，用於為西方代工消費品。現在西方的需求萎縮，反倒促成了中國人開始用自己的模式，轉型來解決國內市場的需求。有中國廣闊並且日益壯大的消費者市場，中國模式的興起幾乎是沒有懸念的。 接下來，如果中國模式的商業成功再被成功地複製到全世界，解決世界人口90%的基本需要，那麼現有的西方商業模式還會是商學院教授們嘴裡不停嘮叨的 “經典財富故事”嗎？制度本身無非是社會實踐隨着時間的沉澱，誰的模式成為主導，誰就是制度和規則的制定者，而一切都需要時間來見證。 最後，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詆毀一下那些對中國創新能力有偏見的人們：雜交水稻。中國用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以上人口，這其中雜交水稻功不可沒，從長遠上講，它對世界的貢獻要遠遠高於那些資本市場上的寵兒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