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同意冼岩先生全民和解的概念和用意。

我极之赞同洗先生「相互对峙，彼此提防，谁也不能放心向前迈步；只有各让一步，相互包容，社会才能进步，民族才有未来。」的观点与见解。

从反面的诛心之论观之，我推想，洗先生的意思是站在“民”的一方以责己严待人宽的态度立论，所以我觉得全民和解的建议是积极和善良的。但是即使是责己严待人宽的态度也不能是毫无界线的，不能变成为了宽容而单方面地要求“民”无限期地忍受过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任由鱼肉的过日子；为了要求和解而任由当权者无休止地任实行高压和迫害政策。

[一]我们不同意「不宽容的单向和解」

我们提倡的必须是「宽容的双向和解」而不是「不宽容的单向和解」。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提出一些个人见解与冼先生及网友参考，并请指教。

我对现状的基本理解是现政权是政治之恶的主源。要解决中国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搞西方式民主”。就历史与现实观之，除此之外都是死路。现在种种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的诉求，与其说是为了救国，不如说是为了向现强权买怕。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反映。

现在不是要正在讨论“中国现状和前途”吗？

“中国现状和前途”，是指政治之恶的问题。为甚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无可否认的是最主要的是强权政党造成的。要解决问题也应该面向这个强权党，而不是处于无能地位的从来没有受到宽容对待的民众一方。

现在中国现状和问题都越来越严重（否则的话就无须讨论了），解决之法大致有二，一是在继续强权党的高压迫害累积矛盾导致革命而作出一个你死或我亡的决战；一个是全国和解。全国和解应是独霸权力的党与无权利的民双方进行的全国性和解；不应是单向的，单方面向独占权力多占权利的党无条件忍让的和解；但霸权者必须进行主动与主导的和解。

为甚么要当权者主动与主导的和解？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现状和前途”是指今天的社会是分裂的前途是危险的。这分裂的基本型态是政治上和很大程度的经济上绝对占权与绝对无权者的分裂。而这分裂是由独占权者自己着意制造敌人，特别是把争取权利的“民”当作敌人的结果。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求党做到对民宽容一些，不要把人民当作敌人。

我说党把“民”当作敌人，是因为现实明明白白的是这个党把要民主、要人权、要宗教自由、要……自由的“民”甚至他自己的党员和党的领袖都放到监狱去了。

冼先生说：「视意识形态纯正性为自身生命线的中共，都能对当年的极端偏执作出反省」，并且反省到「现在的执政者基本上已可与昨天划清界限」的高度了。言外之意就是中共不把“民”当敌人了。如果人们正视现实的话，当然应该承认党的马列意识形态是变了，但更应该看到更本质的问题是党视为“自身生命线”的独掌权力的意识形态丝毫没有改变，把要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民”当作敌人的政策和心态一点也没有变，而且在新形势下更显得变本加厉了。

这些不宽容表现在对六四定性的死守、对民主党和一切主张政治改革改良者的绝不手软的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对地下教会法轮功的高压和迫害。

现在明明是当权者对民众与知识分子的不宽容，洗先生不向统治者在这方面提出宽容的要求，相反提出要求民众与知识分子宽容当权者的独迫害与高压。不合理吧。

其实不把“民”视为敌人是极之容易用“抽象的正确性”来解决的。这“抽象的正确性”就是全国和解。只要党把被视作敌人的人放出来就行了。这样和解绝不会减少党权力的稳定性反而会大大地提高党的威望。把原党总书记赵紫阳、党干部方觉、主张共产党是领导党的民主人士放出来，对党有甚么危害？所以我们应该也可以用“抽象的标准或先进水平的尺度来衡量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并以之解决问题。

[二] 宽容为甚么要以人民放弃民主为代价？

“身体构造、生存条件及生活需要都不一样”的中国马褂衣着、望闻问切医疗、珠算计数器、飞鸽通讯、皇帝大臣、科举、皇帝诏书、特别是当作国情宝典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情，在今天几乎都百分之一百地用“照搬西方模式”的西装、西医、计算机电讯、轮船飞机火箭、主席部长、选举、宪法、共产党、马列主义、人权、特别是正在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解决了的。

唯独就是政治民主这个“身体构造、生存条件及生活需要都不一样”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而这个“照搬西方模式”的政治民主是毛主席等共产党人在五十年前已经信誓旦旦地说过是百分之一百绝对地全面地适合中国国情的，而且是每一部分都适合民主，应该马上实行民主；现在和我们一样具有我们相同国情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台湾也以民主解决他们的“中国现状和前途”。但经过五十年后党自称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现在又是实行三个“强代”，进入了世界经济强国之林，也签认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我们的伟大核心也在布什面前当着全世界人民说民主和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的伟大时代，为甚么反而又变成了不能“照搬西方模式”的政治民主了呢？

为甚么用西方这把尺度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事理都适用、都没有错，一到用在政治上就会产生“两者的身体构造、生存条件及生活需要都不一样”了呢？

到底甚么真正原因令到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解决我们的“中国现状和前途”？

试想一下，如果你天我们的党还是强调并实行实会主义计划经济，并视自由市场经济如今天视民主政治一样为西方亡我之毒计，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冼岩先生写一篇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的话，我相信，先生的理由是百分之一百与今天谈政治问一样：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解决我们的“中国经济现状和前途”！

已经存在的事实是，因为党首肯点头了，自由市场经济就成了适合中国国情之事物，不适合论也就消声匿迹了。

同理，我们可以推断，当有一天，这个党又表示民主可用时，自由民主人权又变成符合中国国情之事物了。现在高唱民主不宜论者也就鸦雀无声了。

这是唯权力马首是瞻，这是理论为权力服务。

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今天的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解决我们的政治上的“中国现状和前途”的出发点到底是为了祖国的人民和国运着想还是因为在强权压力之下作的无奈悲鸣？

到底是面对现实地解决问题还是逃避现实的自我安慰？

中共对马列主义确是作反省了，但对独霸权力没有丁点儿反省。在“民”这一方面，作的反省够多了。现在民运方面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主张改良而不认同革命，即使是认同革命者也主张改良先行革命备用。有的还主张承认共产党为领导党、同意共产党执政三十年…。这算不算是“民”的反省？这些反省还少吗？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是，在权力方面共产党一点也不反省，“民”的反省太多太多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单方面指责作了太多包容妥协的“民”不妥协，赞扬一点也妥协的党很宽容，不但不能令人接受，而且会令人反感。

说“中国今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并非中共造成的”把责任推到虚无缥缈的“历史包袱”上面是不是太武断一些了？

请问，如果没有中共的雨后春笋般的政治运动、没有这个那个的人为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国今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真的会如此之大？我们总不能说开放改革造成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缩小是中共功劳的，前三十年倒退造成拉大中国今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则与中共无关。

谁造成的灾难就应由谁负责。一个给祖国和人民造成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党到现在还不对受他们侵害的“民”宽容，反而倒转来要受灾受难的“民”无休止地给党包容。是不是过一些分了？

既然「民主自由是好东西，它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我们就应该追求。没有必要找寻诸种理由去横加阻挡。

民主「不是人们唯一需要的东西」、「他们坚决主张彻底改变政权，立即全面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是无的放矢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民主人士或民运人士愚蠢和鲁莽到提出民主是“人们唯一需要的东西”的主张，更无听过有民主人士民运人士提出「立即全面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诉求。但为甚么我们对这些主张和诉求都听到滚瓜烂熟呢？那是因为反民主人士给民主人士栽的赃，并不断用戈培尔攻势造成的。把不存在的东西当作是一种事实并用它来反对民主，这种讨论是不是有欠实事求是精神？很可惜洗先生也用上了这一极不光明磊落的一招。

据我所知民主人士与民运人士都是把民主当作是「人类同时还有着多重需要」中的其中一种重要的东西来追求而已。「人类同时还有着多重需要」并不排斥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重要的东西来追求，例如人为了活命也“同时还有着多重需要”，例如空气阳光水分等等，但不能因此否定人们对其中一种需要（例如水）的追求。

现在的问题是冼先生要求“民”放弃对「人类同时还有着多重需要」里面其中一个需要即民主，以此来宽容不准“民”要民主的独霸权力的党。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合理的做法是党包容“民”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需要，“民”也包容党的领导地位。但现在明显之极是“民”早就做足包容了，党对民的包容寸步不让。

冼先生的理论，离不开所有反民主文章的套数：不能照搬西方文明，必须用自己伟大的文化自创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政治模式。愿望当然非常之良好，但现实是空中楼阁。就世界范围来说，至今为止的现代化国家，不论是像中国那样历史文化悠久伟大的还是像新加坡那样没有自己传统历史与文化的国家都还没有一个不是西方模式的。没有一个能根据自己的文化与国情独创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政治模式。所有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结合自己的文化历史国情拿用西方的现代文明，而不是另创一套与众不同的现代化文明。不论是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无不如此。所有所谓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民主政治，例如甚么集中的民主、有指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阶级的民主、亚洲精神的民主……都是阻挡民主的借口，都是专制制度的代名词。现在冼先生的「踩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道路」和上述东西本质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现在大讲宽容，这很好，我相信民主人和民运人士不会不宽容人们「踩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道路」，如果真的有人去作这样的踩踏的话。但很明显的是冼先生的宽容论对追求西方民主的诉求不宽容，对西方民主不宽容。

[三]我们要求的是「宽容的双向和解」

「宽容的双向和解」的原则是要求民众尊重中共执政的现实，承诺不用暴力推翻共产党，不作推翻的行动。要求党尊重宪法和人权公中人民应有的权利，停止镇压、迫害异见人士和宗教人士。

「宽容的双向和解」的具体要求是党释放所有被判刑的良心犯和政治宗教犯，让人民可以遵循宪法和人权公约办传媒、结社……

至于人民方面应具体做些甚么，希望和解论者提出具体的建议。

如果有人提倡只要人民对统治者宽容，容忍在高压和迫害下过没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生活，党则对自己强霸的权力寸步不让寸土必争的话，张三一言明确回答：不！

[420/200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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