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建国到1956年，是中国建设的黄金时代，但那时的共产党人也没“有 几人懂经济规律”(Killem兄语)，但比较实事求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大致 正常，总的来讲，中国大地一片兴旺。那时虽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如农村合作 化操之过急，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反“冒进”引起毛老爷子的愤怒，但矛盾 尚未爆发。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面 否定斯大林。这件事对历史走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不在苏 联，而在中国。现在回首看历史，就是从此时起，毛开始考虑(于公)中国的革命 事业是否会在第二第叁代变质，(于私)他自己死后会不会也有人对他加以否定。 毛老爷子有顾及自己身后名声的想法，无可指责，任何领袖人物，尤其是大国或 能影响世界的领袖人物几乎都一样。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此事不在我们讨论 题目中，此处不提。不过从此时起，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此或多或少有关-- --君记得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否？那是在此10年之后，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天才 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之后 ，说道：“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那一定是大坏蛋， 一定是野心家，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手头没有原文，但可以保证这段 话几乎一字不差。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说这番话的原因。应该说，林彪是真正把 握了毛泽东的思路，真正了解毛最担心的问题的。

回头继续讲当年。1956年东欧先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苏联又出 现了朱可夫事件。毛泽东当然会因此联想到中国，他对国内形势极为关注，政权 和军队又是他关注的重中之重。1956年当年，他即开始有所动作----军中开始反 “教条主义”的运动。那时全军正在“正规化”，学苏军，在刘伯承元帅主持的 南京军事学院授课内容中，讲授了不少苏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例，称为“十大打 击”。信号传递到毛泽东处，毛发话曰：“南京军事学院……专门讲人家的什么 十次打击，而我们自己一百次打击都有过，却不肯讲。……”随后军中即开展了 对刘伯承的批判。这里套一句铁流兄的话“彭德怀从未有过威胁毛泽东地位的任 何言行，不象林彪，发过行动手令”，把“彭德怀”改成“刘伯承”或“粟裕” ，也是一样，而且刘伯承和粟裕还不象彭德怀，二人更不可能也更没有条件反毛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你再说你拥护某某人，但你对你的学生不讲该人的业 绩，只讲别人的成果，是否意味着你仅在口头上拥护某人而心中却另有所爱呢？ 何况你的学生是直接带兵的遍布全军的众将，你讲的“成果”又是出自苏军---- 国家军队色彩浓于党军、领导机关为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而不是中央军委的一支军 队。Killem兄问“不知作者证据何在？刘，粟的具体什么措施威胁了‘毛指挥枪 ’”？以上即为回答之一。此外，高明政治家高明在见微知着，防患于未然，决 不等到一种倾向真的变为实际可能发生时就采取措施；即使当事人主观上不作如 是想，但只要客观效果有此倾向，就要消除。我曾举过刘邦的例子，毛在此方面 更是高出一筹。

Killem兄说“实际上军队正规化是不威胁军队统帅对军队的权力的。美国总统对 军队的控制权从未被挑战过。”前一句话仅泛泛地讲是没错，但会依时间、空间 和政治体制和形势的不同而有时对、有时错；比如，一支由党的军委控制的军队 要以无党的军委体制而由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控制的军队为样板来正规化，对军队 统帅(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有没有潜在威胁？美国总统对军队的控制权是未被挑 战过，但那是由于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政治体制使然，完全不适用于说明中国 的情况。中国的军权表面看是明确的，实际则不然，后面我们还要涉及这个问题 。君记否，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 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后来1971年庐山会议修改的宪法草案中，这 一条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可毛对军队的控 制权是由于他是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而来吗？刘少奇于1959年4月接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两个职务后，他可曾对军队有过实际的任何控 制力？中国人有谁认为他是中国军队的统帅？

Killem兄接着说“毛的统帅地位不倒，毛指挥枪就不会有挑战。何况军队正规化 的样板是苏联。斯大林对军队的控制从未因苏军的体制而动摇过。”文化大革命 中毛的统帅地位也没有倒，林彪有没有挑战毛指挥枪？为什么毛对解放军是“伟 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说法反感，并说“什么我亲手缔 造，林彪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除了林彪，周恩来在军队中的影响 和实际控制力对毛指挥枪是不是一种潜在挑战？----关于周与军权，我将另文讨 论----另外，看Killem兄的上下文和行文语气，似乎认为军队正规化对老毛不构 成威胁，美国军队那么正规也影响不到美国总统控制军队，何况当时中国军队正 规化的样板是苏联，也是共产党国家，苏军体制从不影响斯大林对军队的控制， 因而中国军队学苏联正规化不会对老毛有所不利。然而，事实上正因为军队正规 化的样板是苏联，才对中央军委掌军的体制是一种暗地挑战。苏军与我军不同， 党军色彩向来不浓，红军成立远在党的成立之后，也在十月革命之后；而且俄罗 斯的传统又与中国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6月27日斯大林对 红军和红海军讲话时的结束语是“让伟大军事统帅库图佐夫、苏渥洛夫……的光 辉照耀你们吧！让伟大列宁的旗帜指引你们前进吧！”----对于苏联军队和军人 来讲，他们还是“国家”的概念强，“阶级”或党派的概念相对要弱。中国共产 党则大不然，你能否想象在抗日战争初起时老毛对红军训话：“望谨记并发扬我 国军事先贤和统帅孙武、吴起、韩信、岳飞、徐达、戚继光……的教诲和勇武气 概，卫国杀敌！”对于共产党，这么讲太缺乏阶级分析观点，不行；就是国民党 ，蒋介石训话，除了国父也只提过曾国藩。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着名军事家和统 帅离现代太远，而近百年来中国积弱，要不就是忙于内战，没出过值得骄傲的抵 御外侮的军事家，没人可提。此外，苏军对于党和国家事务参与很少(看看苏共政 治局和部长会议中有几个军人即知)，而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没有军事色彩的还 真的不多。中苏军队体制不同，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军队的控制方式也不同，二者 可比性不很强。

Killem兄说“刘粟挨整很有可能是与苏联靠得太近的缘故。想一想现在对‘全盘 西化’的反感就能理解当时‘反教条’的动机。何况中苏已走向决裂。毛对苏联 的戒心与反感从始至终。”刘粟个人从未与与苏联靠得太近----粟裕和苏联完全 不沾边，仅在建国初期去治过一次病，除了外事活动，与苏联再无任何接触；刘 伯承虽有留学苏联经历，但从无个人联系，连对苏外事活动都极少参加。问题关 键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和态度：一是全军将校的老师和校长，一是作战能力全军心 服的总参谋长，二人如果偏重苏式正规化而不自觉地以毛为圭臬，能否留下？尽 管他们二人从为人到实权都不可能有威胁毛的动机、能力和胆量，但如我在论林 彪文中说过的那样，只要某人要建立的制度和作法有可能影响毛的集权，无论此 种可能性多么潜在或微小，毛都会将其尽早彻底消除。在这一点上毛的敏感无人 能及，堪称大家圣手。此外，有苏联的经历并不一定就得倒霉，刘亚楼比刘伯承 在苏联呆的时间长得多，八年抗战全在那里，还是苏联红军少校，可他并不因此 见外于老毛。刘亚楼在空军司令任上“锋芒毕露”----这是老毛原话，还嘱咐他 要改一改，“锋芒半露”为好----叱□风云直到去世，为什么？这是偏题，以后 大家讨论。最后，Killem兄说“何况中苏已走向决裂。毛对苏联的戒心与反感从 始至终”是对的，但既如此认为，为何在上文说“何况军队正规化的样板是苏联 ”？既然毛对苏联的戒心与反感从始至终，那么军队正规化的样板是苏联，苏军 并非由苏共中央直接控制，他就没有戒心与反感、不感到威胁？上下文是否多多 少少有点矛盾？

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详情和后果以及彭德怀其中起的作用，我此处不说了 ，铁流兄关于彭德怀的文章中有详细而深刻的叙述分析。现在看来，这场运动的 目的是要加强有可能因“正规化”而减弱的“党指挥枪”。但当时全军并未领悟 这一点，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展得并不令毛满意。1957年 5月，总政治部又开会在全军布置反“教条主义”，会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点名批 评反“教条主义”不力的单位，推波助澜。哈军工是对反“教条主义”运动抵制 最力的单位之一(也是因为有陈赓做后台)，谭政指责说：“你们为什么不敢反教 条主义？”“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还不抓紧反，为什么要保护教条主义？”“总 是强调你们特殊，有特性，对中央的指示采取什么态度嘛！”还说：“要反教条 主义，就要拿出时间来，必要的时候要停课，毕业设计也可以停嘛！把教条主义 解决了，教育就搞好了。”但就是总政如此推动，运动开展仍不如毛所愿，除了 五总部等军委直属单位，很多下面的单位还是似是而非，甚不积极，例如哈军工 在这种形势下就仍然暗中对抗，按兵不动。直到1958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批判训 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此后，哈军工院党委才根据总政治部的通知，开 始反教条主义。这不是正题，不多说。

在1957年，中国发生了另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即反右派运动，给中国刻下了更深 的一道伤痕。关于反右斗争的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我没有如此高的功力和能力 加以分析评论，也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不过，反右运动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是中 国党外民主(和党内民主)开始走向沉沦，当代中国人从上到下开始学着为在政治 上保护自己而说假话，这一点怕不会有太多争论。当然，党内民主的不正常可以 说是在庐山会议开始加剧、最终走向灭亡的，但此时已经初见端倪。反右中真正 对共产党满腔怒火的人不是没有，但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人并非不拥护共产党的 领导，而是对某个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甚至仅某个党员有意见、或是对共产党 的某些政策或具体作法(如对苏政策)有意见而当了右派的。当年党内不少人即对 如此抓右派颇有看法，但其意见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他们当时就对毛泽东的错 误有清醒认识，那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胡说；这些人对毛是尊敬信任的，但这与 他们不同意不理解毛的一些想法作法并不矛盾。以军界人士为例，陈赓大将与毛 的关系少有人能比，但陈赓对反右的某些政策和策略不仅不满，而且明里暗里设 法抵制；其时他身在北京，对哈军工的反右频发指示，力保多人过关，还跑到总 理处讨底细，总理仅回了一句：“陈赓哟！……”，再未多言。叁个字后的沉默 ，六个点的省略号蕴含着什么意思，如今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了。

1957年反右是大事，军内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在五总部尤其是训练总监察部也开展 得你死我活，但在下面的多数单位还是那么半死不活地拖着；到了1958年，毛亲 自出马，1958年3月，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明确提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 后于地方”，正式建议军委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 军事工作----可别小看了“整风”二字，其字面下的含义无穷，延安整风这一场 党内多少人刻骨铭心的政治运动，就是借整顿文风和学风开始。也正是在这次军 委扩大会上，把刘伯承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把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 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批斗的范围涉及到了萧克等一批军队高 级干部。粟裕挨整乃至下台，关键罪名有两条：一是“向党要权”，二是“告洋 状”，此事源出粟裕1957年11月随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苏，访问中有代表 团各位成员对口拜会苏军领导的安排，粟裕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分拜 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由于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五 易其稿军委未予通过，便请苏军总长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 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苏军总长说他们没有现成的材料，只在交谈中简单 介绍了一下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职责；1958年3月苏方向我方提供了有关 的书面材料。就这样一件事，成了粟裕的“麦城”。

关于粟裕挨整的详情，在网上很容易找到，这里不多说了。我只在这里排一下与 粟裕有关事件的时间表：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 议，彭德怀宣布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 5月26日，军 委召开了小范围会议，会上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 ，与会者对粟裕进行了批判。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还向总参二级部的领导作了 专门的传达，明显地是为在军委扩大会上批判粟裕定调子。 5月27日，军委扩大 会议开幕。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指责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 “告洋状”等，接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萧克也在这次会议上被点了名。 5月28 日，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作检讨。 5月30日，军委扩大会议第叁次小型会议召开，毛泽东发出“把火线扯开，挑起 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由黄克诚在会议上传达。　　6月1日，对粟 裕的批判扩展到大会。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的所谓“问题”，而且 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对于扩大会的斗争形势 ，毛泽东仍然不满意。 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 决心很大，强调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会议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 委书记都要来。军委扩大会议因此从３００多人猛增到１４００多人。毛泽东也 几次到会或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者进行座谈，把军内出现的所谓“教条主义” 问题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同时激烈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毛 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批评“有的同志到今天还坚持着错误路 线”。 ………… 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获得通过。 7月22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但粟裕的“告洋状”却被升级为“里通外国”。毛 泽东在随后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 8月31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 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粟裕的两(或叁)大罪状是““一贯反领导，向党要权”和“告洋状”，其实前两 条，借林彪与贺龙谈话时的说法，都“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关键是最后一条 “告洋状”。粟裕检查得以通过，但“告洋状”却被升级为“里通外国”并因此 被毛泽东点名，颇说明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毛对此事是如何耿耿于怀没完没了 。其实从毛泽东的角度想想也不难理解：你身为总参谋长，负责起草国防部及总 参职责条例五次军委都通不过，还不明白什么意思？难道不知道在此情况下，你 该问谁？不问我还不论，居然去问苏联人！你心里还有没有军委？如果苏联人说 总参该完全在国防部领导之下，你又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内，“里通外国” 可是吓人的罪名，高岗问题升级，“里通外国”是重要原因之一；彭德怀此刻认 定粟裕“里通外国”，一年后这同样的罪名也落在了他头上，而且直到1962年中 央搞甄别，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时，彭德怀仍然不得解脱，刘少奇有话 ：“什么人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他有里通外国的问题。”为 此彭德怀又写了八万言书送交中央，力辨“里通外国”的问题，换来的是从此停 止给他送中央文件，以及贺龙为首的彭德怀专案组的成立。直到彭德怀逝世前， 他仍没有甩脱这顶帽子，病至半昏迷的状态还有时在呼喊：“我没有里通外国！ ……”可见“里通外国”是党内军内多么可怕和多么有力的打击异己分子的武器 ，粟裕算是很幸运的了。

前面说过，从历史到现实，从人品到实力，粟裕决不可能反毛，也不可能通苏。 刘伯承也一样。对此毛泽东心中不会没有数，但他要打击的是一种倾向，必须借 此倾向的代表人物的“人头”祭旗。毛自己历史上受过多次打击，深知此中隐情 。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哪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共产党里也只不过 比别的党里少一点罢了。”政治斗争运行起来，有时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深知政治斗争的法则和游戏规律，很清楚历次党内斗争中有多少“冤死鬼” ，但他也在继续制造“冤死鬼”；这里面有他的责任，也有他身不由己的一面。 这是政治人物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