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英雄兩條路：一是招安，一是屈死。今日張藝謀與劉曉慶的命運，又在重複這一規律。

近20年的中國影視界，張藝謀與劉曉慶算得兩個英雄。

劉曉慶自七十年末代末出道，始終以張揚個性，追求自在的邊緣人物出現，20多年來，塑造了一系列追求自由、光彩奪目的藝術形象，不論是她早期對藝術的全身心投入，還是後來被迫兼顧經商，她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人格，從不奉迎權勢，不屈服於“主旋律”的打壓。她也許狂熱地追求名利，但她從不尋找一個權勢老頭賣身，從不昧着良心吹牛拍馬，投機政治，縱然她最終被人指控為“偷稅漏稅”，在人格大節上，她始終是清白的，何況現在已有材料證明，所謂她在深圳、惠州等地“置購豪宅”，皆是不實之詞—— 一些人可以將八十來平方的普通房稱為豪宅——僅由這“豪宅”之任意渲染，不知其案中還有多少泡沫！可見一些人是怎樣地不惜一切手段打壓一個始終不屈從“講政治”的英雄。劉曉慶若是違心拍一點“獻禮片”、“申奧片”，可能就不會有人來查什麼“偷稅漏稅”，如若給一特權老頭當二奶，也不會有人來太歲頭上動土。劉曉慶呀，你太任性，太自負，不知百藝皆為帝王用？好在“英雄一入獄，天地萬古愁”，正直的人們，對劉曉慶的敬意是永遠不會消逝的。

張藝謀在八十年代中期成名時，與劉曉慶可算是同志，也是在追求個性，睥睨“主旋律”。電影《活着》可謂張藝謀藝術與志向的一個典型標誌。《活着》通過一個普通中國人在偽現代化壓制下的悲慘遭遇，強烈控訴了掛着社會主義招牌的秦始皇專制。《活着》一度使張藝謀在文化思想界享有崇高聲譽。然而，不幸張藝謀“與時俱進”了，隨着他幾次拍攝的影片被有關部門禁止出國拿獎，張藝謀慢慢變聰明了，從《一個都不能少》開始，他漸漸靠近了“主旋律”，在“申奧片”給他帶來官方榮譽後，他又開始拍攝《英雄》。一部《英雄》說到底，無非是兩個討好，在國內，討好讚美秦始皇焚書坑儒專制的後繼者，勸說“刺客”（革命者、改革者）不要為難可以統一天下的暴君——這世上的公理在於，誰能一統天下，誰就是正義的化身；在海外，則是討好今日的世界霸主美國——《英雄》實則是在對實施了“9.11”事件的刺客們進行勸阻——如若美國能一統世界，就可結束世界各國的戰爭，你們又何必實施恐怖呢？是的，正直的人們都遺憾“9.11”事件的出現，但這並意味着“9.11”事件要全部由“刺客”來負責，更不能藉此灌輸誰能一統天下，我們就要支持誰。從為弱勢者打抱不平，到替強權立言說話，張藝謀從獨立自主的文化人淪為了“招安奴”。

這兩個討好，當然要給張藝謀帶來巨大的既得利益。“主旋律”拿出人民大會堂給張藝謀開《英雄》首映式，“主旋律”在傳媒上組織對《英雄》一致叫好，並且盡力狙擊批評者，“主旋律”專門為打擊《英雄》盜版而成立專門班子，這一切，既給張藝謀無限榮耀，更給張藝謀滾滾金錢。考之歷史，如此勢頭，張藝謀可能要升官發財，像於會詠那樣當文化部副部長了。

對於美國反恐宣傳的迎合，既滿足了國內執政者目前的意願，更是直接討好了布什政府，因此大有可能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張藝謀是為了此獎而獻媚麼？

從古到今，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招安後受到這樣的隆重禮遇，巴金被招安，雖然享受了衛星命名、君主祝壽的殊榮，但畢竟只是在國內鬧一鬧而已，而張藝謀則是享受了海內海外強權賜予的種種名利盛宴。

20多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可能有上百萬，但歸根結底，只有張藝謀與劉曉慶兩種出路。也許有人說，總還有一些成功的知識分子吧，他們既未被招安，也未被屈死，我說，沒有。非此即彼，只不過有“慢性”與“急性”之別，張藝謀是急性的招安，劉曉慶是急性的屈死，而一些至今既享受體制內特權，又不完全放棄自由理想的高人，只不過是慢性的招安奴；一些仍在體制外掙扎的自由人，雖未進詔獄，卻生活艱辛，也不過是慢性的屈死者。即使是《英雄》中的刺客殘雪與無名，他們雖然身未被招安，但心已投誠，於是一個死於自相殘殺，一個死於秦皇劍下。更有一種招安是以改朝換代方式——歷代造反成功當皇帝者，他們雖然是口含天憲了，並沒有投靠誰，但他們既然背棄了自己先前造反時的主張，和自己從前反對的帝王一模一樣，也便是在思想上被招安了，最終與自己反對的腐朽思想同流合污了。

不招安就屈死，中國知識分子何時能逃避這兩種悲劇？

中國歷史上沒有第三條路。

明天呢，有沒有？

“張藝謀”，你哭不哭？

“劉曉慶”，你哭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