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武装平暴的历史意义 马悲鸣 1789年法国大革命始于第三等级要求进入国会，到1871年梯也尔糜平布朗基主义的巴黎公社，法国经历了排着号的帝国与共和的反复，82年的动乱终止在梯也尔手中。 梯也尔是个熟黯法国大革命史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的经验和走向了然于胸，并知道当前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投降，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梯也尔以学者之身出面组织政府，突遭巴黎公社起事，腹背受敌。这时的他非常冷静地要求普鲁士释放被俘法军，以便用来糜平巴黎公社的造反，气得马克思在英国一个劲大骂巴黎公社不肯掷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去打内战。这使我想起了八九年六四期间海外公费也曾对着电视大骂：“快开枪！一开枪老子就不用回去了。怎么还不开枪！？真他妈浑蛋！” 梯也尔胜利了，法国从此走上了至今已有136年的自由民主之路。马克思失败了。梯也尔堪称法国的自由民主之父。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逃往国外。日本已经有一批人如章太炎、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海外民运，指着戊戌的失败证明康梁的右倾，并以此号召清政府非推翻不可的种族革命。 梁启超虽为清政府的通缉要犯，但他还是头脑清楚地反对海外民运的极端做法。梁启超指出，如果推翻清政府，中国将有两百年大乱。 其实中国历史上长久的大乱曾经周期性地出现，如春秋战国四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又是小四百年。五代十国倒是不长，五六十年光景，称王称帝者竟有五六十人。 宋朝以后，由于宋儒强化了理学，明儒强化了礼教，改朝换代仅限于民族战争：蒙元灭宋，明朱灭蒙元，满清亡明朱。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虽也是天下大乱，但毕竟较之春秋战国或三国两晋南北朝那样的大乱规模和持续时间要小多了。 儒教起于春秋末的孔子祖述周公，后经汉儒、宋儒和明儒的补充，虽然造成了中国思想史上长达两千年的禁锢，但天下大乱的规模却是越来越小。 到了清末，法国革命史传入中国，启动了谭嗣同的谋逆之心。儒教越来越敌不过外来思想，连李鸿章都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所谓“三千年未有”，指得正是从孔子祖述的周公以降儒家思路的治国方略。 梁启超看到了新旧思潮的进退对抗，所以才作出了如果强行推翻清政府，中国将有两百年大乱的警告。 可惜没有任何革命党人愿意听从梁的劝告，还是把两百六十八年基业的我大清推翻了。其结果不出梁启超所料，革命并未到此为止。既然清政府能推翻，那么北洋政府也能推翻，国民政府还能推翻，共产党政府当然也可以推翻。 但没有任何政府是心甘情愿被推翻的，自然都做了抵抗。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没能抵抗得住，相继倒台。 共产党武力夺权后由于革命惯性止不住，毛泽东不肯让中国人过太平日子，仍是醉心于频繁发动一再导致天下大乱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毛泽东身后，被他教坏的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仍是不停地做着发动群众运动的梦想和尝试。最终共产党厌倦了政治运动而民间发动群众的运动热情正在沸腾。 1989年所谓反官倒的运动正是运动后遗症在民间的暴发。太多的前右派、造反派和在校大学生要过自己发动群众运动的瘾，便不管不顾地大闹。终于闹到无法收拾，邓小平只好武力平暴。 八九六四的结果不管多惨，不管多粗暴，不管难属如何倍感冤屈，但有一个效果是明摆着的。迄今为止十八年来，不管是执政党还是民间，再无人敢发动群众政治运动。是否太平世界另说，这十八年是辛亥革命以来最长的无运动、无革命、无政府非程序更迭的时代。 从1911年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到1989年六四平暴总计77年。如果从此提前123年止住了梁启超预言的两百年大乱，则被毛泽东左派骂做梯也尔的邓小平对历史所起的作用真的不下梯也尔。 八九民运是被邓小平给四五运动平反惯出来的。如果六四再平了反，必会惯出民间更大的运动瘾。 中国的两百年大乱恐怕真会届满！ 【附录】～～～～～～～～～～～～～～～～ yoke：从“绝食”开始，高自联及黑手就盼望死人，以便向政府施加压力。但是“绝食”的学生不想真绝食，没人死。戒严令以后，民运又盼望“血洗广场”，以便“唤起”。对政府来说，当然要维护政权。在这个前提下，不死人就清场最好，绝对没必要追求多死人。另一方面，死人越多对民运越有利。所以，民运千方百计挑唆市民去死，就像他们挑唆学生绝食一样。但是，市民听见枪响谁不跑？没那么多人真死，民运就夸大伤亡数字。不想看见死人的是政府，死人对政府不利。盼望死人的是民运，死人对民运有利。现在明摆着的，海外民运都在吃血馒头。是谁残忍？就是民运。 和合：大概看了一下法国那时的历史，感觉上是很乱。基本上是，每派都是闹革命。谁革命成功，谁就当王。和中国上个世纪前半时期差不多。梯也尔的“国防政府”事实上也是闹革命夺取政权的。其合法性，并不比89年的中共更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政府。而巴黎公社，却是十分象一个“合法政府”。经过工人阶级正式选举产生政权。可是，其结果嘛，就不多说了。六四时，广场上的民运，其实还远不如巴黎公社。 逍遥谷：面对专制政府，人民有革命的终极权利。完全是把性质根本不同的事情硬扯到一起。“梯也尔胜利了，法国从此走上了至今已有136年的自由民主之路。”邓小平胜利了，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了吗？还是奔着完全相反的路去了？楼主怎么不敢提及这个关键问题？ 捂被子笑：没那么大的意义吧！和割痔剜疮挖脚鸡眼相似而已。 ffflll：好文！六四平暴的意义是中国从此彻底结束内耗，走上发展道路。中共之所以迟迟不肯动手，是考虑到平暴的道德后果，但从此再也听不到“运动啦”的声音，党与民都不想再内乱、内耗。 大陆百姓：特欣赏这句话：“89民运是被邓小平给四五运动平反惯出来的。如果64再平了反，必会惯出民间更大的运动瘾。” 莽民：画龙点睛之语 kodobaby：确实如此。如果人们觉得什么事情都早晚能平反那还不都起来折腾。况且民运被镇压得不冤枉。他们本来就是想推翻中共，搞政治投机，这么多年一直骂中共，可是又哭着喊着让这个在他们眼中是「专制的」，「非法的」，「残暴的」，「反动的」，「十恶不赦的」，「双手沾满民运人士鲜血的」中共给他们「平反」。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好意思说出这「平反」二字。唉，怎么着你也得让一个在你心里有着光辉形象的政权给你「平反」吧。让「罪大恶极的」中共给你「平反」，那你自己成什么了？不蒸馒头咱怎么也得蒸（争）口气啊！我看民运实在是太没出息了，没囊没气。 Hushuo：好文章！此文乃有屎以来极有粪量的东东 老李头：64镇压理所当然。如何闹起64，也是中共不可推卸的责任。 尘：*好文章！讲道理。很喜欢读你的文章。 熊猫甲：这句话写的实在：“如果六四再平了反，必会惯出民间更大的运动瘾。” 老丁：腐败、包二奶、拆房、镇压，都能成瘾。唯独民间不能有运动瘾。 鸟枪：这帖有意思，弄得共党太尴尬了。支持老马吧，自己成了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不支持老马吧，六四又不能「平反」。俩眼一闭，当没看见吧。奉劝马老少弄些此类文章，不然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手段不错：整！接着整！不错老马有点思想！是个男人。 chaos：写的在理。顶一下。 党卫军准将：支持老马！！ 阳离子：我看有一天他真的要悲鸣！ 随便砍几刀就走：马悲鸣有点小东西，但是经不起驳。 Cdictator：感觉他有潜台词，他还有东西藏着不说。 McKiller6：好文！！再写一篇。 拨乱反正：好！ 0101011：好文！可惜明白人太少。楼下的人看问题就不能站高一些？ xm：六四不是平暴，而是用暴力平息人民的和平诉求。 围观的：北京有马悲鸣这个二百五，大家干脆都归顺吧！ aol：good point！ 御风行者：说的好，对中国刁民，绝对不能手软。 老枪杆子：强烈同意先把你这个刁民镇压了。 别提：马先生引经据典，却原来伟大志向并不怎么高远。只满足于被臭揍一顿，心甘情愿老实十几年。此鸣不可谓不悲矣！然当以“哀”继之。 mblbls-3：和平都市和平示威，无暴谈平暴，岂非胡言乱语？ 快乐中国：杀军人，放火，烧军车，占领公共场所，还不算暴，那怎么样才算。 aa123：用波音客机撞大楼那才算哪，这些都是小打小闹。 mblbls-3：令你失望：小布什为911遇难者落泪，老布什为64学生落泪。 齐飞：他俩无非是鳄鱼的眼泪，虚情假意的悲伤而已。 mblbls-3：你这鳄鱼还不会流眼泪哩！ 齐飞：男儿有泪不轻弹。 mblbls-3：这就好。只要没朝着靖国神社偷偷掉泪就好。 武侠天地：对手无寸铁之众武装平暴，不是心虚就是心中有鬼，见不得光！ 快乐中国：手无寸铁之众竟然杀人放活，要是有了武器，不只要则么样啊！ mblbls-3：问题是杀人放火的都是什么人呀（完备而精准的）？ 美国堂兄：杀人放火的都是什么人呀？ outlaws，criminals mblbls-3：别怕！你的言论毫无信息量。冷静一会儿再说吧！ 大陆百姓：睁眼撒慌！是手无寸铁吗？ mblbls-3：马悲鸣的言论只能说明共产党比纳粹更坏。 快乐中国：对民运来说，共产党比纳粹还要坏，对汉奸说，共产党比美国要坏。 共产党比纳粹还坏意指共产党怀有仇本国人民的变态犯罪心理。-*mblbls-3 是：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何中国总在“恶”中循环，假设一天政府真的更迭，可否避免这 一循环？老马提出的问题的确现实的存在。 Sian：马悲鸣的文章在于历史意蕴深厚。“可惜没有任何革命党人愿意听从梁的劝告，还是把两百六十八年基业的我大清推翻了。其结果不出梁启超所料，革命并未到此为止。既然清政府能推翻，那么北洋政府也能推翻，国民政府当然还能推翻，共产党政府当然也可以推翻。”是的，请中共大力吹嘘它的暴力革命历史和暴力逻辑，像CCTV<永远的丰碑>节目一样。暴力，民运必须给它留出显著的位置。否则，干脆服从中共的暴力！ 文渊再现：“八九民运是被邓小平给四五运动平反惯出来的。”八九民运本身就是效仿“四五”。 虚怀若谷：楼主一口咬定六四屠杀制止了革命流血，政府更迭。其实是，这是共产党自己封闭了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转型的最后机会，而为今后的真正的革命巨变打下了伏笔。马先生的说法完全是南辕北辙。如果今后真的发生革命（肯定要发生，会否有较大的流血要看具体到时的历史情况定，不流血的革命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那责任完全在不肯实行和平转型的中共。但是，像马先生这样的专制主义辩护士肯定要把这称之为“暴民”的罪行。如果革命成功了，这种颠倒是非的指责倒是无关紧要的。 LIUHG：此文值得一顶。王丹、王军涛等64大腕们怎么没有评论？ 老管：对于马悲鸣，不予理睬是最好办法。 彼得堡剑客：将一场和平的民间运动说成“大乱”，这厮唯一的一点创意。邓某事后也只说是“风波”，“小乱”而已。放屁也求个声势，这是楼主的卑微之处。 文渊再现：四五的爆发是出于悲奋以极，六四的爆发是带有出风头。难得和LIUHG有共同点。 潭嗣同：楼主放狗屁。按楼主的逻辑，美俄干脆把所有核武器引爆，消灭地球所有生物，这个地球不就太平了吗？一万年没有动乱和革命了？为大屠杀辩护，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的。这个马悲鸣是个什么狗东西，请大家贴出他的背景资料来！ 文渊再现：十八年了，还是想不出办法，找不到路。 LIUHG：哈！哈～难得见剑客兄如此说话。楼主的很多话和观点有待商榷，甚至有些话很混帐，但是我觉得，他文章主要想表达的意思，警惕群体在政治运动中的盲目和非理性；社会急剧变革对社会的影响，等等问题，不好不由分说就否定的。四五我不了解，所以对它没有观点，因此谈不上共同点。实际上我认为楼主的“口不择言”道出了一个很多人没有或没来得急想过的“或然”问题：64“胜利”后怎么办？这个假设的问题我认为并不是没有意义，也不是对64受难者的不敬。我想，也许这样的问题比起申讨罪恶、哀思逝者更能体现64的血的价值。 潭嗣同：如果让希特勒统治全世界，就可以避免二战伤亡，如果让日本统治中国，中国现在也许达到了台湾的发展水平。这样的论点有意义吗？绝对没有“杀人有理”之说。如果满清主动实行宪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一半以上，全世界各地都派学生到中国留学。这也是一种说法。 客人：至少，不应该有“政治正确”的框架来限制讨论范围，否则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或者暂时不理解的真理不能进入人们的视野。 彼得堡剑客：89更多显现的是秩序而不是无序。这样说，楼主选择一个不恰当的案例，笨拙并且不说明问题。64“胜利”后怎么办？我们也可以这样问，“8-19以后俄国人怎么办？”基本是个假问题。 LIUHG：你可以认为是假问题不去思考，别人也可以当成真问题去追问。 彼得堡剑客：LIUHG兄，之所以说是假问题，是因为它过于“开放”，缺乏起码的限定条件。 王军涛：马悲鸣君一如既往，只是对于历史的印象发表议论。让我先看看辛亥革命的教训。1898年赴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精英开始在两个方向继续努力改革政体。一是革命派，以孙中山发动江湖和草根起义为代表和以长江流域的留日学生学者策反统治集团内部力量为代表；二是改良派，以流亡的梁启超和杨度为代表的宪政主义者和以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改革派。最初，革命派势力不大。 1990年庚子事变后，满清保守派朝中大员被彻底消灭，得以使得改革的洋务派全面执掌朝政，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展开，日本大获全胜，教育了中国人，中国开始立宪改革。一个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8年变法计划出台，到1913年应当实现君主立宪。此时，革命派虽然也能制造震动朝野的事件，但是国内精英的人心显然是向着立宪派。 1908年慈禧和光绪帝三天内过世，使得满清的政治治理能力一下被削弱，此时，满清新继任的权贵子弟不但不笼络人心，继续慈禧的方式，而是对内公报私仇，剥夺甚至要谋害汉臣（张之洞和袁世凯），导致朝中无军事大将可以驾驭局势，分裂了人心。对外则镇压立宪派的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后来虽然同意缩短立宪期，但是却搞出了个皇族内阁，严重伤害了在地方政治中和独立舆论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立宪派的感情。 恰逢此时，武昌起义发生。其实，如果没有地方士绅立宪派的倒戈和地方咨议局操盘的独立运动，中国当时是不会有那么多省独立的。革命派毕竟还是少数中低层军官和会党，无法主导地方政局。如果袁世凯不是出于私人感情和生命担忧裹足不前，起义时很容易被镇压的。冯国璋一战克汉口，再战克汉阳，当准备攻克武昌枚定起义时，袁世凯急令同情革命的段祺瑞阵前替换冯国璋，接着与革命军谈判，新政府以大总统交换袁世凯逼清廷逊位，才完成革命。其后，尽管国民党借势掌控长江三督并赢得第一次国会选举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议席，袁世凯仍然轻而易举地平定国民党的二次革命。随后，梁启超策动蔡锷在云南发动倒袁战争，也是被困西南。如果不是日本以退出欧战威胁英国终止五国借款给袁平定反对者，导致袁没有军费，大将纷纷上书表示异议，袁因此退位，然后才有风起云涌的各省独立讨袁浪潮。诸君查查时间表就知道其间因果关系。袁退位死后，到蒋介石统一中原，其间军阀混战，最能打仗的前五名都还是袁的人。据说，袁死时最后留给国人一副对联：“为日本取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袁知道他是败在日本人之手的，他一直怀疑中国可以搞共和。 回到我们的话题。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立宪派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梁启超转而支持革命。他的理由以后再议。 我想说的是，第一，如果慈禧不镇压戊戌变法，就没有革命。第二，如果满清权贵不胡闹，和平改革，要不会有革命。革命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第三，革命如果不被出卖，是可以建立新的共和国的。 傻傻往前：您是说袁世凯称帝是有意继续走满清未走完的君主立宪的路子？ 王军涛：袁的复辟显然是否认宪政的。其实，他的终身大总统已经将其置于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位置了。这是梁启超从支持他转而反对他的原因。因此，就政治实际的选择看，很难说袁是立宪派了。因此，我只说他是改革派。 但是，袁和他的支持者有些观点值得我们推动中国转型者注意。主要是我关注这些困境，我的论文的一个导师认为我同情新保守主义。你有兴趣可以读读有贺长雄和古德诺为什么劝袁世凯称帝。但是，他们主张搞得君主立宪，袁最后要搞的是文明帝制。他们的问题就是邓小平的问题，政治稳定性。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很重要，因为那时确实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很流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会苛责自己的前辈；从而在我们面临同样的困境时还犯同样的错误。 傻傻往前：您这几句说得真好，俺会去找找相关的内容看看。 竹苞：在目前似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老马的这篇文章有点儿道理。象中国人没有任何思想倾向的，没有信仰的一个群体一旦真正“民主”化了倒无从适应。从匪气到理性真是还有一段漫漫长路要走呢，不知道梁先生是否真的讲过这段话，如果真是讲过，现在回头看看，或许梁先生的话真的会一语成谶。 王军涛：梁任公在戊戌变法后的思想变化是至今还需要我们解读的一段思想心路历程，藉此，我们可以反思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 戊戌变法失败后，任公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到日本，在那里，他主张革命，接触革命党人。此时，他的看法与主流情感，没有区别。既然清廷镇压改良，那就革命解决问题。 但是，康有为另有思考。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到美国旧金山，在那里亮出和供奉衣带诏书，得到华人的支持。至今，人们还在争论那个衣带诏的真伪。总之，康不容许任公背弃衣带诏。他将在日本受革命影响的任公叫到美国，痛加训诫。自此，任公转而回归改良。有人说，是不忍得罪恩师。也有人说，任公到美国后，看到旧金山华人的问题，意识到中国人如果不改变国民性就不能适应民主政体。因此，他提出，新民思想，即改善国民文化素质，使新制度的先决条件。 20世纪最初十年，日本留学生华人群体革命意识日益高涨，任公挑起与革命党人论战，但是论战中被革命党人打得大败亏输。马悲鸣所言的任公思想就是在这场论战中提出的。不过，马悲鸣很难理解那场论战的真实内容和意义。例如，他不知道，宋教仁的宪政理论、章太炎的国学功底都在任公之上。在论战中，任公的一些观点却是值得重视。我是在80年代后期开始思考任公的这些观点，还在一次饭局中，对前北大法学系著名教授、英国宪政权威拉斯基的学生龚祥瑞先生讨论过这段学案。他由此想推荐我去中国政治学所和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去介绍这段争论。当时，还有法打宪法教研室主任陈小平和现在法大副校长卞建林先生在场。 任公的主要论点是，中国现在不能搞革命，其实任公看到这产革命最终会导致社会革命。据任公看，如果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举，将会天下大乱；最后还是会建立新的强人政治收拾残局。任公主要的观点还是中国文化还没有准备好。他的意思是，建立新政体前，要先新民。就此而言，任公的远见还不止预见天下大乱，而且先于五四诸公讨论没有文化条件就建不了新政体，还预测天下大乱后将归治于新强人政治。 不研究任公的经历，就不知道任公的局限性。尽管任公有上述真知灼见，还是在论战中败于革命者。实际上，晚清最后几年，民间立宪派早就与任公i联系密切，任公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和政治运作的顾问。辛亥革命后，任公立即指示他们支持革命。后来，杨度指责任公背叛君主立宪的理念。任公说，政体可以变，但是国体不能随便变；当年主张君主立宪是因为国体是君主制；今天既已共和，就不宜再变。后来，任公还因此看法与恩师康有为反目。不过后来回国后，任公并不支持革命的国民党，而是与戊戌诸君的宿仇袁世凯和解，为其组建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但是，任公领导进步党，即使有袁世凯选举作弊，还是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惨败给国民党。 此后，袁世凯一步步走向新的专制和独裁。任公开始与其分道扬镳。任公调动全部关系，将其在日本收留的学生蔡锷送至云南和贵州，发动护国战争。同时，任公劝说日本提供资金和武器给蔡锷的护国军，并且让日本支持国民党居正在山东举事，和满清残余势力在东北生事。任公还游说四川、广东和广西的地方势力加入护国军。说实话，虽然护国军比国民党二次革命要更有力量，但是军事进展只能局限在西南。要不是日本操作，先制止英国为首的五国贷款给袁世凯，又挑动袁系将军通电议和，很难说最后结果怎样。 不论怎样，袁世凯归西后，任公本可以有最好的机会影响中国局势，因为蔡锷政治上听任公的，同时因护国元勋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但是蔡锷将军因病逝于日本。任公失去在群雄凭武力角逐天下时的桩脚，最后只能在段琪瑞内阁中做个司法部长。最后，退而治学。 任公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在天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之时，凭借自己的绝顶聪明，想逆人心和大势而上，救民于水火，反而失去历史的主导性影响力。 如果比较美国革命者，任公的局限就更明显了。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等国父都是在独立战争中挺身而出，领导革命，获得继续影响历史的机会，缔造了美国。任公本来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有机会的人，最后痛失良机。 任公的弟子又同样的问题。自称任公的弟子有张君劢，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的实际起草人。最后也是只是纸上谈兵，无法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有机会影响历史。 曾子：历史可以假设，但历史不能改写。仍何东西如果不能假设，就没有探讨的余地。“历史不能假设”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误区之一，以谬传谬，呵呵。说中化民族是劣等民族，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也是1989年东欧人抓住了机会，中国人却错失了机会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比东欧人劣等。 王军涛：中华民族的优劣是一个无法讨论的命题。从我的情感说，这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不过，东欧人是在中国人之后行动，但是还没有到中国人的规模和代价就成功了。他们幸运，不是他们在1989年比我们优秀。 虚怀若谷： 89民运之失败，主要是在于面对的政府过于卑鄙和凶残。纵向的说，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不敢干的事，它们敢干，横向的说，苏联东欧不敢干的事，它们敢干。运动何能不失败。也和中国大一统的而又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关。可以设想，如果是在东欧的某一个国家发生类似的镇压，早就垮台了。或者中国是欧洲那样多国林立的一个“中华洲”，其中的一个四川国或江苏国发生类似的事，也早就垮台了。中国的具体情况既然如此，就证明了东欧那种转型方式决不适于中国。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地理的具体情况，那就是只有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才能推翻中共。辛亥革命的方式没有过时。 剑胆琴心：老马正在“偷”著乐呢… 王军涛：那不是他的风格。他是认真的，虽然有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CATEYE：暴徒用恐怖暴力制止了受害人的反抗,也算功绩,奇闻。 是：。“历史不能假设”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误区之一，以谬传谬，呵呵。历史不能假设说明的是：改变不了历史，决定不了未来。关键的是决定不了未来。比如，军涛的三点假设对现在的意义，影响是什么？不是说军涛的假设不对，而是对军涛的假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对，别人认为不对，而且认为不对的很可能是多数，这样军涛的假设如何影响未来。再比如，对六四有无数假设，什么样的假设最可能决定未来？在座的可否已经达成共识了？如果假设能决定什么，中国几千年的悲剧不会反复重演！鄙人愚昧，请教曾子：假设给了您什么样的启迪？什么样的启迪能够至少影响未来？根深蒂固？哈哈，想来您一定聪明的很，思维总能超越现实，超越时空。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无数重大事件值得您去假设，值得您去思考如何一一避免那些不该发生的一切。 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别在感觉良好的总结经验教训了，你的聪明才智应当用到改变现实中来。 王军涛：我的主要精力与你一样不在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因此，我很少谈论过去，也没有兴趣纠缠在过去的争论中。 但是，在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们总是要面对过去的。当其他朋友有疑问，我们也有责任给个交代和认真讨论。况且那些问题与未来的选择有关联。 我们不是在凭空假设。假设是重新建构过去的决策思路，看看有什么问题。也是为了推演，如果我们采取了别的战略会发生什么。这都是为了未来。今天，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认为那些如何处理大波汹涌的决策没有意义，是自我陶醉。但是，诚如一位网友所说，我们总应该现在做点准备，或者做点功课。这也是为了未来。 总之，我的看法是，大家都做自己该做的；同时理解别人在做的。这样我们可以分工地从事我们的事业。 【按】2006年回国见一牵扯六四的老朋友，嘱我不要再跟民运过不去了。我也当面答应，故两年多来，我基本没再写与六四有关的文章。如今六四二十周年将届，我本无意重操旧业，不料刚从网上看到王超华的挑战(附录于后)。现在「自由中国」和「独立评论」这些民运严控的论坛都已经永久封了我的网名，使我无法自辩，而我又实在懒得提笔；不得已，只好在六四二十周年到来之际，把旧文次第重贴以享后来者并回应王超华的挑战。 马悲鸣 再拜 20090312 【王超华挑战书】～～～～～～～～～～～～～～～～～～～～～～～～～～～ 关于几篇涉及马悲鸣论点的旧文的说明 今天上传的〈我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立场〉一文，是2001年应当时的《新闻自由导报》之邀而写作，目的是厘清当时颇为流行的若乾说法。具体的前因后果，在文章开头已有交待，这里不再重复。 这篇文章，和前些时候上传到这个博客里的〈野营的合法与非法〉、〈抗拒无形的黑名单〉，都包含了反驳马悲鸣或与之商榷的内容。前后十年时间里，我对他提出的命题进行了多次公开而严肃的分析辩驳，但他从来没有正面答复过。 去年在自由中国论坛，他不断将十几年前的旧文反复张贴，对我公开叫高7d，却绝口不提我已经在这几篇文章中讨论过的他的若干关键性谬误。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到处反复重贴以往的陈词滥调时，他也不断重复宣称要就王丹柴玲等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进行审判；要丁子霖教授向这些学生讨还儿子的血债，却又同时要追究丁子霖教授的什么责任；而且到处声张他的“中共万恶，六四独善”的荒谬逻辑。 马悲鸣那种惯于以偏概全，将八九民运中某些个别现象孤立出来并推向极端，借以大肆攻击个别人的论辩方法，绝不是真正尊重史实的进路，完全谈不上致力于探讨了解历史，更谈不上为社会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追求公平和正义。讨论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这样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绝不能使用美国律师法庭辩护的那一套，只在挑对方的毛病（包括语病）上卖弄聪明。即使说要坚持对事不对人，对观点立场不对人，我们也必须承认，马悲鸣谈论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方式，只会混淆是非，把水搅浑。 这些旧文章收集在这里，至少有立此存照之用。 2008 --12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