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死，開放亦亡

陳破空

中共建政60年，自我劃分兩階段：前30年和後30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大多數場合，中共幾乎不再提前30年，僅提後30年，稱為“改革開放”。

說到“改革開放”，應從何時算起？目前，中共官方算法，是從1978年底，即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但那次全會，主題並非“改革開放”，而是“討論真理標準問題和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實際上，那次全會，不過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老人，對華國鋒展開的一場奪權鬥爭。

通常的解讀，“改革”，指改革現行體制弊端，包括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開放”，指對外開放，結束閉關鎖國。真正的改革，如果從華國鋒粉碎“四人幫”、“抓綱治國”算起，是1976年；如果從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算起，是1977年；如果從趙紫陽、萬里大膽嘗試農村改革算起，是1978年。改革伴隨開放。中共新聞元老胡績偉指出，1978年初，華國鋒派團到西方考察取經，應是中共對外開放的起點。

之後，在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下，改革開放，全面而深化展開。從農村改革，發展到城市改革；以經濟改革為主，也觸及政治改革；從開放沿海城市到確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模式；從引進外資到擴大出口……中國經濟，從此邁上快速發展之路。仿如一部龐大的機器，經胡趙兩位工程師的細心調試和有力啟動，便轟轟烈烈地運轉起來。換言之，至198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基礎和巨大慣性，已經無可逆轉地形成。

以1989年“六四”事件為轉折，改革開放，驟然停頓。單說中國經濟，就出現連續三年滑坡或停滯，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提了兩句口號：“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並“恩准”他“後悔當初沒有開放”的上海也對外開放。除此之外，乏善可陳。

經濟增長，並不代表改革。作為一個動作，經濟改革表面化，不再觸及體制；至於政治改革，則被完全堵死。實際上，改革就地死亡。外資增加，出口增長，並不代表開放。作為一個步驟，經貿開放，早已完成，僅僅是沒有收回而已；而政治上的閉關鎖國，竟又重回老路。

被封鎖的互聯網，是整個國家被封鎖的象徵。由政府投下巨資，打造攔截信息的“金盾工程”，或者，要求民眾“自動安裝”具有過濾功能的“綠壩”軟件，象徵新一輪的閉關鎖國，達到登峰造極。

一切都被扣在“確保穩定大局”的政治大棚子之下，社會問題政治化，法律問題政治化。豆腐渣校舍和毒奶粉事件表明，以“穩定”為藉口，連原告和被告，都可以被顛倒換位：執意追究貪官奸商的家長們，竟遭監控，甚至被關押。

當局宣傳機器的重複和放大效能，使不少人誤以為，中國至今還處在“改革開放”年代。實際上，中共的“改革開放”，正式算下來，至多也就是1976至1989年，至多也就是13年！江澤民、胡錦濤當政，凡20年，明里劫持“改革開放”大旗，實際背離“改革開放”事業，企圖剽竊胡耀邦、趙紫陽之功勞，據“改革開放”成果為己有。

“六四”後，作為改革家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被政治老人鄧小平軟禁。這一情節，對中共內部的開明派而言，何其驚駭？在此之前的13年，中共黨內，還有爭論、辯論、乃至保留個人意見的良好空氣，或曰，一定程度的黨內民主。直到見識六四屠城和趙紫陽遭軟禁這兩樁驚悚事件後，黨內噤聲，人人自危。

不再有改革家，不再有改革；不再有開明派，不再有開放。空氣肅殺，萬馬齊喑。改革已死，開放亦亡。中國出路何在？憂國憂民之士，還須上下求索。

（6/16/09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