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主問題，歸根到底也就分兩個 方面。第一，中國應該(或者可以)怎樣民主化？第二，未來中國的民主制 度具體應該是怎樣的？為中國設計民主，指的即是設計一條代價最小的 （如保持社會基本穩定和經濟繼續發展）民主化道路，也是設計一種適 合於未來中國的有效民主制度。這其中又以第二個問題更為重要，因為 民主化作為一種社會變遷將會是一個混沌的過程，充滿不確定因素並不 為人所控制，但民主作為一種制度總是需要設想和規劃的，特別是如果 中國未來的政治轉變以一種危機的方式呈現的話。

中國正在和將要經歷的社會大變 遷，是真正的“叄千年未遇之大變 局”，也是制度設計的一個天賜良 機。歐美諸國的民主制度是歷史 的產物，即使其中有一些毛病也 很難進行變更，因為他們已經制 度性固定下來。美國的選舉人團 制度就是一個例子。而中國有朝 一日進行政治系統大變更時，如 果有良好的思考和準備，完全可 以根據西方的歷史經驗和現代政 治學積累的研究成果設計出比歐 美各國更優的制度安排。即使撇開 “超越”問題不談，中國也需要在 諸多民主形式中選取一種最適合 自己國情的一種。比如從最基本 的叄大憲政制度問題來說，未來 中國應該是採用總統制還是議會 制，單一制還是聯邦制，以及什 麼樣的選舉制度？那一種安排能在中國最好地保障人民個人的權益，促 進社會的持續繁榮穩定，並且賦予國家不斷變革和創新的能力？這些制 度應該有怎樣的細節以保證它們的有效運行？從某種角度來說，今日中 國就象立憲時期的美國一樣---現存的制度已經失敗，無數的壓力和機會 要求國家進入另一體系。美國日後的成功關鍵之一就在於當時制定了一 部良好的憲法。在中國的情況下，人們現在需要做的，也便是尋求變革 後適用於中國的制度。

遺憾的是，這麼至關重要的問題在現實中卻鮮有人研究思考。中國在20 世紀後期開始的巨大變化使得海外研究中國的政治學者人數日增，但政治 學家們至今為止的工作絕大多數只是描述性的討論(de????ive discussion)， 而非嚴格的論證；而且內容要麼是關於中國的過去，比如文革研究，要 麼是中國的現狀，比如當下的社會矛盾或政府在經濟改革中的作用，很 少有人涉及中國的未來政治制度。Duke大學的Emerson Niou教授在寫論文 給中國村級選舉制度提具體建議，但這樣的轉型期制度設計也已經算少 見的了，更不要說未來政體設計。政治學者們甚至連人大這樣的有可能 在中國未來政治轉變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現有轉型制度也很少做過研究 （一個例外可能是伯克萊加州大學的Kevin O’Brien教授）。另一方面，民 運人士們倒是關心中國的未來，但它們的行動卻往往只是為了反對而反 對，而無建設性主張：一成不變的口號下面從不見有人嚴肅討論中國未 來的具體制度形式，似乎民主是頂現成的帽子，拿過來一帶就行。當 然，曾有個別“精英”民運人士要求中國採取聯邦制，但他們寫的東西頂 多算篇有意思的散文或故事，而不具嚴格的科學性；也曾見過一部所謂 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其描述的制度大體上只是簡單地在中國現有 行政框架內套入美國憲法的內容，這種“設計”似乎無需勞駕知識精英 們。

現代西方政治學早已不再像二次世界大戰前那樣主要是對政治思想和政 治機制進行歷史討論。二戰後幾十年間政治學相繼經歷了行為科學，社 會選擇理論，博弈論，以及新制度理論的改造而從原先散文性的解釋和 描述而發展成為實證的，系統的，數量的，模型化的分析。儘管政治學 因其優先選擇（preferences）、機制(institutions)和政治運作結果(outcomes) 之間的關係比經濟學上的相關關係更為流動而無法被經濟學所完全替 代，其研究方法已越來越向經濟學靠近。這其中最先進的政治理論當屬 數理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又稱實然政治理論positivepolitical theory或新 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當今歐美政治學界搞制度設計研究的 也大多是該方面的專家，因為只有精確的實然性研究才能提供有效的應 然性演繹和推斷。然而當前政治學界關於中國的研究在方法上卻大體停 留在幾十年前的水平上，只是一些描述性討論或案例研究。當然，中國 （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具有很大的非正式性及不透明性，不象 歐美國家那樣遵循比較正式和透明的管道和機制，因此在中國及其他第 叄世界國家用模型研究政治或者進行制度設計有很大的困難，然而這並 不表明對中國政治搞形式理論研究或制度設計將一事無成。儘管在中國 當前地區差異巨大，民眾文化教育素質低下，大部分地區經濟仍然相當 落後的情況下討論中國應該採用什麼樣的選舉制度可能很困難，但關心 中國政治的人仍然可以討論一下如何改善中國當下的村級選舉制度的問 題。比如Emerson Niou教授在研究中國村級選舉時發現各地選舉方法差別 很大，大體上來說有同時選舉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及委員的方法，先選 主任再選副主任最後選委員的方法，叄個選舉同時進行但候選人可以競 選不同職位的方法，選票可轉移的方法，以及先選舉主任再由主任提名 委員會其他成員的方法。這些方法中哪一個更好，或者是否有更好的方 法？針對以上選舉方法中的常出現的稀缺人才無法得到充分利用、無人 過選票半數、或者選舉活動費時費力等弊端，Niou教授提出了一個先初選 決定兩個主任候選人再大選決定主任候選人提出的整隊人馬的方法以提 高選舉效率。類似的討論可以是很豐富的，學者們也完全可以從村級選 舉研究開始逐步思考更高一級的選舉問題。現實中，這樣的研究卻非常 少，其原因恐怕是研究中國的政治學者極少有受過嚴格的數量模型或經 濟學、博弈論訓練的，象Emerson Niou教授這樣既懂中國又精通形式理論 的學者實屬鳳毛麟角，而且可惜連Niou教授在研究中國大陸時formal theory 應用的也不多。

從事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尚且如此，民運人士們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即 非政治學者，也大多不懂經濟學，要他們去用數量模型或經濟學的方法 去討論中國政治問題當然是不可能的---他們只會批評村級選舉的低級和 無用而無法對制度提供建議。但反過來說，正因為他們不是學者，他們 也不用像學者搞研究一樣遵循一定的程式和限制---普通人的思考可以比 學者更加自由和有想象力的。比如作家王力雄先生就不是一個政治或經 濟學者，但他照樣提出了一個“逐層遞選制”的想法，不管他的主張有多 少欠缺，比起那些只會叫口號要民主，或者受了共產黨的委屈就支持台 獨藏獨，或者反對北京奧運的人在水平和境界上不知要高出多少。

關心中國政治的人們如果無力思考制度問題，也可以去考察了解中國社 會的現狀，因為實證研究社會現狀是建立分析模型的基礎，而民運不為 很多人所感興趣的一個原因也就是其與中國社會生活的嚴重脫節。但民 運人士似乎對這點也沒有興趣。前不久康曉光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分析 當前中國政治的穩定性問題，認為中國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 的聯盟將在近期內保持中國政治基本穩定，結果遭到某位頗有影響力的 被稱為“思想家”的民運精英的猛烈批判，認為康為專制制度辯護。康的 文章只是現狀分析，不存在態度傾向問題，其分析也許有許多值得批評 之處，比如分析框架，對影響穩定性的因素的選取等，但就因做出一個 不討民運人士喜歡的結論就被批為為專制辯護，大概只能說明批評者的 知性和感性都太脆弱了。精英尚且如此，普通民運人士怎麼辦？

當然，研究政治並不只有模型分析或實證研究，政治思想 （politicaltheory）也是政治科學的一大領域，西方對民主思想的理論研究 也是持續不斷並一直有創新。民運“精英”們即使不能提出對中國未來制 度建設的主張或對中國現狀的精闢分析，如果能在民主思想上有所建樹 也是不錯的成就，但可惜海外的民主鬥士的思想至今超不過五四時期知 識分子的水平，遑論吸收當代西方的學術成就了。整個民運給人的感覺 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而鮮有建設性主張。這種初級的反對還被美其名曰 為組建“壓力集團”，殊不知這種壓力非但共產黨不喜歡，大多數老百姓 也感到反感和厭倦。如果說中國現在是一幢危房的話，民運基本上只是 在想方設法加速這幢房子的倒塌，即全然不顧在這房裡生活的百姓，對 房子倒後如何重建也全無研究和主張。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政治變局將不會太遙遠。如果我們採用Stanford大 學Henry Rowen教授的計算的話，中國政治在2020年前將起碼達到“局部 自由”的階段，因為到2020年中國的人均GDP將增長到$7500 (按1998年美 元計算)，而1998年到達這個GDP水平的31個國家除了3個國家被Freedom House列為“局部自由”外，其他全是“自由”國家；近幾十年來西班牙， 葡萄牙，智利，阿根廷，台灣，韓國等也都是在這個GDP水平左右實現 民主轉型的。考慮到中國沿海地帶的人均GDP將在2020年前超越$7500， 而且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停滯之間的矛盾已經急速增長，中國的 大變局很有可能會發生地更快。面對變局，我們準備好了嗎？中國的最 大悲哀大概不是沒有人為民主奮鬥，而是沒有人知道民主後中國應該怎 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