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训政过渡，不是专制复辟——兼为蒋介石辩

　　中华民国第一大历史阶段的后期，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个迄今为止，被许多正派的历史学家们称为“十年黄金时代”的时期，却又是被中共一直指骂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期。但是，它果真是一个“反动统治”的时期吗？十五年来，由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民间所掀起来的一波又一波历史反思的浪潮，及其成果，已经能够用大量事实来证明，这不过是一个荒谬的指骂罢了。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二八年蒋介石领导二期北伐成功和东北易帜之后，中华民国不仅获得了初步的统一，而且走上了“外求和平、内求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连苏联的托洛斯基都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的问题”；原中共领袖陈独秀也于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无视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联“里应外合”的武装叛国行为。因此，为了维护国家来之不易的统一，就必须荡平新旧军阀，也就是陈独秀所指的“军阀残余的残余”，及其为私欲而发动的大小十数次武装叛乱；就必须征剿中共在苏共直接命令和指挥下的武装叛国。非如此，北伐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初步统一了的中华民国就会立即重新陷入分裂。所以，在本阶段的后期，如果说刚刚获得了初步和平统一的中华民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荡平叛乱、维护统一”的话，那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和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艰难地、却又是胜利地在完成着这个艰巨的任务，从而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和平建国的新阶段。虽然这个新阶段自始自终都处于军阀武装叛乱、中共武装叛国和日本公然侵略、苏俄阴谋颠覆的交相煎迫之下，但是，这个被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历史时期，之所以被称为“十年黄金时代”，是因为：

　　第一，在政治上，它是中国国民党遵循孙先生的遗教，实行训政和准备宪政的时期。虽然这个名之为“训政”的时期，在当时即被某些人指骂为专制独裁，但是，不仅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它都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特别是中共在延安和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所强制推行的货真价实的专制复辟统治，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一是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体系并不是产生在辛亥之前，而是产生在辛亥之后，是因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一再地企图颠覆共和、复辟专制的教训，才得来的一个科学总结。二是训政的内容，一为建立一个有权威的革命政党和革命政府，以保卫和巩固共和的新秩序；二为立即推动与实现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以养成人民的权力与义务；三为训政不仅有时间上的明确规定，而且除掉不允许另立政党以干扰国民党在规定时期内的一党训政以外，人民的基本民权均予以基本的保障；四为训政的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权威”统治，以造就一个“威权民主时期”。它的目的，是捍卫共和、走向民主宪政，而不是为了推倒共和、复辟专制制度。这才是新权威的意义，也是威权民主时期的政治本质。

　　显然，我们只有明白了孙中山先生训政理论的意义，我们才能客观地认识和公正地评价国民党和蒋介石在三十年代所推行的训政，以及它所创造的建国成就。

　　这个成就，表现在经济上，便是“以建设民生为首要”，并且为了建设民生，而坚持保护私有制度，肯定自由经济和发展市场经济，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和保护国货的经济政策。从而将由晚清改革开放所遗留下来的，和在民国初年曾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民族自由经济，推向了一个辉煌的发展阶段，并产生了傲人的成就。为此，一位大陆历史学家，才会在大陆出版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一书中说道：“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世界经济萧条时间，中国新设立的工矿企业就有六百六十家，资本总额达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五万圆，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实，只要翻开三十年代上海的经济发展史，只要从“反面”去读一读共产作家茅盾所写的长篇小说“子夜”，只要愿意去调查一下三十年代中国各阶层知识分子和一般人民收入的状况，只要我们愿意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中国留学生们为何人人都愿意学成回国的“国内原因”，我们就会立即发现，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们，曾拥有过一个怎样志得意满的“黄金岁月”，中华民国的民生状况又是怎样迅速地在进步和发展着啊！它岂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大陆人民所敢于想象的。更何况，若没有三十年代这一点经济发展的成就，中华民国根本就不可能有力量去坚持那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呢！

　　这个成就，表现在新闻舆论上，则只能成为当代中国大陆人民的一个梦幻而已。正处在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历史学者们，在经过“不敢假设和小心求证”之后，只能在它们的着述中痛苦地小心指出，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止，中华民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公、私营电台七十八家，公私营通讯社五百二十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知识分子们可以天天写诗作文，骂着给了他们思想和创作自由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派的革命家们可以公然地成立自己的文化社团、甚至是政治组织，以围攻甚至围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虽然可以义正辞严地批驳共产主义这个“洪水猛兽”，但在它的副刊上，却能刊载共产派诗人们讴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的诗篇……上述历史的真实在一九四九直至今日的中国大陆，难道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吗？

　　至于三十年代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就更是人尽皆知的了。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写出的那样：彼时，中国现代文学在走过了他的先河期——五四新文学之后，开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种流派、各种社团、各类刊物杂然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然标傲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前者而言，现实主义派，现代主义派，“革命文学”派，国防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文学，均各守阵地，互相论争，不亦乐乎；就后者而论，则鲁迅、郁达夫、徐志摩、巴金、老舍、曹愚，以及后起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一批文学巨子，亦因他们的作品已富有传世价值，而成为现代作家的楷模和典范。尤其是长篇小说和话剧的创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着。《家春秋》、《雷雨》、《骆驼祥子》等均已经获得了永久的魅力。连正在苏俄命令和指挥下实行武装叛国、一心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共，也能够在上海成立配有共产党党组书记的左翼文化人联盟，即“左联”，并且嚣张在整个文坛之上……。看一看“人间四月天”这一部已经阉割了诗人徐志摩灵魂的电视剧吧，看一看三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自由生活和为所欲为吧，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三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该是怎样地自由和自在。他们何曾有一丁点害怕被打成右派甚至反革命分子？何曾有一丁点担心惨遭批斗和迫害？若以此来对照中共专政的五十年间，成千上万文化人无端遭受疯狂打击和迫害的惨痛事实；以及前三十年无文学可言、后二十年的文学仍要遭受中共的打击和收买，因而远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学水准的现状；特别是至今仍绝不允许民间成立任何一家文学团体、出版任何一份文学刊物，有则逮捕、“法办”的现状；就只能使人更加感慨万千了！

　　留学生朋友们，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三十年代的“训政”，为我们所记录下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这就是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反动统治”下，中国人民所拥有过的种种民权和自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曾走出南京国民政府的大门，亲自与已经砸烂了《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了国民政府的中共学生运动代表平等对话的历史镜头，一旦从尘封的历史里面被重新寻找出来，当代的中国青年学生们，面对这样一张照片，我们还能够昧着理性，跟着那个一九四九年的胜利者，去千喊万骂地去指斥三十年代的国民党是“反动派”，去批判三十年代的国民党训政时期是一个“反动统治”时期，去责骂训政领袖蒋介石先生乃是一个反动透顶的“独裁者”吗？更何况，直到中共将它的“学生运动”变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第二条战线”时，甚至称它推翻中华民国的“功劳仅次于人民解放军”时，这个“反动派”、“独裁者”、和“反动统治时期”，都没有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残酷地镇压过他们。

　　走过了“十年黄金时代”的中华民国，此后若不再遭遇一场旷日持久的外战，更没有遭遇一场更加残酷的内战，那么，用一位美国著名教授费正清先生临死前因幡然大悟才讲出来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国国民党是能够将中国带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虽然费正清先生一辈子嫌国民党，爱共产党，并在重庆作过中共的统战对象，是美国许多错误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