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多部電影中曾出現過：“戰爭讓女人走開” ，但此言當有不妥，誰說戰爭能讓女人走開？那種生靈塗炭毀滅生命的戰爭如何區分男女？女人又怎能倖免於戰爭所帶來的苦難？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外寇入侵，大敵當前，就會湧現出梁紅玉那樣的巾幗英雄。在上個世紀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正義戰爭中，中國女性英勇不屈，為國犧牲，其中不乏可歌可泣者，趙一曼便是一位傑出的代表。

    1935年11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一師二團政委趙一曼所率領的部隊遭到日、偽軍偷襲，她命令團長帶隊突圍，自己帶隊擔任掩護，團長不同意她留下來，理由很簡單：她是女同志。軍情十萬火急，趙一曼一改平日和藹可親的態度，厲聲吼道：“什麼男的女的！誰說女同志就不能打掩護！”在這次激烈的戰鬥中，趙一曼的左手手腕中彈負傷，她轉移時左大腿骨又被子彈擊碎，因失血過多而昏迷。

    趙一曼被押解到哈爾濱後，日寇和偽滿警察頭目立即對她進行刑訊逼供。此時，她的傷口仍在流血，棉衣變成了血衣，可她的勇氣有增無減，依然滔滔不絕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國東北三省的暴行。負責提審她的日本鬼子大野泰治見她堅不吐實，不禁惱羞成怒，反覆使用酷刑，將竹籤釘進她的手指，用鞭子狠戳她的傷處，用電熨斗燙烙她的乳房，這樣的毒招固然會增加趙一曼身體上的痛楚，卻無法擊潰她的精神防線。日寇見硬的不行，又來軟的，將她送進醫院，為她療傷。但不管他們怎麼出招，趙一曼都是見招拆招，四兩撥千斤，讓日本鬼子一無所得。在這個鬥智鬥勇的過程中，醫護人員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對她油然而生敬佩之情。當時，負責看守趙一曼的偽滿警察董憲勛和醫院女護士韓勇義原本就明白抗日救國的道理，又受到她英勇事跡的打動，於是決心參加抗聯隊伍。

    1936年6月28日深夜，得到董、韓二人的協助，趙一曼逃出了醫院，乘坐馬車奔向抗日游擊區。然而，不幸的是，在第三天凌晨，偽滿騎警隊追上了他們乘坐的馬車，趙一曼再次落入魔爪。面對新一輪的酷刑，趙一曼怒斥敵寇：“你們可以將整個村莊焚為瓦礫，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們消滅不了中國人抗日必勝的信念！”

    1936年8月1日，徹底喪失了耐心的日寇決定殺害這位抗聯女勇士，他們將她押解到珠河縣城，綁在一輛馬車上遊街示眾。趙一曼神色如常，視死如歸，犧牲時年僅三十一歲。日寇兇殘至極，將趙一曼和一同犧牲的周百學曝屍荒郊，不許百姓收葬，屍骨被野狗撕碎，其狀至慘。

    受刑前夕，趙一曼給她遠方摯愛的寧兒（陳掖賢）寫了一封催人淚下的遺書——

     寧兒：

    母親對於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於車中

     趙一曼犧牲九年後，在押戰犯大野泰治在日本戰俘營完成了一份文字交待——《趙一曼被殺害的經過》。作為當事人（1936年春，大野泰治是偽滿洲國濱江省公署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他的筆供令人怵目驚心，以下是該材料的節選：

 　我（即大野泰治）到珠河縣一個星期後的一天下午約五時左右，遠間率領警察隊回縣公署，我出門迎接他們時，看見他們押着一輛牛車，車上有兩個婦女。遠間指着躺在車上的那個婦女，向我報告說：“這個女人是在螞蟻河畔戰鬥後從民宅跑出來的，被我們警長開槍打傷了，由於用的是七九步槍子彈，傷口很大，流血過多，把她解往省城，路上有喪命的可能，我們把她連同俘虜一同解來了。請快些審問吧，免得她死了。”

　　這個婦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臉伏在車台上，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傷者頭髮散亂，大腿的褲管都被血灌滿了，在不斷往外滲。

　　我擔心她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從而失掉可能的情報，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來！”她從容地抬起頭來看着我，看見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兩、三步。我讓遠間找個適當的審問場所。遠間同縣公所的翻譯詹警衛商量之後，決定在馬料房的高粱垛上進行。從審訊中，知道她叫趙一曼，二十七歲，在婦女抗日會工作，家庭是個富戶，本人受過中國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這些問題上，她態度坦然，答語明快。

　　當問她關於趙尚志部隊的事時，她回答：“關於抗日聯軍的事，我不知道。”

　　我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員，在黨內是什麼地位。她回答說：“我同共產黨沒有關係。”我問她：“為什麼進行抗日活動？”一聽這問題，她一下子提高了聲調，作了義正辭嚴的回答，與其說是回答我的問題，不如說是對日軍的控訴。她說：“我是中國人，日本軍侵略中國以來的行動，不是幾句話所能道盡的。如果你是中國人，對於日軍目前在珠河縣的行動將怎樣想呢？中國人反抗這樣的日軍難道還用得着解釋嗎？”接着她就“日本軍是保衛中國不受他國侵略”，“日滿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問題作了揭露。她那種激憤之情，在我看來簡直不象個身負重傷的人。她對日本軍固然很義憤，但講得有條有理，使人一聽就懂。當翻譯把她的話向我翻譯時，趙一曼就盯着翻譯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繼續講，滔滔不絕，確是個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覺地成了她的宣傳對象了。我就說：“好啦，別扯這些閒話了，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題就夠了”，阻止她再往下談。從她的談話內容和態度上看，我覺得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我到遠間的宿舍里去，遠間正在洗戰鬥的塵污。我對他說：“喂，可捉到一個了不起的人了！”遠間說：“是嘛！是怎樣一個人啊？”我說：“還不太清楚，但是從教育程度上看，從講話的態度上看，我認為是個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遠間問：“那麼，她的生命怎樣呢？”我說：“問題就在這裡，對這樣強硬的女人進行審訊可不那麼簡單，若是聽憑她死掉，我們就立不了功啦。總之，最好找一個高明的大夫來。”遠間吩咐僕役喚來一個警察隊員，叫他去找大夫。

　　我又回到趙一曼那裡去審訊。還沒等我張口，趙一曼就指着照料她的那個姑娘對我說：“這個姑娘是我臨時藏身的那戶農民的孩子，當時因為嚇慌了，才同我一道往外跑，沒有必要把她拉到我的案子裡來，而且她的家裡肯定在惦念她。請你們把她放回去吧！”我冷笑着說：“要是把這個姑娘放回去，誰來照顧你呢？你好好地回答問題，回答完了，我打算讓你們一道回去。”但趙一曼仍固執地要求把這個姑娘釋放。我本想把這個姑娘關押到另外地方去，但又考慮到在獲得情報前，不能讓趙一曼死掉，還需要讓這個姑娘看護她。“這件事要由我們來決定。”說着我就用鞭梢挑了一下她的傷口，“這是幹什麼？”趙一曼瞪了我一眼，把包紮着繃帶的手慢慢地伸出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趙一曼的傷口，只見她身子抖了一下，臉上露出了忍痛而憤怒的表情。這時候待在她身旁的那個姑娘跳起來護着她。我命令旁邊的警士把那個姑娘拉出去。我說：“看樣子你有點發火了吧？我不是為了聽你那套話來的，你不說，我也會讓你說出來的。你先把你的共產黨的身份說一說吧！”在我這樣威脅下，她從容地回答道：“我沒有什麼中共身分，強迫一個人說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蠻橫了吧？你說我是共產黨員，你把證據拿出來！”她除了承認做婦女工作以外，其他什麼也不說。於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乾脆不說話了。

　　大夫來了，這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

　　我把大夫領到外邊去，命令他：“這個女人，不管怎樣也不能在這裡死掉，必須把她解到哈爾濱去，希望你能盡一切力量，保證她還能活十天。”大夫給她注射了兩針樟腦液，檢查傷口後，對我搖搖頭說：“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要保證她活命恐怕辦不到。如果能度過今天明天，那再看吧。”我說：“不管花多少錢，也要保持她的性命。總之，這是你的責任，有必要的話，到明天早晨，就守在這兒給她治療吧。”對我的強迫命令，他臉上露出難色，但還是服從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趙一曼那裡去進行審訊，警士告訴我，夜裡給她打了三針。

　　在審訊中，我用了多種手法，進行了各種嘗試，甚至不顧她的傷勢，施加殘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沒有改變態度。趙一曼在痛楚中也沒有緘默，她對我說：“與其喊叫，要我別隱瞞自己的行動，倒不如用這裡的事實來說明什麼是正當的，什麼是不正當的。比如，不管你們抱着什麼目的，給負傷的人治療，總是正當的，可是對一個重傷的俘虜用刑不能說是正當的吧。日本人這樣殺害我們的同胞，恐怕是難於計數的！”我叫喊道：“別說了，你說在戰爭里殺人是壞事情嗎，你這是胡說。”同時我心裡想，對這個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麼的，不如先從周圍的多數人來調查她的行動。於是決定把當時縣公署拘押的二十多個人陸續地提出來審問。

　　從早到晚，為了審問到趙一曼的材料，增加了四、五名警士和翻譯。我不擇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這些人里沒有一個了解趙一曼的。我對翻譯說：“她的工作作得可真徹底呀，怎麼會連一個人也不了解她呢？把那個膽小鬼提來，再試一試看。”於是把一個三十多歲的矮漢子提來，進行第二次刑訊。我命令警士把他捆在門板上，給他灌涼水，涼水把他的肚子灌得鼓鼓的，又往他的肚子上澆涼水，還用破爛布抽他的嘴，讓他感到難於忍受的痛楚。在重刑下，他提供了趙的一些情況：“她是個工作員，經常從這個堡子到那個堡子，召集堡子里的群眾講話，把他們組織起來，指導他們團結一致，進行抗擊日軍的鬥爭，比如，怎樣偵查日本軍的行動；怎樣向組織方面報告；怎樣協助抗聯軍等等，她都作過指示。她幾乎是獨來獨往，走起路來飛快，比抗日聯軍還快。她一來，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來，聽她講話，然後根據她的指導行動。”我又問：“在押犯里還有誰了解她？”經過再用重刑，他指出一個人來。我說：“不是大家都了解她嗎？”又給他上刑，他略微尋思了一會兒說：“不知道。”其他的話再也問不出來了。

　　我把他指出來的那個人提出來用重刑，經過幾次拷問，他供出：“趙尚志部隊的幹部在我們的堡子里開過干都會議，我出來進去端開水，照料會場內外，看見趙一曼也出席了。看樣子，她同趙尚志的地位一樣，其他的團長的意見，如果她表示反對，總是聽從她的。”我聽他說完了這句話，又給他上刑，我說：“你以為把她說成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就可以混過去了麼？你這個東西也太狡猾了。”我命令警士：“給他灌涼水。”他說：“別灌了，我說。我沒有說謊，她是縣委，握有領導的權力。”聽到這兒，我心裡想，“會慢慢地說出來的”，於是又給他用刑，可是他說了上述那幾句話後，又想了一會兒，只說：“我不知道了。”

　　我從這二十個人的刑訊中，還不能肯定他們哪些口供是可信的。趙一曼是縣委還是其他什麼樣的人也不能確定。我的結論是：“趙一曼是一個以珠河為中心，把三萬多農民堅固地組織起來的中心指導者。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無誤的。”

　　俘獲趙一曼的第三天，從哈爾濱來了兩名憲兵。他們來到縣公署，對我說：“聽說你們逮到一個了不起的女人。”我就把他倆帶到趙一曼那裡去了。憲兵用笨拙的中國話問她，她什麼也沒有回答，又是用憤怒的眼睛瞪着他們。憲兵失望地看了一看翻譯，一點東西也沒有得到。

　　從這裡我覺得，我那樣的審問方式對她是無效的。我以為既然逮到了，總要想法子讓她對抗日組織起破壞作用，從而給自己取得功績。我懷着這樣的野心，決定把她解到哈爾濱。我對趙一曼說：“今天就到哈爾濱去。”趙一曼回答：“就是到哈爾濱，也不想活下去！”接着她又尋思了一會兒，說道：“在未走以前，請你們把那個可憐的姑娘開釋了吧！叫她伴着我去哈爾濱可不行。”對她的頑強態度我簡直無法應付，只好把那個姑娘釋放了。珠河縣派了三名警士同我和趙一曼一道坐火車去哈爾濱。到哈爾濱後，我們把她關進濱江省公署警務廳的地下看守所里。

　　特務科長山浦公久、特高股長登樂松、特高股長、警佐大黑照一連同我一共四個人商量怎樣處置趙一曼。我詳細報告了審訊經過以後，提出如下的意見：“押起來，給她治好傷，當作破壞抗日組織的反間用。”大黑反對，說：“這樣頑固的女人，要想把她當反間用，辦不到，而且傷那樣重，還是殺了為妙。”大黑所以反對我的意見，是因為擔心我負的責任太大。談來談去沒有結果。我又說：“其實，利用她，還是利用別人，都可以。總而言之，我們握有利用她的自由，如果利用得妙，比殺幾百個抗日軍效果還大呢！”山浦科長耐心地聽罷我的解釋，作了如下的決定，說：“治療所需的必要費用和監視的責任由大野來負，就這樣，把她先看押起來吧。”

　　我把治療趙一曼槍傷的事，委託給當時警務廳衛生科長王亞良。由於傷勢太重，他感到為難。又請白俄外科大夫來看，他說不施行手術是沒有希望的。可是趙一曼頑強地拒絕，她說，與其鋸了她的腿，不如把她殺掉好。我十分為難，又同上述的那幾個人商量，決定把她送到市立醫院的治療室去，由哈爾濱警務廳派幾個警士到那裡監視。

　　我因為擔負着監視的責任，幾乎每天或隔一天派外事股的翻譯黃嘉時到病房去看看。

　　市立醫院給她照了愛克司光片子，大腿骨碎了，碎骨片散亂在肉里。我當時曾在片子上數過，還記得，散亂在肉里的碎骨片一共有二十四塊。大夫診斷：“若是把大腿鋸掉，治療的時間會快一些，若是不鋸掉，身體不發燒，順利地渡過去，也許會僵化的，僵化之後，只不過腿略微短一些。”由於趙本人堅決反對鋸腿，就決定這樣治療了。我也想到，她拒絕鋸腿，是不是企圖逃走呢？就極力勸她鋸掉，無奈她斷然反對。

　　我負責執行監視的期間，大約有兩周。當然我一直考慮繼續審問她，把她當反間來利用。

　　有一天，我問她：“傷治好了以後，你打算怎樣呢？”趙一曼說：“反正你們不能放我，如果我的傷治好了，我願意做負傷的警察隊員的‘看護婦’。”我嘲笑她說：“你這是說胡話，若是叫你當看護婦，警察隊會全部叛變的。”並恐嚇她：“你把我當成傻子，那你可就打錯了算盤。”

　　幾天之後，她在一個紙片上寫了一首詩，交給我，我拿去問省公署的翻譯黃嘉時：“寫的是些什麼？”黃看了看，直搖頭：“我看不懂，保安科長是個很有學問的人，拿給他看一看吧。”我拿給當時的保安科長吳奎昌，對他說：“你看寫的是什麼？”他略微一看說：“這是誰寫的，寫出這樣詩的人，可是個有學問的人呀！”他接着對詩意作了解釋，大意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立志拋了家，現在落到敵人的手裡，今後怎麼戰鬥下去才好呢。看起來是抒發自己的感情的，字句非常鋒利。

　　大約是把趙一曼解到哈爾濱後的兩周，我被調到長春檢察官事務所受訓去了。離開哈爾濱的時候，我到病房去了一趟，我記得那時候她還不能坐起來呢。兩個月受訓終了，我轉調到阿城縣，去阿城之前，我看見趙一曼已經能拄着拐杖在院子裡散步了。

　　我到阿城不久，從報上看到：“趙一曼在監視的警士和看護婦的援助下，從醫院裡逃跑了，在逃跑途中又被哈爾濱警察廳逮住。”

　　後來，特務科里的人，又把趙一曼從警察廳引渡到省公署警務廳，關在地下室里。

以後我見到大黑，他對我說：“你讓一個了不得的人活下去，結果呢，她同警士和看護婦結成一夥，逃跑了。”我說：“我到阿城去的時候，也想到，她的腿好了，必須改變監視的方式。怎能這樣說我呢？對一個能組織起三萬多群眾的人，就應該考慮到她會把警士和看護婦拉過去，失敗的原因是把同一個警士和看護婦留在她身邊的時間太久，而沒有調換。”大黑說：“好的是把她逮住了，若是讓她逃回原來的地方，不知道將有多少我們的人被殺掉呢。我們是受了一次騙，凡是叫共產黨的人，我認為殺了是沒有錯的。”從這些話里，也可以看出趙一曼這個人的側影了。

　　此後幾個月，我因病回日本休假。從日本返回阿城任所時，路過哈爾濱，仍住在大黑家裡。問起趙一曼，大黑的同鄉、當時正在大黑部下當警副的森口作沼對我說：“趙一曼和周百學被引渡給憲兵隊殺掉了。為了讓大野先生知道殺她們的情況，我要股長讓我到現場去。這兩個人是帶着手銬腳鐐，由四、五名憲兵押解來的。她們坐載重汽車到槍殺中國人的郊外。從汽車上下來就讓她倆坐下。上級憲兵對她們說：“還有什麼說的嗎？”周百學說：“我死後，要到母親那裡去，帶着腳鐐子走起路來不方便，給我把腳鐐取下來。”憲兵苦笑着把腳鐐取了下來。接着又問趙一曼：“你有什麼話講嗎？”趙一曼說：“沒有什麼說的了，不過我家鄉還留有一個七歲的女兒，如果能把我的話傳給她，就這樣傳吧：母親為了抗日運動，不能留在你身邊教育你，但是代替這個的，是母親用實際行動給你指明了應該走的道路。仔細認清母親的行動，不要走錯了路。”這時候憲兵里的指揮者對已經舉槍待放的四名憲兵下令：“開槍！”槍聲響了，兩個人倒下了，她們態度從容，毫無懼色，令人震驚。

     在這份材料中，刪去了大量用刑的細節，灌涼汽油和辣椒水，坐老虎凳，敲指頭，釘竹籤，扎鋼針，烙皮肉，剔肋骨，這些酷刑竟然都還不是最歹毒的，日本憲兵使用的電刑，將人身摧殘推向了極限。看一看舊檔案，濱江省公署警務廳司法科法醫股《關於趙一曼女士傷檢診斷報告》(1936年7月28日濱警司法密809號)，我們就能清晰地了解當年趙一曼所受的刑虐已達到了何等令人怵目驚心的地步：

     7月27日上午，經全面檢查，對趙一曼女士身體受傷情況診斷如下：

    (1)心臟肝臟系統有受傷症狀：心肌受損，收縮力減弱，心律紊亂，竇性心動過速、脈搏（心率）132次／分；體位性低血壓虛脫、循環略有衰竭；兒茶酚胺分泌增多，腎上腺素大量分泌、腎上腺皮質功能明顯減退。

    (2)中樞神經系統有受傷症狀：眼球震顫、對光反應遲鈍，肌張力低下,共濟失調；出現明顯的的錐體外系症狀，肌體產生開--關現象，經常突然多動、震顫、靜坐不能、肌緊張不全、不安（開），幾分鐘後又變為全身強直不動（關），持續數分鐘，周而復始。

    (3) 注射及口服興奮類藥物超出規定劑量，嚴重刺激應激激素的釋放，產生過量效應的副作用和後遺症；血液中苯丙胺含量過高，屬中度中毒症狀。

    (4)全身多處電燒傷。具體傷情：

    咽喉：發音過度，咽喉、聲帶撕裂出血；

    乳頭：形成了直徑為6～8mm的圓形裂口，邊緣隆凸，中央凹陷，斑痕質硬而乾燥，體內液體物質發生離解，呈明顯炭化狀態，為Ⅲ度電燒傷；

    乳房：表皮剝脫，局部皮膚皮革狀、呈焦黑色，與周圍正常組織分界清楚；創面深及皮下組織、肌肉、乳腺導管和神經叢，皮下靜脈網呈樹枝狀，局部組織呈炭化狀，永久性喪失哺乳功能，為局部Ⅱ度電燒傷；

    會陰前區：恥骨聯合前方簾狀的部分體毛燒焦，簾狀部的皮下電流斑色明顯；泌尿器官、生殖器的開口和肛門電燒傷深達粘膜、肌層組織，已阻礙正常的生殖排泄功能；影響將來身體直立，大腿外展及下蹲，不便行走。為局部Ⅱ度電燒傷；

    泌尿器官：導尿管及膀胱被硬器刺傷，形成了裂口，局部烤焦，外傷性血尿滴漏，排尿有強烈刺痛感；神經纖維肌肉組織及神經根均不同度壞死，可能永久失禁，為Ⅲ度電燒傷；

    陰道：中度撕裂傷、子宮及附件損傷；陰道壁大部被烤焦，粘膜、肌層和局部漿膜組織因電解作用受到損害，發生變質、壞死，分泌功能喪失，Ⅱ度電灼傷；陰唇粘連、假性陰道閉鎖；物理性子宮脫垂，呈脫出狀態；

    肛門：撕裂嚴重，擴約肌器質性損傷；Ⅱ度電灼傷，組織蛋白凝固、其深部壞死範圍超過淺表的壞死；Ⅰ度肛脫，肛周畸形，遮擋肛門排便，造成糞便瀦留，形成排便困難；

    注意事項：各受傷部位均為神經密集區域，敏感性強，纖維肌肉組織細嫩，容易並發感染，可發生濕性壞疽、膿毒血症、甚或氣性壞疽等；會陰部電燒傷嚴重,該部位極易發生創面化膿感染，遷延不愈，最終形成瘢痕癒合，出現攣縮畸形；中度中毒可能導致永久性失眠，大腦機能破壞、心臟衰竭、緊張或激動不安，甚至長期精神分裂症。

    看過這份出自日本法醫之手的趙一曼的傷情檔案，用什麼“令人髮指”、“慘無人道”之類的成語，你都會覺得詞不達意。一個當代中國人對法西斯的獸行能有多少認識？或者說一個當代中國人對罪惡的想象力究竟有多豐富，多發達？看看這份傷情檔案即可自測。是的， 看到這段史實，我頓覺一種巨大而可怕的力量，將我壓的幾乎窒息，艱於視聽， 這是怎樣的一陣夢魘啊？

    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魯迅先生憤慨地寫道：“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猜測中國人！”假若他看到趙一曼的這份傷情檔案，又會說什麼呢？是“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猜測日本人”，還是別的什麼更憤激的話？我想象不出，但我認定，他絕不會一聲不吭。但凡有人性的人，有血性的人，都不可能認為日本法西斯的罪惡可以一筆勾銷，可以暫忘於心，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同胞們， 我們還需要繼續保持忍耐和寬容嗎， “和平”難道就是這樣悄然來到你我的身邊， 然而再默然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