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中國人民的朋友”之稱的約翰·謝偉思，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後被麥卡錫之流視為“通共分子”而受到政治追究。1970年，他寫了一本《美國對華政策》(《黨史通訊》1983年摘登過，中文譯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對誰應負美國在中國失敗之責一事做出新的解釋。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特別是他記下了1944年8月23日同毛澤東長達六小時的談話，讀來饒有興味。��

　　當時美國為避“干涉中國內政”之嫌，對給中共軍援舉棋不定，毛澤東苦口婆心地開導美國人，叫他們不要“放鬆自己的目標”。下面引文都是毛氏的話，見該書中中文版218-233頁.“如果美國堅持給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提供武器，這不是干涉。如果美國只給國民黨武器，實際上就是干涉，……能增進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干涉’，就不是干涉。……我們不要求停止給國民黨軍隊的一切援助。這樣做的結果對戰爭不利。”“對待蔣介石，你們只有堅持自己的條件才能和他友好相處。一定要對他施加經常的、強有力的、一致的壓力，使他屈服。不要放鬆你們的目標，要經常敲打他。美國現在的地位與珍珠港事件剛剛發生時完全不同了。再沒有任何必要和理由去討好、嬌慣和安撫蔣介石。……美國可以在蔣介石順從美國的要求時才援助他。運用美國影響的另一個方式是美國人多談論美國的理想，每一個在中國或在美國與任何中國官員會晤的美國官員都可以談談民主。……每一個在華的美國士兵都應該是民主的活廣告。他應該向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說到底，我們中國人把你們美國人當做民主的典範。……美國人的存在從另一個消極意義上說也是好的，如果美國人分布得很廣泛，他們將對國民黨起到抑製作用。……因為國民黨在如此眾多的美國人注視下不敢逮捕學生並把他們投入集中營。”“美國報刊上批評國民黨是有益的。它的效果也許不會立即表現出來。有時甚至可能暫時看起來有壞的反映。但如果它是公正的，就會使國民黨猶豫和思考。”“如果美軍不在中國登陸，這對中國來說將極為不幸，國民黨將繼續作為政府而存在，儘管它不具備作為政府的能力。”“我們還面臨着官僚主義和腐化問題。……我們歡迎美國人、國民黨或者其他任何人的監督和批評。”“中國人民懂得民主，並且需要民主。民主並不需要很長的經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很精明，並像其他任何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不過是主張民主和社會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國企業家在我們的綱領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對的東西。中國必須工業化。這隻有通過自由經營和藉助外國資本的幫助才能做到。”“在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存在着同情、理解和相互關心的強有力聯繫。兩國人民基本上都是民主的和尊重個人的，是熱愛和平、不搞侵略和不當帝國主義的。”

　　毛澤東處於在野黨地位時對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的建議和對本黨政綱的簡述，他認為美國支持中國合法政府是“干涉”，不支持這個合法政府才是“不干涉”。在當代民族主義者看來，也許就是“站在西方強勢群體一邊，對於自己的弱勢同胞施行逆向種族主義”。毛澤東“打鬼藉助鍾魁”，也是“民族自虐”了。他們有意或無意地混淆了一個事實：在美國面前，中國是弱勢；但在中國人面前，蔣介石卻是“強勢群體”。問題在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不代表“自己的弱勢同胞”的利益，才發生那一場“民主革命”。

　　毛澤東在這裡表達了“人權高於主權”的思想。蔣介石認為主權高於人權，就大罵美國“娘稀皮”，“干涉中國內政”。但當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要中共交出武裝，支持國民政府武力統一時，原來要求美國干涉的毛澤東就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雙方雖然都是以我劃線，與我善者為善人；但若以中國人民利益本位為出發點，也可以說毛澤東沒有違背人權高於主權的價值判斷，因為他此時是站在“弱勢同胞”一邊，以暴力反抗暴政是人民的權利。

　　主權和人權不能等同看待，主權是立場，不是價值觀。人權是目的，主權是手段。立場隨利益轉動，站在不同立場，就有不同的價值取向。站在強勢群體一邊，強權即公理；站在弱勢群體一邊，就要求申張正義。毛蔣角色易位，也是“一闊臉就變”，立即把普遍承認的公理變為權宜之計。把學生、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反革命，批判鬥爭，逮捕監禁，流放勞改，直至殺害，就是主權份內之事了。美國同樣不“討好、嬌慣和安撫”他，也就不再是“民主的典範”。其實，不干涉的說法是不真實的，沒有蘇俄的直接干涉，中國共產黨還不知何日出生。我們也出錢出兵，干涉過別人，還說這是國際主義義務。問題不在於干涉，只看干涉對誰有利。不干涉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每個國家對發生在這個星球上的事情，都不能不表示態度。支持就尊之為“友好國家”，反對就貶之為“干涉內政”，絕不是由主權者說了就算數的。支持和反對都是干涉。這是人和人之間的“同情、理解和相互關心”，不是主和主之間的利益交換，中國支持曼德拉反種族隔離(同“階級隔離”性質相同)，支持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也是對南非和美國內政的干涉；對南聯盟的干涉，還動了武。(這種干涉必須遵守國際法，要得到國際組織的授權。)如果一個國家朝野協調一致，外國同他們打交道問題要少得多；如果政府和民眾處於對立狀態，問題就複雜了，你支持一方，就要得罪另一方。在涉及人類普遍價值的問題上，任何人都不能老投棄權票，棄權往往意味着不負責任。拿“反對干涉內政”做擋箭牌，是做賊心虛的表現，它再拿不出像樣的理由來為自己辯護了。

　　毛澤東是一個不完全的思想家，還有一半是政治家，因此奉行雙重道德標準，不能“吾道一以貫之”。思想家是以價值觀決定立場，政治家則是以立場決定價值觀。所以就犯了“時代錯亂”，“違反普遍承認的公理”，馬克思說過：“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10頁)他自稱是馬克思+秦始皇的馬秦主義者，但馬克思和秦始皇是不可能握手言歡的。馬克思爭取的目標是人的解放，自由發展，自由聯合；秦始皇卻要焚書坑儒，偶語棄市，不“坑”他才怪。毛澤東的分裂導致悲劇性的異化，作為主權代表的毛澤東要“坑”的第一個人，卻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毛澤東。從此幾億人口只能用一個頭腦思考，一個嘴巴說話了。只知地厚不知天高的劉少奇不滿於毛的言行不一，要求他“學習毛澤東思想”，“按毛澤東思想辦事”，毛竟惱羞成怒，警告劉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他果然做到了。然而誰能說這是他的勝利呢?��

　　今天重溫毛澤東對美國人的談話，令人感慨系之。讓美國人替我們爭民主、自由、人權，當然不怎麼光彩，王小東有句話說對了：“自由並非恩賜得來”。但中國只出蛇頭，不出馬丁·路得·金，因而只有偷渡客，沒有民權運動。中國也有人權研究機構，但研究得出的結論卻是“主權高於人權”，認主不認人，連人是什麼也弄不清，不如改稱主權研究會。新左派推崇毛式“大民主”，也行不得，因為“大民主”不是什麼“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而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手段。用於對付官僚主義，就是造反奪權；用於社會整合就是牛鬼蛇神橫掃一切，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天下大亂。所以還得靠天上掉餡餅。這個餡餅早就做好了，就是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不過都被主權偷吃了，他們不許別人說話，自己卻到處發表“重要講話”，不下雨，叫人家抗旱；發大水，叫人家防洪；燒死人，炸死人，淹死人，叫人家“善後”。好像不打幾句官腔，人家就渴死不打井，淹死不上船，死人不收屍。也常見到官員表態，某某首長講話“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好像不指“方向”，他碰上強盜搶人也不去捉，假冒偽劣、黃毒賭黑也不去查。靠說一通廢話，互相推諉逃避責任。新聞節目就成了這些超級明星競逐奧斯卡金像獎的場所。法國內政部長舍維內芒說：“當部長，就應該緊閉嘴巴；一旦張嘴說話，就該辭職。”因為當官是干實事，不是念三字經。該做的事不做，還要等“指示”，就是失職，這樣的官要他何用？自由餡餅就那麼大，你的自由多了，我就沒有自由了。所以，我們現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討回餡餅，那本來屬於我們的東西。孔子有言：多言多敗，多事多患。信口開河，就是多言；防民之口，就是多事。救治之法，就是叫他閉嘴。像毛澤東說的那樣：經常敲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