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林則徐，真實的中國（九）


蘆笛



以上兩條算是林則徐代表的民族主義的道義原則，核心乃是四個字：“華尊夷卑”，它熔文明歧視、種族歧視以及權力歧視於一爐，將天朝置於文明、種族與權力諸等級的頂端，將西洋諸國置於這三個等級的下層——“蠻”、“夷”（野蠻人），“異種”、“犬羊”、“妖”（劣等的非人類），以及“逆”（造反的下等人）。不容否認，在很大程度上，鴉片戰爭就是因天朝捍衛這些道義原則觸發的，也因為天朝不能放棄這些神聖原則而遲遲不能結束。

只有看穿這一點，才能明白當時人的真實的精神世界，也才能明白蔣延黻先生指出的那個怪現象：

“當時的人對於（南京條約）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割讓土地當然是時人所反對的，也應該反對的。但是香港在割讓以前毫無商業的或國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時候，北京還不知道香港在那裡。時人反對割地，不是反對割香港。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並不這樣看。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目光中，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他們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至於協定關稅，他們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辦法。”（蔣延黼《中國近代史》）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五口通商導致華夷雜處，違反了咱們的種族隔離政策，所以當然讓人痛心疾首。協定關稅與治外法權則與“華尊夷卑”無關，當然也就無足輕重了。由此可知，當時的（乃至現在的）“民族主義”的內涵主要還是個面子問題，並沒有“國家利益”觀念在內。

澄清了這一點，則立刻可以看出我們面臨的巨大尷尬：既然戰爭主要是為了維護天朝與外國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打的，現代人該如何評價這種戰爭動機呢？

須知在當時人的心目中，那場戰爭與鎮壓所謂“農民起義”的內戰毫無區別，兩者都是“犯上作亂”，林則徐在給道光的奏章中使用“逆夷”一語就最能說明這一點——“逆”從來是特指“以下抗上的下等人”的專用名詞。因此，就其實質，在以林則徐為代表的當時人看來，鴉片戰爭並不是什麼“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而是為了維護為“天理大義”規定的上下尊卑不被弱者打破的平叛戰爭，在本質上與國內“剿匪”並無區別。既然國內叛亂可以被現代人平反，美稱為“農民起義”，那對武力鎮壓“逆夷叛亂”為何又要維持原判決呢？這豈不是引入了雙重標準？

我知道歷史學家們會說，要尊重歷史，“文明歧視，種族歧視，權力歧視”等等都是現代話語（其實也就是西方話語，並非國貨），不能以現代人眼光（其實也就是西方人的眼光）去裁判古人。這話一點也不錯，我完全同意，可您那“抗擊帝國主義侵略”、“民族英雄”云云，不也同樣是來自西方的現代話語麼？難道您能從當時朝野所有的文獻中找出這種觀念來？既然我不能用現代亦即西方話語去裁判古人，您當然也就不能用這些話語去褒讚歌頌古人，是不是？

更何況官方史學家們強姦古人已經到了搞笑的地步，什麼“抵抗派”、“投降派”、“妥協派”等等現代帽子滿天飛，其實哪有這回事！我早在前文指出，古人處理“逆夷”的原則與處理“農民起義”完全一致，無非是“剿”與“撫”兩手，打得過就“剿”，打不過就“撫”，無論是“剿”還是“撫”，都是以上對下，不存在平等談判問題。“剿派”多是拒絕承認現實的清流，“撫派”多是現實主義者，“賣國賊”琦善從“剿派”變為“撫派”就最能說明這一點，那無非是因為他“開眼”看到了現實，知道打不過鬼子，與什麼愛國或賣國情操毫不相干。

林則徐這位抵抗派又何嘗不如此？他辦夷務與處理國內叛亂的原則毫無二致，都是示之以威，結之以恩，使得對方“畏威懷德”——既恐懼又感激。如果對方不買賬，便痛下辣手剿滅之，然後再施以小恩小惠撫順殺剩的人。他在雲南鎮壓漢回暴亂的手段，我看與在廣州禁煙的手段一般無二：鬼子不繳煙，便派兵包圍十三行，以飢餓使之屈服，鬼子同意繳煙，便賞賜以豬羊菜蔬。要說有差別，只在於鬼子不比暴民，擁有堅船利炮，所以他的革命堅定性相應遜色多了，不敢把鎮壓雲南保山七哨練匪時用的誘降殺降“兵法”使出來而已。

因此，在評價林則徐這個歷史人物以及鴉片戰爭這歷史事件時，我們不可避免地要落入我早已指出過的那個“以洋釋中”（亦即以來自西方的現代話語詮釋毫無那些觀念的歷史人物）的困境。充其量我們只能說：“儘管鴉片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為了維護不平等的中外關係觸發的，並因同一原因遷延不和，但它在客觀上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自衛戰爭。同樣地，儘管林則徐主觀上只是為了維護‘華尊夷卑’的權力秩序，但他在客觀上仍然是參加了這場正義戰爭的民族英雄。”

簡言之，為了尊重歷史併兼顧現代價值觀，唯一的出路便是把林則徐封為“客觀上（或曰事實上）的民族英雄”。您說這該有多彆扭？但老蘆才疏學淺，智窮力竭，實在是想不出該怎麼去客觀評價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

以上兩條總結了中式“民族主義”的道義原則，以下總結 “民族英雄”們採用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略與策略。


（二）中式民族主義的戰略與策略


1）戰略上藐視帝國主義紙老虎


出於“華尊夷卑”在文明層面的視角，林則徐以及其他愛國英雄們當然要對野蠻人充滿鄙視，認定他們沒有什麼大不得了的。夜郎自大必然導致鼠目寸光，在這點上，林則徐和後世徐桐那樣的死硬派們頂多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

自范文瀾斷言“林則徐是在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後，此語簡直成了蓋棺論定，幾乎所有談到林則徐的文章都言必稱之，全然不知首先必須澄清所謂“開眼”的涵義，再據此審視此斷語的論據，確定林公是否真的開了眼，最後再確定他在開眼後又做了些什麼。

先談“開眼”的涵義。據我理解，那似乎是“認識西洋文明”的意思。既然是個認識問題，則這就不是簡單的生理上的睜眼動作，而是一個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可以有重大區別的過程。現代人都知道，即使在西方世界生活多年，也未必敢說真的了解西方文明。我們當然不能用現代人的標準去苛求林公，但仍然可以初步確定他是否有試圖了解西方文明的願望，又了解到了什麼。

說林公試圖了解西方倒似乎言而有據，也最為學者們津津樂道。林則徐與其他死硬派官僚（亦即官方史學封的“抵抗派”的英雄們）的區別，就在於他與後者不同，怕把事情搞砸了，辜負了皇上的重託，因此臨事而懼，根據“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祖法，試圖了解夷情，包括派人到澳門購買外文書報，組織人員翻譯，編出《四洲志》、《華事夷言》、《滑達爾各國律例》等。此後他把這些資料交給魏源，使後者得以編出著名的《海圖國志》，據說直接啟迪了日本的明治維新。他還打破常規，接見過幾次外國人，向他們了解海外各國情形，甚至請他們代看那份著名的《諭英國國王書》的譯稿有無錯誤。

因此，現有證據表示，林則徐確實試圖了解西方文明，也就是有過 “睜眼”動作，下一個問題就是，他的眼睛睜了多大，又看到了什麼？

按現在的流行說法，西洋文明有三個層面，按其深度依次為：器物、制度與文化。最顯眼的乃是器物，最難認識的則是文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林則徐確實看見了第一個層次上最顯眼的東西：堅船利炮。除此之外，他似乎什麼也沒看見。如上文所說，他到廣州將近半年之後，仍然還堅信茶葉和大黃可以制英夷死命。直到英軍攻陷寧海後，他還給皇帝獻秘計，說什麼“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足以制其死命”。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林大帥不是接見過洋人而且還同他們親切會談過麼？為何他不會注意到鬼子的腿彎和咱們其實並無什麼差別？連眼前的洋火腿都看不見，這還能算什麼“開眼”？

而且，手下編譯出那些書來，似乎也並未增加他對海外的認識。他相信宋代葉廷珪撰的荒誕不經的《海錄》“所載外國事頗為精審”；以為美國“並無國主，只分置二十四處頭人”；1839年底，他接見了一艘遇難的英船上的船員，據該船醫生喜爾（Hill）記述，林則徐連土耳其在哪兒都搞不清楚，竟然以為那是美國屬地：“講至都魯機（土耳其）出產鴉片時，欽差即問都魯機是否系米利堅地方，抑或系米利堅所屬之地。我等回說不屬米利堅，只離中國約一月水程。欽差同各位大官府，盡皆似是驚訝。”（轉引自劉斌：《試論林則除的華夷觀》）

但他確實看見了西洋火器的優越。他開出來的衛國方策，似乎也就是造船造炮，在定海失陷後，他遭到道光嚴旨斥責，在上疏請罪時向皇帝獻計：

“臣之愚昧，務思上崇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存游移之見也。即以船炮而言，本為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為長久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征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密陳辦理禁煙不能歇手片》，《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一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528~531頁）

由此可見，他確實看見了西洋火器的厲害。但如果說這就算“開眼看世界”，那麼琦善才是第一個開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國人，而且人家只是去鬼子軍艦上兜了一圈，還沒像老林那樣花許多功夫組織編譯書報，看見的卻遠比後者翔實深入，立即就知道中國打不過“蠻夷”，林大帥提出的那些破敵奇計根本就毫無用處，因此對英夷只能“撫”不能“剿”。當然林公其實也看到了這點，只是為了沽名釣譽不說出來罷了，對此後文還要詳述。

林公對西洋制度與文化的認識又如何？除了出於無知的蔑視之外，什麼都沒有。他到澳門巡視了一番，感覺卻是“夷服太覺不類”，“婚配由男女自擇，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林則徐集》日記，第351頁，中華書局）

與之相反，魏源在接過林則徐交給他的原始材料之後，與林公一樣看到了西洋火器的厲害，但他與林不同的是開眼後便大聲疾呼，最先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還指明 “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而林則徐雖被官方歷史學家譽為“自強運動發起人”，卻從未提出過此類主張，甚至連西方先進的“養兵練兵之法”都看不見，只向皇帝建議過用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

此外，魏源還看到“西方也有文明，並非野蠻國家”這麼一個如此簡單、卻又如此難以看見的事實，最先指出不能再把洋人視為野蠻人：“蠻狄羌夷之名，專指殘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誠知夫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突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土、域內之良友，尚可稱之曰夷狄乎?” （魏源：《海國圖志》，第76卷）。他還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一書的定本中，把抄本中“夷”通改為“洋”，如“夷艘”、“夷人”、“夷商”皆改作“洋艘”、“洋人”、“洋商”（根據張永東：《林則徐禁煙運動新評 》）。

更難得的是，魏源終於認識到中國相對於西方的劣勢並不只是器物，更有制度原因：“官無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　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則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參閱：《聖武記》，敘，轉引自張永東：《林則徐禁煙運動新評 》）。

奇怪的是，魏源這些先知先覺的發現從未引起林則徐的回應，儘管他非常聰明能幹，而且這“偵察夷情”的事業本是他開創的。這怪事只能有一種解釋：林的出身和地位，決定了他絕不願意否定“華尊夷卑”的天經地義，接受“中國不是文明中心，西方才是文明中心；不是西方需要向東方學習，而是東方必須向西方學習”的痛苦事實。

列寧說：“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正是“華尊夷卑”的感情偏見，決定了以林則徐為代表的幾代傳統文化精英故意閉眼不看事實，拒絕向西方先進文明學習，導致了中國在近代遠遠落在西方後面。這才是林則徐代表的真正民族悲劇所在。

然而時至今日，許多國人仍未認識到這一點，回顧往事時最常見的慨嘆，就是斯大林的名言“落後就要挨打”，卻到現在也不明白中國不光是科技落後，更是制度與文化層面的落後，而那才是最難師法的“夷技”，咱們折騰了足足一個半世紀還沒有學會，以後是否能學會還在未定之天。

既然林則徐並未真正睜開眼，除了“船炮”之外也沒有看到什麼西洋景，當然也就只有以發揚“戰略上藐視敵人”的民族傳統來克敵制勝了。他的奏摺中確實充滿了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那開了的“天目”含情脈脈地凝視着自己發明的蜃景：

“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

“即其船堅炮利，亦只能取勝於外洋，而不能施使伎於內港。”

“毫無疑者，雖其船內糗糧不乏，而所嗜之肥濃燔炙，日久必缺於供。且洋面不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

這是從戰術上說，從戰略上看，英國也必然會屈服，因為對華貿易乃是該國的生命線，幸福線：

“貿易一事， 該國之國計民生皆繫於此， 斷不肯決然捨去 ”，“而義律之勾結士密等， 虛張矯飾，玩法營私，該國以七萬里之遙，其主若臣，未必圍知情狀，今他國通商如舊，而英國獨停，若該國查察情由，系因圖賣鴉片，抗違天朝新例，則內而自知理曲，外而顏面何存，彼亦不肯容義律等之詭計奸謀，以自壞二百年來之生計也 ”。

而且英國已經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憤，正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無可奈何花落去”，而天朝則是“得道者多助”，“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粵省，而滋擾乃在浙省，雖變動若出於意外，其窮蹙正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復興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於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一斤只賣洋錢一元；是即在該國孟阿拉等處出產之區，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急於覓銷者，或雲以給雇資，或雲以充食用。並聞其在夷洋各埠，賃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金計。即炮子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已可概見。又夷人向來過冬以氈為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已言定海陰濕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戒嚴，自然捨去舟山，揚帆南竄。而各國夷商之在粵者，自六月以來，貿易為英夷所阻，亦各氣憤不平，均欲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逆現有進退維谷之勢，能不內怯於心？惟其虛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顯其桀驁，試其恫喝；甚且別生秘計，冀得陰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俯伏。臣前次屢經體驗，頗悉其情。即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足使之坐困也。 ”（《密陳辦理禁煙不能歇手片》，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

從毛時代過來的人都能看出，偉大領袖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是從哪兒來的。即使是今日的中國人，想來對這種“長自己志氣，滅他人威風”的宣傳也不陌生，起碼聽過描繪“美國少爺兵”種種醜態的革命傳統教育：據說美國兵腿雖然能打彎，卻不幸睡在睡袋裡，因而比英國鬼子更糟糕，全身如同癱瘓一般動都不能動，只能乖乖聽任我軍“殺之將如雞狗，行見異種無遺”，連老炊事員都能用扁擔抓俘虜。

真實的林則徐，真實的中國（十）


蘆笛


2）“博一時之名望，而不計黎庶之安危”


這是徐繼畲在前文介紹過的“福州人民反入城鬥爭”中指責林則徐的話，說他 雖“忠忿所激，洵足令人欽重”，但 “博一時之名望，而不計黎庶之安危”（徐繼畲：《退密齋文集》）。

類似地，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在《出使日記》中也力破林則徐神話：“餘論林文忠之貽誤事機而獲美譽。……至今士大夫猶有極口讚嘆，謂林文忠而在，外患當不至此極者。蓋亦純采虛聲，不核其實，一唱百和，牢不可破爾。……諸臣不識事實，昌言為之訟冤，至有以死諫者。天下是非、毀譽不易明白，此其證也。”（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光緒五年”條，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256頁。以上轉引自何新華：《幽暗之門：中國的首批外交大臣們》）

徐繼畲與曾紀澤都是近代史上相當了不起的人物，然而一個指責林則徐為了博取個人一時名望，竟然不惜把百姓安危置之度外；一個說他誤了中國的大事，使得國家錯過了重大機遇，卻反而獲得美譽。如此嚴重的指責，到底有無事實依據？

且看蔣延黼先生是怎麼說的：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他給了魏默深。魏後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

‘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作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

鑑於林則徐在不許公布的私函中作出的坦率證詞特別重要，為照顧現代讀者，轉述一下內容。他說：

鬼子的大炮射程遠達十里內外。咱們的炮還夠不着對方，人家的炮彈就先打到自家頭上來了，這是咱們的兵器不如人；鬼子開炮就跟中國放排槍一樣接連不斷，咱們開了一炮之後得折騰許久才能再放一炮，這是咱們的戰鬥技能不如人。打仗除了兵器精良與戰鬥技能嫻熟之外，別無什麼過深的技巧。不解決這兩個問題，就算調來百萬大軍，也不夠敵人一陣炮轟。更何況鬼子的軍艦機動性很高，朝南暮北，只有水師才能尾追，陸軍只有乾瞪眼。就算是陸戰，雖然中國將士不乏久歷戎行者，但從來是面對面打仗。像現在這樣，彼此相距十里八里，連面都見不着就接仗，自古以來從沒聽說過。我曾講過剿匪的八字真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這裡面最重要的是大炮。現在連這問題都解決不了，就算是岳飛、韓世忠轉世也只有束手無策，沒辦法啊沒辦法！

這段話最能顯示林則徐出類拔萃的智力，雖是文官，對敵強我弱的清醒分析卻針針見血，對用兵之道也能以簡練的八字真言道破實質。而且，這還是他在流放伊犁途中說的話，說明他早在廣東“七戰七捷”時便作出這發現了，大概是親歷戰場考察所得，否則決不會如此鞭辟入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他早在李鴻章前幾十年就發現了中國面臨着亙古未見的生存危機，最先指出若不解決“器不良技不熟”的問題，就算是岳飛、韓世忠轉世也對付不了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

然而正因為此，這段話才令人不寒而慄。這還不光是蔣先生指出的：“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那畢竟還是從消極的層面去講，明哲保身只是缺乏道德勇氣，尚不足責。然而他明知如此，卻要堅定主戰，以人民戰爭去代替改革運動，把他不能解決也不敢建言解決的國政難題推到百姓頭上去。甚至只不過因為兩個英國平民（civilians，抱歉，不是我愛放洋屁，而是因為中文此詞含混，不一定是“非軍人”之意）租住了神光寺漏雨的爛房子，就上竄下跳，力主強力驅逐，甚至主張調兵演炮，招募兵勇，擺開架勢，準備與英國人決一死戰。明知“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還要煽動士民去賈禍尋釁，似乎生怕招不來連岳飛、韓世忠都無法抵擋的武裝入侵！您說這人到底安的是什麼心？除了徐繼畲“無事自擾”，“喜事沽名”的指責外，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

最令人嘆息的是，林則徐“貽誤事機而獲美譽”長達一個半世紀並不是偶然的，那是因為他代表了士大夫主流的心願。“博一時之名望，而不計黎庶之安危”乃是咱們的傳統，而它之所以能夠形成傳統，乃是絕大部分士大夫都不肯放棄“華尊夷卑”的麻醉劑。為了這“民族尊嚴”，什麼代價都可以不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哪怕自己“革命硬骨頭”害得舉國無噍類也在所不惜。朱成虎將軍的“西安以東”的豪情勝慨引來一片歡呼，就最能證明這傳統之牢不可破。

誠如蔣先生所言：“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說到底，還是個永遠無法突破的全民“不服輸”的心理障礙。

林文忠這段證詞，從反面證明了曾紀澤的見慈禧時說的這番話是何等透徹：

“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拼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吩咐家裡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信中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舍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在中國，愛國的代價實在沉重，對於真正的愛國者來說，連為國捐軀都算不了什麼，真正考驗道德勇氣的乃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為國身敗名裂，套林文忠公的詩來說就是：“苟利國家名裂以，豈因毀譽避趨之？”而林文忠公那種愛國英雄其實並不難做，需要的不過是：“苟利清名生死以，豈因民命顧惜之？”

世上竟有這種與國脈民命對着幹的強大的“愛國主義輿論”，以致真正的愛國者成了漢奸遺臭萬年，而譁眾取寵誤國害民的戲子卻成了民族英雄流芳百世。你說咱們這民族是不是有些與眾不同？


3）不殺鬼子殺漢奸


此乃中式民族主義戰略策略的又一顯著特點，“以夷制華”可算中國的第五大發明，與西方民族主義迥然不同。在西方，當外侮降臨時，國會立即停止吵鬧，團結對敵。而在中國，每逢民族危機降臨之日，便是愛國志士們獲得酣暢內鬥的絕佳藉口，趁機除去政敵之時。其中最輝煌的表演，乃是我在舊作中反覆舉過的1936年6至9月間兩廣軍閥在日本人贊助下發動的“抗日反蔣”的武裝叛亂，以及毛澤東在國難當頭時留下的千古名言：

“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此種立場，最能爭取落後人民與蔣系軍隊，最能取消蔣介石之政治資本。”（《毛澤東、彭德懷致洛甫電》，1936年4月9日，《文獻和研究》，1985（3），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192頁）

與後世豪傑相比，林文忠公“以夷制華”策略應用倒是很不突出。他只在“福州人民反入城鬥爭”中，曾唆使閩籍京官和方面大員們攻擊徐繼畬與劉韻珂 “庇護漢奸”、“不知是何居心”，害得徐不但被罷官，而且從此當了一個半世紀的漢奸或准漢奸。

另一方面，林文忠公卻發明了“以華制夷”的獨特招數。前文講過，林大帥初到廣州時，迫使外商繳煙的一個絕招，是使用中國行商為人質，要他們三日內說服外商交出鴉片存貨，並具甘結答應永遠不再經營洋藥，否則就將處決一、兩個行商，查抄其餘行商的家產。外商們開頭還以為行商是在搗鬼訛詐他們，直到看見某行商鐵鏈纏身，被士兵押着，才相信林大帥meant business，嚇得趕快答應交出1，056箱鴉片（《劍橋中國史》）。

這種以殺死中國人質去威脅鬼子就範的神妙兵法確實匪夷所思，不過並未失傳。我黨後來以釋放中國人質換取美國人的讓步，就深得此法神韻。奇怪的是，至今沒有多少人去想想，為何鬼子比同胞還在乎中國人的生死存亡，於是便永遠無法理解西方妖魔為何總要包藏禍心，假惺惺同情六四死難者以及西藏人。

（未完待續）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時間: 200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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