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烏魯木齊事件專題★★★
-“7-5事件”前傳：暗流涌動烏魯木齊
-風暴眼中二道橋
-死者楊全紅
-青年努爾：一半是失意，一半是躁動
-“新疆始終是一個多民族的家園”
“7-5事件”前傳：暗流涌動烏魯木齊
“75 事件”帶來的傷痛仍在繼續——截至7月15日《中國新聞周刊》發稿，死者已經上升到184人，另有1680人受傷。同時，街頭暴力給烏魯木齊帶來了恐慌，甚至有人打算離開這座城市。但更多的人選擇了留下。他們已經看到，頭上的陰霾在漸漸散去。在當地著名的大巴扎——一個國際集貿市場，重張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而在20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不少新疆飯館依然爆滿。
自7月6日到達烏魯木齊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見證了這段不尋常的時刻。在觀察“7-5事件”帶來的影響的同時，我們也在努力調查導致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從“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骨幹潛入新疆大學演講，到通過廣東“韶關事件”散播謠言，再到境外反動勢力對暴力事件的遙控，一個隱秘的邏輯鏈已浮出水面。
而探求這些內幕——包括記者對維族青年生存狀態的觀察，又是希望能夠認清一些事實，避免悲劇再次發生。諸如，如何區別“東突”分子和情緒過激者？如何理解並尊重不同民族的生存權利和風俗？如何理性看待民族的起源和發展？
“7-5事件”前傳：暗流涌動烏魯木齊
自治區流行的一個說法是——新疆大學穩定了，烏魯木齊就穩定了，全疆也就穩定了；反之，烏魯木齊就不穩定，全疆也就不穩定。
在今年5月，新疆大學就出現了不穩定的端倪，“世維會”的骨幹分子已經潛入這所高校演講煽動。背後則是“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境外操縱，再到網上製造“6-26”事件謠言……“7-5事件”的起因，漸漸清晰
本刊記者 / 王婧 王剛(發自烏魯木齊)
今年5月中旬，新疆大學紅湖的湖心亭，一名51歲的維族男子情緒激昂地發表了演說。180多名聽眾聚集在這個相當於一個籃球場大的場所里，他們大多是來自本校的少數民族學生。 按照演講者事先公布的主題，這是個“學術報告”，目的為“鼓勵少數民族學生創業”。這些年來，同內地一樣，新疆的大學生對於未來的持續擔憂，已經成了一個日益公開的社會問題。
演講引起了新疆大學黨委的注意，因為其中普遍涉及少數民族學習漢語以及就業的問題。中共新疆大學黨委書記張先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演講內容大都是針對敏感問題的煽動性語言。
演講持續了大約70分鐘，用的是維語。“我們根據錄像翻譯了這場的演講稿，譯成中文共有五六十頁。”張先亮說。演講者隨後還回答了學生的一系列問題。
“世維會”骨幹分子的演說
發表演講的人叫艾爾肯-斯迪克，現在美國某公司任高級工程師。他是1978年從阿克蘇地區考進新疆大學物理系的學生，曾任新疆大學學生會副主席、新疆大學團委常委、自治區學聯主席、自治區青聯副主席，直至全國學聯副主席。
在新疆大學信息學院教授吾宋爾-斯拉木的回憶中，艾爾肯-斯迪克曾經是“非常優秀的學生”，是當年留校的十名學生之一。他於1985年被第一批公派到日本大阪電器大學留學，1988年又前往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深造，並於1994年11月獲該校電器學博士學位，後定居美國。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走訪新疆大學時發現，在一些學生眼中，艾爾肯-斯迪克是一個“優秀的科學家”，更是新疆青年的傑出代表。 但學生們並不知道他的另一個身份——境外“三股勢力”的主要領導骨幹之一。
根據《新疆大學防範和抵禦“三股勢力”滲透破壞鬥爭紀實及對策研究》一書顯示，艾爾肯-斯迪克早在1994年12月就加入了“東突青年民主聯盟”美國分部，1996年直接策劃並參與了在美國的“東突民族解放中心”的成立活動，並擔任該組織執行委員，隨後當選為第一屆“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教科文部部長。該組織是“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的前身之一，在2003年底被中國公安部認定為“東突”恐怖組織。艾爾肯也是在日、美留學期間，就已經成為熱比婭集團的骨幹成員之一。他主張境外“東突組織”走“聯合之路”，並服從“美國維吾爾聯盟”的統一領導，共同開展分裂活動。
對於這樣一個危險人物的潛入，“事先，我們並不知道。”張先亮說。而在此前，艾爾肯多次希望回新疆大學做學術交流，均被拒絕。這場演講究竟是否是由校內的某個協會組織的，目前仍在調查中。
據張先亮了解，此次艾爾肯-斯迪克回國，曾兩次到新疆大學，三次到新疆師範大學。最後潛入到新疆醫藥大學時，被監控錄像發現後遭到驅逐。 艾爾肯走後，新疆大學恢復了表面的平靜。誰也不曾想到，一個多月後，街頭暴力的導火索被點燃了。
新疆大學保衛戰
新疆大學在自治區地位特殊，它既是當地唯一一所國家“211工程”建設和國家西部大開發重點建設的大學，也一直是境內外“三股勢力”蓄意深入、圖謀不軌的關鍵所在。 1967年，“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在烏魯木齊市成立，第二年，就在新疆大學設立分支機構。2000年以來，新疆大學內部主要的分裂組織為“伊扎布特”。 “伊扎布特”組織是從境外深入中國的跨國極端組織，1998年開始在新疆滲透發展，並將烏魯木齊市的大中專院校作為其滲透重點。“伊扎布特”翻譯成漢語，意思就是“教育學生”。截至目前，新疆大學保衛部門已查實“伊扎布特”組織在學校的涉案人員共77人。其中宣誓加入“伊扎布特”組織的32人，參與“伊扎布特”組織的非法活動的 45人。 所以，2000年10月至今，新疆大學反對“三股勢力”滲透破壞活動鬥爭的重點就是同“伊扎布特”組織的鬥爭。
根據新大提供的數據：在學校黨委的直接領導和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的精心指導下，新疆大學先後同“伊扎布特”組織進行了5次大的較量，徹底摧毀了其在學校的組織網絡，遏制了其在學校的發展蔓延勢頭。
在新疆大學工作了24年的張先亮說，“自治區有一個說法是，新疆大學穩定了，烏魯木齊就穩定了，全疆也就穩定了；新疆大學出問題，烏魯木齊就會不穩定，全疆也就不穩定。這就是新疆大學的地位。” 而在新疆大學的歷史上，有極少數學術精英、業務骨幹叛國外逃的事例。如現任“世維會”秘書長多里坤-艾沙、現任“東突解放組織”主席買買提明-艾孜來提等人，都曾是新大當初的學生。被中國公安部首批認定的11名恐怖分子名單中，也有3人畢業於新疆大學。
為此，新疆大學校方進行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了進展。2007年新疆大學學生思想政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學生普遍關心國內外時事，對黨和政府一年來的工作持有正面評價，對國家未來發展懷有期待和信心。
但張先亮仍然每天都在焦慮。“現在還有極端勢力的滲透，主要是宣傳西方的一些價值觀，而且重點是針對我們的一些優秀學生。我們每年都張榜公布優秀學生和三好學生的名單。他們把這些人都盯上，然後一個一個做工作，允諾出國、贊助等等，拉攏了很多學生。”
“韶關事件”後的要報
艾爾肯-斯迪克演講數十天后，6月26日下午，新疆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民族研究所教授李曉霞接到維族同事吐爾文江-買合蘇提的電話，稱“發生大事了”。這一天，在廣東韶關的一家玩具廠發生了大規模械鬥，2名維族青年身亡。
李曉霞隨即上網搜索了關於韶關事件的信息。事後證明，這是一場偶發的刑事案件。但此時，“維吾爾在線”等網站不斷有帖子煽動稱，“韶關事件是中國政府有組織、有預謀的種族清洗。”100多家維文網站瘋狂地傳播着關於韶關事件的不實信息和圖片。據新疆大學主要研究維文信息處理技術的吾宋爾-斯拉木介紹，維文網站的技術是90年代末在新疆大學率先實現的，現已推廣到全疆。尤其在南疆等地，維文網站為一些不懂漢文的維族人打開了了解世界的另一扇窗戶。
“當時，跟帖中已經充滿互相指責和謾罵的情緒。”李曉霞說。這位在新疆生活了多年的教授預感到近期可能會發生大事件。為此，她甚至不讓女兒再去上夜間的舞蹈班。新疆自治區新聞發言人侯漢敏介紹，韶關事件發生後，“世維會”主席熱比婭召開“世維會”高層緊急會議，形成了三項決議——積極利用“廣東韶關事件”鼓動境內鬧事、爭取國際社會同情和支持，並將6月26日定為“紀念日”。熱比婭等提出可通過網絡聊天、打電話等多種方式對新疆進行煽動，“將國內同胞動員起來”，號召他們不怕犧牲；同時呼籲“全世界所有維吾爾人”在7月5日及6日“行動起來”，向中國政府施壓。
據新疆公安廳披露，警方已經掌握，有多部境外電話在遙控指揮這一事件。警方截獲了境外“東突”組織與境內進行電話聯繫的錄音，其中包括“世維會”主席熱比婭聲稱，7月5日晚烏魯木齊可能要發生一些事情。
而據新華社報道：“6-26”事件發生後，還有人從海外打電話給旭日玩具廠的新疆工人，說要在海外給他們提供輿論支持。李曉霞讓吐爾文江-買合蘇提緊急起草了一個關於韶關事件的影響的要報，主要針對內地農民工打工的問題，並談到了在網絡上已經生成的巨大影響。
“各個部門肯定是有防範的，但可能都沒有想到這個事情會這麼大。”李曉霞認為。要報呈遞上去之後兩天，“7-5事件”爆發。此時的新疆大學正處於期末考試的緊張階段，根據上級指示，從7月5日上午10點開始，各個校門都被保安嚴格控制，嚴禁學生外出。當晚約9點40分，有暴徒衝進新疆大學，打人、燒車，每當汽車被燒爆炸時，就有人高喊反動口號。
截至7月13日，新疆大學校方透露，仍未與不少新疆大學員工和學生取得聯繫，估計這中間部分人已被警方控制。
“我們有些被動”
據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指揮中心介紹：7月5日1時6分，指揮中心接到報警，稱有人在網絡上散發非法集會信息，號召5日19時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進行集會。凌晨3時10分，指揮中心又接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電話，稱在其轄區內發現類似情況。新疆公安部門立即在自治區公安廳啟動應急預案，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二道橋布置警力，以防不測。
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特警支隊第四大隊的特警田天（化名）回憶：7月5日上午11點時，他就接到隊長的電話，要求下午2點歸隊集合。3點20分，第四大隊的70名警官從距市區約18公里的黑水溝駐地出發，趕往市區。半小時後，幹警到達指定備勤地點——二道橋的第三十小學。
“那天是按照一般性群體性事件備警。”田天稱。除了防暴服，特警們還配備了防暴頭盔、防暴槍、盾牌和“八件套”——包括收縮警棍、手銬、辣椒水等非殺傷性武器。根據《突發事件應對法》，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並不允許攜帶殺傷性武器。
與此同時，特警支隊的第一大隊和第二大隊也趕往備勤地點——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和南門廣場。作為預備隊，第三大隊在駐地待命。
接下來大約4個小時中，田天回憶，“很平靜，沒有跡象，只是五六點的時候，南門廣場開始聚集很多人。”7點半以後，人群中開始喊反動口號。
大約70名特警連同一輛裝甲車和突擊車奔赴南門廣場。當時他們接到的命令是“驅散人群”，但當時人群密集、情況難以處置。 特警在巡邏過程中，不斷有人把他們引向南邊，“我們等於進入了他們南北夾擊的包圍中。”田天回憶，“廣場上最多的時候應該接近一萬人。”
暴力是在十幾秒中迅速升級的，並且是在幾個重點區域同時出現，這讓他認定，“這一定是有組織有預謀的暴力行動。” 8點15分左右，田天被疑犯用磚頭砸傷頭部，成為第一個受傷的特警。 8點半，在駐地待命的第三大隊大隊長胡炳利接到增援通知，61名幹警增援南門廣場。但當他們趕到南門的時候，人群已經把道路完全堵死。警方只能徒步突圍，進入現場。
“實施打砸搶行為的，以年輕人居多，還有女的，我親眼見到了幾個蒙面的女性參與了掀翻車輛。”胡炳利說。
《中國新聞周刊》在採訪多名受傷特警和武警時，他們均稱“警力明顯不夠”。天山區公安交警大隊一位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我們有些被動”。截至《中國新聞周刊》發稿，警方共逮捕了1434名“7-5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 。但據田天估計，“真正核心的組織者，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嫌犯中有部分人被確認為學生。
“這些年輕人絕大部分都是不明真相被煽動上當的，只要他們沒有參與嚴重的打砸搶行動，很快移交所在單位接受調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在講話中稱。
“7-5 事件”發生後，自治區交通廳聯合教育廳出台了一項措施——凡是新疆大學已經結束考試準備回家的疆內學生，由交通廳直接開大巴車來學校把他們送回家鄉，疆外學生則直接送到火車上。 7月12日，事件發生一周后，新疆大學重又恢復了平靜。一些來自南疆的維族學生顯得無所事事，他們原本試圖利用假期留在首府打點散工,如今暴力事件發生後，這個計劃只好作罷。 ★
風暴眼中二道橋
二道橋是烏魯木齊最壯觀、最著名的巴扎，“7-5事件”在周日傍晚的二道橋發起，令當地人覺得不同尋常
本刊記者/關軍（發自烏魯木齊）
假如沒去過二道橋，沒去過國際大巴扎，就等於沒到過烏魯木齊。旅行團的導遊喜歡把這句話掛在嘴邊。
在烏魯木齊老城區，找到二道橋和國際大巴扎並不難，看到天際線上幾個彎月形的建築尖頂簇擁的高塔了嗎？去吧，到高塔去。塔高80米，土黃色，呈圓柱狀，是新疆最高的伊斯蘭風格的觀光塔。從塔頂俯瞰，整個二道橋地區盡收眼底。大大小小的街巷連接着大大小小的巴扎，人如螻蟻，密密匝匝。 當然，那是2009年7月5日晚8點以前的情景了。
從當晚8點開始，觀光塔俯身見證了二道橋的另一段歷程——一陣如狂風漫捲塵埃的動盪過後，這裡充滿了風暴眼式的“安寧”與詭異。
忘情巴扎的人們
“我從小生活在（二道橋）附近，對這幾十年的變化太熟悉了。”說這話的不是維族人，而是漢族女子張紅梅，她的語氣里透着幾許自得。
長期生活在這個區域的漢族人確實不多。現在，張紅梅的家不在二道橋了，但她選擇把自己的服裝專賣店開在了大巴扎，把自己的主要客戶群鎖定在維族的“成功男性”。
二道橋是烏魯木齊的一個維族聚居區，在各族遊客眼中，它更是巴扎的代名詞。 巴扎，維吾爾語中意為“農村的集市”，遍布新疆各地的大小巴扎是解讀這片廣袤土地最重要的文化符號。而其中最壯觀、最著名的巴扎，當屬首府烏魯木齊的二道橋巴扎。
聶晶鍾是該地區市場管委會的黨工委書記，負責維護二道橋地區的市場經營秩序。他手下的市場協管員多達160名，半數以上是維吾爾族，還有其他一些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成員，足見這一片市場的規模之大、管理之複雜。夏季的巴扎，喧鬧會延續到深夜。聶晶鍾通常晚上10點半下班，其時外面依舊人頭攢動，若沒有下屬“協管”，聶晶鐘的車都開不出去。聶晶鍾說，二道橋巴扎最好的季節是七八九3個月，最好的時段是周末傍晚八九點。高峰時的人流量可以達到20萬。暴力事件選在周日傍晚的二道橋發起，他覺得是精心挑選的結果。
來二道橋趕巴扎的人，70%以上為維族人，而且相當數量來自新疆其他地區。經商者的構成也很複雜，其中數以千計的游動商販讓管委會頭疼，但聶晶鍾也承認，這是巴扎魅力的一部分。小商販們大多來自南北疆，做小本生意，用頭巾裹一堆廉價的木梳，都可以賣上一天，利潤往往僅在10元左右。新疆的農業生態被稱為“綠洲農業”，它以封閉的家庭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為主，自成系統，需要集市進行交換；同時，作為絲綢之路的中轉樞紐，維吾爾人中的一部分又不乏經商傳統。於是，這個古老民族形成了“巴扎”這種獨特的文化、經濟形態。
新疆師範大學學者方曉華曾留意觀察巴紮上的維族人，發現許多人並非為了買賣而來，他們是為了與人交流，探親訪友。聶晶鍾曾在南疆生活過幾年，很了解當地維族人對巴扎的熱情——一捆在老家可以賣5元的柴禾，他們還是要趕着車運到城裡的巴扎去，即便在那裡的價格僅為3 元，也心滿意足。
除了國際大巴扎，二道橋其他巴扎的商品都價格低廉，5元一件的襯衫並不稀罕。聶晶鍾說，巴扎里維族人的經商之道很有特點，他們非常靈活，對薄利、微利的容忍度較高，一旦談妥了價錢，顧客一般無須擔心發生缺斤短兩等欺詐行為。
二道橋巴扎已有至少120年的歷史，它原本是自發形成的一個露天市場，雜亂而又富於生機，從2000年開始，市場周圍的一些老房子被拆遷，政府要為二道橋巴扎升級了。
幾座新的市場相繼建起，其中2003年落成的國際大巴紮成為烏魯木齊的地標、新疆的著名旅遊景點。二道橋的熱鬧程度，用摩肩接踵來形容毫不誇張。這樣的區域當然也是小偷垂青之地，人們去二道橋趕巴扎前，都要告誡自己當心錢包。在維語中，半大孩子被稱為“巴郎子”，巴扎里的盜竊和強買強賣不在少數，多為某些“巴郎子”所為。在大巴扎經營彩棉生意的秦一岩（化名）說，曾有“巴郎子”在店裡偷竊成品四件套被發現，卻沒有收手的意思，帶上四件套就跑了，“和搶沒啥區別”。還有一次晚上打烊後乘坐公交車，秦一岩身上的一萬多元貨款被盜。雖然二道橋地區治安堪虞，但她從未擔心過人身安全。
這樣的景象，止於那個恐怖的周日傍晚。
二道橋之亂
下午五六點鐘是新疆日照最強烈的時候，秦一岩偶爾探頭望出去，看到有警察在帶槍巡邏，烏黑的槍管折射着明亮的日光。這氣氛有點異樣，不過秦一岩沒想到事態有多嚴重。
二道橋的北邊，緊鄰着山西巷，那是烏魯木齊最密集的維族人聚居區。8點鐘左右，彩棉店外的街道突然騷動起來，秦一岩看到，大群的維族人拿着棍棒或刀子，從山西巷方向黑壓壓地涌過來。她嚇得錢包都來不及拿，趕緊鎖了門，向南狂奔。
腦子一片空白的秦一岩跑上附近外環路的高架橋，攔下一輛車，得以倖免於難。 回到家，驚魂未定的她聽說，與自己住同一小區的70路公交車38歲男司機遇害，被發現時，人已經被燒焦了。而彩棉店旁邊的業主，有臉被打傷縫了好多針的，有腰椎被打骨折的。
在彩棉店南邊100米處，張紅梅經營着“利郎專賣店”，她雇用了三個年輕店員，兩個維族，一個漢族。騷亂發生時，張紅梅把一大群避難的人拉進了自己的店鋪，有維族，也有漢族。捲簾門拉了下來，還是聽得到凌亂的腳步聲和零星的槍聲。感覺外面平靜一些了，張紅梅拉着店員小高向南疾走，路上看到有一群暴徒圍着幾個漢人棍棒相加，她們趕緊拐個彎，繼續逃命。
向外奔跑的途中，聶晶鍾看到，一些蒙面婦女從人行道上摳起地磚，遞給施暴的男人們投擲。為了便於投擲得更遠，婦女們還把地磚砸成小塊。聶晶鍾說，這些蒙面婦女的舉動，顯然是事先商定的。
一名二道橋市場的維族協管員沒有及時逃脫，被一群同族人扒光上衣摁在地上毆打，頭部被打破了一個洞。國際大巴扎里最大的商戶是家樂福超市，它的所有員工都躲進地下室，度過了極其漫長的一夜。李永祥（化名）這天下午呆在位於大灣的家中，妻子也早早回來，沒看到二道橋的騷亂場景。
天快黑的時候，大灣的騷亂開始了，李永祥聽到外面“咚咚”的汽車爆炸聲，接着，看到黑煙緩慢地在空中升騰，遮蔽了夕陽的餘暉。事後他才得知，在各民族混居的大灣，燒殺的情況非常慘烈，路上好多屍體。第二天，他在街頭看到警察抓捕了一名暴徒，於是忍不住衝上去擊出一拳，“可惜打空了”。周圍的群眾也很激動，警察急忙勸阻他們，並把這名暴徒匆忙塞進警車。
“和諧門”緊鎖
張紅梅臉上常有笑意。她笑起來時，還隱隱露出兩個酒窩。7月11日上午，張紅梅笑盈盈地打開自己的店面，和店員小高一遍一遍擦地。“那天躲進來30多人，地上髒得很。”
張紅梅並沒意識到，自己竟是國際大巴扎騷亂後第一個開門的漢族商戶。地還沒擦完，一個警察走過來：“今天不能開門，趕快關了吧。”警察並沒說明原因，其實二道橋地區前一天發生了小規模的維族人遊行，還有人持刀襲擊了維持秩序的武警。已經開通的周邊道路解放路與和平南路也再度交通管制。
按照原計劃，7 月11日應該是二道橋巴扎重新開業的時間。當然，這個“原計劃”總是充滿變數，最早貼出來的通知是國際大巴扎7月9日復業。似乎也沒幾個商戶會覺得復業在即。大巴扎臨解放南路的一排店鋪，都使用的同一種金色的推拉式防盜門，門上一個綠底白字的小標牌，寫的是“和諧門”。7月 10日上午，街面上只有建行的一台ATM機堅持值守。所有的“和諧門”都緊閉着，其中掛着“新疆彩棉”牌子的那家，“和諧門”上除了正常的門鎖，還加了一條自行車鎖，又纏繞了幾圈鐵絲。
這天上午，李永祥約了另幾個經營者趕到國際大巴扎的東門，想看看動靜。好像有什麼重要領導即將來視察，門前的兩輛裝甲車調換着方位，成群的武警緊張地忙碌着。李永祥沒心情看熱鬧，他想看看二道橋巴扎什麼時候恢復開業，儘管開業之後也沒什麼好期待的。
之前的7月4日，下一年度的租金剛開始徵收，李永祥毫不猶豫地繳齊了56000元。行動迅速的背後，是這個年輕商人的自信滿滿。2008年5月，李永祥辭去中鐵公司的公職，從天津來到烏魯木齊創業。他註冊了“西域公主”的品牌，並貸款15萬，進行新疆特色精油的包裝和銷售。
由於新疆精油在內地趨熱，產品很快打開了市場，李永祥在二道橋又租下一處店鋪，花10萬裝修完，7月2日正式開業。在繳納租金的次日，災難降臨這座城市，也給了剛展開創業夢的甘肅青年李永祥以致命一擊。
李永祥的產品消費人群主要是外地遊客，除了夏天的旅遊旺季，其他時間沒什麼生意。現在生意做不下去了，貨款壓了二三十萬，每天的經濟損失則在5000元左右。
災難來了，而且目前還讓人看不到挽回的可能，李永祥說自己的感覺就像一盆爐火突然被冷水澆滅了。
做玉器生意的安徽青年小吳，從大巴扎開業就在此經營，現在他只想等大巴扎開門，他進店把商品都裝進保險柜裡搬走。然後再想下一步。因為全城網絡被切斷，他在淘寶網的網店也面臨與實體店同樣的命運。
小吳想不到事件的發生，其他漢族商戶大多也持相似觀點。他們平時與周圍維族人的關係很融洽，也沒覺得這個城市不安全，“夜裡兩三點下班也不怕”。現在，曾經熱鬧非常的二道橋一派肅殺。16名武警一字排開，守在國際大巴扎的西門，不斷有商戶圍攏在緊閉的自動伸縮門前，詢問大巴扎何時開門。可惜，全副武裝的戰士不負責解答任何問題。
國際大巴扎的四組龐大建築由十字型的道路切割，“7-5”之後這裡成為某武警部隊的駐地，戰士們在十字型的道路上休息，直升機飛得很低，巨大的轟鳴聲在四座高大的建築和更高的觀光塔間激盪着，形成一波一波的混響。
“我在這裡生活了好多年，沒啥可怕的。”心態良好的張紅梅說，一切都會很快好起來的。整理完衛生，她帶着女兒步行穿過一片維族人聚居區，表情平靜。來到漢族人為主的鬧市區，隱約還有一點周末的氣氛。
還要堅持下去嗎？
7 月12日，星期天，張紅梅不甘心關着店鋪，每天損失近千元，她又帶着小高打開了捲簾門。事件後第一次開門營業，竟然有1000多元的“流水”。張紅梅決定自此復業，等着生意慢慢好起來。 她這家店的顧客主要是收入較高、追求穿着的維族男士，張紅梅覺得，旅遊市場受到的打擊對她的專賣店影響不會太大。
7 月13日上午，秦一岩約了兩位同伴，來看看她的店面——這是“7-5”後她第一次來到二道橋。秦一岩像一個窺探敵方陣營的偵察兵，神經緊繃，行動麻利，她熟練地打開“和諧門”，只用了一分鐘，她進屋察看了一下，趕緊退出來，鎖門走人。她說自己一分鐘也不想多停留，而且以後這家店肯定要關的，不需要思量。
這時，張紅梅的店又開門迎客了。而且很快開張，這讓她心情不錯。 接近中午的時候，一對維族男女相中了一件T恤，正反反覆覆地討價還價，突然，從北面傳來不很清脆的槍聲。連着兩聲。 “
趕緊拉捲簾門！”張紅梅急得大喊。很難說是捲簾門出了狀況，還是操作者過於緊張，幾個人手忙腳亂地一通忙活，用了大約半分鐘，捲簾門才拉下來。在這半分鐘裡，北面又傳來幾聲槍響。
“把門拉到底！別留縫兒！”張紅梅大叫着。臨街店鋪還未恢復供電，店裡漆黑一片。張紅梅拿出一隻手電筒，她的手在不停抖動，手電的光柱也隨之搖晃。 “誰說我不怕，剛才真把我嚇壞了。” 張紅梅躲在黑暗裡，大口大口地喘氣。過了一會兒，外面不再嘈雜，張紅梅吩咐兩位店員：“趕緊收拾收拾回家，不賣了。” 旁邊的武警駐地，也是一副戰備狀態。軍官的步話機里傳出一個信息——在山西巷附近，有人開槍，有人中彈。
據新華網7月13日電，當日下午14時55分，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天山區分局在解放南路某醫院附近果斷制止一起暴力案件，依法擊斃2名犯罪嫌疑人，擊傷1名犯罪嫌疑人。
烏魯木齊的平靜再次被打破。下午的意外事件，也讓陰雲再度籠罩在二道橋上空。就在當日中午，國際大巴扎的總經理烏什庫-尤努斯還曾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大巴扎再過幾天就會開業。下午幾聲槍響之後，他的判斷謹慎多了：“事態還很嚴重，啥時開業很難說了。”
1980年底畢業於大連工學院的烏什庫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他說平時沒有什麼民族概念，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得很好。現在，至於目前出現的問題，他憂慮：“這是大家都不願看到的結局。” “普通的人都是好的。”與記者交談時，當地人大多會這麼說，不過他們也不否認，兩次大騷亂之後，漢族人與維族人的不信任已比較明顯。在國際大巴扎，大小商鋪4000多，從業者過萬，類似秦一岩這樣去意已決的經營者不在少數。烏什庫坦率地表示，肯定有商戶要求返還租金，或退出經營，屆時如何處理？他目前還來不及想這個。
一小段維吾爾風格的迷人音樂，接着是一個甜美的女聲：“國際大巴扎，一個你一生必須要去的地方。”——這是國際大巴扎為員工們的手機設置的彩鈴。國際大巴扎的顧客，百分之七八十是外地人。“7-5事件”後，還會有人被這樣的彩鈴打動嗎？連大巴扎總經理烏什庫自己都不樂觀。以往新疆發生的恐怖襲擊，在內地造成的衝擊波非常之小。烏什庫說，與這次的暴力事件完全沒法比，他很難判斷多久生活才能基本恢復正常。
宴藝大劇院是國際大巴扎里的美食兼演出場地，演出主持人麥合木提江能說一口非常流利的漢語，在向漢族人進行自我介紹的時候，他甚至喜歡說“我姓江”。據他講，大劇院裡有80多名來自新疆各地的演藝人員，事件發生後，大約一半的人回了老家。 7月13日，得知二道橋仍未平靜，李永祥最終下了一個決心：放棄他的“西域公主”，離開新疆。他可能要傾家蕩產，從頭再來，但也只能接受這一切。甚至，有一些在烏魯木齊生活了許多年的市民，已經在考慮搬離這座城市了。絕大多數市民還是選擇留在這片土地，繼續曾有的生活，並為這座風雨中的城市祈福。 ★
死者楊全紅
一個壯年男子的生命就這麼結束了。好在，它還有所延續——即將出生的孩子和植入弟弟體內的那葉左腎
本刊記者/關軍（發自烏魯木齊）
欒興燕由人攙扶着走在街頭，引來路人側目，“呦，快生了吧？”“這麼大肚子還出來溜達啊？”她穿着吊帶孕婦裙，胸口還配有兩朵黑芯白花瓣的小花。她的臉有些腫脹，皮膚很糙，臉色潮紅。
7 月12日，星期天，欒興燕不斷地被攙扶着行走，不斷地上車，下車，上樓，下樓，安排得日程滿滿—— 上午，趕到烏魯木齊市山西路的如家快捷酒店，那是政府安置遇難（失蹤）者家屬的賓館之一，欒興燕要與他們商議撫恤金的事；接着，她和3個親屬前往環球大酒店，酒店13層設有車輛、財產受損的諮詢點，欒興燕打聽自己家丟失的小貨車如何賠償；中午，欒興燕和親屬又趕往賽馬場，那裡堆滿了“7-5事件” 被燒焦、被損毀的車輛，他們要尋找自己家的那輛；下午，來了一幫外地趕來的親屬，欒興燕挺着大肚子，張羅着招待客人，一起商量丈夫楊全紅的後事。
她不想讓自己停下來，失去丈夫的劇痛和絕望折磨着她，讓她“忽略”了自己是一個35歲高齡孕婦的事實。
丈夫楊全紅是土生土長在烏魯木齊的漢族人，自幼家境貧寒，父母年邁後沒有經濟來源。為了全家人糊口，楊全紅拼命勞作。他曾有兩個夢想，一是買一輛貨車自己跑運輸，二是娶一個媳婦。
2005 年，楊全紅買了一輛東風牌小型貨運車。2007年，他與外地來烏市打工的漢族女子欒興燕組建了家庭。那一年，楊全紅38歲了。欒興燕來自新疆西部的博樂市。結婚以後，楊全紅就基本不讓妻子外出找活兒了。每個月跑運輸的收入約有五六千，他覺得足夠這個家庭花銷了。
2008年，不幸降臨到楊全紅頭上——他的弟弟患上尿毒症，需要進行換腎手術。在確認自己的腎與弟弟的匹配之後，楊全紅很快做出決定，把左側的腎臟捐給了弟弟。 換腎後，弟弟初步恢復了活力。
去年深秋，欒興燕懷孕了。 2009年7月5日一早，楊全紅照例出去幹活兒。12點左右，他給家裡打了電話，問妻子吃過飯沒有；傍晚7點，欒興燕撥通了丈夫的電話，問他什麼時候回家，楊全紅說自己正在新疆大學裝貨物，大約晚上10點到家。
楊全紅當晚為一個建築隊拉了一車磚頭。事後欒興燕非常懊悔地說，建築隊還欠着丈夫的一些款項，而且，那趟活兒他本不應該跑的……
還有，前一段小貨車出了故障，送修理廠維修了一下，剛剛取回來。要是晚兩天修就好了…… 晚上10點多的時候，烏魯木齊的暴力事件不斷升級，欒興燕在家中也有所耳聞，她撥打丈夫的手機，打不通。她一遍一遍地按下重撥鍵，依然打不通。
午夜兩點多的時候，電話終於通了，卻不是丈夫的聲音。 “你快生了吧？”對方用帶有維語味道的普通話說。欒興燕陷入巨大的恐懼中。丈夫遭遇了什麼不測嗎？接電話的是暴徒嗎？他們怎麼知道自己懷有身孕？
“暴徒在打人時，我丈夫肯定會去求饒，告訴他們自己的妻子就要臨產了，”欒興燕事後回憶說，電話里的男子說話時好像帶有醉意。他們一定是搶走了丈夫的手機。欒興燕安慰着自己：可能只是搶了手機，生命應該沒有危險。
幾分鐘後，坐立不安的欒興燕再次撥通了丈夫的手機。 “麻煩幫忙找下我丈夫楊全紅。” “哈哈，他被嚇死了！他死了！” 電話隨即被掛斷。再打過去，那邊已經關機了。
極度不安的等待持續了60多個小時，7月8日下午4點，楊全紅的家人接到政府工作人員的電話，通知他們去認領屍體。因為不想讓欒興燕受到過於強烈的刺激，楊全紅的母親親自到殯儀館去辨認屍體。母親一個一個地翻看，看了兩百多號，在一具面目模糊的屍體前停頓了下來。被害人臉部已被打得變形，身上血跡斑斑，即便是最熟悉孩子的母親，也是在反覆辨認後才確定這就是楊全紅。那場波及全市的慘禍捲走了她的丈夫。災難大約是在中泉路一帶襲來的，一群暴徒洗劫了丈夫身上的財物，還殘暴地剝奪了他做父親的權利。
預產期是在7月31日前後，再過半個多月，欒興燕就要做母親了。坐在環球大酒店大堂吧等車的時候，欒興燕的目光長久停滯在玻璃茶几的邊緣。隨後，她翻出一張相片，上面是丈夫楊全紅的六幅一寸頭像。她的目光又長久地徘徊在照片上，像是在與上面的每雙眼睛對視。忙於丈夫善後這些天，欒興燕安慰自己和親屬：孩子應該沒事，還在動呢。在呵護胎兒和祭奠丈夫之間，她無法做出取捨。
為了哥哥的善後處理，受捐了腎臟的弟弟馬不停蹄地忙了好幾天。到了7月11日，身體好像出了問題，臉上浮腫起來，顏色青紫。親屬們要求他在家休養，不能再忙了。欒興燕仍然停不下來。7月14日，她上午和下午先後趕往兩個墓地，要為丈夫找一塊理想的安息之地。那是一個生性本分的人，欒興燕希望他可以有一個安寧、平靜的往生。★
（汪金生對本文亦有貢獻）
青年努爾：一半是失意，一半是躁動
本刊記者/王剛 劉剛 王婧(發自烏魯木齊、廣東韶關)
居住在新疆自治區烏魯木齊人民廣場附近的努爾-納吾凱爾覺得自己就像個硬幣，永遠都有與生俱來的兩面，但在生活中表現出的，卻從來都只是其中的一面。
26歲的努爾是漢維混血，父親是漢族，母親是維族。100%維族血統的人會很容易發現他身上漢族的成分，維族的女孩子大多不喜歡他；而漢族女孩子卻對他的深眼窩、高鼻梁趨之若鶩。
努爾從來不跟人說自己血里流淌的漢族的二分之一血統。這是他長這麼大最大的秘密。他的漢族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他。
7月5日，當努爾在大街上遇到那些失意的年輕人高舉拳頭遊行的時候，他也加入其中。有那麼一刻，他身上一種不協調的感覺來得更加猛烈了，他不知道自己在空中揮舞的拳頭，洋溢着哪一半的血。
他下意識地摘掉了自己的眼鏡，因為戴着眼鏡，讓他看上去像個漢人。
但他的激情卻很快就消失。努爾在暴亂發生前的那一夜，悄悄溜回家中。之後，烏魯木齊發生了流血的騷亂。
二分之一的迷惑
關於生父，努爾只了解幾點：一、他是個漢族人；二、聽母親說，他是個知識分子；三、母親對這個男人充滿怨恨。
努爾還在懷裡被人抱着的時候，經常遭遇另一半身份的質疑。大人們抱着他，都會開玩笑問，你爸爸去了哪裡？你是什麼人？
努爾小時候的回答完全視心情而定，有時候是漢族，有時候是維族。關於身份的衝突，有時候也零星地發生在這對母子之間。他至今清晰地記得，小時候母親不准他在家裡說漢語，還為此罵過他。雖然母親的漢語也說得很好。母親和努爾住在人民廣場漢人聚居區，但是母親卻堅持讓努爾去上維族學校。
努爾對於漢語有着先天的優勢，在很小的時候，他就能流利地說漢語了，這讓他在維族孩子裡更顯得另類。
努爾上小學，開始遭遇更多質疑。當時已經是90年代初，周圍的維族人對於身份開始愈發敏感起來，在維族學校，有同學對他的身份提出了質疑。他隱約感覺到，自己身體裡有着一半和另一半的衝突。
直到16歲，一切往事重又被母親提起。當時要登記身份證，母親鄭重其事跟他說，努爾的生父是個漢族，她和這個男人在努爾兩三歲的時候就離婚了，原因是感情不和。
最終，在努爾的身份證上，寫的是維族。
關於生父，努爾沒有絲毫感情。但他對於母親和那個男人的故事，卻充滿着小心翼翼的好奇，他從別人那裡了解的消息是，母親和生父是80年代初結婚的，當時在烏魯木齊這個城市，漢維通婚的現象已經沒有解放初期那麼普遍。
新疆解放之初，大批內地人口的遷入，各民族混居現象日益普遍，族際婚姻的發生頻率升高。 當時維漢通婚的例子隨處可見。而到了70年代，經歷了文革，此類通婚基本上就持續不下去了，在民間，維族人更願意在自己的族群里尋找找另一半。
當時，來自政府的態度是，對於維漢通婚“一不提倡，二加以保護”。而來自民間的情況仿佛要更複雜，努爾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當時面對着怎樣的社會環境，但事實是，沒過幾年雙方就離婚了，而且彼此充滿着不理解。
到了80年代，漢維通婚的情況已經不多見。到了努爾這一代，維漢通婚就更少。有時候，他問母親，自己如果拋開維族的身份，去找個漢族的女孩結婚如何，母親的回答很冷靜，她說，我會不要你。
只剩一半的努爾
16歲，這是努爾對於身份真正啟蒙的一年。
他開始疏遠自己的母親。他不想聽到關於自己身份的絲毫信息，不想知道上一代人的對或錯。 當他拿到身份證的時候，努爾做出了選擇。他開始有意識掩蓋自己另一半的漢族血統，徹底變成一個百分百的維族“巴郎子”。
他開始留意自己的鬍鬚和喉結是否像個維族小伙子；他密切關注着自己的頭髮是不是捲曲、發黃的；他開始試着每周去清真寺做禮拜，嚴格遵守着穆斯林的宗教習慣。
唯一難以改變的，是他的近視。近視在維族小伙子中並不多見，他敏感地覺得這是來自生父的遺傳。
努爾的朋友圈子也只是圍繞着維族年輕人展開，好在沒人懷疑他的身份了。但有些衝突卻在內心隱隱發作，比如，他不太習慣別着刀子穿行在傍晚的大街，不太習慣有的同伴老土的穿着，他喜歡香水，迪奧或者博柏麗。而且致命的是，很少有維族的年輕女孩喜歡他這種書生類型的青年。維族女孩都更喜歡陽剛的、充滿雄性氣息的維族青年。
18歲的時候，努爾選擇去內地讀大學。他說不清楚是為了什麼，或許僅僅是為了逃避母親。 2001年高考的時候，努爾被中國傳媒大學錄取，主修新聞專業。努爾享受了少數民族的高考政策優惠，加分50。那一年，中國傳媒大學在新疆僅招收了兩個民族學生。
但也從這一年起，新疆少數民族畢業生的就業率開始出現下降。兩年後，少數民族大學生也開始像內地大學生一樣實行“雙向選擇，自主擇業”，畢業生從以前的分配製度改向自主擇業。這對於新疆的民族學生是一個十足的壞消息。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教授李曉霞針對新疆少數民族大中專學生的一份研究表明，傳統的維族大中專畢業生，其就業市場多為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維族青年本身的漢語水平、外語水平，以及技術性畢業生少，而人文類畢業生多，都造成自主擇業後的少數民族畢業生就業率的下降。
近年來，人文類的學生不如技術類的畢業生更好找到工作。而接收畢業生的單位，從直接分配改為畢業生自主選擇之後，一般要求“逢進必考”，使很多人，尤其是漢語水平不高的人無緣進入。一些崗位進人還有民族成分的規定。而從企業來看，用工完全走向了市場化，過去曾經實施的對企業招工中的少數民族比例控制早已不再存在，少數民族畢業生要完全憑藉自己的能力面對市場。
種種因素之下，實行自主擇業後， 2003年起，新疆少數民族畢業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 在南疆三地州，甚至流傳着一些不成文的定律，大學生越多，村子越窮；讀書越多，家裡越窮。越來越多的南疆青年開始湧向首府烏魯木齊，或者流向內地。
努爾當時根本不知道這些，他只想逃向內地，遠離自己身份衝突的中心。
在北京
2001年至2006年，努爾的大學生活在北京度過。這五年中，他內心中身份的衝突從未停止過。
一方面，努爾愛着這個城市，渴望畢業後留在這裡；另一方面，他抱怨着飲食上的不適應和北京水果的味道。2004年暑假的時候，他去過上海、蘇州，甚至更南方的深圳。他愛上了星巴克的拿鐵和外灘的西餐廳，這些烏魯木齊都沒有。
在學校里，努爾沒有真正戀愛過，因為學校里的維族女孩除了跟他一起考進來的一個之外，少之又少。喜歡他的漢族女孩倒是不少，但他並不感興趣。
在北京，新疆青年努爾喜歡上了儒家文化。 2005年春，他喜歡上了於丹。幾乎讀遍了於丹所有關於孔子、莊子的書。在畢業前最狼狽的日子裡，努爾在傳媒大學的教室中聽過於丹的演講。演講結束後，努爾向於丹提問，作為一個少數民族青年，在紛繁複雜的現代都市裡，應該怎麼去立足？因為努爾學過播音，那一天在課堂上，他的聲音很洪亮，腔調十足。努爾覺得，那一刻他很給維族人爭面子。
於丹給努爾簽名寫了一長串，大意是，我希望你做到最好的自己。 因為這句話，努爾打算留在北京。和他一起考入傳媒大學的另一個維族女生，畢業後早早地回了新疆。
起初，在北京的路看上去一帆風順。2006年夏天，他一心想進中央電視台，為此他參加了2006年的央視主持人大賽，進到了前40名，距離成功就差一步了。但是後來情況變得糟糕起來。因為民族習慣，努爾飲食極不方便。進入決賽後，那裡沒有能夠解決民族餐飲的地方，大大影響了他的發揮。再加上他眼睛高度近視，角膜又出了問題，最終只好退出。
畢業後，在北京的日子變得艱難。首先面對的是租房子，努爾開始有意識地掩飾自己骨子裡此前張揚的那一半。他開始出門戴帽子和眼鏡，這讓努爾看上去更像一個漢族青年。
差不多找了半年，努爾才在西三環找到一個住處。隨後的半年，他穿行在北京的環路之間，投了無數的簡歷。
與此同時，為了疏導南疆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新疆自治區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把維族青年輸向內地。2006年，僅喀什疏附縣一縣，就組織了233名勞動力到天津企業務工，全年轉移農村勞動力7.02萬人次。
和那些來自南疆的年輕人一樣，努爾試圖在大城市找到自己的夢。他夢想着做個電台DJ或者電視台的主持人，他為此做着長久的準備，每日模仿着何炅的主持颱風，這不僅沒有為他帶來一份工作，認識不久的維族女友也離開了他。
努爾當時還想，實在不行就在迪廳做個DJ。直到2007年的一天母親來電話，說很想他。隨後，在北京的努爾大病一場。從醫院出來之後，努爾買了回新疆的機票。
失意者的街頭
2007年年底，回到烏魯木齊的努爾，出路並沒有變得開闊起來。
在人才交流市場上，可以看到的希望顯然不多。新疆的企業數量比起內地本來就非常有限，這些企業對少數民族畢業生的漢語、英語水平表示懷疑。如果能力不存在問題，一些以漢族人口為主的聘用單位(大多為企業)，也往往為避免因風俗習慣，主要是飲食習慣方面的差異所帶來的麻煩，而控制聘用少數民族畢業生。
為了改變這一狀況，2003年，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出台了《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鼓勵普通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就業的意見》，如規定中小企業當年招用高校畢業生及失業人員總數超過本企業職工總數的50%，或招用少數民族畢業生和女畢業生占本企業職工總數的25%以上，減免部分稅費等招工優惠政策，但成果並不明顯。
2008年，努爾開始嘗試着出國。去美國是他的夢想，也是烏魯木齊年輕人為數不多的幾條好出路。烏魯木齊每年試圖出國留學的年輕人都保持着兩位數增長，拒簽率也將近達到一半。在這個城市的年輕人看來，眼下的好出路包括，考公務員、做老師、進電視台，再或者就是出國。但努爾被拒簽了。
努爾在2008年還試着找過很多工作。他自始至終地渴望做一個出鏡主持，最初是電視台，後來是廣播電台，再後來，他甚至向烏魯木齊的一家大型商場投去了簡歷。當時這個大型商場招收3到4個部門經理，但是報考的人有200多個。努爾被錄取了，這是這家商場迄今為止錄取的第一個少數民族中層經理。但是幹了一個月，努爾辭職了。這個工作不是他想要的，整天和銷售打交道，讓他覺得這和自己的夢想離得越來越遠。唯一讓他值得懷念的，就是在這一個月裡，為商場主持了8周年店慶的晚會。 努爾還是喜歡舞台。
2008年後的一年多，他嘗試了很多個工作，但都持續不久。和努爾一樣，周圍一些從內地回來的民族青年，就業的路子都顯得狹窄而有限。一些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為了一個公務員的編制甚至等了3～4年。努爾一個復旦畢業的同學，一直在自治區某機關實習，如今都兩三年了，編制還沒有落實，一個月僅有400元的收入。
在2007年到2009年的三年中，努爾連續三次參加了烏魯木齊公務員的招考。但每年這個城市針對民族幹部的更新都很有限，他連續三年落榜。
面對越來越多失業的年輕人，新疆自治區政府從2003年以來，面向內地進行勞務輸出。據不完全統計，2003年一年，新疆勞務輸出54萬人次；2004年輸出100 萬人次。
但這些措施只是針對新疆農村青年的勞務輸出，對於那些有文憑、見過世面的大學畢業生，政府可以提供的有效辦法依然不多。
待業在家的努爾，內心衝突始終不斷。2008年，得知努爾未能出國的消息後，他一個北京的同學給他電話，說可以幫他把戶口遷到內地，前提是把民族身份改成漢族。
努爾偷偷地想過許久，甚至小心翼翼地去母親那裡求證生父的消息。母親對於那個男人的恨至今絲毫未減。而那個男人，現在可能就在北京。
努爾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的生父竟然有可能在北京，那個自己曾經想方設法試圖留下的地方。自己在那裡待了五年，竟然和這個人沒有一次相遇，他覺得這個人離他很遠。 努爾關於生父的這份微妙關係無法和維族的朋友分享，成為他很多年來內心的一個秘密。對於這種莫名的衝突，努爾有時候也覺得不能接受。一方面他個人顯得越來越西化，聽HIPHOP的音樂，跟老外說幾句不流利的英語，甚至為傑克遜的死而禱告。但另一方面，他在觀念上卻越來越趨向保守，他希望找一個溫順的維族女孩做老婆，而且必須是處女。
2009年6月，烏魯木齊開始進入不安的夏季。努爾還在大街上尋找着自己的希望和心儀的女孩。
與此同時，因受金融危機影響，新疆的經濟狀況開始變得不太妙。2009年初，新疆針對3.8萬家中小企業新增90億元貸款，意圖減少一些企業因受金融危機影響出現限產或停產。這些企業吸納和安置就業的人數，超過了30萬人。但同時，因為企業不景氣出現的失業人員，也越來越多了。
韶關錄像之火
6月底，來自廣東韶關的消息流傳於當地維族青年之間，他們通過QQ群，轉發着一個視頻地址。視頻是用手機拍的，像素很高。
視頻裡一群南疆的維族青年被追着打，看了後，努爾感覺很難過。以前上大學的時候，努爾很少和漢族人鬧矛盾。在他看來，維族人和漢族人出現衝突，往往是因為維族男孩在語言上說不過漢族青年，所以就乾脆幹起來。維族青年骨子裡有野性的一面，讓他們驕傲且不甘受挫。來自廣東的謠言各種各樣，最為離譜的說法是，在當地有300多個維族女青年被強姦了。而在當地務工的南疆維族女工僅只有200多人。這些消息讓努爾很憤懣，但包括努爾在內，可能並不了解全面的信息。
2007年8月，針對南疆地區多年組織農村剩餘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現象，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馬戎，曾以喀什地區疏附縣為樣本，在當地做調查並發表了《新疆喀什地區疏附縣勞務輸出調查》。
在做調查時，一位維族鄉長曾告訴馬戎，2007年3月，內地的一個鞋廠需要勞動力，計劃招60人，他帶隊去企業考察，專門帶上攝像機，把廠子的情況、宿舍、食堂、車間都拍下來，刻成幾張光盤，發給每個村，在一周的時間內讓全鄉農民都看到，“最後組織自願報名，90 %以上都是自願報名的。”
7月13日，視頻內的打鬥發生地、廣東韶關旭日玩具廠的人力資源部經理賀玲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介紹，旭日玩具廠屬勞動密集型企業，工廠招生產線上的工人，對文化要求不高，接受9年義務教育即可。
今年年初，招工信息放到網上之後，“縣勞動部門是通過網上了解到旭日用工信息，”7月10日，在接受境外媒體集體採訪時，新疆自治區疏附縣長艾海提 -沙依提介紹，經新疆方面有關領導同意後，專門派出人到企業考察，認為旭日用工需求大，5月2日，雙方互相考察10天后，疏附縣第一批325名維吾爾族的員工，就在6名領隊的帶領下，抵達韶關，進廠。6名帶隊幹部大多數是疏附縣當地副科級幹部，極個別是教師。
賀玲介紹，維族員工和漢族員工的薪酬標準屬於“同工同酬”。員工每月休息4天，工作日每天8小時，薪水28元（工資）+5元（津貼），每天加班3小時，按白天正常班的1.5倍計算（約5.25元），一般情況下，一個員工一月薪水在1400元～1600元。
此外，旭日玩具廠和疏附縣勞務輸出辦簽定協議時，還專門針對少數民族的風俗和習慣做出特別承諾。新疆籍員工住在一塊，每間宿舍10人；工廠2棟3層樓的食堂，每層2個操作間，單獨列出一個操作間為新疆籍員工食堂，廚師也一併來自疏附縣，以50人配一名廚師的標準；餐具等用品隔開；牛羊肉等食物由新疆籍員工在指定的清真食品供應商處採購。
新疆籍員工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交流存在障礙，“他們能聽懂漢語，但幾乎所有人都不會很流利地說漢語。”賀玲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語言障礙其實也是馬戎在《疏附縣勞務輸出調查》裡單獨提出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南疆農村中小學長期以來實施的是民族教育，即用維吾爾語講授全部課程，從小學三年級才開始講授漢語課程。由於課本難度低和缺乏漢族教師,這些中小學畢業生的漢語能力很差，基本上不能用漢語進行對話。” 自2000 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大力推動雙語教育後，這一語言學習模式才開始發生變化。據2007年4月疏附縣教育局統計，全縣小學生中只有3.1%進入“雙語班”學習，初中學生中有8.7%進入“雙語班”，高中學生中只有2.9%進入“雙語班”。換言之，前幾年畢業的維吾爾族初中生基本沒有漢語交流能力，2008 年也將只有133 名初三學生從“雙語班”畢業。為了克服語言障礙，在很多媒體有關新疆勞務輸出的新聞報道里，經常捕捉到年輕姑娘小伙手捧《實用漢語會話手冊》大聲朗讀的細節。
“或許由於漢、維族語言及生活習俗有所不同，平常假期時，工人間有小摩擦，”旭日國際集團主席蔡志明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說，但都不曾釀成大問題。 “出事前，沒有打過一次架，廠方對新疆籍員工也比較滿意，所以才會不斷增加用工數量。”賀玲介紹，5月25日，疏附縣第二批300多人，抵達韶關。6月 22日，第三批，170多人進廠。 “三批一共輸送了818人，出事前，有40多人因為不適應當地的環境返鄉，剩下大約780人。”賀玲介紹，根據廠方和疏附縣的協議，本來男女工比例應為 1：1，但實際操作過程中，新疆籍男工比例大於女工比例，男工500多人，女工200多人。
“這是一宗充滿偶然性的、單純的群體鬥毆事件，”韶關市公安局副局長劉國強7月9日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介紹，連參與鬥毆人員使用的工具，都是臨時在宿舍、車間順手拿來的垃圾桶、床腳架。劉國強介紹，這起事件很大起因是雙方語言不通，互相之間溝通困難，而此前社會上曾有謠言，稱該廠有發生漢族女工被新疆籍員工強姦的事件，因此一起因小摩擦引發的事件逐漸升級。 但烏魯木齊的年輕人，受到這個錄像的刺激，開始醞釀着示威。
7月5日，在廣場，努爾遭遇了示威遊行的維族學生們。努爾取掉眼鏡迅速加入了其中。 但最終，努爾沒有留在廣場而是回到了家。也許，是他骨子裡流着的另外一種血液，幫助他做出了這個下意識的選擇。 ★
“新疆始終是一個多民族的家園”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新疆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大正
新疆作為一個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地方，在民族交往和衝突中各民族結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聯繫
本刊記者/孫冉
中國新聞周刊：新疆的民族構成一直給人很複雜的印象，為什麼？
馬大正：新疆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秦漢之際，來自於河西地區的月氏、烏孫、羌人等紛紛遷入新疆，而塞種人則遷至帕米爾高原地區，及至匈奴興起，匈奴人不斷湧入新疆並成為這裡的統治民族。公元前1世紀，伴隨着西漢在西域統治秩序的建立，漢人日漸成為新疆眾多古老民族之一。漢代以後，更多的我國古代民族紛紛進入到包括新疆在內的西域地區，而尤其以我國北方蒙古草原地區的游牧民族為最多，突厥人、回紇人、契丹人、蒙古人先後湧入。這些民族和當地民族或和或戰，不斷融合，新疆地區的一些現代民族就是在這種民族大融合中誕生的。至清代，滿、錫伯、達斡爾等民族再次遷入，最終形成了新疆現在的民族分布格局。
中國新聞周刊：各民族融合的條件是什麼？
馬大正：新疆各民族之間的互補和融合可以在諸多方面體現出來。首先是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南疆傳統的以農業為主的綠洲經濟和北疆游牧經濟具有較強的互補性，而地處歐亞大陸通道又使各民族成為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個站點，頻繁通過這些站點的人員和物資一方面連接起了歐亞大陸，另一方面則將各民族凝聚為一個整體。其次是民族之間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促成了各民族的不斷發展壯大，諸如隋唐時期的高昌，無一不是在各民族之間的密切交流和融合中出現的多民族聯合政權，而許多現在的民族，諸如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柯爾克孜、俄羅斯族等，也多是在歷史上眾多不同民族之間的融合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新民族的不斷遷入一方面推動了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發展，促成了新民族的誕生，諸如回鶻的西遷為現代維吾爾族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對穩定新疆的局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進而為各民族的發展提供了寬鬆的社會環境。
中國新聞周刊：融合之外也有衝突？
馬大正：民族之間壓迫、剝削和歧視的存在是導致民族之間的衝突戰爭的主要原因，新疆也不例外。在新疆民族關係史上，既有新疆各民族反抗歷代王朝、割據政權統治者壓迫而引起的衝突，也存在着歷代王朝、割據政權統治者利用其他民族的力量鎮壓反抗或擴張勢力的戰爭。應該說，這些衝突戰爭在一定程度上對新疆的穩定和發展、各民族之間關係的發展不利，但同時這些衝突戰爭也是各民族形成關係的重要途徑。一些民族在衝突戰爭中消亡了或遷出了新疆，但消失的民族或遷出民族的遺留部分卻成為了其他民族的成員，或與其他民族融合而形成了新的民族，而有些民族則隨着衝突戰爭所帶來的全疆或局部地區的統一，逐漸融合了轄境內其他民族成員，進而得到了發展和壯大。如伴隨着回鶻的西遷及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鶻王朝的創建，回鶻人逐漸融合了塔里木盆地周緣的眾多民族，最終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維吾爾族。也就是說,儘管在歷史上各民族之間存在衝突戰爭，但新疆的民族關係並沒有因此而出現分裂，總的趨勢卻是在這些交往和衝突中各民族結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的血肉聯繫。
中國新聞周刊：多民族共存的局面也會導致文化和宗教上的共存？
馬大正：在新疆歷史上，曾經有着眾多具有不同信仰的宗教，原始宗教、薩滿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先後在新疆廣泛傳播。新疆歷史上多種宗教並存的格局是由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分布的特點決定的。新疆地處亞洲腹地,是古代聯結歐亞大陸的主要通道和樞紐，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新疆是東西方經濟、文化傳播和交匯的地區，不同的宗教往往在這裡交匯，之後再傳播到內地或其他地區。民族是宗教文化的載體，但由於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的分布和民族或民族政權的分布存在密切關係，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由此也導致了多種宗教並存的現象。也正是因為有了多宗教並存的狀況，歷史上的新疆文化呈現出絢麗奪目的色彩。但個別時期由於割據政權奉行單一宗教的政策為新疆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諸如在喀喇汗王朝時期，由於統治者積極推行伊斯蘭教，和信奉佛教並且當時是西域佛教中心的于闐展開了近一個世紀之久的衝突和戰爭，戰爭不僅造成了于闐文化的急劇衰敗，而且也對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的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和難以估量的損失。
中國新聞周刊：新疆自古與內地的關係是怎樣的？
馬大正：新疆及其中衛地區在我國古代稱為西域，我們的先輩早在先秦時期就使這一地區和內地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繫。西漢之後的我國歷代王朝，不管是統一王朝，還是割據時期的各王朝，都沒有廢棄對西域的開拓和開發。唐、元、清以其強盛的國力，不僅持續地對現在的新疆地區實施有效管理和開發，而且也將其周圍地區納入到了管轄範圍之內，設官立府、駐軍屯墾、興修水利、發展經濟和文化。只是到了近代，長期的閉關鎖國使清朝國力日衰，列強的蠶食鯨吞使大片領土從母體上割裂出去，形成了我國新疆現在的疆域狀況。
中國新聞周刊：邊疆一直存在割據與分裂的問題，新疆是怎樣的？
馬大正：在新疆的歷史上，既存在着割據政權，也有分裂政權，但總體而言前者一直居於主導地位，後者則是在19世紀之後成為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因素。由於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特點，以及中央王朝採取的以羈縻統治為主的治理方式，在新疆歷史上一直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眾多政權。但是，這些割據政權並沒有以分裂中國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而是或希望通過割據來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或積極主動地和中原王朝保持政治聯繫。進入19世紀下半葉之後，隨着“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分裂中國為目的的分裂分子和國外勢力相勾結，開始試圖在新疆建立分裂政權，陰謀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但新疆分裂政權的出現是在20世紀上半葉，1933年11月出現在新疆喀什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是這一思潮直接導致的結果。應該說“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出現是在新疆軍閥混戰、農民暴動此起彼伏的特定時期偶發的一次分裂行動的產物，雖然其存在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個月，但危害卻是深遠的。也正是有了這一惡劣先例，分裂活動成為20世紀新疆穩定和發展進程中的一股濁流，一些分裂組織通過篡改歷史來混淆視聽，利用宗教蠱惑人心，而且90年代開始在新疆製造了一系列的暴動、騷亂、爆炸等恐怖活動，並且和境外的敵對勢力相勾結，已經對新疆的穩定和發展形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