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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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北京的第三天，毛同我談到反右派運動的情況，問到我醫學界的反右。我毫無所知，回答不出。毛詫異地說︰“你可真是‘山中不見人’了，你到協和醫院去看看那裡的大字報。那裡有你的老師和同學，同他們談談，回來告訴我。”

  北京協和醫院是全國最完善的醫院之一，醫生素質優秀，設備齊全。舊醫院原本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一九四九年後依蘇聯模式，完全改組。一些優秀的醫生被分配到其他醫院，由黨委接管醫院事務。現任黨委書記是張志強。黨方面認為戰時曾接受紅軍醫務兵訓練的張志強具備醫生資格，但醫院裡受過西方訓練的大夫無法接受。但張是個老革命，在那時政治成分大過一切。

  我到協和醫院找了幾位老同學談，大家主要的意見是，衛生部將北京協和醫院的各種人員拆散，分別調到別處，別的醫院，而且將綜合醫院，改成專科醫院，他們認為這對培養全面的人才不利。有幾個人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時提出了以上的看法。我回去以後，轉告給毛。

  毛正色道︰“你這個人是‘淺嘗輒止’，了解得不深不透。你再去了解，回來告訴我。”

  我參加了一次全院批判大會。會上發言人的箭頭集中在協和醫學院院長李宗恩和醫院院長李克鴻兩人身上。發言的人，大都是年輕的實驗室技師和護士，他們受的教育不多，不懂醫院管理。年輕的醫生們則對醫院事務較有了解，又尊敬這兩位長輩，故多未發言。

  發言的人都斥責李宗恩、李克洪一貫不服從黨的領導，向黨爭三權，即人事調動權、財務支配權和行政管理權，總的一句話，向黨奪權。會場上大眾的情緒很熱烈。

  我很同情兩位李醫生，他們公開批評黨領導之舉實屬不智。我覺得再怎樣不該批評黨中央。我那時才在毛身側工作三年，仍非常崇拜他。毛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我沒有自己的思想。我覺得毛永遠是對的，從未想過該跟他有不同的想法。

  會後，我去找張孝騫大夫。張孝騫大夫也是湖南人，解放前在他母校湘雅醫學院做院長，後轉為北京協和醫院內科主任。他是中國境內數一數二的優秀專家。這年春天張也給黨提了意見。張說，他做內科主任，可是對內科的醫生的去留沒有發言權，是個傀儡主任。反右派運動展開以來，張日日心驚肉跳。

  張孝騫一見到我，立刻抓住我的兩手說，他犯了大錯誤。他說︰“我說了一些過頭的話。”張又講，大家認為他是想向黨爭人事調動權。他說︰“我可是沒有要人事權的意思。我只是說，科主任應該對科內的醫生的業務能力評定，有發言權。”最後張又說︰“你要把我的這些話反映上去。”

  我回去後，將以上的情況告訴毛，特別將張最後的話向毛講了。

  毛笑著說︰“你這次才算了解清楚了。這三權是黨領導的具體表現，將這三權交出去，黨還領導什麼?”毛歇了一下說︰“打了這麼多年的仗，死了這麼多的人，共產黨才從國民黨手裡奪來這三權，他們要爭這三權，談何容易。”

  他接著又講︰“張孝騫同這些右派不一樣，他是個書呆子，讓人利用了。我以後還要找他談談。”因此張逃過此劫。

  但李宗恩和李克鴻大夫下場悽慘。反右運動，二人都被定為“右派”，免職“下放”改造。李克鴻到雲南一所小學裡當圖書館員，李宗恩被流放到貴州，兩人都死在外地。

  反右越深入，可以明顯看出來，毛的思考越加深入，換句話說，他張開的網，越加大了。但我仍不明其所以。我不知道勞改的確實人數，也不明嘹所謂“改造”的真正目的。從毛的談話中，我覺得毛對敵人寬大，給他們改造的機會。毛說不該殺王實味時，我也相信了。我支持毛和反右運動。毛是對的，共產黨好。他們解救了中國。

  直到三年後，也就是一九六零年，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告訴我“反右運動”中，有五十萬人被大成右派分子。每個單位奉命都得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獄遍布，誣陷泛濫。

  也是那時我才真正了解被打成右派會有什麼樣的遭遇--許多人被撤職，送去勞改營“改造”摧殘至死。毛總是毫不留情地打擊他的政治上的敵人或對手，誰敢於冒犯他的，無不家破人亡。他說他不殺人，可是“改造”帶給人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無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而已。

  我後來參加十三陵大壩的修建工程時，才略微醒悟到勞改營里的生活會是怎樣的光景。在勞改營中，一個只能馱二十斤石頭的人被迫馱四十斤，他自然承受不住，癱下來了。因為他是右派分子，不馱也得馱。在他飽經摧殘，無助而痛苦時，大家就逼他認錯，他只好出賣朋友，連帶供出別的人。許多人不堪摧殘而慘死在勞改營中。死亡似乎比毛所謂的“改造 ”還仁慈些。

  我早該知道這些情形，我有的是機會了解。毛給了我不少暗示。

  毛有天跟我說︰“我也常說，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加上這次的右派，這共有三千萬人。這三千萬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個不小的國家，集合在一起就會鬧事。現在我們不將他們集中起來，把他們分散在各單位，這麼一來他們就是少數，我們這六億人口裡面有三千萬，二百人裡面有一個，還怕什麼?我們黨里有人就是想不通。我對黨內好多人講了，你們就是要硬著頭皮頂住。他們說，哎呀呀，不得了啦，頂不住了。可是大多數還是頂住了。少數不但不頂，還鬧退黨，還同右派一起向党進攻。現在我們知道這些人是誰了，就可以好好整他們。”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三千萬“人民公敵”。這數字似乎不可思議。但當時我覺得毛肯定有他的道理，這數字的來源一定可靠。後來我甚至相信這數字應該更高些。

  毛也曾給我別的暗示--中國百姓的生命對毛來說一文不值。

  毛常說︰“我們有這麼多人，死個一、兩千萬算得了什麼?”

  走筆今日，我很感激我當時的天真無知。當年我還不如現在這般了解毛，不知道外面整人之風橫行，知識分子身受可怕折磨，以及許多人正一步步地步向死亡。我曾想離開毛的行宮，但每次毛都把我召回去。我在一組中，如同困獸，無法掙脫。我原本應該明白更多的真相，但我卻視而不見。如果當年的我知道外界的真實情況呢?了解“反右”的巨大規模呢?我一定會無法接受，也無能為力。我會無法離開一組，也無法在其間裝傻過日子。中國人常愛說“難得糊塗”--我想這就是我那幾年的情境。撫今追昔，我了悟到那幾年我是在糊糊塗塗之中度過。我不得不如此。只有那樣我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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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21） 第一篇：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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