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

林思云

1949年中共占领南京后，在雨花台修建了雨花台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写着：国民党政府在雨花台曾经屠杀了30万共产党烈士。毛泽东亲自为纪念碑提词：“死难烈士万岁”。但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碑”。1979年以前大陆的中学历史课本中，也并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

比如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的“中外历史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样简单的记述，完全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而该书在1927年的大事中，倒有蒋介石屠杀大量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记载。1975年版的《新编中国史》中的“历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也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的记载，完全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踪影。1979年版的全日制中学历史课本中，南京大屠杀才首次登场，直到1985年中国政府才开始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日本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要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难道是因为毛泽东特别地亲日？的确毛泽东本人亲口对日本人讲过“要感谢日本的侵略”之类的话。

以笔者看，毛泽东时代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倒不是因为毛泽东特别的亲日，而是因为毛泽东要丑化蒋介石，要编造一个国民党不抗日，只有共产党抗日的谎言。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书中，把国民党军队描述成一见日军就逃跑的形象，声称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80％以上的日伪军，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是在共产党战场，抗日战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如果向学生们讲述“南京大屠杀”，必然要提到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和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显然与 “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国民党逃跑避战”的神话是相矛盾的，因此不得不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1979年后中共开始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曾积极抗战，这才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重新出世。

南京大屠杀曾一度被抹煞的事实说明，为了在历史上圆满一个神话或谎言，就往往不得不另外再追加编造十个新的谎言。制造神话的结果使中国的历史书中谎言遍地。现在中国的历史书虽然有较大的改进，但近代史的部分仍然掺假很多。

南京大屠杀本来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样的历史事件不应该被政治所利用，更不应该为了政治的目的来随意篡改和歪曲历史事实。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教科书却是随着政治局势一变再变，南京大屠杀从被抹煞又一变为被过分强调，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应该以严肃和负责的求实历史观点来加以探讨。

一、南京战役的背景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使中日战争成为全面持久的战争来拖垮日本。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将他最精锐的、由德国将军亲自训练的全德式装备的三个师：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投入上海，主动向在上海租界的日军进攻，使中日战争变成了真正的全面战争。随后蒋介石向上海投入了70万大军，迫使日本向上海派出了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的20万人的上海派遣军来与中国军队抗衡。上海战役中日军的伤亡多达5万余人，中国军队的伤亡也多达27万余人。为了打开上海战线的胶着局面，日军又派出以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的10万人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夹击中国军队。1937年11月5日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使中国军队面临背腹受敌的局面而被迫撤退。1937年11月9日，上海失陷。

上海陷落后，距离上海300多公里的首都南京直接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上海失陷两天后的1937年11月11日，蒋介石召集各路将领商讨保卫南京的问题。在该会议上，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放弃南京。因为上海和南京之间一路都是平原，无险可守。而且中国军队的主力在上海战役中死伤消耗甚大，战斗力的恢复需要相当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对日作战战略是持久战，并不在于争夺个别城池的得失。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也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可是这时唐生智却站出来激昂地说：“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怎么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人愿意守卫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在过去曾二次参加倒蒋运动。到1937年，唐生智在国民政府中已仅仅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名誉官员。这次唐生智出来主动请战，也是出于一种企图恢复军权的功名心。唐生智这样激昂的爱国主义发言和决心，使其它将领都失去了反驳的勇气。蒋介石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负责南京保卫战。

从内心来讲，蒋介石也是主张放弃南京的，因为即使日军占领南京，在战略上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但由于9·18事变以来，蒋介石一直被贴上不抵抗的“恐日病”标签，蒋介石害怕下令不战而放弃南京，又会被社会舆论和他的政敌指责为投降和卖国。所以蒋介石希望在南京进行一下象征性的短期抵抗，以应付社会舆论。但唐生智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死守南京建议，在道义上尽占上风，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唐生智的死守南京作战计划。死守南京的作战计划造成了后来南京军民的重大伤亡，是南京大屠杀的契机。

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发动进攻南京的计划，日本政府和军部本来准备让在经历了3个月艰苦作战和巨大损失的日军“凯旋归国”。1937年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上海派遣军的松井司令和第十军的柳川司令发出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可是当时日军中的狂热军官并不肯就此停战，“下克上”的现象再次出现。11月15日，第十军召开了柳川司令临席的军团扩大会议，在会上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提出了第十军单独进攻和占领南京的疯狂计划，最后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有人提出粮草和弹药的补充如何解决，狂热的军官们说：“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11月20日非常吃惊地接到第十军已擅自向南京进军的情报，多田次长当即下令第十军停止进军，但没有任何效果。11月22日，多田又接到上海派遣军松井司令打来的电报：“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原来松井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看到柳川率领的第十军向南京进军，按捺不住争功的心情也开始向南京进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就象在运动会上争夺第一名一样，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南京进军。多田次长等不扩大派本想阻止对南京的进攻，但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也是攻占南京的积极支持者，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少壮派军官们高喊：“南京！南京！”。最后参谋本部不得不在11月28日批准占领南京的计划。

二、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

守卫南京的主力是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以及由军事学院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1万2千余人） 。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在上海战役中人员损失都已过半，士兵的大多数都是临时补充的新兵。由于中国没有预备役的征兵制度，这些新兵都是从农村临时召集或强行抓来的壮丁。这些新兵完全没有受过基础的军事训练，使三个主力师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只有教导总队有较强的战斗力。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日以后，南京的政府机关已全部撤离南京，蒋介石夫妇也于12月7日飞离南京。在国民政府撤离前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唐生智司令悲壮地发誓要和南京共存亡。南京的行政机构撤走后，将南京的行政责任委托给由德国人拉贝为首的十几个西方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了一个保护一般平民难民的安全区。

12月8日，日军占领了南京的所有外围阵地，形成了对南京的三面包围，南京守军的唯一退路只剩下北渡长江一条路。可是唐生智却摆出了“背水一战”的布阵，将长江上的渡船全部销毁，自己断绝了南京守军的退路。唐生智还把三十六师布置在面临长江渡口的挹江门，下令如果有人试图向城外逃跑就开枪阻止。12月9日，松井司令向南京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要求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以前投降，但中国军队没有理会日军的“投降劝告书”，于是日军在12月10日对南京发动了总攻。

南京的城墙高达20米，宽13米，一般的山炮无法击破。日军首先向地形上比较容易进攻的光华门发动攻击，但守卫光华门的是最有战斗力的教导总队。战斗十分惨烈，日军曾一度占领光华门，又被教导总队发动反攻夺回。坚守中华门和雨花台的八十八师抵抗也十分顽强，到12月12日为止的3天激战中，日军伤亡人数多达7200余人（死2600人，负伤4600人） ，但仍没有能够突入南京城内。

可是在12月12日傍晚7点，唐生智却突然向各路守军发出撤退的命令，自己也背弃了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于12月12日傍晚8点，乘坐为他保留的最后一条小汽艇北渡长江逃走。唐生智的带头出逃引起了南京守军的哗然，本来大家都准备战死到最后一个人，可是自己的司令却在最关键时刻首先背信逃走，还有谁愿意继续拼命抵抗？南京守军一下就发生总崩溃，完全失去了组织，官兵们开始各自设法逃命。

由于南京三面被日军包围，唯一可以逃跑之路就是北渡长江。于是大量士兵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蜂拥向挹江门，试图北渡长江而逃。但唐生智并没有解除他对守卫挹江门发出的三十六师的不准任何人出城逃跑的命令，所以三十六师开枪阻止试图出城逃跑的守军，于是中国军队双方发生了交火，最后城内的守军动用准备进行街巷战的坦克，击破挹江门出城，随后的大量逃兵和试图逃跑的难民也乘势冲出城外。但渡江的船只已全部销毁，很多人就抓一块木板、一条树枝试图游水渡过近2公里宽的长江。但12月份的江水十分寒冷，绝大部分试图渡江的人全冻死在江中。一些逃兵看见无法渡江，就再次返回城中。他们扔掉武器，脱掉军装，抢夺老百姓的服装穿在身上，逃入保护一般平民难民的“安全区”。

12月13日一早，日军吃惊地发现曾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忽然全部退走，日军轻易冲入南京城内。下午2点左右，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挹江门，发现挹江门外有成千上万的逃兵和难民挤杂在一起试图渡江，于是日军向逃兵和难民们开火，造成血染长江的大惨案。由于南京城内四处都是中国士兵脱扔的军装和武器，日军认定有大量的中国军人化装成平民潜入“安全区”。由于在上海战役中日军多次遭到平民和学生组成的“便衣队“的袭击，所以日军开始对“安全区”进行大搜捕，抓捕“便衣队”。一旦抓捕到隐藏在“安全区”内的逃兵就处死，一些无辜的平民也因此被杀。此外，日军还以缺乏粮食为由，杀害了很多投降的中国士兵。

日军12月13日进城后的2周内，日军士兵在南京进行了大量的杀人、强奸和抢劫，这就是“南京大屠杀”。据中国政府估计有30万人被害，但多数日本人认为30万人是一个过分夸大的数字。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在后面再谈。关于南京大屠杀具体过程的中文资料非常丰富，在此就不再赘言。

三、几点反思

对于中国方面，南京保卫战是一次遭到惨重损失的、非常失败的战役，其教训是深刻的。首先南京保卫战在战略上完全没有必要，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将领也反对死守南京。死守南京的计划是唐生智打出爱国主义旗号的“极左”路线的产物。保卫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赢战争，而仅仅是为了保卫和塑造“爱国者”的面子。更为可怕的是一旦有人提出这样“极左”的爱国口号，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出来阻止，因为大家都怕承担卖国或汉歼的罪名。蒋介石之所以不肯不战而放弃南京也是害怕承担“卖国”的罪名。但以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来塑造“爱国”的形象，实在太残酷了。

然而令人震惊的还是中国官僚的腐败程度。唐生智在公共场合上信誓旦旦的宣布要与南京共存亡，并销毁一切船只，断绝了南京军民的所有退路。但暗地里却为他自己准备了逃跑用的船只，并在关键的时候带头逃跑。对于唐生智的撤退命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唐生智自己下的撤退命令；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向唐生智发出“若不能坚持可以撤退”的命令。但不管怎么说，唐生智都付有无法逃避的责任。

军队司令在下达撤退命令时，一定要说明向哪个方向撤退、以什么方式撤退、谁先退谁后退、谁来断后掩护，这是司令官的起码责任。绝不能说一声“撤退”，就扔下军队不管自己首先逃跑。如果唐生智能够少贪生怕死一些，指挥南京的军队有组织地撤退，绝不会死那么多人。抗日战争中，象唐生智这样口头上最英勇无畏，实际上最贪生怕死的腐败官僚，绝对不是少数。后来唐生智又投靠共产党，作了一个“花瓶”的政协委员，1970年去世。

当时南京城中大量的中国士兵扔掉武器、脱掉军装逃跑，被西方和日本人作为中国士兵贪生怕死、没有爱国心的笑谈。但外国人无法理解这些中国士兵之所以这么做，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出卖他们的腐败官僚的愤恨。守卫南京的中国士兵在唐生智逃跑以前并没有人脱掉军装逃跑，大家下了与南京共存亡、与指挥他们的司令官一起牺牲的决心。当他们得知要求他们战死到最后一个人的司令官带头逃跑时，其被欺骗的愤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扔掉武器、扔掉军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示他们不再为那些欺骗他们的腐败官僚去卖命的决心。还有一些军队得知唐生智带头逃跑后主动向日军投降，后来成为汪精卫政府的“伪军”。

鸦片战争后的历次对外战争中，中国军队往往是望风而逃。其原因并不是中国士兵的贪生怕死，而是指挥他们的腐败军官们贪生怕死。在朝鲜战争中，由于指挥中国军队的不是怕死的腐败军官，所以中国军队也赢得了不怕死的声誉。中国近代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其根源还在于腐败的官僚。对于那些一切为了钱的贪官们，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能够在战场上经得起生死的考验。

对于日本方面，南京战役也是一次失败的战役。南京战役是日军中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煽动起来的。日军虽然占领了南京，但结果反而使其完全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在战略上是完全失败的。同时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奸抢，使日本人背上了一个难以抹去的历史污点。在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时，日军以军纪最好、没有进行烧杀奸抢而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为什么南京战役中日军出现了大规模的烧杀奸抢呢？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军在南京出现大规模的烧杀奸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严重的物质不足。 由于南京战役是下级军官煽动、急造出来的战役，完全没有进行粮草等基本物资的准备。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向南京进军时都是靠“现地解决” 来解决所需的粮草。所谓“现地解决”其实就是抢劫。由于上海到南京一带是中国有名的粮仓，所以从上海到南京的一路日军还没有遇到太大的粮草困难。可是在南京战役中，中国采用了“焦土政策”，将南京周围16公里以内的村庄全部烧光，人员全部撤走，使日军在攻打南京时无法从附近搞到足够的粮草。据一个当时参加过南京战役的士兵回忆，在2天的南京攻城战中，他只吃过一棵生白菜。这些饥肠辘辘的士兵一旦进入南京城就进行大肆抢劫是可以想象的，而抢劫又往往伴随着杀人。因此物质不足成为日军在南京城中大肆抢劫杀人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大量的高龄预备役士兵。 1937年日本的现役陆军部队只有25万人，上海战役时紧急动员预备役部队才组成了一支30万人的大军。所以进攻南京的士兵大部分是25岁以上的高龄预备役士兵。现役部队的士兵是高中一毕业就直接进入军队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接触过社会，没有社会上的各种不良习气，比较单纯和遵守纪律。而高龄预备役士兵已进入社会多年，很多人染上了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和习惯，要使一支由染有不良习气的人所组成的部队保持较好的军纪相当困难。

据日军第十军自己的内部记录，第十军的军法部在南京期间处理了102件士兵犯罪案件（杀人、强奸、抢劫等） 。其中现役士兵只有4人，其它都是高龄预备役士兵。可见高龄预备役士兵是犯罪、特别是强奸犯的主力军。1945年苏联进攻“满洲国”时，以高龄士兵为主的苏军士兵在“满洲国”也发生了大量强奸事件，可见保持高龄士兵的军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南京战役后，日军也意识到大量强奸事件的严重性。从1938年开始日军开始在军中设立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机构，“慰安妇”机构的设立使日军在后来的战争中强奸事件大为减少。美国后来也“学习”了日本的“慰安妇”经验，1945年美军在日本上陆时，美军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日本政府在10天以内为美军提供1万名以上的“慰安妇”。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人对战俘的态度。 由于历史上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日本人形成了宁死不当俘虏的世界观。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中，日军的空闲升少佐在身负重伤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中国军队俘虏。停战后空闲升少佐被送还日本，但他在回到日本后自杀，以死来洗去他曾经作过俘虏的耻辱。该事件在日本一时成为美谈。中国抗战期间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据说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后跳崖自尽，追赶他们的日军士兵在五壮士跳崖后，曾列队脱帽表示敬意。日本人在历史上就有一种对俘虏的人格歧视，这是造成日军虐待和杀害战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中日在“南京大屠杀”上的争执

中日双方一直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存在争执，这成为两国关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日本有一些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但大部分人还是承认日军在南京进行过屠杀，但人数绝没有中国所说的30万之多。中日双方在“南京大屠杀”上的争点主要在人数上。

一些日本人说中国人历来就对数字问题很不认真，在中国历次的古代战争中从来没有认真细致的伤亡人数统计，只有死亡10万、30万这样的估计数字。共产党说国民党在南京雨花台曾经屠杀了30万共产党人，30万这个人数并不是经过严格调查而得出的结论。为了凸现国民党的残酷性就随意制造出30万这个数字，反正国民党在南京雨花台的确屠杀过很多共产党人。当然台湾的国民党不会承认这个数字。1989年六·四时，一位中国人在电视上公开对外国记者说在北京有几万人被杀，后来该人被共产党以造谣罪判刑。其实该人并不一定是有意要诋毁共产党，中国人在传统上就对数字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喜欢随意夸大。

为了说明国民党的残酷，共产党夸大国民党的杀人人数；为了说明共产党的残酷，民主人士夸大共产党的杀人人数，似乎不对对方的罪行进行夸大，就不能充分说明对方的罪恶。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有心态。

1947年审判日本战犯时，国民政府向远东国际法庭提交的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为34万，但国际法庭在最后判决书中，把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压缩为20万。在稍后对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松井石根大将的死刑判决书中，又把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压缩到10万。为什么国际法庭要压缩中国政府提出的被害人数的数字？这值得中国人深思。不过中国人对数字问题并不太在意，没有因为国际法庭压缩南京大屠杀的人数而向国际法庭提出抗议。反正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审判就行，并不在意和计较判决书上的具体被害人数。

西方学者评论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世界上“最苦恼”的历史学家，在中国不能进行求实的历史学研究。上面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正确的，历史学家们只能去研究寻找焚书坑儒正确性的依据，绝不能研究出焚书坑儒并不正确的结论。上面说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是30万，历史学家们只能去寻找被害人数是30万的依据，绝不能研究出被害人数不到30万的结论。中国的历史是“唯上历史”而不是“唯实历史”，这种“唯上历史”在中国可以通用，但在国际舞台上绝对没有任何效力。

中国政府今后应该放开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上的“人数限定”，因为被害30万人这个数字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也没有被承认。应该让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可以用“唯实负责”的态度，搞清南京大屠杀的真正被害人数，为人类的历史书写真实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