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王铭铭教授辩护 时间:2002年1月13日 作者：杨冰

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成为近年社会科学界讨论的热点，一些人乐于充当“学术警察”，这些都是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好事。不过，凡事总有限度，若在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讨论中钻进牛角尖，好事就会变成坏事。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向来喜欢钻牛角尖，当前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讨论似乎也钻入了这个由好事变坏事的牛角尖中。我不很清楚的是，这种变化是因为一些人的糊涂还是他们的精明，是有组织的诽谤还是引发了阴暗的内心世界的竭斯底里。其中对王铭铭的有些攻击，似乎成了竭斯底里发泄的典型。

我是王铭铭的受惠者，是读他写的著作进入学术研究中来的，我因此要为王铭铭辩护。这些辩护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有人指责王铭铭的著作粗制滥造，常有常识性错误。对中国不了解的程度也令人吃惊。这些说法也许不错，不过，我在读王铭铭的著作时，却深受他讨论问题、观察事件视角的启发。正是他的讨论让我在农村研究中入了门。王铭铭著作讨论的问题，是从一个学科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上讨论的问题，正是这种独立的学科立场，构成了他著作中独特的一面，恐怕也正是这独特的一面构成了“异文化”的敏感和启示。对于一个希望讨论本学科问题的学者，他在使用其它学科的知识时，出现有时甚至是那些“大学者常识中的错误”，也不奇怪，因为他的企图在于说明本学科的一个创见、一个新的叙述方式、一个本学科的问题，他本来就没有将关注的焦点放置于学科之外，他当然也不是每一学科的通才。在具体学科上有错误，却并不一定影响他研究框架和创见的学术价值，比如《社区的历程》，他采用历史线索来叙述人类学文本的尝试，对于开展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国家的人类学研究，难道不是很重要的吗？当然，王铭铭著作中犯有一些“大学者常识中的错误”，这些大学者可以指出来，这于学术研究和王铭铭本人都有好处，而若因为某某著作中竟有“常识性错误”，就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就太过份了。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讲从两处错误看何新学术信誉的危机，是说何新在北大演讲中引用的两句诗的出处不对，由此对何新的所有研究进行否定。这种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不是批评，是打棍子。既然王铭铭和何新做的是学术研究，他们只是发表了一家之言，不是写的政纲，就应该允许其中有错误，甚至是某些“大学者常识中的错误”，评价其研究好坏的标准就不是是否有错误，有几处错误，而是是否可以给其他研究者以启发，有多少启发。我读王铭铭和何新著作受到的启发最多，认为他们不仅有许多译介似的研究，而且有很多原创性的研究，我也一直将他们当作我的启蒙老师。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是王铭铭和何新著作的受惠者，既然这样，我们中的一些学者为何这样不能容人，恨不得一棍子将人打死呢？我想，在这种不能容人的背后，一定有说不出口的阴暗目的。

又有人指出王铭铭校的译著中将孟子译为门修斯，称之为“学术界的耻辱”。网上有人将其作为攻击北大、三联书店和王铭铭的强武器。将“孟子”译为“门修斯”当然是错误，不过，这种将一个错误无限上纲的做法，让人想起文革。毛主席说，只有死人和不做事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大意），凡是做事情，都会犯错误，而且会犯常识性错误。既然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且会犯常识性错误，那我们要共同推进学术研究或其它任何事业，就应相互帮助，善意指出其他人的错误，每个人都犯错误，其他人来善意指出，然后每个人都改正错误，这就会有利于中国学术研究和任何一项事业的进展，而假若我们每个人都是去恶意寻找别人的错误，纠住别人的错误不放，这种做法最终会变成狗咬狗。不说是什么学者，人都不是了，人变成了狗。

不是看译得有无错误，而是看王铭铭校的这本译著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我正好也读了这本书，限于自己的能力，并未完全读通，不过我很希望有更多王铭铭这样的人来做这种学术译介工作，他们的工作令人钦佩。中国现在愿做且能做这种学术译介工作的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

第二，有人指责王铭铭的著作有抄袭的问题。是否抄袭，有人已列出证据，说《想象的异邦》主要抄自王铭铭自己翻译过来的《当代人类学》，不说这种抄袭是否真实，我想要问，王铭铭为什么要抄袭？他是要评职称？从《想象的异邦》的介绍来看，在此书出版前王已评为教授，他不需要靠抄袭来评教授。他若抄袭，只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写的一本介绍性的论著，这种介绍性的论著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其中某些段落沿袭了其他人的说法，而是他在这种说法中加入了多少自己的说法。王铭铭在《想象的异邦》前言中说，“我觉得本书不代表一个很成熟的看法，而只不过代表了我在理论思考中的若干片段”。我关注的是，王铭铭在引述别人的材料乃至观点时，是否有自己的理论思考。从我的阅读看，《想象的异邦》不仅有大量这种理论思考，而且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对当前学术界的不满是，王铭铭《想象的异邦》不是太多，而是实在太少。麻烦诸位批评者也拿出《想象的异邦》来启发学术界，来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服点务，好不好？

其实，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以上我为王铭铭辩护的两个方面，问题的根本是，当前社会科学界关心的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要将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引向何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最为关键时期，这时的中国对社会科学界的要求，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拿出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化的现状，对于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对于把握中国现代化的机遇有用的理论方案。这些工作，需要社会科学界作为一个整体，以对中国现代化本身的关怀为焦点，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而要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需要有那些将自己的研究突破过去的学科体制和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大师的出现。当前中国学术界开展学术规范讨论的一个方向是与西方对话，中国的优秀学者乐于做西方社会科学体制下的匠人，做一些技术性的细碎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有用，但这种研究于中国洪大的现代化，用处却极有限。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对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把握，这个时候，中国学术界应该充分允许学者犯有时是常识性的错误，学者之间相互心平气和地讨论，逐步将社会科学研究变得于中国现代化有益。不允许学者犯错误，就是让他们去做一点一滴的工作，这种想法的出发点不错，但若人人都怕犯错误，不敢去发表于其他研究者有启发的论著，也不能去翻译可能出现错误的译著，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可以深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益的理论体系如何可以建构？学术大师如何可以出现？

中国现在尤其需要那些不怕犯错误，敢于大胆提出自己有时还不太成熟见解的学者，这些学者也许常犯常识性错误，却可以为其他研究者带来有启发性的思考。不是一篇论著中没有错误，而是一篇论著中有多少创见，决定了这篇学术论著的价值。

我没有见过王铭铭，但感激王铭铭学术论著中的大量创见及其对我的研究的启蒙。

2002年1月12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