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七） 林思云 第二部分之五 护党救国运动

1927年12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
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
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1928年2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
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蒋介石统
一全党后，于1928年4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
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挡，仅仅两个月后的6月8日就攻占了
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蒋介石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顺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
方诸国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时，苏联支持国民党，而西方诸国支持北洋军阀。蒋
介石于1927年4月暴力反共以后，西方诸国开始放弃对其他腐败军阀的支持，转而支
持蒋介石。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美国带头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诸国
不久也承认了南京政府，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奉
系军阀张作霖在战败后从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死
后不久，继承父位的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新疆的杨增先不久
也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使中国在军阀混战了十几年后，首次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

按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设想，在武力统一中国以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
治的国家。作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
义”，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
成功后立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
实现民主化。 "军政”阶段是指在军事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
“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用暴力推翻
反革命政权，建立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后，
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
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
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后，最后进入“宪政”阶段。在“宪政”阶段由成
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后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选政权，最终实
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后，于1928年6月15日代表
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10月3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
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
设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但这种五权分立政体居然在政府中设立立法院和司
法院，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均处于被国家政府所领导的地位，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
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三权分立”体系是背道而驰的。所谓
“五权分立”，只是把五种权力集中于国民党之下的独裁体制，所有五院的院长由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皆由国民党员担任。

当然这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当
时国民党中并没有人对“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提出异议。蒋介石自己出任国家元
首的国民政府主席，由胡汉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长等高级职务。可是在召开国民党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上，蒋介石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极大的反对。

1928年2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
在全部大会代表名额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选举一半，而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
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这个方法，全部409名大会代表中，211人为指定代表，122人
为圈定代表，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76人。这样一来，“三大”的代表几乎
全是蒋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为蒋介石个人包办的大会。

这简直是制造蒋家天下！大量的国民党人开始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借大会
之名窃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而反对蒋介石军政独裁最坚决的，
是以陈公博为首的“改组同志会”。1927年底汪精卫辞职前往法国后，陈公博和顾
孟余、王乐平等人组织起“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张恢复国民党
1924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盂余办《前
进》等刊物，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进行“笔战”。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
们的错误》一文中指出：“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
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陈公博生于广州，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源。陈志源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起义失败
后入狱。此后陈公博开始以打工为生，后来又去当兵，做过班长、司务长。1914年
陈公博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老师陈独秀的教
导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北大毕业后，陈公博回广东法政学校任教。1920年陈
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和陈公博等人一起组织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
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参
加中共的“一大”。 陈公博在中共建党初期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委员，但1923年
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后，宣布脱离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1925年陈公博回到广州，在广东大学当教授。
陈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恺的赏识，后来又被汪精卫看中，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时，陈
公博担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在廖仲恺遇刺后，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陈
公博一直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党内斗争中，均站在汪精卫的一边。

汪精卫的政治信条是基于民主思想的“均权”与“共治”，这与蒋介石的政治信条
“专权”与“独裁”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时说：他只是同情改
组同志会，并不是改组会成员。但汪精卫对改组派有极大的影响，是改组派的“精
神领袖”。改组派以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
行民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和香港，
以及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全盛时期成员曾多达万余人。
改组派在蒋派的南京国民党区内也有相当的力量，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
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

在“三大”开幕前夕的3月11日，陈公博、顾盂余、何香凝、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央执
监委员十三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胜利以
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却违反民众要求，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而万
民所望之党的‘三大’，其代表选举法及代表产生法，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
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本党曾反对段棋瑞之善后
会议，以其为少数军阀政客所操纵。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之产生，亦与类似。
按照此种办法，则所谓代表者，己完全丧失其意义。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
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闻。为此，对此种之会誓不承认。”

改组派的这篇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大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的大会代表也
提出辞呈表示抗议。3月14日，中央大学学生、国民党员吴健带动一批党员到南京市
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人们高呼：
“反对蒋委员长阴谋篡党夺权！”，“坚决反对蒋委员长包办操纵大会代表！”。
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全
市十个区党部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案》后，忽然一群暴徒冲向主席台殴打吴健和其他主持人，紧接着大批军警赶来冲
进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多人，并当场逮捕代表七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
事件。

“三一四”事件后，改组派的南京分会被暴徒捣毁，改组派在南京已无法立足，于
是他们转移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
部联合办事处”，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

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除了改组派等文人团体外，还有很多军人将领。北伐胜利时，
国民革命军共有84个军，22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如此庞大
的军队，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对中国近代化构成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
的年度财政收入约4亿5千万元，除去1亿元用于偿还各种外债以外，实际可以动用的
财政约3亿5千万元，其中3亿元为军事费用，占政府支出的80以上。所以蒋介石在北
伐胜利后提出裁军，本来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军将领的强烈抵制，因为蒋介石要搞的裁
军只裁旁系部队，却不裁他的直系部队。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有四个集团军，除了第
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集团军是
阎锡山的晋军，第四集团军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此外张学良的东北
军，张发奎的粤军，唐生智的川军，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杂牌军，都是非嫡系的旁系
部队。这些旁系部队并非绝对服从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显然是一种潜
在的威胁，于是蒋介石想通过裁军来除掉不听从他命令的旁系军队。

蒋介石这个带有私心的裁军方案，当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
首先拿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队开刀，结果李宗仁害怕蒋介石暗算，于1929年
2月私自潜出南京，脱离南京政府重返广西。在蒋介石召开“三大”之前，白崇禧又
宣布辞职抵制蒋介石包办“三大”，拉开了桂系和蒋介石直接对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
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
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
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
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

在“三大”结束后，蒋介石于1929年４月开始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攻广西，与桂
军经过几次激战，结果桂系军大败，6月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
蒋桂战争结束。虽然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却进一步陷
入众矢之的。1929年5月，以改组派为核心、联合其他国民党的反蒋派别，在上海成
立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代表
参加，阎锡山、冯玉祥也与之建立联系。

“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
切势力”，“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 宣言中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
的“三大”，声称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
大同盟”尊远在法国的汪精卫为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组织
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
电请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
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
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
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
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
摧残民众，排除异己”。汪精卫在这篇《宣言》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
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
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场民主势
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
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当时中国除了政界、军界掀起强大的反蒋运动外，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之
争。胡适在1929年蒋介石发表训政的“约法之治”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
的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
了人民的基本人权。胡适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
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
制。

胡适这样的批评并不局限于蒋介石，还牵扯到了孙中山，在学术界与钱端升等专制
拥护派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但胡适提倡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
鸣，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汪精卫等人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立即放弃国
民党一党专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党体制。胡适的民主思想实在走得太远了。

1929年10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
精卫曾经在1927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
很大的隔阂，但这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汪精卫回国后，以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
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
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
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
卫的六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
失败，但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
众，而具有相当的战斗力。1930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
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
七十余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
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
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
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然而双方在遭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后，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
能对抗蒋介石的军人独裁。于是双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
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
人的军事实力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
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
政，阎锡山和冯玉祥共同主军。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30余万人伤亡，为中
华民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
加入哪个阵营，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介石和阎冯等人都在拉
拢张学良，阎锡山给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介石也送来了
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数百万元巨款汇至沈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时间
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1930年9月，战局向有利于蒋介石军队的方向发展。9月17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南
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余天时间内先后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
等地，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见
大势已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后，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
派，反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
长，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介石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
全国范围的反蒋大潮。

胡汉民本是与汪精卫一起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元老，但胡在1925年的廖仲恺被刺案中，
因涉嫌而被迫出国。胡汉民回国后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
事。1927年4月蒋介石请胡汉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汉民欣然同意，第一次与
蒋介石合作。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大
忙，替他支撑起了“另立中央”的门面，与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正统国民党中央相对
抗。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由于不愿和汪精卫合作，随之也辞职出国考察。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后，再次与蒋介石合作。1928年10月，胡汉民帮助蒋介石组成
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尊蒋介石为主席，自己当立法院长。此后胡汉民在新国民政
府的建设上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帮了大忙，在这段时
间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合作比较密切。然而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越来越不
尊重胡汉民这位“老前辈”，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
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机器罢了。”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又设想招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
总统，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此时胡汉民也开始
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
定“约法”，从而发生蒋胡的“约法之争”。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
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
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卫在香港
发表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
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1年4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
提案》的通电，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5月3日，
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
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

1931年5月27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
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 打出“打倒独裁”“护
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
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
任领袖，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
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
胡汉民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
重新合作。汪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
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
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
派和西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后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
伍。但派别越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931年
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9月18日在东北的日本
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1927年到1931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书
都有所曲解。由于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台湾的历史书把1927年到1931年
的反蒋斗争，曲绘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共产党的历史书，也
把这一段反蒋斗争描绘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人为地歪曲了
当时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裁的斗争。尽管这场反蒋斗争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权
力斗争的因素，但后来国民党内几乎所有非蒋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别和军队，都站到
了反蒋的一边，说明蒋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场反对蒋介石
独裁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属于正义和进步的。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
必能维持很久。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蒋介石不但当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为
袁世凯那样搞复辟倒退的民族败类。所以不但共产党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蒋
介石也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