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是迄今为止人类消灭的惟一传染病，“种痘”技术对此厥功夙著，并由此勃发了免疫之学，它经过了从“时苗”到“熟苗”和从人痘到牛痘的长期历程，其中也包含了中国人所贡献的智慧。
后来人们在世代罹患天花而有不同结局的情况中，先民们思考到，是否可以人为的患一次轻微天花而能蠲免死亡或麻脸，并获得终生免疫。
民谚也称：“生娃只一半，出花才算全”。由此而逐渐蕴发了“即毒消灾”的免疫学思想。
通过接种(包括接受害天花患者的内衣)天花患者的痘疮泡浆、痘痂等，使其出一次轻微天花而获得免疫。
据文献所载，早在唐朝始有种痘。
在1884年武荣纶与董玉山合撰的《牛痘新书》中写到：“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
清代朱纯嘏《痘疹定论》也记载：宋真宗时(公元1006～1017年)，丞相王旦的几个孩子都患过天花，幼子王素出生后，聘请峨眉山称为神医的道人为其种痘，果然在种后7天便发烧出痘，12天便结痂，王旦以重礼感谢医生。后来王素活了67岁。
峨眉山人这种人痘法世代继承传播，《重修湖州府志》记述，在清雍正年间，有人亲睹痘医胡美用此法操作。种痘如此有验，人们便盖起了痘神庙以尊奉痘神。把出痘称为“出宝”。有名士吴信辰为痘神庙题楹联云：“宝痘匀圆，喜个个金丹换骨；天花消散，愿家家玉树成林。”从此联看，已把接受过种痘得以出宝的人视为“金丹换骨”，具有免疫学的思想。
清代两江总督曾国藩也曾为江宁(今南京)痘神庙提联：“善果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他也认识到，种痘和消灾，是一个前因后果的免疫过程。
由于种痘术，中国在明代有李氏编有《免疫类方》，创立“免疫”一词，沿用至今。
在明清时代，在医生队伍里已经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清代国家还设立种痘局，并有专职官员“查痘章京”管理出痘人的隔离情况。
明清时已有几十种痘科和种痘专书，都记录着不同的种痘方法。最初有四种方法，即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水苗法。
痘衣法是身穿害过天花者的内衣以引发天花，最为原始，可靠性差，危险性也大。
痘浆法是蘸取豆疮的泡浆，令从被接种者的鼻孔吸入，乃是直接感染，危险性最大。
旱苗、水苗分别是将痘痂研细或经水调匀后经被接种鼻孔吸入，可靠性、安全性都优于痘浆法。
这种取自患天花者的痘痂称为“时苗”，其本质仍是令接种者感染一次天花，仍有相当的危险性。
例如明代周晖的《金陵琐事剩录》就记载陈评事之子死于种痘。此后在时苗法的反复实践中，痘医逐渐选取经几代传递而致“苗性和平”的痘痂做疫苗，称为“熟苗”。
“熟苗”本质上是一种减毒的疫苗，比之“时苗”，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是人痘法中最为安全可靠的了。
人痘术在当时是领先的技术发明，受到各国的重视，先后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过俄罗斯转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诸国。
1721年，天花被从西印度群岛带到波士顿，牧师马瑟把他所知道的人痘接种术情况告知波士顿有关人员，这样美国也有部分人接受人痘接种法，如博伊尔斯顿医生就很快给他的儿子及其他儿童实施了人痘接种。
天花流行之后，波士顿市政管理委员会统计表明，在死亡的300人中，种痘者仅为2％，而自然染病死亡者占14％。但此后法律的认可几经波折。
独立战争时期，鉴于军队反复流行天花，华盛顿政府于1777年2月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部队实施人痘接种。这是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术前20年的事。
又据俞正燮《癸巳存稿》所记：“康熙时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
当然，人痘法在传到欧洲时也曾经遭到责难和反对，被认为是逆上帝天恩行事，有的国家甚至出令禁止，这也说明人痘法在当时思想界已掀起巨澜。
但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以敏锐的眼光赞扬这孤明先发的免疫技术，他在《哲学通讯》中一封《谈种痘》的信中称赞道：“我听说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