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中國科學巨星錢學森在北京逝世後，網絡上馬上掀起一片懷念、惋惜之聲。在高度評價錢學森科學貢獻的同時，又開始呼喚起“重視加快培養和吸引一流人才”的問題來，言外之意，就是說像錢學森這樣頂級的人才，中國自己還“造”不出來，需要從國外（西方）“引進”。難道真是如此嗎？絕對不是。不僅不是，而且中國還應該是各種科學門類、學科“大師”的盛產地,說得不謙虛一點，就是千里馬多到了可以用來馱鹽拉犁的地步。

這裡面絕對沒有當年希特勒式錯誤“種族優越論”的狂妄自大，事實上包括自己在內的筆者，從來沒有強調或吹噓過任何“中國人（或中華民族)優秀”的觀點,而是基於《新理論》和科學認識論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所做出的科學邏輯推理和判斷。因為優秀、先進、科學，而被公認為“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作為加工“社會人”的手段，理應“生產”出相對於其它文化手段更多的頂級的產品（人才）來。否則豈不是成為浪得虛名的“山寨貨色”，而讓全人類真正的良知，因被忽悠而蒙羞？

事實正是如此，中國從古代開始，就在對社會發展和生活品質至關重要的領域裡，作出過許多類似“四大發明”這樣惠及全人類的重要貢獻，並將其從和平、娛樂（而不是戰爭、武器）利用的方向發展到極致。而且到了近代，更以在高科技的“兩彈一星”發展方面，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趕上西方，重新獲得和其它大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卻一再公開聲明不追求霸權，不當侵略性的超級大國。證明了《新理論》對這種文化已經達到“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也”境界的結論。也就是說，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整體，只要自己認為有需要，就沒有其他人認為“不可能或辦不到”的事！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在進入近代史以後的這些年來，除了出了一個真正國產的、獨一無二的世界級全方位“領袖大師”毛澤東、和裴聲國際的水稻大師袁隆平以外，還真找不到一個沒有喝過幾滴洋墨水、而堪稱“大師級”的人物來（比如孫中山、蔣介石、周恩來、鄧小平之類政治大師，或錢學森、華羅庚、楊振寧等國際科技界的精英、權威，甚至辜鴻銘或魯迅和老舍、矛盾之類的文學大師，都曾有“留過學”的經歷）。而且不僅一個沒有，反而可以找到許多回到國內來的大師級科學家，由於政治或其它種種原因，受到壓制和埋沒，沒有能夠發揮應有作用的事例。甚至連現在被國人推崇備至，卻的確存在值得詬病污點（比如為迎合政治的需要，用不科學的“科學計算”來為毛澤東所希望的“畝產十萬斤糧食”之類胡說八道做背書）的錢學森本人也不例外，在文革的年代中，損失了無數對國家或他自己而言，絕對是寶貴到寸金難買的“寸光陰”。也就是說，那個時代已經愚蠢到等同於要用千里馬來推磨、拉犁的地步！

毫無疑問，從對無數偉大的創造發明事例中，都可以總結出一個重要的經驗規律，那就是某種聯想或“舉一反三”的能力，起着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比如瓦特發明蒸汽機、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等，都是因為生活中的自然現象引起的聯想，在他們頭腦中激發出創造性的靈感的結果。而中國文化由於語言和文字的特點，不僅本身就具備隨時隨地訓練和培養聯想能力的附加功能，而且還可以形成為這種功能提供便捷服務的、由各種內容無所不包的成語、格言之類的“數據庫”。讓處在這種有利條件下的中國人，真是想不聰明都難，否則中國人豈不是真的成了只會去“捧着金飯碗討飯”的殘次品般“劣等人種”了。這更是今天的中國人能夠在全世界任何國家或地區，都有良好的生存適應和發展能力，甚至經常會“出人頭地”地、引起當地民眾的妒忌和不滿的原因。因為在競爭的環境中，相比之下，當地人往往反而處於劣勢，只能靠政治和權勢、甚至暴力來“排華”了。

那為什麼到了近代，在中國本土上，的確出不了什麼“頂級大師”呢？道理也是明擺着的。就是因為中國文化雖然有加工出許多“千里馬”級人才的能力，但是中國社會迄今為止，卻還沒有形成一個有能力協調眾多千里馬一起發揮才能的體制，就像沒有一個足夠高級的操作軟件，不能來指揮控制大量高性能電腦，來聯網同步運行一樣。最後形成“千里馬多而伯樂少”的內耗局面。結果反而因為“物以稀為貴”的自然規律，滋生出許多武大郎式的“伯樂”來，並組成壟斷性質的“伯樂行業協會組織”，靠關係網，按“武大郎開店找夥計”的要求，來制定出“（矮腳）千里馬標準”，並在權力的運作下，逐漸形成類似“宗教裁判所”的性質，來打擊、壓制他們不喜歡、不希望看到的人才，其後果當然可想而知。而且一般來說，那些能夠達到千里馬級別的人才，往往都有自己的鮮明個性。這種個性既可能是優點也可能是缺點（比如過於主觀、自信，以及“認理不認人”或“得理不饒人”等不合群的不足）。而且這種個性，除了可能因“文人相輕”而產生“相互排擠”的效應外，幾乎總是因“不聽話”而不討武大郎般伯樂的喜歡。所以除非萬不得已（非其不可），不然經常會被歸到普通馬群中，派去馱鹽、拉犁，一輩子出不了頭，只能設法謀求到國外發展。而他們一旦有機會來到國外，和當地人相比之下，馬上就顯出“鶴立雞群”的本色，很快獲得自由發揮的條件。在相對比研究人際關係的社會科學簡單得多的自然科學領域裡，很容易出一些成果，並因此獲得更多實踐成長的機會。這時那些本來就具有千里馬潛質的人才，理所當然地就會在寬鬆自由的環境氛圍條件下，揚長避短地通過自己進一步的不懈努力，逐漸成長為自己從事的領域中真正的大師了。

其實，當前中國真正的當務之急，不是“葉公好龍”般地、要馬上把真正的人才（注意！絕對不是指那些拿着美國綠卡或外國護照，到中國來謀求高薪或當外國買辦、而讓前輩錢學森們蒙羞的“海歸”）都吸引到一個有埋沒人才傳統的習慣勢力“黑洞”中來。而是要先與時俱進地，將的確先進而博大精深，卻快要被糟蹋成“陳芝麻爛穀子”的中國文化，升級為可以正確地認識或解釋人類和人類社會一切相關問題的，一種真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科學理論，再以這種理論，像“超級電腦控制軟件”一樣地，先解決掉包括貪污腐敗在內的嚴重社會問題，限制武大郎式伯樂的特權，創造有利於千里馬生存發展的社會環境氛圍條件。再人盡其才地，將各個領域裡、千里馬般中國人的主觀能動性調動起來，在靠這種理論處理好中國自己的問題的同時，引領全人類拋棄靠肉體戰爭來“以力服人”的獸性，代之以“以理服人”的精神戰爭，來“打出”一個本質和諧的社會。最後一起走出由叢林法則統治的“動物世界”，並完成“動物→人”的階段性進化，踏上真正人類（絕不是高等動物）的“文明”進程。而不是在當前叢林般“動物世界”里，靠中國文化加工後獲得的能力，加入到“搶吃死老鼠肉”般的競爭中，因必然的傲人“斬獲（如外匯儲備和GDP增加之類）”，在同類中犯了“紅眼病”般的眾怒，咎由自取地、受到“群起而攻之”的對待，再一次重複歷史的輪迴！

這絕對不是“烏托邦”式的空想、或小資讀書人一時衝動的矯情，而是有對實踐事實的科學推理為依據的判斷。因為在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人類社會學《新理論》，在出現、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人為忽視、扼殺直到阻撓、封殺的遭遇，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筆者為此曾抱着“卞和獻玉”的精神，多次給包括中美兩國和聯合國秘書長在內的領袖以及著名的學者、社會名流寫信（大多以掛號郵件形式寄出，或公開發表，有據可查），在指出這項嘗試對全人類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同時，希望獲得他們的精神支持，在責任自負的前提下，為筆者創造一個付諸實踐、接受挑戰和檢驗的機會。可惜結果雖然沒有像卞和那樣，被砍斷雙手雙腳，卻幾乎全部有如“石沉大海”，一副“不支持、不反對，任憑自生自滅”、以為只有他們自己才在做“為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大事服務”的架勢。可惜結果總是事與願違，今天國際形勢的現實，正在向他們當初希望或對世人許諾的相反方向發展，恰恰坐實了《新理論》的判斷，卻至今不能被形形色色的任何一個“伯樂（行會）組織”（如社科院）或個別“伯樂"們（如相關媒體、學者和權威人士）所認可或推薦討論，一個個都成了錯誤社會理論的“衛道者”或扼殺新生事物的“幫凶”。可是他們卻不曾想到，這恰恰應了“禍福相依”的哲理，給《新理論》在精神從林中，提供了接受單槍匹馬的嚴峻考驗、要憑自己的實力真正崛起的機會。以至於十幾年過去，它非但沒有被窒息而銷聲匿跡，反而因順應客觀時代發展的“天時地利”規律，茁壯成長為足以令所有持錯誤理論者，在面對以有事實作背書或靠山的支持下，顯得咄咄逼人的《新理論》的主動挑戰下，一個個都捉襟見肘，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除了不斷寄希望於權力的干涉（屏蔽或封殺）外，只好靠學鴕鳥來“韜光養晦”了。

已經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對於人類的未來，解壓縮中國文化後形成的《新理論》必將擔任的“角色”，不是開啟未來的新“里程碑”，就是可以為這一輪人類作末日“蓋棺”結論的“墓志銘”。

這本是只屬於中國人用來從被高等動物包圍的困境中“突出重圍”，開創人類新紀元的“天賜良機（天命）”，就看他們到頭來會不會“福至心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