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破产前夕

出尘

一． 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在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及在经济学、哲学等领域里，都是一个带有极大意义的永恒的命题。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构成了一个健康社会的基点。事实上上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世界各国大规模地寻求公平的实践与尝试。尽管在世经之交之际这种尝试已渐显出其负面性，但其意义不容抹煞。

因为为了这种伟大的尝试，中国付出了不堪想像的代价，很可能在世界政治、人文哲学和经济史上，成为最具悲剧色彩的历史典籍。

现在的中国，似乎又走到了当年的十字路口。共产主义在中国五十多年的尝试，给中国带来的并非是当年国人满怀希望的预想中的那样：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强大、富强的国家，相反的是现在的中国正由二流国家向三流国家挺进。纵观这前几十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动乱、饥饿、国士的丧失、社会和经济的大倒退、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及科学思维的毁灭等等，而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道德观的摧毁、新生代的价值观无法确立、法治和公平意识的消亡。一个国土沦丧的国家重新复兴的周期不过两代人就有可能办到，但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的道德沦丧和价值观紊乱，却是要花上好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重新走上正轨。

当今社会局势的发展是令人失望及担心的。如今的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化，是由于中国改革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并且目前还没有改变的迹像。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非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结构社会，并且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反而与南美国家、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等国相似，成了贫富悬殊极大的两极分化社会。

事实上目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占百分之一的上层阶级，而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的数量仅占百分之十五点四，剩的是占百分之六十九的下层阶级及占百分之十四的边缘化群体，数量相当庞大。从一般国家的角度来看，大学教育是造就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让人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确立中产阶级的规范和观念基础。而中国人现在能够得到大学接受的教育的机会相当的小。因为中国是个完全没有公平与法治机制及概念的国家，所以中国现在根本没有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

阶层分化在中国已是个严重的事实。由于财富分配的源头是权力市场化，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政权对国有资产进行的不公平分配的基础上。

而中国目前存在着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一切都掩藏在表面上的强大与繁荣之下。而中国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由于国家权力不公平地介入划分而导致的社会阶层的两极化，在现实面前，中下层社会成员明显感到自己的被掠夺，并且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和破产农民连被剥削的机会都被剥夺。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批下岗，却没有一个经理厂长因此沦落到工人那种贫穷的程度，一些破产转卖的企业的管理层还被并购者继续留用在管理阶层，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的经营能力，而是在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这些经理厂长们配合有功的交易的代价。而在农村，政府则加紧了对农民本已少的可怜的劳动成果的掠夺。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农业已是处于完全无过剩的状态。

目前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还暂时能隐盖，但是贫穷是引发一切矛盾暴发的根源。目前中国的下层阶级在对政权不公的理解和忍耐程度上与当年神权政治领导下的甘心饿死的中国平民不可同日而语。在大量平民处于赤贫的情况下，任何政权都无法领导。

二． 太子党及新四大家族对国有资产的掠夺

目前处于中国金字塔社会顶层的权力精英阶层，主要是由党及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构成的太子党，及由部分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参予国有资产划分而形成的新四大家族。这里为什么要把“新四大家族”与太子党区分开来，那是因为目前在中国正在形成的以国家权力介入的对国有资产的私人化已具有家族性质。在其性质和本质上与当年国民党政府的四大家族无根本性区别。

在中国，作为掌握国家权力及国有资产的权力精英阶层，他们在权力的获得手段上采取的是类似于古希腊的僭主政治。在一个健康、公平的社会里，权力阶层除了应该具备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外，还应该具有既要能为本阶级利益着想，也能为其他阶层利益着想的素质，只有让每个阶层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分到一些份额，才是这个国这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之策。

而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权力精英们，既不能为其他阶级的利益着想，甚至连为本阶级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着想都做不到。几乎所有的人都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做人原则。腐败在中国已是不可根治的癌症，渗透到权力阶层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一个政府及企业管理者，只要其位置具有掠夺财富的可能，就一定会参予贪污与腐败。事实上所有人包括这些权力精英层的人心里都非常明白，长此以往下去，这个国家必然没有前途，大厦倾覆是迟早的事，只是个位数和十位数的区别。这就是中国自最高的国家领导层到基层的国有资产领导层的精英们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原则和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口号，而另一方面却纷纷将其子女亲属及掠夺到手的国家资产通过各种途径送往国外的真正原因。

　目前的中国就像是一条破船，早先的共产主义大帆早已扯下，只剩下一根写着“社会主义”的桅杆。中国这条“船”上载着十几亿的乘客，掌舵的却是正在放下“救生艇”的少数权力及经济寡头们，他们在收刮完十几亿乘客们身上的财富后，留下的是深重的社会和民族矛盾这把能把船凿沉的锥子。而有“先见之明”的权力精英们却早已为自身及家庭成员们准备好了后路：如果哪天船沉了，国家政权崩溃了，最多做不成共产党的官，但是带着中国的财富，换一个国籍，还可以到国外继续享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与安定。

三．如何转移社会矛盾

日益深重的社会矛盾一旦激化到无法掩藏的程度，就只有动外科手术一途。98年的中国总理正是以自已的良心及对党的忠心，冒天下之大不违，拿太子党及其爪牙开刀，力挽狂谰于大厦将倾之际，成功地转移了部分社会矛盾。但是一座地基腐烂的建筑物不是凭一根柱子就能撑得住的。病入膏肓的政治社会体制不是靠一个人能扭转过来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总理朱榕基，只能像王安石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悲剧英雄的沉重的一页。

而在中国的新领导人上台之后，这种以动手术来转移社会矛盾的手段已经不可能再实施了，因为即将上任的新领导人，本身就是手术的对像。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国家可能会采取战争的手段，事实上这种手段在世界上几乎也能找出几起成功的先例来。但是，在中国这种手段却同样不可能实施。因为太子党的数十年的权力侵蚀，已渗透到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中去了。中国军队中，无数的少将其实就是当年的共和国元帅、上将们的宝贝儿子。可以设想，只要这些宝贝儿子们当权一日，中国军队就永远不敢碰周边何任一个军事强国。

现今的中国军队早已不是当年的战无不胜的共军了。五十年前的共军以娴熟的战略战术和强悍的战斗意志弥补了兵器技术上的不足，而现今的中国军队，无论在官兵士气及素质上都远非周边国家的军队可比，并且在武器技术上的劣势更是中国军队的致命伤。

而这一切就是中国政府在近年来的外厉内茬的对外政策的根源------政府只能永远是没完没了的抗议、声明和谴责，但是不可能对外发动战争。一个原因是必败，如果台湾独立，大陆军队也许可以从数量上压倒对方，但绝不可能在美军介入的情况下获胜。另一方面，即使日本宣布了它对钓鱼岛的完全拥有权，中国也不可能对日动兵，因为谁都明白，那将又是一场甲午海战，而现在的中国的世袭将军们中，绝无人愿意再去做丁汝昌、邓世昌。

所以，在将来的中国，这几种传统的转移社会矛盾的手段也都将失去实施的可能。可以说，在现有政权体制原封不动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矛盾无可化解。

四．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一个国家到了社会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后，就必然产生革命。一种是俄罗斯和东欧式的民主革命。以民族、国土永久性分裂，经济崩溃及近十几年的经济零增长为代价，换来民主政治。

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一是因为目前中国执政党根本没有从内部产生民主政治的可能；二是外部没有足够影响力及号召力的民主运动的导火索。因为中国人天生胆小自私的本质，海外的民主运动人士永远只是以太平洋为安全屏障，口水为武器，在美国人、日本人中间推行他们的民主理念，并且因为在人格及政治理念上无可救药的缺陷，产生了职业民运，他们以搏得美国人的赞同为目标，做为谋生的手段。

因为有俄罗斯及东欧民主等于分裂崩溃的前车之錾，所以十几年来中国人宁可忍受着失业、掠夺、独裁和不公，也不愿选择民主。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愚昧，而是因为对民主政治在中国推行后的不可预见的后果的恐惧。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与俄国人、欧洲人不同，在对领土分裂的敏感程度上比其他民族要强烈几十倍。在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所以任何一个政府，即使是目前的独裁僭主政治的政府也不敢轻易在领土问题上玩火。因为有俄罗斯和东欧死在我们前面的教训，在中国人眼里民主=分裂、动乱、贫困，并且基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的土壤和社会根基，所以，可预见的几十年内，中国不可能出现民主政治。

但是深重的国内矛盾又不可能视而不见，终有激化、暴发的那一刻，在烈火燃起时是无可抑止的。目前国内情绪高涨的民族主义，正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唯一力量。在腐败政府对中国的糟糕统治到了让中国人无可忍受时，极有可能让政府中的极右势力得手。在社会上不引起动乱，但在党内却暴发革命，而这正是阴谋与民意的结合。而历史上各国的极右势力对内对外政策是了然的，那就是对党内进行清洗及对外发动战争两个手段来化解国内矛盾。这由不得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