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铭的奇文共欣赏

马悲鸣

　　近见《1957年的夏季》。其中第十章「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P291）」里引了《中国青年》杂志1957年第15期（该刊是半月刊）上刊登的阮铭文章「钱伟长和党争夺青年的伎俩」片段。现打出来以享读者。

　　【“由于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胜负未决，青年又大部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因此，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是党在青年思想工作中的长期方针。…钱伟长对抗党的这一方针，否认学生中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他说过∶‘说学生中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据。’并且大肆攻击对学生思想情况进行阶级分析的所谓‘分类问题’。…他否认学校中存在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说什么‘教育和土改不同’，认为阶级教育不能适用于青年学生。”

　　“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兴资产阶级思想、灭无产阶级思想？这是青年思想工作问题上二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互相争夺青年一代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钱伟长的所谓‘超阶级’‘超政治’其实都是假的。他只是反对我们分左、中、右，反对我们进行无产阶级立场教育。但自己却有着鲜明的资产阶级路线，顽强地向青年进行资产阶级立场教育。他的阶级路线就是依靠右派，扇动中间群众，孤立打击左派，以夺取党的领导。譬如，钱伟长和社会上、和学校中的右派分子亲如兄弟，共同策划向党进攻。扇动中间群众离开党的领导。（鼓动六千学生签名搞理工和校）对进步分子和党团员表现了露骨的仇恨〖马悲鸣注∶我对王丹、郑义的态度就是如此〗。说什么∶‘进步的人也不过是口头说说，会说几句漂亮的话。’‘大家都要求入党入团，原因是国家今天几乎有这么个制度，团和党是个台阶，小知识分子又想向上爬，不当党员，不走这条路，其他的路没有。’对党员进行了恶毒诬蔑。”

　　“钱伟长宣扬自由主义，在这次整风中更加露骨了，他说什么‘我们的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人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现在对青年压缩得太厉害了，要求循规蹈矩，所以要发作’，钱伟长在这里把信任党，服从组织，自觉的纪律性当做‘束缚’来加以反对。而且要求青年‘发作’。这种论调已经不仅仅是一般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已经发展到扇动青年追随他一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了！”

　　“否定无产阶级立场，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宣扬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观点，篡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教育家’钱伟长在青年工作中的资产阶级路线。如果他的目的得逞，那么我们的年青一代将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革命前辈的接班人，而成为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中国青年》1957年第15期）

　　阮铭当时的身分是共青团候补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由他来批判钱伟长和党争夺青年，是很合适的。因为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态度，使他成了右派贩子的一个攻击目标，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右派分子贴出大字报，要求撤销他的团伟书记职务。（见7月2日《人民日报》）】

　　阮铭在文革初期当了中宣部筹委会主任，俨然就是中宣部长了。卡玛·亨顿的电影《天安门》里有当年阮铭身佩大红袖标，主持万人批斗大会的特写镜头。后来大概是陶铸倒了，阮铭也就此失势，但未闻遭受到什么整肃。文革结束后阮铭又转投胡耀邦，再一次得势，翻回头宣扬1957年被他痛批过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王震代替胡耀邦长中央党校，才将阮铭开除出党。

　　现在阮铭在台湾大反九二共识，据说比王丹对台独支持的走得还远。文革中曾有“小爬虫”和“变色龙”的说法。阮铭就是一个显例。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呢？

　　阮铭1957年写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具有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文风色彩了。他确实很聪明，能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写出1966年文革大批判的文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