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期《热点观察》栏目

澳大利亚《论题十一》杂志2001年8月号(总第66期)发表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son，最近美国畅销书《还击：美国帝国的代价和结果》(Blow Back：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 of American Empire)的作者]的《日本“资本主义”回顾》一文认为，日本长期经济衰退的症结不在于它的经济，而在于它作为美国军事卫星国的地位，这导致已腐化的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阻止了变革和调整。该文对于分析冷战后日美之间的矛盾也有借鉴意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大约20年前，我无意间引发了一场关于日本经济本质的争论，至今这一争论仍然很热烈。在《通产省和日本奇迹：1925—1975产业政策的演变》(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y Policy，1925—1975)一书中，我扩大了所谓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分法，得出另一种基本模式：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英美资本主义的计划市场经济，我认为日本是这一经济模式的典型。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它的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

在经过长时间的战前和战时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本二战后迈向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地位的主要因素。为了区别于正统资本主义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监管性国家”，我将日本国家的模式称为“资本主义发展性国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的典范。同时指出，南韩和台湾学习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日本的冷战盟国并没有认识到日本官僚机构在经济中拥有非同寻常的权力。我的研究发表于80年代中期，那时日本的经济规模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开始惊呼日本的“威胁”。

对导致日本如此成功原因的新分析，有两个半官方的意识形态解释：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日本的。美国观点否认日本构成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因为如果承认就将削弱作为战斗性意识形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日本的观点更加微妙一些，大多数日本论者承认并接受“发展性国家”概念的准确性。

日本战后强大产业政策形成的政治原因

一个国家成功执行产业政策的可能性依赖于某些准确的政治安排，在试图铸造一个对整个社会利益都必要的产业结构时，国家必须防止特殊的利益集团的掠夺，国家机构必须控制它们，并指引它们走自己不想走但国家相信它们必须走的路。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大约是1955年到1975年，制订和执行产业政策的国家组织，特别是企划厅和大藏省，获得了异常大的自主权，有日本人称之为“55年体制”。这是1955年形成的议会党派统治结构。当时，左翼和右翼的社会主义者合并成日本社会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自民党。社会党控制了1/3强的席位，因此阻止了自民党修宪，但占大多数的自民党保证了政治稳定，精英官僚使日本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1957年到1972年日本所有的首相常常由职业的前高级官僚担任，这强化了自民党和官僚的关系。

自民党和社会党在发展与美国的贸易和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上异乎寻常地达成了共识。社会党在确定经济优先权和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平均分配上常常有发言权。

另一个有助于产业部门自主权的因素是和美国的“盟国”关系。日美安全条约对日本的经济成长至关重要。作为冷战期间在东亚遏制苏联和中国影响的地缘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将日本变成了美国永久的军事基地，为了保证这些基地的稳定和安全，美国不得不向日本开放海外市场，以取代中国和亚洲大陆。美国也通过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或暗中确保自民党1955年至1993年不间断地执政，自民党是美日两国相互利用的纽带。

自民党领导日本获得的经济好处包括：美国对日本出口商品开放市场；在国际社会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以前，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机构中支持日本；美国忍受日本高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美国支持日本从美国公司获得技术而不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等。

“广场协议”和泡沫经济

从60年代开始，当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对日本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是它享有特别优惠的汇率，名义上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这一汇率是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复苏而确立的。尼克松总统1971年结束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货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

15年之后，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又寻求利用汇率缓解来自日本的经济压力。1985年9月22日，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云集在纽约的广场旅馆，达成“广场协议”。美国和欧洲认为日本在国际贸易中因其价格优势获得了太多好处，因此强迫日本同意一项抛售美元的协商机制，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这一协议导致美元贬值30%，日元则相对升值。

广场协议成功地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1月的1美元兑换262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早期的1美元兑换158日元，日元升值导致日货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恰当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采取改革措施扩大内需，将它的经济重点转向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互惠的而不是仅仅对日本有利的贸易关系。开发国内需求可以追溯到60年代池田勇人首相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一个人口规模是美国一半的社会兴起的池田消费革命是日本开始经济起飞进入高速增长的基础。80年代后期，日本同样有很多机会扩大内需，如住房、医疗、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很有开发潜力，但日本没有采取这条路线。相反，日本却更紧地将自己和美国绑在一起。在大藏省的命令下，日本银行大幅降息以刺激投资。据东京的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估算，1986—1991年，日本共向新企业、设备和研究投入了约3.6兆美元，目的是将生产成本减少40%—50%。最后结果是，由于没有考虑国际和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导致了日本至今仍没有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滞胀。

由于利率太低，日本银行也向高风险和投机的借款人贷款，尤其是房地产部门。日本的土地使用模式过度地向农业用地倾斜，这构成了对农场主有利的政治体制，而农场主本身又是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支柱之一。在这种结构下，日本的城市土地奇贵。在80年代晚期投资繁荣时，城市土地价格投机性上涨，成为投机性泡沫的基础。土地成了银行贷出巨额资金的抵押，这些资金又被用来购买土地或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获得更多的资金。

日本政府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便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1989年11月25日将贴现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软着陆产生了不良贷款危机和对整个银行体系无法清偿的威胁，这一威胁持续了十年，2001年早期仍没有迹象表明有所改善。

美日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批评

在80年代，美国迫使日本签定了广场协议。但是，美国是真的试图利用汇率来纠正和日本贸易的巨额不平衡，还是仅仅做出一个政治姿态来平息国内不断增长的对日本经济上升的抗议，这一直不明确。同样，日本对于该利用投资来维持和强化它的竞争力以真正挑战美国的霸权，还是继续它传统的策略性的容忍，也一直下不了决心。日本的民族主义者通常利用向俄中两国转让与军事相关的技术作为筹码向美国提出经济要求，1989年《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就是后者的典型事例。

为了防止日元不可容忍地升值，日本将贸易盈余投放到在美国的日本金融机构，形成对美国的资本输出，用这种方式将贸易盈余掩盖起来。这实质上并没有使日本富裕，但是增加了日本左右美国的巨额金融杠杆。

美日两国更加相互依赖，1987年美国股灾时，日本购买了大量美国股票，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而且，日本低成本融资代替了美国国内储蓄的实际缺乏，使美国能在美元灾难性贬值时不用支付通常的成本就可以募集到巨额外债。

同样，1995年，当日本寻求美国的帮助以摆脱困境战略时，美国有义务逆广场协议操作，使日元贬值和美元升值。当然，美国别无选择，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从美国调回资金，克林顿1996年就不可能赢得大选。美日都不特别担心这种货币操作将对亚洲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但这种货币操作直接助长了1997年开始于东南亚的全球经济危机。取悦于日本的美元升值使和美元挂钩的国家如泰国和印尼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

尽管美日不愿意承认它们在90年代更加相互依赖，但两者都承认是美国成功复苏，日本却不断沉沦。

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竭力向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倡导“自由民主秩序”，建议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同时美国开始实行新的外交政策计划。这一计划的最低目标是，迫使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拆除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向商品和资本流动开放边界并服从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的游戏规则。最高目标是，亚洲国家应将美国的经济体制作为资本主义模式最完美的典范。美国通常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来实施它的计划，以促进以上变化。尽管具体而言，全球化最终是美国的一个目标，但美国常常宣称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抗拒的。

鼓吹自由民主秩序的后果之一就是1997年夏天开始于泰国的经济危机。美国新闻媒体用来描述危机特征的比喻反映了危机的演变。开始称金融恐慌是亚洲自己的失误，反映了亚洲国家存在较多的内部交易和政府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

接着称“货币传染”，也称“亚洲流感”，意味着甚至没有发现裙带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的货币也容易受到攻击。最后媒体竭力主张需要一个“新的金融结构体系”，承认危机的原因是极端不稳定的资本流动，而听从美国的建议、以自由化的名义拆除了监管组织则使危机恶化。讨论停止了，全世界等着下一次金融危机。避免了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有：中国，它没有听从美国的建议；台湾，它的货币没有成为国际投机目标；马来西亚，它拒绝了国际金融组织的建议；日本，它自身就是不稳定游资的供应者，而不是接受者。

整个90年代，美国一直批评日本，大多数批评是没有诚意的，因为如果日本留意了这些批评，那早就毁坏了美国经济。日本的经济问题1997年以前就出现了，这和美国试图将自由民主秩序强加给东亚没有关系。而且，日本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救援计划。

美国的批评不理智地夸大了美国模式的吸引力，焦点仍放在日本的失败和如何表明英美资本主义的正确性上。

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将文化差异作为美国表现出众的一个因素。日本的大多数评论家都认识到日本有自己的文化，例如，追求利润被认为是自私的；重视稳定雇佣关系有助于战后发展体系的合法化，日本不想改变本国报酬更平等的管理体系。但是，美国评论者很少认识到，对日本而言，要吸收美国的经验就需要文化革命。约翰·格雷(John Gray)总结了这个问题：西方给日本经济开出的处方是不合时宜的混合物，今天和过去一样，跨国组织坚持日本必须根据西方模式———准确地说，是美国模式———重组它的金融和经济机构。对它们而言，日本只有不再是日本即彻底美国化才能解决它的经济困难。

上述美国的批评没有认识到美国政府在90年代是如何积极地促进美国经济的。对日本和美国的经济作一个公允的比较可以确信，日本的产业政策软弱，而美国的产业政策强大。

克林顿总统在美国经济中使政府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他30年来首次抹平了政府财政收支赤字，他把财政盈余投资到教育上，而不是给富人减税。

美国和日本不是简单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同时是美国的政治卫星国，它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霸权下运转，这限制了它选择的范围，它不能调整方向，如在中国进行和平商业活动，或在朝鲜半岛采取和平主动。日本80年代挑战美国和90年代相对衰落的关键在于，陈旧的铸造于冷战早期的日美关系和最初的条件已不存在时仍必须保持这一关系。日本的问题主要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改变

1991年苏联的崩溃使日美军事经济同盟关系的逻辑性荡然无存。但是，两国都假装什么也没有改变。美国试图使日本更多地承担美国在东亚的军事负担，导致了所谓“同情预算”。日本通过这个方案每年为美国驻军支付约60亿美元。1991年海湾战争，日本支付了130亿美元支持战争。

1993年自民党由于失去了反共这个目标而分裂。在随后的选举中，自民党从1948年起第一次在众议院中失去了大多数席位。细川护熙组成联合政府，日本民众中充满了对政治经济改革的企望，看起来，后冷战时代最终降临了日本。

但事实并非如此。自民党和它代表的利益集团失去多数席位后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以至于从一个对商业有正面影响的保守政党转变为一个纯粹的保守组织。他们不再关心自民党的主要国内功能：给政府经济部门足够的自主权，使它们能为未来培植一些增长的产业。实际上，自民党不断清洗官僚，它试图以此来转移对经济衰退的指责。

同样重要的是，细川护熙政府对克林顿政府在经济上的压力所作的策略性的民族主义反应和独立外交政策的信号引起了美国的警觉。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以研究军备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命名的报告，为美国在东亚继续驻军提供理论基础。奈认为，如果美国撤走一个士兵，种种威胁就会爆发，五角大楼应在日本和南韩无限期地驻扎10万美军。

1994年6月，自民党作为联合政府中多数又执掌权力。这个政府最显著的特点是：自民党组阁的伙伴是“1955年体制”的死对头社会党。这实际上促使所有选举人对议会政治醒悟。在他们曾经支持的每个原则上，社会党都向自民党投降，自民党作为回报，允许社会党的领袖村山富士作为自民党的傀儡占据首相的位置。

1996年1月至2000年4月，来自自民党的首相有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郎，这些首相在前沿问题上没有表现出领导能力，相反，只是竭力安抚支持自民党的传统的财阀和选票。典型的事例是2000年11月27日在自民党总部召开的干事长、政策研究委员会头目和来自央行、大藏省、金融服务局、经济企划厅的官员会议。自民党的执行官要求政府官员发布“政府指引”，阻止银行抛售相互持有的股票，因此直接抵销了经济部门为了启动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的经济结构改革而想执行的措施。自民党只对保护支持它的金融财阀的短期利益感兴趣，它并不保证政府部门的自主性。

90年代日本失败的原因：既得利益集团使政府失去自主性

许多美国分析者认为强大的国家和政府在规划一个国家经济目标的突出作用，是导致日本10年衰退和1997年席卷东南亚和南韩的金融灾难的原因，而证据显示正好相反。日本不是过度监管，而是监管不足，政治因素削弱了它制订和执行好的政策的能力。日本的问题出现在80年代末期，当时大藏省对投机者不负责任的借款监管较弱，甚至没有执行监管。随后90年代日本改革失败不是政府经济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引起的，而是政府经济部门在执行政策时面对特殊利益集团失去自主性造成的。

陈旧的冷战关系使自民党长期人为地执掌政权。自民党作为美国在日本的代理人，可能是惟一一个对琉球的羞辱和伤害漠不关心的政党。不幸的是，美国更愿意把日本作为它温驯的卫星国并使日本模式没有可能作为美国模式的替代，从而美国选择不让自民党从舞台上消失并不将政治决策权归还日本人民。尽管无数的宣传试图表明1997年东亚危机是经济失误，然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过度监管只是替罪羊，真正的罪犯是松懈的管理。这也正是日本的情形。东亚国家需要做的是结束美国的霸权，在日本发展一种能将真正的领导人推上权力位置的政治制度，将产业政策恢复到它合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