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究竟有几代？

　　夏 冰

　　在中共新闻媒体和书刊中，近几年来不断宣传中共有三代领导和三个核心。这种鼓吹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的论调，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有人以为这“纯粹是江泽民杜撰的”（香港《动向》七月号二十八页）。差矣！其实最早炮制者是邓小平。他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中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三０九一三一０页）随後他又几次重申这个观点。应该说这只是适应一时政治需要的权宜之计，它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违背共产党的理论原则。

　　一、三代领导核心制是人为制造，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中共创立於一九二一年，直至一九四三年，其最高领导人经常变动，并没有搞一代长任制。毛泽东於一九六四年七月会见日本客人谈话时曾经将以前的中共领导人分为四代。他说：“第一代，陈独秀，後来叛变了，成了托派。第二代，向忠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忠发叛变，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三十万红军变成二万五千？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第四代是张闻天，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过驻苏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後来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义。以後就是轮到我了。”（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５４３页）毛泽东这样概括是把“一任”与“一代”混为一谈了。“一任”应是一年，几年，最多十几年；“一代”应是十多二十多年，甚至终身制。按一九二二年中共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举行一次，每次重新改选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是连续五次连选连任党的委员长或总书记（一九二一年建党时称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後改称总书记）。他到一九二七年被撤销领导职务，任期六年。这时中共中央选出瞿秋白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到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出向忠发为总书记，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到一九三０年李立三犯了严重“左”倾路线错误，当即被撤销领导职务，一九三一年向忠发被捕叛变。他们的任期只有二、三年。在一九三一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陈绍禹即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主要领导人。他的任期只有四年。到一九三五的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选出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实际上即总书记。但是他在中央的权力被逐步削弱，只在表面上维持了八年多。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後，中共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一九四三年三月进而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还赋予他在中央有最後决定权。後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和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上都连选连任党中央主席。至一九七六年八十三岁病故。他先後担任中央主席三十三年之久，开创了实际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中共前四任领导人，任期都只有二、三年或六、八年，他们下台後，有的还担任中央委员，有的只是普通党员，继续为党从事革命工作，并没有因为下台而消沉退党或者忿懑分裂党，更没有以掌握军权来维护自己的党权。可见中共早期还是接近民主的政党，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多少还坚持民主制原则，主要领导人都有任期，一任又一任时常更换，因此党中央虽然屡犯错误，但是都能较为及时地得到纠正。自从毛泽东成为第五任领导人後，尽管很快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然而也助长了他的骄傲自满和刚愎自用。他实行的个人集权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使得他在“左倾”错误泥潭中愈陷愈深，长期无法纠正。毛泽东的确是中共第一代的领导核心。这种以一人为核心的一代终身制的政治组织体制，给国家民族造成重大灾难，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共产党的声誉受到极大损害，理应及早进行改革。

　　一九七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後，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本来执意要改革个人集权制和领导职务一代终身制，主张“每人一票”的集体领导制和任期制。一九八０年，毛泽东指定的党的第六任领导人华国锋只担任四年就被迫辞职，邓推荐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可是邓从一九八０年底起就开始後退，不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九八一年在筹备召开第十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时，本来拟在党章中规定要适当恢复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还规定党中央领导人的年龄和任期。由於邓小平等党的元老不赞成，结果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仍然规定每隔五年才举行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是一九六九年极左路线盛行时党的九大规定的，根本违反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共早期党内民主传统），党章中不写明党的领导人的年龄和任期的限制（这等於认可了终身制），还废除了党主席制，只设总书记，同时另设中央顾问委员会（胡耀邦由党中央主席变为总书记，邓小平出任中顾委主任，这等於把总书记置於“太上皇”监控之下）。果然由於胡耀邦主张废除一代终身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得罪了党的元老。他们联合起来於一九八七年初迫使胡耀邦辞职。胡作为党的第七任领导人只任职近七年。邓要赵紫阳出任总书记。赵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执意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本来是符合邓的意图的。可是一九八九年胡耀邦猝死激起了学生民主运动，他们强烈要求邓等元老退下，严惩贪官污吏。邓无视学生民主运动的主流，夸大极少数人的过激言行，误把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不惜动用军队横加镇压，并且撤销了不同意邓的强硬方针的第八任领导人赵紫阳（任期只有两年半），挑选了能够对邓唯命是从的江泽民为总书记。邓在一九七八年复出之後，不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主席或总书记），曾经被人们认为这是他高风亮节、以党的事业为重、带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表现。实践证明，他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重犯了毛泽东的个人集权制和领导终身制的错误。毛以党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价搞第一代核心制，邓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一九七八年以後）、中顾委主任（一九八二年之後）、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之後），甚至以普通党员（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名义搞第二代核心制。邓是没有第一把手头衔的第二代核心制，是没有终身领导职务的第二代终身制。

　　按理说邓比毛只小十一岁（毛生於一八九三年，邓生於一九０四年），基本上是同一代人。况且邓从一九五四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九五六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七三年复出後还进而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毛、周（恩来）之後的第三把手，他早已是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之一。既然他从一九七八年後已经认识到毛搞的第一代终身制是不对的，是一种很不好而必须进行改革的政治体制，为什么从一九八二年以後他又要搞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第二代终身制呢？事实上他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任职才十一年，也还够不上完整的一代，大体上只能算半代。然而他还是自己拔高、延伸为一代。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後，他已不再担任中顾委主任（由陈云接任），但是仍然当中央军委主席，以掌握军权来维护自己的党权，即在党内的最高、最後决定权。一九八九年之後，他已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把党权、军权都交给江泽民，然而还设有“邓小平办公室”，监控着党中央。到一九九二年初，他发现江泽民、李鹏等人越来越严重地又搞“左”的一套，危及他奠定的改革开放路线，他毅然决定带着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到南方视察，重申改革开放路线，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根深蒂固的“左”，甚至准备重新换马，撤换总书记。江泽民等人一时慌了手脚，赶快表态完全拥护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重新到得邓的信任，并且趁机把杨尚昆等人排除出领导核心。一九九二年秋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巩固了自己的党权和军权。一九九三年邓小平还支持江泽民取代杨尚昆出任国家主席，使江集党、政、军三大权於一身，像建国初期的毛泽东一样。据说，这时邓还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对江泽民说：“毛主席在世他说了算，现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是他迷恋个人集权制心态的原形毕露。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本来曾经力主改革一代终身制，可是到了最後岁月，为了稳定政局，维护中共一党专政，又不切实际地自命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以更加巧妙、也更加拙劣的手法重复了毛泽东的一代终身制。他甚至还把个人集权制和一代终身制作为传家宝，传授给他再三挑选、指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这是他的莫大悲剧！

　　二、斯大林首创的一代核心制违背马列主义，贻害无穷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八四七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起，就力主按照现代民主制原则建党，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民主的工人政党。在他们参与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规定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盟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只是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也就是说党的权力中心在代表大会，而不在中央委员会。为此，盟章规定盟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盟章还具体规定於每年八月召开。不仅党的方针政策，而且连要开除某一个盟员，都要经过党代表大会民主讨论，多数通过。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地方组织独立地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有争议的问题要提交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裁决；凡是并非代表的中央委员，在党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并无表决权。中央委员会主席主要是开会时主持会议，各中央委员每人一票平等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主席连选可以连任，但是并非终身制和个人集权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也多次犯过重大错误，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些建党的民主原则。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首创的工人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巴黎工人的首创精神，充分肯定他们采取的直接普选产生国家领导人并且可以随时罢免、议行合一，政府官员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等革命措施，认为这些都是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老爷的可靠保证。巴黎公社只存在七十二天，其委员会主席任期规定只有一个月，还曾经实行每次开会时由最年长的委员担任会议主席的办法，并未出现个人集权制，更不可能有一代终身制。二十世纪初，列宁在俄国建党时，鉴於沙皇专制主义的严密统治，虽然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更加强调集中，但是依旧主张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权力中心。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和苏联後，在列宁领导的头六年中，坚持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风雨无阻地召开了六次党代表大会，重大问题都在党代表大会上自由讨论，民主表决。作为执行机关的中央委员会每月定期举行，列宁不时处於少数地位。他自以为正确时，只能去争取多数，不能强加於人。一九一九年为加强党的分工领导，在党中央增设了政治局、组织局与书记处三个机构，分管政策执行、人事安排与日常工作。这三者只是中央的办事机构，并不是党的权力中心。从一九二二年起又增设总书记一职，它只是书记处的首脑，并非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称。在西方文字中，书记处即秘书处，总书记即秘书长。在列宁领导时期，苏联党、政、军、民四大机关权力有分工。列宁只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斯大林任党中央总书记，托洛茨基任国家军委主席，苏共中央从未设军委，加里宁等人先後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於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列宁既没有搞个人集权制，也没有搞一代终身制，更没有指定接斑人。他主张国家领导人五十五岁就要退下来。他於一九二四年病故，享年五十四岁。他於一九二二年病重时，给党代表大会留下遗嘱，只对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优缺点发表已见，并且鉴於斯大林的独揽大气粗暴，建议另选他人为总书记。总之，列宁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赞扬的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民主共和国的锥形，它有民主选举制、权力分工制和年龄任期限制制。可是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从理论到实际都不够完善和巩固。当然列宁执政这六年也犯过很多错误。有的他已认识到并且有所改正。例如一九一八年他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急於在落後国家一步登天，跃进到共产主义，到一九二一年遇到农民严重反抗，他才改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有较长期的适当发展。有的错误他已认识到，但是还来不及改正。例如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０年外战与内战的特定环境中，他草建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到一九二一年他已提出要党政分开，党只实行“总的领导“，但是有具体解决党政如何分开的问题。有的错误他未能认识到，甚至还自以为是，还要坚持下去。例如他於一九一九至一九二Ｏ年间，同意把俄国三个联合执政的共产党，即俄共（布）、革命共产党和民粹主义共产党，合并为一个共产党，即都合并到俄共布中来，并且提出了“一党专政”的观念。当年巴黎公社革命时，尚未建立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然而已经开创了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合作的四派联合执政的体制（即蒲鲁东派、布朗基派、雅各宾派与共产主义派）。沿着巴黎公社的道路，在以农民为人口大多数的俄国，为什么不可以探索一条工农多党多派联合执政的新路呢？更有甚者，从十月革命胜利之後俄共（布）成为执政党起，实践证明党内在决策方面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形成不同的派别。列宁只想通过党内公开自由争论，求得思想统一认识。如果思想认识统一不了，少数人又不愿意服从多数人而他们依然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该怎么办呢？看来不能只限於把他们开除出党了事，应该允许他们另外组织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四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进行平等竞争，联合执政或者轮流执政。这样可以不断调整政策，互相监督，既可以避免党内斗争尖锐化和残酷化，又能够消除一党专政的专横独断和特权腐败。社会主义理应全面继承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而又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民主共和制和多党竞争制就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精华，更高於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怎么能长期搞一党专政呢？尤其是列宁已认识到在俄国要长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竞争，为什么在政治上还要搞一党专政、排除政党竞争呢？这正是列宁的局限性。

　　斯大林自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後全面掌握党权。他不但没有改正列宁已经指出的他的缺点，不但没有向前去发展列宁的思想，解决列宁未能解决的诸多问题，反而大大後退。斯大林是土生土长的革命家，只有中学文化水平，没有受过现代自由、民主、法治的教育，又没有象列宁那样在欧洲现代文明国家生活过约十六年的经历。他深受沙皇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个性既贪权又粗暴，还急於求成。他於一九二九年提前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加速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消灭私有制，一九三六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三九年又提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实际上当时苏联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远未达到足以消除资本产主义剥削和农民小私有制的地步。斯大林在党内独揽大权，破坏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每次党代表大会相隔的时间愈拉愈长，从一九三九年十八大到一九五二年十九大甚至相隔十三年之久。中央委员会也经常不召开。他把党的权力中心从代表大会转移到政治局，在政治局内部又搞了个五人小组，在五人小组中由他发号施令，其他人只是记录遵命，分头执行。总书记个人成为全党的核心。他把党内不同意他的观点者都打成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称他们为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加以处决或监禁。到一九四一年，斯大林进而以党的总书记兼任政府总理和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三大权於一身，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只有空头衔，并无实权。除个人集权制外，斯大林还带头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从一九二二年、四十二岁任总书记到一九五三年七十二岁逝世，专权近三十一年。他还最早指定曾担任过他的秘书的马林科夫为接班人。斯大林是名副其实的苏共第一代领导的核心。可见，一代核心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斯大林首创的个人集权制、领导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三位一体的产物。它是地地道道封建专制主义的遗产，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它使共产党由民主政党变为专制政党，使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变为君主专制国。一代核心制与一任或连任制约制正是君主专制国与民主共和国的分水岭。斯大林首创的这一代核心制不能认为仅是他个人的罪过，而是表明几百年的沙皇封建专制主义深厚传统有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所以这一代核心制没有遇到很强烈的反对和反抗而被广大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所认同和接受。还由於斯大林从三十年代起就培育了一个党政官僚高薪特权既得利益集团，使得这一代核心制代代相传，难以进行体制内的改革。斯大林之後，他指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站不住脚，由赫鲁晓夫统治了十一年。赫是苏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本来也是要搞终身制的，无奈错误严重，於一九六四年被迫辞职。随後勃列日夫统治了十八年，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又经过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年多的短暂过渡，到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成为第四代领导核心。到这时，广大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已经对这种一代核心制非常不满，所以戈氏只统治六年多，苏共就覆灭、苏联就解体了。带着浓重封建专制主义烙印的一代核心制，使苏共只传到第四代就亡党亡国了！

　　斯大林肇始的一代核心制被众多共产党奉为主臬，当作社会主义国家标准的政治体制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无不采取这种模式。即便是有过民主共和国传统的捷克斯洛伐克与东德也搞一代核心制。东欧八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由於建国时间比苏联晚，所以还传不到第四代，只传到二、三代就都败亡了。例如罗马尼亚由乔治乌一德治到齐尔塞斯库为只有两代，匈牙利由拉科西到卡达尔、再到格罗斯只有三代。

　　一代核心制本质上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变种，它不如一任或连任制约制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更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应有的政治体制。一代核心制能够为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所接受，而不可能久存於现代工业社会。一代核心制由於缺乏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不利於激发、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於发展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不利於实现国家现代化。所以终究要被广大人民所抛弃。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能自救，不能进行体制内的改革，不能废除一代核心制，不能建立一任或连任制约制，不能回到巴黎公社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那么广大人民就只好转而采取体制外的改革，即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制，这就是苏联东欧剧变最重要的深层原因和经验教训。

　　三、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各自特点和是非功过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比俄国长得多（有二千多年之久）、强得多（渗透到城乡各个阶级和家庭以及精神生活和社会习俗各个方面），它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也更深重。中共前三任领导人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在党内都有家长制作风。这三任领导人的挑选和撤换，主要是秉承第三国际旨意，是国际干预的产物，并非中共党内真正民主选举罢免的结果。所以拙文开头说，中共早期是接近民主的政党。第四任领导人张闻天，早年留学美国，受过美国民主薰陶，後来又在苏联学习、工作过，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因此在一九三五遵义会议上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更换党的领导人时把他选为总负责人，这样易为共产国际所接受。张有民主作风，并不贪权，他就任後党中央大权逐步转归毛泽东手中。毛泽东 与斯大林一样，也是土生土长的革命家，自幼熟读孔孟之道，长期勤学博学，通读多遍二十四史，精通王朝统治权术。他受君主专制主义影响很深，曾自称他的治国之道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把信奉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马克思与坚持封建主义专制独裁的秦始皇并列一起，这是严重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充分暴露了他热衷於专制。他在中国实行一代核心制超过了斯大林。真是黛出於黑胜於黑。斯大林在党内只担任总书记，一九三四年以後只称书记，他从独揽党权到集党政军三大权於一身经历了十九年之久。他的终身制只到享年七十二岁，他指定接班人只是一次。毛泽东在党内要担任凌驾於中央之上的主席，周围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都称他为主席，尤如封建王朝称“皇上”一样。他从一九四九年建国时起就独揽党政军三大权。苏联从来不设国家主席，斯大林只兼政府总理。毛泽东却在总理之上另设国家主席。一九五九年之後他虽然不兼国家主席，但是国家大事依然由他作主，在“文革”期间他有权整死国家主席刘少奇。他的终身制延续到八十三岁，到晚期已经说话流涎、嘴合不拢，依旧不放弃大权。他指定接班人先後换了四个人，即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但也都未能成功。

　　邓小平搞的第二代核心制在某些方面又超过了毛泽东。毛以党中央主席身份搞第一代核心制，但是即便在对毛的个人崇拜极盛的时期，中共媒体中都是宣传以毛为首的党中央，从未提出过以毛为核心。毛自己只讲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从未自称是“党的核心”。毛从一九四三年担任党中央主席至一九七六年逝世，掌权长达三十三年之久，足够算是一代。而邓在一九七八年出山之後，并未担任党中央主席或总书记，到一九八九年他已辞去任何领导职务，先後任职只有十一年，还够不上一代。而他自己却在一九八九年宣布“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更有甚者，在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三大之後，他已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为了稳定军队，借以稳定政局，实际上是靠掌握军权来维护自己的党权，即在党内的最高决定权。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中，邓小平以掌握军权决定撤换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并调动军队来镇压人民即是明证。到一九八九年之後，他已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一最後职务，仍然还能设一个“邓办”（邓小平办公室）继续起“第二代核心”的作用，这固然有他独特的实力和魅力，更是他精心设计安排的结果。

　　江泽民搞的第三代核心，在某些方面又超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从未有过军籍和军队工作经验，没有指挥过任何一次战争，却能够一蹴而就，掌握最高军权。他想尽办法调整军队领导班子，提升紧跟自己的军官，巩固己的军权。他从未有过全面领导政权的职务和经验。却要一步登天出任国家主席。本来在改革中邓小平力主党政分开，首先是职务分开。邓担任军委主席时既不兼任党党中央主席或总书记，也不兼任国家主席。而江又回到五十年代毛的体制，集党政军三大权於一身。那时毛首任国家主席，拥有高於政府总理的行政大权，而一九八二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已是虚位的国家元首。但是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後又擅自违宪专权，把它变成高於政府总理的行政首脑。毛泽东不要法制，自命“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邓小平大讲法制，不讲或少讲法治。江泽民大力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可是自己却带头违宪，破坏法治。例如他多次取代政府总理同外国签订条约或协定，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政府首脑非正式会议。他个人可以一言九鼎，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再由全国人大补办手续。毛、邓身为第一代和第二代核心，并不要求人们称之为核心，江则时时表明自己是“核心”，还要经常宣传他是“核心”。以至“江核心”已成为江泽民的别号和诨名。毛、邓作为核心主要致力於国内事务，极少出国（只出国各两次），江则每年多次出国，飞遍五大洲，出尽了风头，要在世界各国显示自己的“一代核心”、“九五至尊地位”。毛不时披露一篇又一篇雄文，邓经常发表一段又一段颇有新意的谈话，江只是偶尔说出诸如“三讲”、“三个代表”等二、三句大被吹捧的要言。江成为第三代核心时间虽短，却每开尊口都被称为重要讲话，而且其文稿居然比毛、邓的著作还要多。其中多是空话、套话、官话、大话，几乎全由秘书们执笔。尽管他没有多少理论，没有任何战功，却敢於把自己与毛、邓并列，俨然成为当代最高的理论权威和军队统帅。近几年大陆频频出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意在树立中共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三个里程碑。据说去年庆祝国庆五十周年时已经在排演“高举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高举江泽民学说”三个游行方队。只是在最後验收时才被迫收回，但仍然在游行队伍中高举毛、邓、江三代核心的画像。毛是书法大家，能挥洒怀素体的草书，却很少公开题字。毛又精工诗词，有不少名句佳作。邓虽然不见有诗词问世，也练就一手不凡的书法。江是交通大学工科毕业生，书法实在平庸，却连北京的“世界公园”他都要题字留名。还发表几首极其一般的旧体诗，附庸风雅，要与毛泽东攀比。江出国访问时还要弹吉他、弹钢琴，以显示他多才多艺。实在令人感到可笑不自量。毛生前抽象地承认自己有错误。他曾表明：“我自己能够得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邓也说过：“我死後如果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三五三页）可是从来没有听说江自认为有错误，却要别人为他评功摆好，列出什么大十大成就。毛、邓对於被他们整下来的前任领导人如王明、华国锋还长期安排为中央委员，江却把赵紫阳长期非法软禁。毛、邓认为亲自掌握解放军的军权就可以稳如泰山，固若金汤，保住自己的权力；江还要另建一支强大的武警部队来严防人民反抗。这些都表现了江的外强中干，表壮里弱。无怪乎有人说毛是绝对权威，邓是相对权威，江则是狐假虎威。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对中共搞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是非功过该如何公正评价呢？本文不拟对这个重大问题展开论述，仅就一代核心制的弊病指明要点。中国人惯於用极简略的文字来高度概括复杂的事物。毛、邓、江三代核心的是非功过，大体上可以各用两个字来表述，即毛的“两革”（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邓的“两开”（改革开放和开枪杀人）和江的“两化”（经济、科技强化和政治、思想腐化）。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使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将来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实践证明毛的理论与路线正确，因此众望所归，他於一九四三年被选为中共中央第五任领导人。但是一九四九年中国武装革命胜利後，他居功自傲，急於求成。一九五二年放弃了他自己确立的新民主主义论，急於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其实广义的“文化大革命”早已从五十年代开始。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一九五五年反胡风集团、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一九六Ｏ年反修正主义斗争，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等等，这一连串“左”的政治思想运动屡犯不改，愈演愈烈，才导致十年的“文革”大灾难。如果不搞一代核心制，而是建立一任或连任制约制，毛的这些错误就能及早得到改正。可惜邓小平到一九八九年还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硬说以毛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是“成熟的党中央”，既然这是成功的范例，所以邓自己还要接着搞第二代核心。邓主张改革开放，认清中国将长期处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端正党的路线，逐步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注意吸收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着力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这是他的重大功绩。但是他自一九八Ｏ年以後基本上停止政治体制改革，自己不及早带头退下来，继续以核心地位控制党权、军权，助长权钱交易，加剧贪污受贿，以至社会矛盾激化，导至一九八六和一九八九两次学生民主运动高涨。他不辨真象与假象、主流与支流，误认为要求改善党的领导的青年学生是要推翻党的领导，两次违背党章，纠合党内保守势力，擅自撤换两任总书记。一九八九年进而调兵遗将开枪射杀真正爱国人民，造成“六四”惨剧。如果不是搞第二代核心制，而是让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已取得较为全面的成功。江泽民无大功受恩宠，被邓小平册封为第三代核心。江继续邓的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东部地区兴旺之後接着大力开发西部地区，近十年来经济增长保持在接近百分之十的平均水平，使我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大为强化，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上升较快。这是他的成就。但是他依旧不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却不断加强个人集权和过度控制来维护一时表面的政治稳定，实际上是维护第三代核心的稳定。结果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严重脱节。市场经济本来需要民主政治的制约，而一代核心制本质上是缺少制约的专制政治。这种缺少制约的政治体制随着市场经济越发展，腐败腐化必然越加剧，腐败性的体制必然变本加厉。现在社会矛盾在积累，随时会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去年四月发生的修练法轮功群众的请愿事件，本质上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政府日益腐化和高压政策的不满，对片面性改革开放的失望，精神空虚，思想苦闷，转向从个人修气功寻求寄托。可是中共领导人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揭露李洪志骗人敛财的行径同允许广大群众修气功严格区别开来，对广大练功群众采取镇压措施。这种滥用权力、极不明智的举动不能不引起群众的反感和反抗。可以预期，中共领导与法轮功修练群众的矛盾和斗争将是长期的。江泽民曾经夸下海口：“我不信我就制不了法轮功。”他没有深入认识到，他要整治的是参与修炼气功的千百万群众。实践将证明，他这样一味蛮干，终究会被群众抛弃的。

　　总之，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大体上都是先有是与功，後有非与过。这正表明领导人不能搞一代核心制，只能搞一任或连任制约制。这样才能尽量使领导人是多非少，功大过微。如果搞一代核心制，创业有功之後天长日久，势必居功自傲，自以为是，一意孤行，恣意妄为；而且越到後期，矛盾积累越多，就越是采取残暴手段对待群众，以维护自己的核心地位。这已经成为中外古今屡见不鲜的定律。

　　四、中共第四代领导面临的抉择与中国之命运

　　如果说由於中国长期处於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第一代核心制还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当中国已经发展进步到以社会化劳动为主的工业社会时，第二代核心和第三代核心的体制就越来越失去其社会基础了。可以说，当今一代核心制已经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瓶颈，成为中国社会继续向前突飞猛进的绊脚石。但是目前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还无力无法奋起予以捅破和扫除。许多人都还认为，如果缺少一代核心，天下势必大乱，而指望江泽民来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又是缘木求鱼，痴心妄想。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尽量延长自已的任期，如何把权力逐步转给第四代核心。毛、邓、江这三代核心都未能认识到只有民主选举、民主制约、民主限任方可保证选出最受群众拥护、最有才能的新领导人，又使他不能滥用权力，任满卸职，另选新人。只有这种民主体制才能使党永葆青春，使国家长治久安。他们都以为只有经过自己反复挑选的人才最可靠，才最能维护党权政权世代和平稳定相传。毛先後挑选了四个接班人，结果一个也没有站住。邓小平在总结毛的错误作法时本已一针见血地指明：“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四七页）可是话音刚落，墨迹未干，他自己又重犯这种错误。他於一九八０年和一九八七年先後挑选胡、赵两个人为接班人，但是随後又把他们撤职了。江吸取了前人被废的经验教训，有幸难得能够延续一代。目前江还在延续这种指定接班人的传统作法。据大陆最近传来信息，江本来还想以维护安定团结和中共党章并未规定总书记任期为由，在二００二年中共十六上连任总书记，然而由於在高层得不到多数人支持，大体上已按邓的旨意，选定胡锦涛为第四代核心。胡可能在二００二年接任总书记，江可能是邓规江随，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如果真是这样安排，那么中共第四代核心的前景将是如何呢？这是当今海内外华人最为关切的头等大事。

　　能否由中共第四代核心来大刀阔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看来很难。胡今年五十八岁，１９６５年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他当时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不少是“左”的教条。在“文革”中表现也是“左”。後来在甘肃省工作时得到省委书记宋平赏识，从此一帆风顺地平步青云。宋平调到中央後他也跟着上调青年团中央。八十年代先後任贵州省委书记和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据说一九九八年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推荐他担担国家副主席时认为胡的优点是原则性强，在关键时刻敢於自己独立作主。例如胡任西藏书记时，西藏曾三次发生动乱。前两次他请示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该如何处理。赵要他以柔克刚；但是第三次动乱时，他不再请示，径自作主，以刚克刚，终於平息了动乱。果真如此，那表明胡是风派人物。中共素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胡竟敢背着中央，擅自作主，岂不是目无中央，违法乱纪？可是江却肯定这是胡的优点。看来江如此欣赏胡，是要胡用强硬手段来对付人民。胡现在在民间的口碑很不好。据大陆来美人士说，近两年大陆民间广泛流传“五子登科”或“七子登科”之说，以此来评价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江泽民是戏子（善於作秀），李鹏是傻子，朱熔基是疯子，李瑞环是痞子，胡锦涛是孙子；还有人加上李岚清是样子（摆着不起在作用），尉健行是厨子（善於调和）。其中数胡锦涛的版本最多，另有人说他是儿子（也是听老人话之意），是骗子（满嘴讲马列主义骗人），是婊子（卖身投靠）。这些说法未必准确、妥当，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民百姓和某些知情者的直觉。这样一个既僵硬又听话的人物，如果在第三代老人监控之下成为第四代核心，他将很难独立自主地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样腐败必须还会加剧，社会矛盾必然还会加深。用不着等到二０一九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一场新的五四运动将要在未来十几年内爆发。国内未经批准、不许公布的示威游行，一九九八年共约有六万次，一九九九更增至十一万余次。这样发展下去，未来某一个突发事件（如当年五四运动时外交上丧权辱国，一九八九胡耀邦逝世），可能激起富有爱国民主运动传统的青年大学生联合广大工农一起涌上街头，强烈要求中共惩治成群贪官污吏，大力发展民主自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时第四代核心将何去何从？从历史经验来看，大体上有四种选择、四种结局。

　　第一种，学习邓小平的做法，成为邓小平式的人物。即动用武警部队硬把群众镇压下去，再依靠强力继续维护其统治。然而这种结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广大群众已经有了一九八九年“六四”被镇压的经验教训，一定会更有准备、更机智地开展斗争。况且全国性大规模的群众性行动，此起彼扬，互相呼应，将使中共难以四面出击，八方应付，难以取得强力镇压的成功。

　　第二种，出现罗马尼亚式的突变，成为齐奥塞斯库式的人物。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氏调动保安部队镇压首都示威游行的群众，引起部队哗变倒戈，齐氏夫妇被起义军逮捕法办处决。中国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的开明军官在关键时刻也可能转向人民方面，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坚决果敢行动，一举推倒缺少军事斗争经验和能力的第四代核心，在危急中拯救中共，使中共获得新生，也可能使中共如罗共一样灭亡。

　　第三种，重蹈苏联共产党覆辙，成为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苏共总书记在党内外群众强大压力下，於一九九０年二月被迫退却，同意开放党禁，允许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党，甚至鼓吹恢复君主专制的政党公开合法活动，导致政治动荡局面加剧，党内矛盾激化。到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党内保守派发动政变，旋即被扫除，接着苏共被迫解散，苏联解体。东欧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除罗马尼亚之外都发生类似苏联这样的和平演变。有所不同的是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都改性易名，变为西欧那样的社会主义党或社会民主党。但是中共第四代核心并不是戈氏那样的温和派人物，所以这种结局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也不排除在关键时刻中共党内会有温和派人物起来迫使其向右转，或者会有稳健改革派促使其推进体制内的政治改革。其结局如何，将取决於党内各派的较量。

　　第四种，参照蒋经国的做法，成为蒋经国型的人物。１９７５年台湾的蒋介石以八十九岁高龄作为中国国民党执政後的第一代核心病故，旋即由其儿子蒋经国接班。小蒋继续一党专政十几年，到一九八七年在国际新形势和岛内新压力下，被迫开放党禁报禁，从资本主义专制转向资本主义民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从专制和平转向民主取得成功的典型人物还有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和南非的德克勒克。西班牙的陆军参谋总长佛朗哥於一九三六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一九三七年改组法西斯的长枪党，他成为党政合一的国家元首，一九四七年西班牙改为君主国，他是终生执政者，第一代核心。他晚年指定胡安卡洛斯王子为接班人，此人在学校受到民主教育，具有民主思想。佛朗哥健在时，他韬光养晦，伪装忠於佛朗哥。 到一九七五年底佛朗哥八十三岁死去，他正式登基後，实行民主改革方针，取消法西斯一党专政，开放党禁报禁，允许社会党、共产党等公开活动，平等竞争，允许出版自由。西班牙转向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後，近二十多年来经济科技发展迅速，人民处境大有改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在日益强大的黑人解放运动推动下从一九九０年开始取消党禁，允许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大会南非共产党等公开活动。从一九九一年起陆续废除种族隔离的立法，并决定在普选基础上实行多党民主制。一九九四年，曼德拉当选为第一任黑人总统，德克勒克为副总统。随後德氏又辞去副总统，退出政界。只经过五年时间，南非完成了从白人一党专制到多族多党民共和主制的过渡。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绝对需要多党民主政治的配套。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一党专制不可能长久，最终要被武力推翻，如德、意、葡等国；但是如果在民众推动之下能够出现开明的领导人则可能实现从专制和平地逐步改变为民主，卡洛斯、德克勒克和蒋经国就是体制内和平改革取得成功的三个代表人物。反观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社会主义体制范围内取得政治改革成功的先例。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已经从传统的产品计划经济逐步转轨到商品市场经济，亟需多党民主政治的配套。中共是拥有五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超级大党，党内人才济济，精英荟萃，中国又有丰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文化传统，完全不必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多党民主政治的模式，完全能够依据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特点，借鉴西方和苏联东欧诸国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党民主政治的新模式，为世界开创政治新纪元，令世人为之耳目一新。这样对於促进世界大同必能起重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第四代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方案的要点大致如下。

　　一、修改党章，废除一代核心制，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以上领导人的年龄限制与任期限制。年龄不得超过六十岁，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十年。

　　二、确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唯一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关，政治局只是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把党的权力中心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转移到党的代表大会。为此，党代表大会应实行年会制，即党代会五年一届，每年年初召开一次大会，讨论决定党在本年度的重大施政纲领和党的建设方针。党代表五年换届。党中央委员以上领导人在党代会换届会上差额竞选产生。

　　三、中共素行的“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应改为“全党服从党代表大会，地方和部门服从中央”，中央也要服从党代表大会。

　　四、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改归各级党代表大会领导，向党代会负责，不由各级党委领导，其职责主要是监督同级党委领导成员，不仅限於监督下级人员和普通党员。政府的监察部门也要改归各级人大领导，向人大负责，专门监督各级政府领导人。

　　五、党报不归党委领导，改由党代会领导并向党代会负责，在党代会上选出独立的党报编委会。开放报禁。允许各报刊依据事实揭发、批评各级党政官员的不法行为和不良作风，抨击社会的阴暗面。

　　六、党的经费收支情况每年要在党代会上如实报告。苏共再不民主，每次在党代会上都要报告党费收入支出情况，中共从来没有报告过。实行党财分开，党的各级机关的行政费用和专职人员的工资开支应由党费开支，不应列入国家财政支出。

　　七、修改宪法。既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那么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理应就是国家元首，勿须另设国家主席。

　　八、实行党政分开。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机关。党政在职权、职能、职责、职务四个方面都要分开。党对政权机关的领导除每年年初由党代会提出施政纲领和决策建议外，主要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中的党员去贯彻执行。

　　九、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府首脑应按照直接、普遍、平等、秘密的原则差额竞选产生，随时可罢免、撤换。可先行乡镇长直选，再推广到县市长、省市长，以至政府总理。

　　十、全国政协应成为与全国人大同等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一部分。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大体上相当於西方议会的两个院：一个按地区选出代表，另一个按界别行业选出委员。

　　十一、制定政党法。允许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现有八个民主党派应该放手让其在各自联系的群众中发展新成员，独立自主地选出其领导人，取消双重党籍，中共党员不得在其他政党中任职。

　　十二、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政党委员会，现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各政党的职能应转归该委员会，各政党所需经费也由该委员会依政党法规定拨给。

　　十三、组成中共领导的多党联合政府，应有其他党派人担任副总理、国务委员和部长。真正做到多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真诚合作，联合执政，发扬中国崇尚和合、王道、仁政、德治等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如果中共领导不好，可选其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领导多党联合政府。

　　十四、实现党军分开，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曾经是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谈判中中共对国民党提出的合理要求，不料中共在全国掌握政权後依旧由一党独揽军权。当今中共是唯一党中央设立军委来独揽军权的国家。应该取消中共中央委军，把军队改由政府国防部统帅。

　　十五、实现党法分开。各级法院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审判，不受各级党委干预。真正由人治、党治转变为法治。

　　看来二十一世纪头十几年将是专制与民主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最後决战。如果中共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维护少数党政官僚特权集团的权益，就应当按照上述要点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样中共才能改革成为真正民主的工人政党，中国才能改革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新型国家。如果中共讳疾忌医，拒不进行体制内的改革，结束第四代核心制，转向一任或连任制约制的社会主义民主，那就不可避免地迫使广大民众去进行体制外的改革，即转向西方那种资本主义民主的体制。任重道远，形势紧迫，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按照历史规律与世界潮流可以断言：中共只能传到第四代核心，绝不会有第五代核心照旧嫡传。

　　愚夫跟随中共半个世纪以上，近几年来客居美国，依然心怀故园，时常关切国内的发展动向。现在披肝沥胆，克尽忠言，衷心渴望中共能够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取得改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