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先生逝世，现在大概也过了热丧了吧。本不该对他老人家说长道短，但被余杰“揭发”出来的吴老劣迹所感，还是说两句吧。希望吴老的子女不要记恨才好。

余杰在纪念吴老逝世的文章《吴祖光的铁骨柔肠》里讲了这样一件事。为防造谣之嫌，还是原文照抄如下∶

【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环保会议上见到过吴先生。先生已经满头白发，由家人陪同着，不过气色却很好，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轮到吴先生发言了，先生开口便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他直接将毛泽东称呼为“毛贼”，在毛泽东崇拜依然鬼魂附体的中国，简直就是警世的钟声。吴老接着侃侃而谈：“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吴老声如洪钟，全场鸦雀无声。】

我也认为应该鞭毛的尸，并且还专门写过文章讨论此事。但问题是人家在开的是环保会议。吴祖光讲这些话题虽然不能说完全的不着边际，至少也是不懂做客之道的礼貌吧。

其实余杰“揭发”出来的吴老行状并不稀奇。我们在文革中见识过太多了。每有专业会议，不管是天文还是地理，也不管是环境卫生还是防疫，照例都是先来这么一通不着条道的政治帽子上纲上线。只要把余杰“揭发”出来的吴祖光这段话做一个简单替换练习就行∶“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林彪、孔老二一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封建余孽！”

吴祖光和戚本禹、姚文元、张春桥的思路乃至句式都一模一样。可惜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没用他当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

吴老先生自以为得计的所谓“放大炮”式的言论，其实和大老粗王震的水平差不多。问题是人家王震可是满纸错别字的，而吴祖光却是大文学家呀。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其光辉著作《反对自由主义》里指责的第七种自由主义就是“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今天我们就看到了有神童之称的大文学家吴祖光把自己混同于一个错别字连篇的大老粗。

中国要搞建设，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有人去做。比如上述环保会议。要是大家都象吴老似的，不管什么具体工作会议，都上纲上线到痛批毛贼的精神污染，那与文革时的大批判有什么不同？那些具体工作还怎么做？按吴老的意思，若是不批倒批臭毛贼思想的精神污染，就是大方向不正确，那环保还搞不搞了？

如今中国正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调来了太子党王歧山来北京坐镇。幸亏吴老已经作古。否则，要是调他来坐镇，他老先生一定会下令∶“最毒的病毒不是SARS，而是毛贼的思想。因此现在必须停止一切防治SARS的技术性工作，全国一起批毛贼。毛贼思想一天批不倒，批不臭，就一天不能开始防治非典的工作。否则，即使治愈了肺部的病毒污染，也还是治愈不了思想上的病毒污染。思想上被污染的患者，治好了还不如不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唉！都七老八十的了，真是白活了一辈子。

余杰自以为扬吴老先生之长。孰不知反而大暴吴祖光之短。

人生有三大不幸，曰“早年丧父”，曰“中年丧妻”，曰“晚年失子”。其实还有第四大不幸，那便是“少年成名”。

其实人与人之间差别不是很大的。“少年成名”者往往是早熟的表现。而早熟的结果就是早夭。这是生理上的。另一路是心理上的早熟，结果也往往导致心理早衰。大器晚成者都是少年成不了名的。

吴祖光当年就是“少年成名”，并有神童之称。大概其性格心理以至于见识也就停在当时了，一辈子都没长大。

吴祖光最有名的作品是话剧《风雪夜归人》，而其实除了人物名字不同外，与秦瘦鸥的《秋海棠》简直一模一样。我是先看了《秋海棠》，然后才看的《风雪夜归人》。反正他们两人必有一人是抄另一人的。

《秋海棠》文革后再版时，秦瘦鸥曾登报抗议过，可见其人还算有骨气。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胡乔木点名请吴祖光退党。吴反驳说∶“当初不是我要入的，你们拉我入的。”

问题是，人家拉你入，你就真入吗？你怎么就不会推辞呢？

后来吴夫人新凤霞女士曾不无自豪地对采访者说：“这几天我们家特别忙，我和祖光、还有祖光的弟弟吴祖强，都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们一家有三个政协委员，祖强还是常委，我们都在文卫组。凑巧人大、政协两会召开…”

中国的政治制度上不了正轨，关键的问题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里充斥了太多的并非政治家的外行。其中尤以文艺界和体育界人士居多，不但有刘晓庆、宋祖英，也有新凤霞、吴祖光和吴祖强。

你们这些人在文艺界都是好手，在体育界都是健将，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种讨论和制定国家政治体制的地方，你们真的都懂行吗？我就看不出吴祖光先生真懂政治，可他却并没有推辞这个现成到手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资格！否则他们家就不可能是一门三个政协委员了。新凤霞说此话的时候可是六四之后的1995年呀！

最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吴祖光在出国访问期间，发现其他国家不但民居住房都没有院墙，而且很多公园也没有围墙。于是他回国后就到处作报告，四下里呼吁，要求把景山公园的围墙全拆了。我就亲耳聆听过他的这种演讲。

幸亏当局没有听从他老人家的胡言乱语。否则，一旦拆除了景山公园的围墙，用不了几天工夫，整个公园里的所有建筑都会被拆光。

中国人要是没有院墙、围墙防护，要是没有国家武装力量警戒，怎么胡来都敢。六四就是一个鲜活的明证。吴老活了这么大岁数，怎么连这么点常识都不懂？

真是个一辈子都没长大的老神童。

【附录一】～～～～～～～～～～～～～～～～～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余杰

四月九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就在三四天之前，我还在凤凰台看到了关于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专题片《霞光漫天》。我喜欢这个别具匠心的、镶嵌了吴祖光和新凤霞名字的“霞光漫天”的片名，我更为两人数十年如一日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吴祖光在客厅里挂着“生正逢时”的条幅，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遭逢抗战的硝烟及国民党政权的迫害，下半叶在共产党中国则接二连三的遭遇了“反右”、“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等政治运动，虽然命运多舛，却无怨无悔。他不是抱怨“生不逢时”，而是坚信“生正逢时”，因为在面对极权、邪恶和暴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退缩和回避过，即便被贬为“牛鬼蛇神”，他也无愧于自己的同胞和祖国。许多老人因为饱经风霜而变得世故圆滑，而吴祖光则一直保持了一颗烂漫的童心。没有想到，老人在影片中的音容笑貌犹在，突然之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环保会议上见到过吴先生。先生已经满头白发，由家人陪同着，不过气色却很好，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轮到吴先生发言了，先生开口便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他直接将毛泽东称呼为“毛贼”，在毛泽东崇拜依然鬼魂附体的中国，简直就是警世的钟声。吴老接着侃侃而谈：“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吴老声如洪钟，全场鸦雀无声。下面，他谈到了邓小平和“六·四”大屠杀：“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老的讲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直到今天，言说“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一个“谈虎色变”的禁忌，吴老是少数无视乃至蔑视这一禁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双目炯炯，无所畏惧，仿佛是一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古代的英雄豪杰，也像一把向黑暗发起猛烈冲刺的锐不挡的刀。在一九四九年来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吴祖光几乎都是“案上鱼肉”，抄家、凌辱、流放、殴打、囚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了。他依然没有学会像曹禺那样见风使舵，也没有学会像王蒙那样越活越“聪明”。八十年代以来，他被迫退党、被取消政协委员的职务乃至遭到监视，这些打击没有让他那刚烈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发生丝毫的改变。新凤霞一直都很担忧丈夫的安全，有时很不放心，甚至去偷听丈夫的电话。每逢吴祖光在电话中向朋友痛斥中共的专制和腐败时，新凤霞就会在一边苦苦相劝。许多朋友都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到过夫妻俩人的争执。面对因为自己的牵连而遭到残酷迫害导致瘫痪在轮椅上的妻子，吴祖光感到深深愧疚而不得不收敛起一点锋芒来。新凤霞去世之后，吴祖光身心皆碎，迅速衰老。另一方面，他无所顾忌，更是放胆直言——“凤霞都已经去了，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吴祖光不仅有烈士的侠骨，还有佛陀的柔肠。正如鲁迅所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吴祖光的身上不仅有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更有对亲人和同胞“将心比心”的爱和同情。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的知识分子，让人敬畏和尊重；而在兼有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之后，他才让人亲近和友爱。与鲁迅一样，吴祖光就是这样一位既“可敬”又“可爱”的民族的脊梁。

晚年的吴祖光为了两个打工妹的不幸遭遇而怒发冲冠、仗义执言，最后纠缠到一桩漫长的官司之中。在我看来，这一事件与他在政治运动中受难一样，是生命中璀璨的亮点。打工妹遭到北京国贸中心的保安的非法脱衣搜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并不新鲜。打工妹向来就没有争取到“人”的地位，在某些“城里人”眼中、尤其是经营国贸饭店的某高干子弟眼中，打工妹根本就是“贱民”。但是，吴祖光却为“贱民”的命运而奋笔疾书，以至被告上法庭。对于某些精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在这被“白白浪费”的三年里，能够创作多少的文学作品、能够撰写多少的学术论文啊！而吴祖光的心中却有另一杆秤砣，那就是：以普天之下所有弱者、所有被侮辱者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与卢跃刚有着惊人的相似，卢跃刚为了替苦弱的民女武芳讨回公道，简直把陕西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在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不是在滔滔不绝、居高临下地谈论对抽象的生命个体的关怀和怜悯，而是在切实地、承担着风险和责任地为“每一个”受难者的遭际而奔走呼号。他们不是空谈符号化、理论化的“正义”和“人道”，而是在对“每一个”沉默者和流泪者的关爱中展示人性的光辉。

可惜的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像吴祖光和卢跃刚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相反，像王蒙、余秋雨、厉以宁、张艺谋那样的“过于聪明者”层出不穷。吴祖光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正在南去的飞机上，一路黯然伤神。我曾经将我的《火与冰》送给吴老，吴老勉励我说：“你是少有的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真话要一直说下去。”言犹在耳边，人却已经仙去。但愿在这个翻云覆雨的时代里，有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吴祖光先生的道路知难而进。记得谢泳在《普及吴祖光》一文中说过：“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我想，当吴祖光不再需要被“普及”的时候，也就是“真话中国”取代了“假话中国”的时候。那一天，吴祖光先生那遥远的愿望也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我将代吴祖光先生往“毛贼”干尸上吐一口唾沫。

【附录二】～～～～～～～～～～～～～～～～～

凤霞三绝

　　滕天羽

　　萧乾说：新凤霞集表演艺术家、作家、画家于一身，可谓空前绝后。倘若要我投票推选建国以后最有成就的艺术家，我会毫不犹豫地投凤霞一票。

　　五十年代初，新凤霞在舞台上名闻遐迩的时候，拜梅兰芳为师，丰富了她的评剧功夫；拜齐白石为师，增加了她的艺术修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新凤霞主演的评剧电影《刘巧儿》、《花为媒》，轰动了全国，评剧皇后的声名传到国外。新凤霞当了评剧团团长。

　　反右派运动中，新凤霞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残，不能登台演出了。

　　新凤霞在唱戏、写作的同时，又学会了画画。水墨画作不下数千幅，成为集著名演员、作家、画家于一身的多才多艺的人民艺术家。这要投入多么巨大的劳动，这要花费多少精力和心血啊？！

　　１９９５年春天，我走进新凤霞、吴祖光先生的寓所，看到书室里挂着的新凤霞当年扮演刘巧儿的精彩剧照和塑像，书架上，书桌上摆着许多书籍和唱片。耳边不禁响起了悦耳的唱腔。再仔细看，墙壁上挂着一幅幅国画。这些都出自新凤霞的手。

　　新凤霞端坐在她的写作室的书桌旁。她一见我们进来后，连忙欠了一下身子说：“实在对不起，请到这边坐！我行走不便，只有在这里接待你们。”

　　新凤霞笑着说：“这几天我们家特别忙，我和祖光、还有祖光的弟弟吴祖强，都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们一家有三个政协委员，祖强还是常委，我们都在文卫组。凑巧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的时候，我的女儿、女婿、外孙从美国回来，您看，我这书房里都堆满了小孙孙的玩具……”她手指着书桌旁、书房里的一堆堆大大小小的玩具，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新凤霞红光满面，一双眸子闪着晶莹的亮花，脸上的酒窝现得很深。她显然是为国事、家事、为子女外孙归来团聚而激动、兴奋。

　　伤痕

　　１９３７年，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天津沦陷后，新凤霞所在戏院子在天津的租界地，这里的日本兵，青红帮，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穷人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穷戏子更是受害不浅。１９４０年，新凤霞在天津中华戏院演戏，遭难特多。

　　日本宪兵队的头目，常常带着鬼子兵和流氓坏蛋到戏院里行凶作恶。日本特务头子任小舟等强占了一排包座，经常带一帮坏蛋到戏院里鬼混，新凤霞姐妹们多次受害，挨打挨骂，连化装镜子都被砸坏了。他们将女演员花迎春毒打、侮辱后，又来纠缠新凤霞。有一天她忙着演戏，没有理他们，这个特务头子就发脾气叫嚷：“好大的架子，走着瞧吧，我要你的眼睛！……”元宵节那天，上演《女侠红蝴蝶》，那个特务头子就串通了后台的一个坏蛋，把她上台用的道具———马鞭上的套绳大部分割断了，只留下了一点儿。新凤霞一上场，就听到台下传来一阵怪叫声。她手拿着那个马鞭子走圆场，手一举，将马鞭向上一甩，刚亮了个相，那马鞭子就甩到台下去了。她手中剩下了一点绳套。台下的特务头子和一群坏蛋，就借此大喊大叫：“打她！打她！”……瓜子、花生、碟子、茶杯、茶壶……都一股脑地往台上的新凤霞砸去，一只茶碗正击中她的面部，鲜血溢流，新凤霞顿时头晕目眩，眼睛不能睁了……

　　过了一阵子，新凤霞能演戏了，日本宪兵头头任小舟同他的帮凶一烟土商徐玉祥带着一群日本人闯到戏院，那天新凤霞演《女起解》、日本人放了一条大黄狗上戏台直朝新凤霞扑来，她只好用苏三的道具链子跟狗厮打。人拼命，狗也害怕了。后来，任小舟等又要新凤霞陪他们吃饭，她不去，他们又赶到后台来纠缠，新凤霞躲了起来，这就是“得罪”了日本宪兵队头头及其帮凶，任小舟勒令中华剧场老板“小神仙”一周内把新凤霞赶出天津，新凤霞只好跟着她的养母带着戏箱、行李乘火车逃往青岛。任小舟又派了手下的特务赶到天津站，抓住她们的行李，逼着她开戏箱，叫嚷道：“大队长任小舟今天让你们这些臭唱戏的见识见识。”说着，几个日本兵用刺刀对准戏箱中的戏衣狠狠刺扎乱挑，新凤霞的养母求他们手下留情，日本兵对着她的肚子狠狠踢去，当场被踢得小产了。

　　天下乌鸦一般黑。新凤霞被逼离开天津，逃到青岛后，所遭遇的仍然是悲惨生活。她回忆起当年被困青岛的日月时说：“日本投降前我流落到青岛唱戏谋生，本来这地方是水陆码头，是养艺人的好地方，但是时局动荡，弄得市面买卖家不下门板，老百姓也关门闭户，戏院子、报馆都歇了业，失业挨饿不说了，最可恨的是日本鬼子，地痞坏蛋到处抓男青年发配东北去当劳工、当炮灰，抓女青年去鬼子的兵营慰劳“皇军”，大卡车装满了被抓的男女青年，满街的嚎哭声连续不断。有一天，一群日本宪兵闯进我们剧团住的小客店，当时每间房子都关了灯，闭了门，拉胡琴的三叔不在家，三婶给他等门，这群日兵宪兵野狗似地冲进了三婶的房门，只听得一声惨叫，这群野兽把三婶侮辱后又用刺刀扎伤了她，三婶当时怀孕六七个月了，她带着伤含恨自杀了……

　　扭起秧歌迎解放

　　１９４８年，新凤霞跟着童年收养她的母亲一起来到北京。当时的北京，有南城北城之分。南城天桥一带，许多贫苦的人在这里唱戏卖艺；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等大演员，都在北城的大戏院演戏，她初到北城时，只能在天桥的小戏院里唱戏。

　　北京解放后，天桥的穷苦艺人翻了身。变化最大的就数侯宝林、关玉如、新凤霞他（她）们了。

　　老解放区的秧歌剧团来了，著名的歌唱家王昆、郭兰英来到了天桥，和新凤霞等一起举行会演，教新凤霞等演唱《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剧目。还排演了《刘巧儿团圆》，后来改名为《刘巧儿》。又排演了《小二黑结婚》，轰动了北京城。

　　新凤霞穿着红袄绿裤，腰扎大红绸边舞边唱：解放区的天啊，人人好喜欢呀！推倒压在身上的山啊，地主、恶霸们放下鞭，我们不再受剥削了，有吃穿啊！跑哇唱呀，人人都喜欢啊！……

　　新凤霞和她的伙伴们，大演现代新戏，也演评剧基础戏，如《花为媒》、《杜十娘》、《开店》、《桃花庵》、《占花魁》等等。还演小戏，为《借年》、《李三娘打水》、《小赶船》……；同时也唱移植戏，如从河北梆子移植的《王宝钏》、《三娘教子》、《蝴蝶杯》、《茶花女》。从京剧移植的《樊梨花》、《锁麟囊》、《红娘》、《人面桃花》、《红楼二尤》、《凤还巢》；从文明戏移植的《喜字临门》、《张文祥刺马》、《双烈女》……

　　各剧种的大演员、专家天天来天桥看戏。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著名戏剧家、作家老舍、赵树理、欧阳予倩……等人也都来看新凤霞的戏。

　　新凤霞说：“这许多事实，都给我很大鼓励。我看见叶剑英市长他们，心里热乎乎的，觉得天地就是变了，这么大的官却这样和气可亲，像是长辈不像是官。”

　　新凤霞和他的伙伴们还经常送戏上门，到清华大学等单位去演出。

　　天桥的新型大剧场盖起来后，新凤霞第一个上台演出了新评剧《志愿军的未婚妻》。“解放后，使我最高兴的是学文化。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认识了那么多的文化人，认识了老舍、赵树理、洪深等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老前辈。也很感谢老舍先生他使我认识熟悉了吴祖光。”

　　“１９４９年冬天，老舍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特地到天桥来看我的演出，还特地到后台来找我，后来还到我当时住的天桥最南头的南下洼子的家中（老北京很穷苦的地方）去看望，看到我在看小人书，才知道我不识字。我想找一个有文化、人品好、能帮助我、爱护我的好先生。老舍先生和我谈起了吴祖光，说他二十岁时就写了抗日剧本《凤凰城》，还写了《风雪夜归人》等话剧。我一听就对老舍先生说，我演过吴祖光的戏，还唱过他写的歌，那是《莫负青春》电影里的两支插曲，一支是《小小洞房明又亮》，另一支插曲的歌词是：‘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赵家庄有个好姑娘，你要问姑娘长得怎么样？你去问山南山北的少年郎……’”

　　新凤霞和吴祖光结婚时，几次接到电话，说周总理要来参加婚礼。因为当时来的人很多，考虑到保卫工作，建议总理不要来。总理说：“以后请祖光、凤霞到家里来。”

　　婚礼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大厅举行。参加婚礼和鸡尾洒会的有：主婚人阳翰笙、欧阳予倩，介绍人老舍，文艺界的专家学者，来了很多人，赵丹、黄宗英等专程从上海来祝贺，郭沫若夫妇带了孩子来参加，茅盾、洪深等长辈也来了，戏曲界来的人更多，从城南天桥到各大戏院都来人参加，天桥的老伙伴，说书的，说相声的，变戏法的艺人，卖小吃的摊贩等两百多人都来了。

　　新凤霞、吴祖光举行婚礼后不久，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地约请吴祖光、新凤霞，曹禺和方瑞，老舍和胡絜青三对夫妇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作客。

　　总理还特地拿出了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还亲自下厨房做了道拿手菜干丝汤。

　　席间，周总理还热情地说：“祖光和凤霞结合，是很理想的一对，凤霞是贫民窟里艰苦成长的艺人，可以得到祖光的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帮助。希望凤霞做一个有文化、有修养、有理想的新社会的戏曲演员。最后祝大家幸福快乐。”

　　新凤霞说：“十年浩劫中，我当然成了冲击对象，不停的批判、检查、斗争、关押，繁重的演出任务，沉重的劳动改造，在几十米深处的地下挖防空洞七年之久，身患重病，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又被评剧院的造反派残酷毒打，半月瓣都被打断。加上当时被关在牛棚里不能医治，成了终生残废，脑血栓半身不遂……”

　　“组织上给我平反之后，我思前想后，子不嫌母丑，虽然党有过较大的失误，误伤了儿女，但还是党抚平医治了伤痛，我的一切还是共产党给的。于是我又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从北京解放起，我就认为自己是党的人，是党解放了我，给我了新的生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给我彻底平了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二次解放，我一辈子忘不了党的恩情。三十年来，我走了多少坎坷路，但没忘记对党的追求。可是我在要求入党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一是我所在单位个别过去整我的人硬是不让我入党。我鼓起勇气，给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了信。我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批给了习仲勋同志，转给了北京市委。在党中央、北京市委领导的关怀下，我们剧院的党委批准我入党了。”

　　霞满桑榆

　　１９８０年，新凤霞写的第一本书《新凤霞回忆录》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后来又出版了《艺术生涯》，接着天津百花出版社也出版了她的一本《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以苦为乐》，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回忆录选集《新凤霞的回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我当小演员的时候》，还有中国文学杂志出版社“熊猫”丛书英文版《新凤霞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和吴祖光合作的《绝唱》等，一共２０多本书，４００多万字。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新凤霞感人至深的经历和谈话：

　　她的爱人受到“灭顶之灾”时，顶头上司对她施加压力，要她离婚划清界限，她断然申明：“我了解祖光，他响应党的号召发表意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也不离婚……”

　　我访问她、准备写她时，她又说：“你写写祖光，写写他和《凤凰城》。”寥寥数语，可见其情深、义重。

　　我请她谈谈学画的经验，画画的窍门。

　　新凤霞谦逊地说：“画画，也是我的爱好。我从小学戏、唱戏，因为买不起戏衣，就自己绣戏衣，画花样，这样就使我产生了画花的兴趣。家庭的影响、熏陶，也是有利的条件……”

　　新凤霞说：“齐白石老先生指导我画画要用心，要下功夫把画画活。画要有灵魂，画画也是画骨气。老人家教我画兰花、梅花、菊花……

　　我画梅花，要画出她的骨气！

　　我画菊花，要画出她的千姿百态。”

　　新凤霞说，她在写回忆录的同时还要用颜色回忆舞台生涯。那五颜六色，金光闪闪，增加了自己的信心。

　　新凤霞告诉我，齐白石大师曾对她说：搞艺术是表现自己，要讲骨气，有勇气，讲义气。这对她的影响、教诲很深。放开手画画写作，挺起胸唱戏做人！新凤霞努力实践了名师的遗训。

　　新凤霞还告诉我，画国画要题字落款，她因不会写毛笔字很作难。齐白石先生知道后，指着祖光对她说：“霞光是最美的色调。你叫凤霞，他叫祖先，你画他写，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就是一张很好的画。”因此，直到现在，都是我画他写，这叫夫妻画！

　　新凤霞最后说：“今后，我还要继续画画。画桃，送给老年人，祝老人们长寿；画牡丹，送给青年人，祝青年人幸福……”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凤霞的许多朴实平凡而又神奇感人的事迹不断涌入我的思潮，引起一阵阵遐想：———矫健的凤凰，展开双翅，经受了风雨雷电的洗礼，迎着朝霞，在天空自由翱翔，四面八方，响起了委婉甜美的歌声，在她的羽翼下挥洒一篇篇华章，一幅幅画卷，拂拂扬扬，洒遍大地……

《大地》(1999/05)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