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五四，再次邀请“德先生” |
| 送交者: 槟郎 2003年05月03日08:06:59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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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萨斯瘟疫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热烈关注，使我几乎忘了五四中国青年节的到来。我本来早已是“人到中年百事哀”了，青年的节日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中年况味苦于酒，少年情怀尽是诗”，青年的节日徒加我“老大徒伤悲”之慨叹罢了。又一想到，五四是与新文化运动、五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岂一个“青年节”所涵盖，这节日便也可与我发生关系。 五四被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滥觞。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的自然延续在这里发生巨变，而开始呈现了新的品质。从此后的中国文化思想便有了两个传统：漫长历史的古典传统，和至今才近百年的五四新传统。两个传统不无内在的联系，但内涵的差异的确很大，新的传统对此后的社会无疑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或者说，我们基本上生活在新的五四传统中。 什么是五四新传统？传统指一直延续并活泼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精神和生活方式，它是在对过去的认知下发展的。按惯常说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民主和科学”，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社会运动的精神是“爱国救亡”，两者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把五四传统精神称为三个：“民主”、“科学”、“爱国救亡”。就这样来看，近百年来，五四传统给我们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化。西方的“赛先生”，科学技术完全普适性地在中国生了根，中国已经逐步发展成了科技大国。亡国灭种的焦虑已经随着国力的强大起来而淡化，救亡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仍焕发着力量，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巨大动力。五四开创的三个传统中，只有 “民主”一项还没有真正落实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但作为精神传统资源，“德先生”仍然流动在活的记忆中。可能就是“三缺一”的缘故，后人对五四多有反思性的批判。 随着五四这个日子的临近，中文网络论坛中，可以渐渐看到一些谈论五四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被转贴在各处，到处受着读者欢迎，作者是台湾同胞李敖，标题就叫《李敖论五四》。并不是新作，但受欢迎表现了它契合当下人的心态。李敖的这篇论五四文章，实际上写于1989年4月29日，该文有不少仍不合当下大陆“时宜”的地方，因此大陆版的《笑傲五十年》把它刪掉。凭着互联网的开放性，它得以流传，成为眼下谈论五四的文章中的佼佼者，受到读者的喜爱。 与许多对五四精神持批判性反思的文章一样，五四的“民主”、“科学”、“爱国救亡” 传统精神在现实中落实的“三缺一”，是集中关注的话题。为什么“民主”没有在中国成为社会生活的方式和现实力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求索，产生着对五四的各种各样的批判。传统是在对过去的认知下发展的，人们在传统之中，又在对过去的认识中发展着传统，因而对过去的反思和批判，对传统精神的重新理解，都是正常的现象。 李敖的这篇文章带着对此问题的强烈意识。他对“民主”的仍然缺失痛心疾首：“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而对此问题的求索影响到他对惯常说法的五四“精神”的异议和批判。他自言要“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李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民主与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这显然是对的。他指责，五四社会运动的“救亡”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影响了中国的民主道路，是至今“民主”不能落实的原因。 李敖提到，胡适写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后者压倒了前者，结果“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这便是我们熟悉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论调，但象李敖将“救亡”的五四社会运动否定，思想界不多见。 如果说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还比较中庸，李敖则走了极端。李泽厚承认了救亡有一定的合理性，李敖则几乎否定了救亡的意义。李敖引证王照的话为自己说理。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王照说得含糊，李敖却由此表达自己的观点：“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李敖显然是事后诸葛亮，站着说话不腰痛，不理解具体环境中的前人就算了，而否定了救亡的合理性，与刘晓波的中国最好还来三百年殖民地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论了。 问题是，五四的“民主”精神确实至今未落实成现实力量，应该怎么办？只能“补课”了。李敖说：“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只从大陆来说，又过了十四年了，李敖的这段话显然夸大着说，仍还振聋发聩。怎么补课？启蒙，兴建“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便是他的结论了。 现在，我们迎来2003年的五四，五四的“民主”、“科学”、“爱国救亡”传统精神在现实中落实仍是“三缺一”。纪念五四，“缺一”的“民主”当是集中关注的话题。启蒙，兴建“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是我们的要义之一。但我补充和校正说，“民主”既为五四的传统精神之一，并且传统在发展中成为传统，“科学”和“爱国救亡”已经为“德先生”的真正登堂入室地到来，做了绝大部分的准备了，包括启蒙。我们仅缺少的就是再次发出邀请函的勇气，以及有迎出十里长亭的诚意。 200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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