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與後共：驚人的相似----從央視為李鴻章“平反”說起

正當薩斯攻堅戰如火如荼，一部電視連續劇在中國大陸悄悄而隆重上演，由於該劇“大膽”修改了近代歷史上的人物定位，引起議論紛紛。這部名為《走向共和》的59集大型電視連續劇，涉及幾乎所有的近代重要歷史人物。劇中對李鴻章、袁世凱、慈禧太后、和孫中山等關鍵人物，都有全新的造型。最驚人的顛覆，是關於李鴻章。這個歷史上被定義為“崇洋媚外”、“喪權辱國”，甚至“賣國賊”、“漢奸”的“反面角色”，破天荒地受到“正麵塑造”。成為高瞻遠矚、大智大勇、憂國憂民、忍辱負重的“一代新人”。這一“創舉”，立即引起海內外輿論譁然。史載，出生於安徽合肥的李鴻章，歷任晚清高官。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主辦洋務，興辦近代企業，創立北洋海軍，力圖富國強兵。但因任“全權大臣”期間，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落下千古罵名。誠然，作為晚清“重臣”，李鴻章應該是一個在人格、思想、和行為上都十分複雜的人物，既往簡單的歷史定位可能有失偏頗。然而，突然給這個最具爭議的歷史人物“全面平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能不令人疑竇叢生。

其實，只要仔細比較晚清時代和後共時期，就不難發現，這兩個相距百年的王朝，從本質到形式，都有驚人的相似。在經濟上，閉關自守達二百多年的滿清專制王朝，正受到當時境外海上貿易的衝擊；而上世紀末，閉關鎖國達三十年的共產黨獨裁政權，也同樣面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挑戰。在政治上，滿清面對的是國內外共和變革的壓力；共產黨則受制於海內外民主改革的呼聲。其間的許多口號、事件、與人物，甚至完全可以劃上等號：晚清主導的“洋務運動”，等於後共實施的“改革開放”；晚清國策“祖宗之法不可變”，等於後共立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或“穩定壓倒一切”；晚清主張“富國強兵”和“船堅炮利”，等於後共口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軍事現代化”；晚清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等於後共所謂“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外交上，晚清有“妥協求和”，故簽《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後共有“韜光養晦”，故簽《中俄邊界條約》、擱置釣魚臺和南沙群島等爭端；晚清首創“十里洋場”上海，後共炮製“經濟特區”深圳；晚清自稱“千年未有之變局”，後共吹噓“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事業”；失敗的“八九民運”，等於流產的“戊戌變法”；太上皇鄧小平，就是當代“老佛爺”慈禧；被軟禁的趙紫陽，豈不是被軟禁的光緒皇帝？忙於媾和的李鴻章，就是到處“消氣”的江澤民或者朱熔基；如今的“太子黨”，正是當年的“八旗子弟”......

的確，《走向共和》一劇中，也一反過去對“八旗子弟”驕奢淫逸、腐朽沒落、臨陣脫逃的記錄，高調頌揚他們英勇善戰和大無畏的光輝形象。看上去，恰恰是對曾慶紅、王歧山等“太子黨”全面接班的詮釋，意味深長。更重要的一點，如果我們不願意承認當初滿人入關後，華夏實際上已經亡國喪國，至少要承認，滿清是一個外來政權；嚴格地說，共產黨也是一個外來政權，一個由德國人和俄國人混血的怪胎。連毛澤東都承認，他死後，是要去見馬克思，而不是孔夫子。另一方面，為李鴻章翻案，顯現出江澤民正為自己身後事作鋪墊。江澤民遲早有一天蓋棺定論，而他本人的歷史問題，成為他心上懸着的一塊石頭。那便是：長期只提養父，不提生父所掩蓋的漢奸身世，和其本人就讀於汪精衛之偽“中央大學”那段不光彩的歷史。正如毛澤東評《水滸》，古為今用，借鍾馗打鬼，自有其目的一樣，江澤民一貫醉心於滿清故事，已經折射出他的真實心境。明白於此，央視為李鴻章平反，為八旗子弟翻案，甚至為整個清史翻案，就絲毫不足為怪了。眼下，在中國御用知識界，流行一種說法：如果不是孫中山鬧革命，滿清通過“洋務運動”，將緩慢走向“君主立憲”，進而實現中國不流血的變革，早已迎來共和與民主。此論意在責備孫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亂了中國”。同時暗示，任由共產黨統治下去，只要經濟發達了，民主自然而來。此論不管是出於理想主義還是一廂情願，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產生，每每源於舊勢力的頑固。當權者如果不主動加快變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價，不僅是舊勢力的覆亡，也將是整個社會裂變動盪的成本。《走向共和》，由中央電視台於4月12日在黃金時段隆重推出，該時段歷來以播出“弘揚主旋律”的電視劇著稱，因此，《走向共和》無疑也是一部“主旋律”，其政治含義不言而喻。

(5/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