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在１９９９年秋末，《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一書的作者，中國東南亞商委會幹事長許寧寧先生請《聯合早報》駐京記者周銳鵬和我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小酌之際，我不知為甚說了一句“李光耀其實不用寫中國學不了新加坡這個文章”，周銳鵬先生立即情緒激動，險些站了起來，大聲嚷嚷：中國就是學不了新加坡嘛，難道這不是真話？一時氣氛弄得挺緊張，我看到周銳銳那張很黑的臉紅了起來，如暮色里的霞我映射。實際上我的意思是，誰都知道中國學不了新加坡，新加坡彈丸小國，地盤不及北京通州區大，總人口３５０萬，主要為馬六甲海峽過往海輪提供服務，還　現代電子加工以及世界貿易與金融業云云，是世界集裝箱最大集散地之一，而中國大陸６３％的人口是務農，在世界２３億農業人口中占了９億，積澱了５０年的問題成山，都世紀末了還在討論要不要改革，肯定學不了，但是李光耀也沒有必要這麼寫，這多少有點傷害我們這些喜歡新加坡的人的感情。 　　說新加坡就要扯一點歷史。話說以前，南洋都是一片荒島，無主土地，只有白雲一樣成群飄飛的海鳥，它們銜籽為人播種，拉糞給予拖肥，人走路出門無須帶乾糧，餓了隨手摘一個香蕉吃，渴了拿一個椰子喝，人只需要戴一頂安全帽，以防椰子掉下來砸頭。歷史上，南洋人都戴一頂郵差式的白安全帽。原因為此。 　　所以，那時候誰去了，誰就可以開一塊屬自己的土地，種植蕃薯、甘蔗、草果和橡膠樹，也可以經商做小本買賣，這些事情是華人善於做的，至少是明代就有華人去南洋的記載，因為鄭和下西洋曾路過南洋，其時華人就到碼頭去歡迎他，看到家鄉來的盛大船隊，他們熱淚滿面。鄭和走後，島上華人建起了三公廟紀念如此壯麗盛事（只可惜中國皇帝派了一個宦官下西洋，如果是派個將軍，至少也要掠個塞舌爾、加那利或馬達加斯加島嶼回來，如果愛爾蘭搞不到手的話）。 　　這麼多島嶼分布在南洋，報得上名的約有３萬個吧，那個北半球人印的地圖上，印度尼西亞就像一隻孔雀立在兔頭的澳大利亞上，孔雀印尼的背上駝着一隻小海獅馬來西亞，小海獅馬來西亞噴出一柱水花那是泰國，泰國人以前就是雲南的傣族人，這是後話。馬來西亞小海獅的脖子上佩了一塊金剛寶玉，小里說是從中國南海進入孟加拉灣的開始，或孟灣入中海的結束，大里說是從太平洋進入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開始，總之太平洋至大西洋中間的海上要塞，航空時代以前的胸懷抱負中國莘莘學子去西方攻讀克來登文憑，都必由此過。事實上，馬來西亞最好的一塊地盤就是新加坡。在１９６５年８月９日以前，新加坡是馬亞西亞的一個州。那時候的馬亞西亞首相東姑拉赫曼可能緣於懼怕政治黑馬新加坡州長李光耀與他競選，索性玩個手腕宣布讓新加坡獨立，他的理由是新加坡不效忠政府，要麼鎮壓，要麼令其獨立，故選擇了慈悲之第二條路。顯然，新加坡的獨立就含有南洋排華的因素，因為李光耀恰是這個華人州的州長。 　　我想，新加坡人的挫折感從那時可能就埋下了，以後的新加坡人特別獨立、自強和努力奮鬥，反面的是死要面子，輸不起。所以這次染上非典，新加坡人的反應是激劇而悲壯，確實有新加坡式輸不起的悲情激憤，其土地面積小，躲又沒有地方躲，人口少，３５０萬，近赤道一年四季熱，想下場雪凍凍小蟲蟲也沒有，病毒稍有擴散就會亡國。 　　查一查歷史上大的傳染病史吧，公元６世紀羅馬帝國爆發瘟疫長達半世紀之久，共死亡１億人；公元１３４８年～１３５１年，歐洲爆發黑死病，共感染死亡６２００萬人；公元１９１８年～１９１９年，美國爆發流行感冒，一年死亡４０００萬人；１９８１年自美國發現第一例艾茲病至今，該病已奪走２５００萬人口。瘟疫不是不可怕，而是很可怕，如果中國眼下這場“非典”放在舊社會，後果不堪設想～～它絕不是御用文人筆下的“恐懼比瘟疫更可怕”，因為恐懼嚇死的人是有限的，那都是膽小鬼，百里挑一，而瘟疫卻不分大膽小膽一視同仁，以一傳百百傳千，膽大者死得更快，你不戴口罩去接觸非典試試？ 　　新加坡是一個信息非常發達的國家，像我這種資訊占有量的文人擱在新加坡那塊燙得數字跳舞的熱土上至少落後十年！新加坡人簡直是翻譯機，因為地緣、血緣、文緣和財緣的關係，他們懂英語日語，馬來是英日殖民地，也懂馬來土語，印尼土話，中國普通話，廣東潮州話和福建閩南話以及台灣高山話，所以哪邊有疫情他們立即知道，快速反應。新加坡人對一切傳染病既知情也敏感，地處熱帶麼，新加坡人講衛生到禁止吃口香糖的程度，也不怕因此得罪西方人。 　　新加坡的的國情的確與中國國情不一樣的，放在中國人這裡，根本不可能理解新加坡總理僅僅因為中國發生非典就取消國事訪問，人家法國總理還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訪問中國呢，新加坡什麼不起啊？事實上跟這不搭界，新加坡政府在發現疫情後第一時間反應就是下通告禁止國民去疫區，這當然是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禁令一下，國民就要監督，那麼這裡就發生一個問題：總理吳作棟可不可以去中國？ 　　這樣，新加坡政府認為，總理也不能違反禁令。當然，咱們御用文人就會解釋，總理是為了國家大事去的，與群眾個人私事和一些蠅頭小利的商務是有天壤之別，不要凡事搞平均主義嘛，而且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有１３億人口，９６０萬平方公里土地，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有歷史悠久的優秀傳統文化，更不要忘了我們血管里還流淌着華夏先祖的熱血，總理應該去中國，是特例。這事情最後就同我們知道的那樣，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取消中國之行，這跟與中國鬧彆扭或目無中國不搭界。 　　記得上世紀末有一個美國小崽子在新加坡亂塗亂畫，觸犯了新加坡的法律，必須在這個美國小崽子尊貴的臀部抽打三鞭子！事實上新加坡秩序也是這三鞭子抽出來的，不都是華人麼？但消息傳到了美國，美國輿論一片譁然：要禁止新加坡的酷刑！那的確是酷刑，是巨大的藤條，受刑者扒開褲子趴在案上梆起，由一個比霍利斯菲爾德還要壯的劊子手怒抽三下，那臀部立即腫起來，連放屁都有障礙，三月走不了路。 　　美國、歐洲、日本、中國、澳大利～～全世界都討論，新加坡要不要打那個美國小崽子？以至美國總統親自請求新加坡：放下你的鞭子吧？但是，新加坡沒有讓步，堅定不移地抽打下去，我記得是因為美國總統求情減了一鞭，打了兩鞭，那一刻，新加坡的鞭子哪是抽在美國小崽子的屁股上？分明是抽在兩億八千萬美國臉上啊！ 　　因為吳作棟總理取消訪華而責備新加坡，理論是站不住腳的。我情願認為那是日本人、韓國人和台獨分子所為，因為東南亞的商機，是中國、日本和韓三分天下，日本占最大，中國次之，韓國次次之，但韓有後來居上之勢。 　　說到歷史，顯然上個世紀已經成為歷史。記得８０年代開放，中國人一下傻了眼，以前我們說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並等待我們去解放他們，才發現這三分之二竟是我們自己。結束了十年浩劫的水深火熱，那時候國人感覺到好沒自信，發展計算機吧？漢語輸入不了電腦，發展汽車工業吧，進口的日本汽車檢驗平台安裝在車檢所，新下線的解放牌汽車竟然不合格，開始以為日本特務搞陰謀搗的鬼，又賣水貨咱們，新下線的解放牌汽車為什麼不合格？就舉報，回曰：日本的驗車平台是日本的標準，不符合中國國情，還是憑經驗目檢罷。說白了，當時的解放牌就是沒有達到工業國的最低生產標準。這很讓人受打擊，而接下來打擊就是一樁接一樁，踢足球不行，身體弱，是沒有吃牛肉的原因。唱歌，沒有三瓦的聲音嘹亮，人家從小喝牛奶。反正特別沒有自信，從人種到文化，登峰造極是那個《河飭》，說黃色文明肯定不及藍色文明，而《醜陋的中國人》又給鋪了個墊，滿身用射電顯微鏡找也找不出個優點來的中國人，怎麼辦？ 　　忽然有人從新馬泰旅遊回來，說那新加坡不錯，其８２％都是華人，管理世界一流，有先進的電子技術，人不多卻是世界貿易大國，比那個整日從地底噴烏金的科威特還富有。這一下子就有了中國的新加坡熱。中國那時候還沒有個體經濟，即沒有個體意識，凡事講集體和群眾，所以熱什麼就起鬨熱，群眾性熱潮。都學新加坡成一股熱潮，學新加坡式夾餡英語，看新加坡電視劇，還時尚熱讀新加坡小學語文教師尤今寫的散文，最極端的是有Ｎ個學者提議中國跟新加坡學習交通管理，記得是看電視喝粥，俺把一口浠飯給噴到電視屏幕上了：新加坡有交通？ 　　新加坡什麼交通？人都有錢，車買得起卻沒有路，只好限照，就是買輛車上牌照限周一的只能周一出門，所以要多用車的人就買幾輛車擱着。實際上，按重慶人騎自行車的水平，一個沖坡的勁在新加坡就把自行車騎出國了。 　　見着中國開放，真正滿心高興的是新加坡人，中國強大，同是華人的新加坡也能直腰，世界上有一個富國，是新加坡，世界上有一個強國，是中國，這是最美麗的。於是，新加坡由政府牽頭，在中國蘇州上了一個新加坡工業園，意即中國要學習新加坡管理經驗呀？我們到蘇州來做實驗吧。這事後來鬧出了一場世界關注的蘇州工業園風波，我認為這事情很對不起人家新加坡。１９９６年，我去了趟蘇州，蘇州人也承認新加坡經驗是足一些，可是，他們自己又搞一個工業園，說什麼要跟新加坡競賽。這事我並不覺得不妥當，蘇州人好好地唱你的評彈，你跟人家競什麼賽？說實話，蘇州人是有懶性的，老吳都麼？早年上海是它的一個漁村！蘇州人懶到什麼程度？也是週遊過列國的詩人車前子是蘇州人，本名叫顧盼，我們約他到吳縣去喝酒，他說不去，說去那裡太遠了。問有多遠？他說最低得１５分鐘！所以，他情願就地喝。而落後呢？８０年代我去蘇州，早晨被一片美妙而富於節奏的沙沙聲吵醒，於是站在觀前街的樓上陽台向遠望，啊，我看到了，那是在美麗的蘇州河畔，河邊蹲着一長順望不到頭的衣着斑斕的婦人，人執一隻馬桶在蘇州河銀亮的水上刷着呢。晴朗的早晨，清風徐徐吹拂，玫瑰色的朝霞勾勒出她們努力弓起的纖腰，乳若懸鈴，竟是一幅美麗的《涮桶圖》。 　　我是說蘇州人對不起新加坡，為工業園，李光耀資政，吳作棟總理是數度奔走，也是這次在網上受網友指責的吳作棟總理，他帶着蘇州的人去德國及其他歐國為蘇州工業園遊說招商，那是用一個政府總理的面子和關係呢，而蘇州人呢？居然與人講，其實直接找我們也行～～總之，蘇州工業園鬧得很僵，讓新加坡白費了心還傷透了心，不能說。 　　是的，新加坡人讓人煩，他們身上有一股子揮之不去的“並發性成功綜合症”，不論單個還是一群，總愛說新加坡的成功不容易，他們一直很努力，好像我們中國人每一個都是懶蟲。這德性還不跟上海人，廣州人和北京人的精神性暴富一樣？昨天我問出租車司機：為什麼北京非典這嚴重？他說：不，不，不，得非典的全是外地人！外地人髒！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新加坡政府號召新加坡商人到中國投資，那個時間段，投資中國在新加坡成為政治正確性，是一種榮耀。新加坡人不串門，大家都泡巴，喝一種產自腳邊斯里蘭卡的英國紅茶。商人們互相吹牛，誰誰到中國投資了，被吹者牛得不行，間或多喝兩杯軒尼詩ＸＯ。但是，隨後投資多數虧本，中國人會做各種各樣的局，奇奇怪怪的中國規矩，新加坡商人以為這裡通行國際規則，結果很多地方不吃你資本主義那一套，我們這裡還是社會主義的“打點”和“疏通”，這一段時間裡，新加坡商人沮喪極了，誰都不敢說自己到中國去投過資，那是一個大????的代名詞。 　　但是，即使中國成為新加坡商人經濟北伐的滑鐵盧，新加坡對中國的投資仍排在全球國家與地區第２３位，這已經不錯了，這個只及中國一個中等城市人口的國家，按人均投資中國算，他們就數一數二了。隨後，來了亞洲金融危機，泰銖、林吉特以及日元都一道通貶多米諾骨牌般嘩拉拉一瞬傾倒，馬哈蒂爾咬牙切齒地說：索羅斯毀了我們５０年血汗！前泰國總理更是發話要請人幹掉這個傢伙，如果索羅斯敢登上泰國領土。這一次中國沒有落井下石，守住人民幣不貶，沒有在東南亞國家的傷口抹鹽，這等於中國也清洗了一遍自己，讓東南亞覺得，中國還是夠義氣，或者是理性與正義。 　　於是，新加坡又看到中國的希望。他們從台商身上發現密訣，同是投資中國大陸，台商就賺得大發，貿易順差還達三百個億，看來不是沒有機會，而是方式問題，文化交流問題，新加坡同時也受到另外兩個城市的威脅：香港和上海。因為誰要成為亞洲金融中心，誰就前景無量。而這兩個城市都有大陸依靠，奪走了貿易與金融中心的位置，新加坡只剩下給過往馬六甲海峽的船隻洗刷甲板了，新加坡斷然不會認同。這就有了新加坡到中國大陸搭順風車投資發展的全民討論。這場討論持續了兩年，新加坡還在中國浙江建設了“浙江新加坡工業中心”，在成都建設了新加坡工業園，新加坡北上中國拓展經濟縱深的理念堅定不移。～～然而，不幸這個時候爆發了非典，而新加坡斷然中招！ 　　為什麼我們的心理如此脆弱？只因我們的歷史太苦難而太曲折。讓我們再來回憶１９６５年８月９日當地時間上午１０點，那個永遠顫慄在新加坡人民心頭的聲音：“自由與獨立永遠是人民的神聖權力。我，李光耀，以新加坡總理的名義，代表新加坡人民與政府，宣布從１９６５年８月９日起，在自由、正義、公平的原則下，新加坡將永遠是一個自主、獨立與民主的國家，在一個更公正、更合理的社會裡，誓將永遠為人民大眾謀求幸福和快樂。” 　　事實上，從新加坡建國到今天，新加坡沒有出賣過我們，也沒有傷害過我們，在這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的非典政治上，假如我們因為傷了面子而指責新加坡，那麼，新加坡當時的確是陷入一種絕世苦難與亡國的悲情之中，這時候罵新加坡人，我們是實在抱愧新加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