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录自刘振坤采写的《春风秋雨二十年----杜润生访谈录》，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11-22页。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此文仅供读者参考，如需引用，请查证原文，并遵循公平使用原则。

　　　　　　　　　　　　　　　　　　大饥荒档案编辑部　　　　　　　　　　　　　　　　　　　2002年1月11日

◇ 大跃进中的中国科学院----杜润生访谈摘录

◇ 被毛泽东批作“小脚女人”，调到科学院

　　刘振坤（以下简称刘）：想请您谈谈在科学院工作的经历。您是怎样调到科学院的？

　　杜润生（以下简称杜）：1953年，毛主席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我被调到北京。邓子恢任部长，叫我当秘书长，帮助他工作，毛主席交待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按中央决议搞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时邓子恢和我对于农村工作，特别是关于合作社运动有一些意见，毛主席开始是接受的。后来，他有个变化，我们这边跟不上，犯了错误。大体上当时总的方面是我们主张慢一点，他主张快。快慢之争，这是一条。第二条是我们还主张括农民一些经济上的自由。我们在中南局，土改结束以后，提过给农民交易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还有可以雇工、租佃关系的自由等等，叫做“四大自由”。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市场经济。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毛主席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还有就是合作社的形式，我们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种形式。所有这些毛主席都不接受，认为是右倾错误。大约在1955年的10月份开了一个会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中央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也批评了我。批评我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时刻，像小脚女人走路”。我俩都作了检讨。这检讨不是违心的，因为还没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丰富自己的认识，承认主席是正确的，我们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对过去若干历史问题已经做出决议，明确了是非。不过，1955年那时候我们是作为犯了错误的同志，中央还是依照“治病救人”的宽容态度对待的。个别人提议要严加追究我的责任。当时，毛主席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边实践一段就好了。”

　　本来是准备把我调到下面去的。后来，突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找我谈话说，“先不要下去，先在北京做一段工作再下去。下面有几位省委书记都想让你去，我们也同意你去。但现在有一个工作更重要，要去的地方都是大知识分子，你是个知识分子。”我说，我不是大知识分子，是犯错误的小知识分子。他说：“你不要说了，那事情另说，你先服从调动！”这样，我就到了科学院。

◇ 农民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家办不到

　　刘：听说科学院在大跃进中头脑比较冷静，这是怎么回事？

　　杜：反右派结束以后，就到了1958年。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提出工作转向技术革命。农业问题解决了，工业进展滞后，须加快步伐。1958年毛主席对国务院领导提出反冒进口号提出批评，批评说，“气可鼓不可泄”“反冒进是错误的”。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萨、不迷信外国人。这使科学院面临某种舆论压力，科学院内部有一批同志，批评院部对科学家过份迁就。加之毛主席威信那么高，我们断不能对毛主席的主张置之不顾。也要讲破除迷信，反对崇洋迷外，我们中国人应该有志气，把自己的科学搞起来。全国都大跃进，我们也得大跃进，不能够墨守陈规，动也不动。因此，一经号召各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浮夸了一阵子。

　　那时，科学院一批科学家对于大跃进闹浮夸看不下去，对那些献礼项目是否定的，但是他们不敢说话。有的地方说把水变成了汽油；有的地方说一亩地能打一万斤粮食。我们科学院也有人说，如果按太阳能输送到地表的能量计算每平方米转化率，每一亩打几千斤、上万斤是可以的。植物生理所也有人用植物生理学总结万斤粮的可信性。所长罗宗洛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院外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批判学术权威，捣“拔白旗”，科学院党组没有附和，但批评权威们保守，脱离实际，却在不少所里进行过。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各部部长们都去开会。胡乔木建议找有关同志，谭震林、廖鲁言、张劲夫、我，共同谈谈，说是毛主席出了一个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我本来打算趁这个机会，把科学家们的怀疑反映一下。但是，一看北戴河一派大跃进的空气，就感到很难开口。我先向廖鲁言（我和他一同在农村部工作过，此时他任农业部长）谈了几句，建议我们先研究万斤粮有无可能？他认为现在是农民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家办不到，科学现在已经显得无能为力。看出我的建议，提出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会中议论一亩地打一万斤粮食，怎么也想不出利用办法，说造酒也喝不了那么多酒，喂猪也喂不了那么多猪，只好烂在地里边不回收。所以结论是，少种粮，全部耕地中以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二种树、种花。科学院在不讲科学的年代，只好靠边站。

　　虽然如此说，在大跃进时期科学院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毛主席搞农业四十条，他要消灭麻雀。有关科学家提出麻雀不能消灭。因为，麻雀一方面吃粮食，但是更多地是吃害虫。这个事情，科学家的呼吁，我们向中央反映了：为维持生态平衡，不要打麻雀，不要消灭麻雀。毛接受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搞代食品，1959年以后粮食不够吃，科学院最初发起搞代食品，增加一些蛋白质。一是发现海里小球藻，数量非常之大、繁殖力非常之强、蛋白质含量很高，将来中国人解决粮食问题，除了在耕地上以外，应该在海里边想办法。二是还发现有好多昆虫可以吃，它是动物界数量最大的种类。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人工繁殖，昆虫食品含有优质蛋白质可以利用。科学院做这个事，意义不在乎一两件事情本身，在那个否定科学的年代，科学院以实际事例证明了科学的价值，对将来解决食品问题又得到一个启示。

◇ 轻视科学家，轻视知识，造成浮夸气盛

　　刘：大跃进，为什么造成大倒退，您能谈谈原因吗？

　　杜：当我国转入建设时期，毛主席提出要鼓足干劲，力急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这一新路线，他认为在改革所有制之后，还须解放思想，去掉群众的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破除多年来流行的迷信西方资本主义，迷信苏联，迷信洋人的传统思想。这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倡议，是应当肯定的。他特别感到苏联建设冷冷清清，靠专家，不靠或少靠群众。所以，又说，卑贱者最聪明，不迷信教授。这也有某种积极意义。需要辩明的问题在于劳动者是社会生产承担者，历史的创造者，是有智慧的创造者。科学实验曾被毛引为人类三大革命中的一项。因而科学工作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有智慧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参与历史创造过程，是靠脑力劳动取得报酬，他们并不是不劳而获的剥夺者。这些人中尽管也有轻视劳动人民的倾向，这是可以通过生活实践和教育改变的。但是，当时把他们当作藐视和批判的对象，未必有利于实现解放思想这个目标。因为解放思想和继承人类积累的知识总和并不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

　　我们国家封建制度的时间很长，经济上经过土地改革推翻了封建社会，政治上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是，意识形态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遗留封建的东西很多。本应当继续进行反封建意识的思想启蒙工作。但是，时代变迁却把中国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在1957年以后，就转到反对资产阶级意识、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任务上。新的历史性变化，赋予解放思想以新的内涵。既然界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阶级成分，当提出“挂红旗，拔白旗”的号召时，就难怪群众把它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口号，对科学界学术权威展开批判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更是火上加油，进一步鼓励了以浮夸、冒进来响应大跃进号召和其他“左”的错误。大跃进中，我去河南，当地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当时的省委书记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见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太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主观意志决定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热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许多人明知一亩产一万斤粮不可能，但不敢明说；大炼钢铁也是这样，从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其他不论，只看砍了多少树，饿死多少人，就令人心寒不已。教训甚多，有一条应铭记不忘：那就是不能把领导者的主观偏好和错误号召引发的群众一时的浮动情绪，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要讲科学决策，要发扬民主，要废止一言堂，让人讲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