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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才是真正的民主、人权、自由时代！

提出这样的论点，许多人可能很吃惊，甚至当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特别是时下的所谓民主人士、人权分子和发粪功分子会恼羞成怒地跳起来骂：“这人疯了！胡言乱语！颠倒是非！”别说是这些人，就连80后、90后善良的人们可能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最近十多年来，毛泽东已经被这群人妖魔化成“专制”、“独裁”的代名词了，再加上时下假共产党人的疯狂作乱，这种词性更让人深信不疑。

然而，纵向比较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地位和时下的人民地位，横向比较一下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地位和西方国家人民的地位，却不能不说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谈民主、人权、自由，只要稍存一点儿理智和常识，就应当知道这是一个相对性概念，而不是绝对性概念，因为社会是群居性的，不可能有绝对意义的不加任何限制的民主、人权、自由。道理很浅显，让坏人充分享受民主、人权、自由，他就会欺男霸女、为非作歹，甚至于疯狂犯罪到肆意杀人放火。因此，对于这种穷凶极恶的人，必须专政、专制掉他，只有剥夺他的民主、人权、自由，才能维护社会安宁、保护民众不受其害。不仅如此，民主、人权、自由是以经济地位平等为基础的，建立在平等经济基础上的民主、人权、自由才是真的民主、人权、自由，不然，一个乞丐马上就要饿死了，你发给他一张选票，说“你有选举权，既可以选举别人当总统，也可以选自己当总统”，显然，不仅充满了虚伪，而且十足地滑稽可笑。

既然如此，谈民主、人权、自由，就有了一个所有权问题和质量问题，即谁该拥有，是少数人拥有？还是多数人拥有？是拥有货真价实的？还是拥有虚伪滑稽的？大概没有人选择少数人和虚伪滑稽，那就只剩下多数人和货真价实。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评判民主、人权、自由的标准，我们看待毛泽东时代就清晰得多、简单得多了。

中国人的成分，简单地说是由工人、农民、商人、军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几类人组成的，就人口数量而言，农民最多，工人其次，其它加起来即使再多，但相对工人、农民而言，也还只是少数。毛泽东时代是从旧社会过度来的，人员成分又比现在复杂，除了这些人外，它还包括原来的地主、旧军人和旧政府人员、右派分子和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敌对破坏分子——俗称“地富反坏右”，这些人加起来，相对于工人、农民而言，人数更少。因此，谈民主、人权、自由，实际上就是变相地谈工人、农民的民主、人权、自由，而不是谈少数人，更不是谈极个别人的民主、人权、自由。

那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农民究竟有没有民主、人权、自由呢？

翻翻历史，讨饭出身的掏粪工人时传祥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 1959年，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群英会”，并当选“群英会”主席团成员，同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59年10月2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第二天，两人握手的照片就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从此，时传祥成为载誉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都对他的事迹作了报道。1964年，刘少奇把自己13岁的女儿刘婷婷送到了时传祥的清洁队参加掏粪劳动。1966年国庆节前，他被毛泽东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他作为北京市政府观礼代表团副团长，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文革开始后，时传祥又担任了拥有30万人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的领导人，尽管最后因旗帜鲜明地保刘少奇，被对手打倒而终结了政治生命，甚至遭到下放、多次批斗，却最终被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最后接回北京养病直至病逝。一个毫无社会背景、讨饭出身的掏粪工人竟然长期直接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国家领导人打交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人权、自由？古今中外谁堪与比？

翻翻历史，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农民陈永贵，1952年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1958年，始任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1964年12月，出席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热情赞扬；同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文革开始后，1967年，他以全国著名农业劳模身份，代表工人、农民夺权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随后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1969年4月、1973年8月先后当选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一个毫无社会背景的淳朴农民竟然一步步踏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人权、自由？古今中外谁堪与比？

翻翻历史，河南巩义县女农民吴桂贤，1951年即13岁时招录为刚成立的西北国棉一厂首批工人，分配到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965年，她出席西北公交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先后两次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不久，担任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随后为提高她的文化知识，政府安排她到西北大学学习。1968年毕业后历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等职。1973年8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以最高票数列四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的第一位。一年后，毛泽东当面通知吴桂贤要调她进入中央工作。1975年1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年37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女性副总理，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副总理。一个毫无社会背景的纺织女工竟然也踏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人权、自由？古今中外谁堪与比？

翻翻历史，原籍河北省乐亭县马头营镇郭庄子村人、生于沈阳市的李素文，1956年担任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卖菜，1959年，作为劳动模范出席全国群英会；1963年，她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发言，周总理7次带头鼓掌。1968年5月，任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1973年4月，作为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纽约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并发言；1975年1月，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6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墨西哥妇女年世界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一个毫无社会背景的女售货员不仅最终也踏上了中央委员、人大副委员长的宝座，而且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人权、自由？古今中外谁堪与比？

以上只是四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毛泽东时代实在多得数不胜数，全国各级政府、人大、政协到处活跃着这些工人、农民的身影——在目睹了高岗、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腐化堕落后，在目睹了某些人企图推行私有制并预见到这种私有制会制造社会贫富不均，甚而带来剥削和压迫，并最终危及人民当家作主后，毛泽东断然决定发动人民群众——人口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起来夺权——夺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的权，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同时，赋予民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允许和发动全国人民公开辩论，在辩论中找出哪是真理，哪是狗屁，哪是毒草，俗称“真理不辩不明”。口必称“民主、人权、自由”的“精英”分子，时下言之凿凿光辉得了不得，但当时却在工人、农民的四大自由面前不仅不堪一击，反而被剥去华丽的外衣，露出了丑陋、罪恶的本性，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臭狗屎。

不仅如此，充分享受着民主、人权、自由的工人、农民还专了少数人的政，不但把曾经压迫他们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而且把存在种种问题的领导干部，甚至怀疑存在问题的国家领导人当作“牛鬼蛇神”而随意批评、批判，甚而抓起来揪斗和游街示众，进而又关进牛棚，强迫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思想改造。当年受剥削和压迫的“穷鬼”、“泥腿子”们竟然“无法无天”地彻底翻身了，不仅对他们吆三喝四，而且还娶了他们的女儿做媳妇，招了他们的儿子做女婿，使这些过惯了呼奴使婢日子的“上流人士”，特别是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汗颜得几近要死。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和知识分子们脸面尽失，一个个水深火热到寻死觅活，以至于今日回想起来还恨得咬牙切齿，大骂毛泽东“专制”、“独裁”、“暴君”、“杀人恶魔”。但他们忘记了这正是他们热切呼唤的“民主、人权、自由”的结果，只不过这种“民主、人权、自由”的所有权归工人、农民而非自己，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民主、人权、自由，而是太民主、太人权、太自由了，甚至民主、人权、自由到几近无政府主义了。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个人，终究摆脱不掉死亡的命运。他死后，长期忍辱负重希望东山再起的走资派立即翻盘，通过赶走各级政府、人大、政协里面的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们，进而又推行私有制改革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法律改革，最终剥夺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发言权和执政权，把人民——人口占多数的工人、农民赶下国家主人的宝座，把当年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和知识分子们——“社会精英”不仅解放出来，而且扶上国家主人的宝座，让这些“精英”——少数人充分享受“民主、人权、自由”——利用权势为非作歹，甚至是欺男霸女，不断地制造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包蜜养奶、卖国求荣的种种丑闻和刘兴伟事件、胡斌事件、邓玉娇事件。“精英们”的确摆脱了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民主、人权、自由，但人民——人口占多数的工人失业下岗了，只好给人打工出卖苦力；农民种地养不起自己了，只好撇下老人、孩子背井离乡地四处务工。工人、农民竟然恢复了旧社会的穷苦人本性——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只好去当童工，只好去做保姆，只好去卖淫吃青春饭，只好去偷盗抢劫和杀人。失去经济地位的工人、农民最终也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再也没有工人总理了，再也没有农民总理了，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居然还被强迫幻想着去选举和被选举，真是十足地荒唐可笑。

“精英们”口口声声要求“民主、人权、自由”，但人民——人口占多数的工人、农民真正地民主、人权、自由了，他们却又受不了了，反骂作“专制”、“独裁”。而如今他们逐步地民主、人权、自由了，而人民——人口占多数的工人、农民却受不了了，成了无依无靠、生死由命、整天为吃饭、穿衣、上学、看病、住房、养老犯愁的社会草根。说明了什么？恰说明“精英们”讲“民主、人权、自由”不过是玩阴的、搞虚的，他们口中的“民主、人权、自由”只是建立在经济地位不平等基础上的少数人的民主、人权和自由。而我们许多“草根”——过去威风、显赫的国家的主人，却看不透这一点，也跟着“精英们”讲民主、争人权、闹自由，却不知是为人做嫁衣，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讲来讲去，争来争取，闹来闹去，地位越发下贱，反而失去了毛泽东赋予的民主、人权和自由，真的可悲、可气又可怜！

尽管如此，尽管工农十分地窘困了，可“精英们”却依然不依不饶，仍然嫌他们的民主、人权、自由不够，甚至像死爹了一样哀号——“不民主，不人权，不自由！”其实是抱怨不能公开地像黄世仁那样逼死杨白劳强霸其女儿，不能像四大家族那样肆意发行金圆券榨干民众财产，不能圈占土地像洋鬼子那样“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于是，精英们痛心疾首、凄怆呐喊、抢天呼地，利用各种时机、场合，甚至把人大、政协改造成“精英沙龙”，积极宣传他们的“民主、人权、自由”主张——塞给乞丐选票但就是不给饭吃的主张。

饱汉不知饿汉饥，人数只有0.4%却攫取了国家70%财富的“精英们”吃饱了、喝足了，需要更广泛的“民主、人权、自由”而为所欲为，却愣说人民——人口占多数的工人、农民渴盼“民主、人权、自由”，岂不知工人、农民对“民主、人权、自由”早已绝望——捍卫他们利益的毛泽东死了，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时下，工人、农民们不再不切实际地幻想，所需要的只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份稳定的收入，能够让他们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养得起老、死得起人，如此简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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