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拉美國家爆發債務危機，引起社會持續動盪，是因為它們在經濟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無力承受龐大的債務壓力和美歐突然對它們實施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所產生的巨大外部壓力。東南亞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在外部壓力下過早過快地放棄貨幣市場監管，最終導致了1997危機。日本也是因為在美歐外部壓力下結下“城下之盟”（廣場協議），導致經濟泡沫破滅後的經濟危機和持續20多年的經濟停滯。日本雖然沒有因此發生全面社會危機，但導致政治上長期不穩定，政府內閣“走馬燈”似的一個接着垮台。

    上述危機範例中，雖都伴隨着財富分配不均的社會壓力，但沒有一個國家單純因為財富分配不均而導致危機爆發。他們大部分是在風險分配的社會壓力下爆發危機的，其中的主要因素是外力干預或輸入型的國際風險壓力。

 母庸質疑，中國在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面臨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雙重社會壓力，尤其是後一種壓力使之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並造成了更為廣泛、複雜和突出的種種社會風險。

 中國現階段雖然也存在財富分配不均、權力資本和官員腐敗等嚴重問題，但現行制度和政策依然能夠有效調節，使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高，在中產階級迅速增加的同時，貧困人口大量建少，因而比起其他國家的轉型過程，社會矛盾要緩和得多。中國許多地方也時有出現因官員濫用權力和社會不公引起群體抗議事件，但都屬於局部的，大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都因處理及時和措施得當，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解決。
    富士康頻繁發生的“跳樓”事件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典型，但也是局部事件。就其性質而言，狹義上講，它是一個私人公司內部制度不公導致的員工與資本的對立所引發的抗議事件；在廣泛的意義上，也是財富分配不公的一個社會縮影，屬於一種財富分配壓力。現在中國政府積極介入調查，督促富士康妥善處理。富士康也明確將採取措施調整制度並提高收入。富士康“跳樓”事件絕不是像鮑彤所言，顯示那樣一種“把國家的實力建立在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和政治權的模式”，從該事件中更看不出“已經導致社會全面變態、全面進入危機”。

 客觀地看，目前中國社會出現的富士康事件和其他群體抗議事件，就如美國已故民主政治大師亨廷頓所說的，是由現代化進程“引起”的社會“不穩定”，即如亨廷頓所認為的，經濟增長在“用某一速度改善着人們的物質福利”的同時，“還會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們的社會挫折感”。④從社會分配的角度看，也如有的專家所說的，是在利益重新分配格局中，弱勢群體產生的一種“相對剝奪感”，所引起的“不滿情緒甚至反抗行動”。⑤

 顯然，這些局部矛盾與衝突，並沒有“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構架產生嚴重威脅”，並不是“有明顯牴觸的社會力量之間衝突而導致的緊張狀態”，使整個“社會處於失序或者失衡狀態，社會治理難以有效維持”。我同意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即在當今中國社會，並不存零星的、局部的抗議事件向全社會急劇蔓延和全面擴展的條件。應該說，中國目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調節，使得中國社會前30年的轉型總體上是順利的。當然，這不等於說，我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不嚴重或社會壓力不大。我們如果不能繼續有效調整制度和恰當運用政策，如不及時妥善處理這些看起來很小的局部矛盾，日積月累，終有一天也會釀成全面的社會危機。

 像其它轉型國家一樣，當前中國社會的風險壓力主要來自外部，屬於輸入風險型壓力。既有外部因素介入促成的中國西藏、新疆的社會騷亂，也有美國介入下的台海局勢的不確定風險，更有當前美國在中國周邊構成的安全壓力，特別是近期全面逼近中國海域，介入南海爭端，對中國形成的軍事威脅。
    就經濟層面說，在中國轉型30年之際，突然面臨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美國用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制裁中國，更採用對付日本和東南亞的手段，向中國開展匯率戰，全面向中國施壓，試圖將中國變成第二個日本，或讓日本或東南亞危機在中國重演。如果我們應對失誤，將引發全面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將導致中國改革開放30年積累的成果毀於一旦，將導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中止。這是那種“萬劫不復”的災難！

 結論是：（1）中國現在並不存在爆發全面危機的條件，更沒有面臨全面危機，希望那些炒作“中國危機”的人正視現實，從“中國危機”之思維定勢中走出來。
   （2）中國面臨外部輸入型風險分配的巨大壓力，安全形勢嚴峻。如何應對而不是中國出現嚴重危機，考驗着中國政府和精英階層的智慧和執政能力。

    ①RosenthalUriel，CharlesMichaelT.，ed.Cop ingW ith Crises：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Riots andTerrorism.Sp ringfield ：Charles C.Thomas ，1989.
    ②許文惠等《危機狀態下的政府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頁。
    ③蔡志強：《社會危機治理——價值變遷與治理成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

    ④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1頁。

    ⑤宋林飛：《中國社會風險預警系統的設計與運行》，《東南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