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濟: 三論天人駁右翼 |
| 送交者: 信濟 2010年08月20日00:58:0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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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天人駁右翼 作者:信濟 [http://blog.creaders.net/xinjilong/] 按:這是最近在發了《小議天命》一文以後與兩位我尊重的右翼網友的問難記錄,主要談的是儒家和基督教對於終極主宰的認識異同和事關中國命運的終極把握,也談到了為人的境界和風度,可能對網友們的信仰思考有一些參考價值,故集中起來轉發於此。為了對兩位辯友公平,我的駁論也基本不做修改,有所補充則放到注文中。 論一:與阿妞不牛網友談拜上帝、幸運天賜、主義非天賜 阿妞不牛網友在給山哥網友《得福不知的中國人》的回帖中說: 山哥好文。 即便華人沒有在上帝膝下統一,看這左中右也在山哥的旗幟下統一了。 俺跟西岸信濟還有親愛的屁屁同志,都不拜上帝,可是卻都同意山哥的主題:中國幸運,中國人是幸運的。 關於這個幸運,尤其是近代中國不幸和屈辱苦難之中的大幸,俺在《世界之渦中國之福》一文中有所表達。山哥這篇博文則表達的極為系統明晰。無論信奉上帝與否,應該承認中華神州是上蒼賜福之地,華夏民族是天之驕子,雖然不斷有黎民百姓被包了餃子。中華民族的自豪感,絕對不會因為我們曾經裹過小腳留過豬尾巴而有絲毫貶損,尤其是知道是我們民族自己放開的小腳剪掉的豬尾巴的時候。 知道我們的幸運,當我們面對災難屈辱和邪惡的時候,當我們陷入愚昧混亂甚至集體癲狂的時候,我們不能責怪上帝不公或蒼天瞎了眼。當我們不應該因為先祖裹着小腳留着豬尾巴而喪失對他們應有的尊敬和自己應有的自尊與自豪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能把小腳豬尾巴當做國粹來歌頌並發揚光大代代相傳,說那是上帝或上蒼對華人的特別優惠恩賜。 俺跟以上許多朋友的一個嚴重分歧是:共產主義是另外一根粗大的豬尾巴和一雙最緊最臭的裹腳布,它們並不是上帝特意恩賜給中國人的。俺絕對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萬歲”是天命。 我回帖說: 阿妞姐,您談了三個問題:一、拜上帝,二、中國人幸運得上天賜福,三、共產主義非上天賜福。我也談談我的看法。 一,關於拜上帝,宜先區分上帝之所指。如果是特指依賴於《聖經》文本的基督教上帝,您說的對,我們都和山哥、喜信幾位不同,不宜摻和。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對基督教上帝也是一般。但如果是特指中國古文獻中基本上等同於天的上帝,則我其實可以說還是拜上帝的。上帝與天作為至上信仰對象在歷史上本來也略有區別,殷人信上帝,周人信天,後者更具理性特質、更少神秘色彩,更代表中國思想發展的主流,但差別也有限,而且周人得天下後似乎刻意將上帝天化了,如此上帝就逐漸失去了其獨立存在的意義,所以大約在《淮南子》之後,上帝就完全被天所取代了。忽略上帝與天的有限差別,那麼信濟敬天,也可以說拜上帝。對於敬天的現代禮儀,我還在琢磨,不久以後肯定要搞一套東西出來,不過這是次要的,關鍵是心中有敬。我給喜信的回帖(注一)中說過,與基督徒不同,儒家對天的引用不是隨時隨地飯前事上的,而是逼到急處才會引用,一旦引用就特別鄭重,視之為終極一招。這方面孔子特別典型,我自己也是如此。去年夏天我碰到五年一遇的危機,是信仰儒家天道以後的第一次,便在困頓中引用了,突然間意識到我作為行道之士,是天之驕子,上天對我有所託付,於是立刻信心倍增,打開了局面,然後賦詩一首,以示紀念。這是我自己切身的體會,確是難得的際遇,意味着境界超越將至。如果我每天對上天念念叨叨,恐怕當時就不容易有這種際遇了。 二,關於中國人幸運得上天賜福,我在本文中也有過分析,基本上是不太贊成這種觀點。我認為天基本上是中性的,不會有偏私,所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為人道基礎和聖賢大體才格外可貴,因為這是下學上達的最佳路徑。上天恐怕不會永遠特別賜福於哪個特定民族,但上天提供的時空生存環境還是有所不同,哪個民族利用的好哪個民族就更興旺或者說更得於時之天賜,但這也不會一成不變,是所謂風水輪流轉。中國確實有其非常的特殊性,為其他民族所無,尤其是其文明規模,史域人物,無與倫比,這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說是上天在有史以來的文明安排上暫時有所凸顯,但終究靠的還是數百世人民的不懈努力,而且這凸顯也真不知什麼時候會拿去,想想過去偶爾拿去的情形便知道,天命終究不可恃,唯有盡人事而已。所以我不會認為中國人真有多得天獨厚,除非中國人的努力一直更近天道——我目前所做的努力,正是為了這個大方向。 三,關於共產主義非上天賜福,我想包括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體制都不能稱為上天賜福,共產主義當然也不例外。這些東西都是文明在歷史中運行的工具,如同昆蟲褪殼,是其發育所需的自然現象。昆蟲之所重,在昆蟲自身,而不在殼。到了時間,自然就掉了,是所謂功成身退;沒到時間,就還用着,因為總要有個殼子,沒有不行。重殼忘身,是執著左右的朋友們的一種常見的糾結,我是不能讚許的。 注一:給喜信網友的回帖也在《小議天命》文後,其中與此有關的兩段如下。 我認為信仰和理性之間也應該是一種中庸的關係。儒家與基督教的主要不同之處,就是理性化色彩比較強,作為信仰既有絕對而玄遠的天道,也有相對而親切的人道,其中的理性和信仰是平等的關係,不像基督教是信仰大於理性。儒家經典盡去,儒家依然存在,但聖經一去,基督教恐怕就不存在了。我引用聖賢之言,也不是因為聖賢之言都是對的,而是因為我認為所引是對的,是符合聖賢大體的。另外像聖人,只是一個可以趨近而難以達到的目標,雖孔子也不例外,並無絲毫玄虛可言,這在基督教可能是境界低的表現,不如基督神通,在儒家則是實事求是的當然之義。 儒家的超越,不需要每天與上帝對話,因為訴諸於天是大事,是終極,是最後一招,所以不容輕慢。對上帝動輒引用,則錯誤必多,有了錯誤再勉強解釋,還不如當初不引用。這是我作為新儒家的觀點,不一定適合基督徒,不過沒關係。信仰只要能引人向善,信什麼都可以,看個人的資質和需要,儒家對此是非常開通的,要說有什麼固執,也只是對於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而言。 論二:與楓苑夢客網友談中西上帝不同、恥與罪、父子相隱、引用上帝意志 楓苑夢客網友的觀點俱見《回望神州:上帝的祝福、管教與救贖》。 我回帖說: 楓苑兄這一篇也是比較個人化,與落基山人兄談近代教案和義和團的文章(注二)相比,明顯境界要低一些,太囿於門戶了。 其實每一種偉大的傳統文化都各有長短,也都在發展中,簡單的、僵化的比較,結論是很難靠得住的。其他不說,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國傳統的昊天上帝就根本不是一回事,勉強攪在一起,一定會造成混亂。比如您說《詩經》中的《頌》是頌天、頌上帝,就完全偏離了主旨。天的偉大用得着特別讚頌嗎?值得頌的是追隨天命召喚的祖先。儒家傳統素來對天是不輕易引用的,所以祭天非常鄭重,不是什麼人、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可以祭的,而百姓日用中更多是利用追隨天道的人道來協調矛盾。中國現在的問題也不是什麼不信基督教的問題,因為中國人從來也沒有信基督教的傳統。實際上還是一個現代化重壓之下傳統崩潰未及重建的問題,是一個禮教的問題、人道的問題,天道固自在焉。 《菊與刀》是本很膚淺的書,也就只能用來分析分析日本文化,對日本文化的來源和更大規模的中國文化概括力非常有限。恥是相對而言,是禮法概念;罪是絕對而言,是律法概念。二者根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事兩面,硬分開是很可笑的。當代中國人的很多問題可以說是一個無恥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有罪的問題,完全看你從哪個角度去談。當然,中國傳統對禮法比對律法更重視,有偏頗,而西方傳統對律法比禮法重視,也同樣偏頗。這不是一個誰高誰下的問題。 至於父子相隱,涉及的是孝道和仁愛,道理光明正大。楓苑兄如果仍然對文革中撕裂人倫、逼令父子互相揭發的醜行義憤填膺的話,就不難理解我的意思,那麼父子相隱還有什麼可爭論的呢? 上天是崇高的,非人力可以企及的,那麼從儒家的角度講,就應該通過合理的設置人道來接近天道,保持謙卑,下學上達,一般的事情訴諸人道就可以了,極特殊的情形再訴諸天道,不要動輒以為自己履行的就是上帝的意志了,那是很可笑的。每當有人拿上帝誇誇其談的時候,大家也應該對他有所警惕才對。當然我知道楓苑兄是虔誠的基督徒,應該沒有那個意思,但有些傳教者確實有那個意思,還有些雖然沒有那個意思但也因為看上去有那個意思而惹人討厭。 注二:落基山人網友在《從中西文化衝突看義和團運動》中對近代倚仗炮艦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有非常公允的評價,既肯定了他們中一部分人的真誠善念,也批評了他們對中國傳統的不尊重。與此相關的,他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也很公允,既承認其愚氓色彩,也肯定其維護中國不被瓜分的歷史作用和維護中國傳統的正當性,包括對後來西方傳教士溫良舉措的積極影響。並且他在回帖中說:“也許是神讓義和團事件發生,藉此修正不正確的傳教方式。”這才真是視野開闊的左翼基督徒心態!不少基督徒就是太在乎他們“裡面”如何如何了,殊不知“裡面”固然重要,“外面”的見識在信仰實踐中是同樣重要、不可偏忽的。 論三:與楓苑夢客網友談風度、新儒家、天道人道 對我的上貼,楓苑夢客網友做了如下回應: 信濟兄, 這是我的一點聖經學習心得,拋出來就教於大方之家,或者聊備一說,如何? 信濟兄號稱新儒家,可是所言所行和我所理解的傳統新儒家非常不同,您提倡中庸,但是與您的言辭所表達的觀點往往相違,對不合自己口味的觀點用詞尖刻,甚至連“鼠輩無知”這樣的話也罵出來了,頗有失儒 我曾幾次表達過這種不解,身為“新儒家”,居然一再肯定摧毀中華儒家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並期望再來一次文革對中國傳統文化再來一次蕩滌,讓人感到匪夷所思。新儒家承認傳統儒學中的許多合理成分,比如“仁禮一體”的體系, “民貴君輕”的思想, “禮之用和為貴”等,不知道您是否也認同這些思想,還是您另闢蹊徑,有新的創建?要搞一個“革命的新儒學”? 記得在以前的交流中我曾向您建議,如果您想復興儒學,最好從儒學的天命觀入手。天人關係是新儒家必須涉及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不同的思想流派對天人關係進行了不同的詮釋,如“性與天道”、“天人合德”、“天人一體”、“天人之際”、“天人相等”等,歸結起來,就是天人合一。因此,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因此,“敬德”、“保民”、“順乎天而應乎人”等觀念,就成了儒家天人關係的基本出發點。而信濟兄號稱新儒家,居然說“一般的事情訴諸人道就可以了,極特殊的情形再訴諸天道”,讓人不能理解,難以自圓其說。 儒家和基督教分別以其各自不同的天、神觀和人性觀為基礎,形成了對天人關係和神人關係的不同理解。從本質上講,儒家的天人關係是相互“融合”的,人可以通過道德實踐,超越天人之間的界限,而進入“與天地參”的境界;而基督教強調而人性有限,必須通過神的救贖可以達到人與神的複合,與神恢復了和諧的關係。儒家與基督教的天人關係和神人關係,雖然出發點不同,路徑不同,但最終對人的關懷是相同的。我相信它們可以融合與互補的。 我的回帖是: 楓苑兄,您似乎沒有回應我對您博文的學術批評,而只是指斥我的風度和漫談您個人化理解的儒學,令人有點遺憾。 我說過很多次了,信濟 我的“新儒家”與您理解的所謂新儒家確實是迥然不同的。後者與中國主流知識分子一樣早被西方文化嚇破了膽,所以儘管於聖賢教訓有所領悟有所堅持,卻不得要領,而且根本上已經甘願服低做小了,在所謂“普世價值”面前一些氣概也無,同時昧於時變、黨同伐異,對歷史過節揪住不放、感情用事。看看汪暉被南方系圍剿時余英時、林毓生的表現就知道了。永駐右翼,便不能理解左翼的價值,不能理解文革的積極成分,不能看到左傾文革和右傾改革共有的工具特性。我所重者,在聖賢大體、時中和用,不在尋章摘句、一字一言之瑣屑,至於“革命”與否,全在時勢所需,無可無不可。君以我為希望文革再來滌盪中國傳統,是不知我、不知文革、不知傳統亦不知中國也。(注四) 我對天道、人道早有論述,這次做《小議天命》也是相關的討論,不記得您的建議了,但還是謝謝您。我基本上是堅持《尚書》和《論語》中周公、孔子的天道、天命觀,而對《中庸》、《易傳》中子思、子弓的觀點有所保留,因為後者過多的涉了玄虛,天地人的並列更帶有道家特色。我同意您的觀點,儒家與基督教確有很多可通之處,這我早在《論儒家與基督教的根本區別與殊途同歸》中就論述過。不過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特別重要的就是儒家強調以人道擬天道,以人道體天道,故於天格外鄭重,不似基督教之飯前事上動輒引用。不少境界較低的基督徒常常不由自主的濫用上帝名義,結果陷入褻瀆迷信而不自知,是不足以笑義和團也。 您是有水平的網友,希望下次能直接針對批評回應,否則話題會越扯越遠。這些問題都是談不完的,所以還是應該突出重點。我的罵鼠輩文雖然凌厲,卻也只是批極右派小人對金門炮戰一事原委的無知和指鹿為馬。 注三:很多人把中庸看作一味講風度、修邊幅的好好先生作派。以如此標準,孔子第一個就不中庸,孟子、荀子以下只有更差,反而一些政治小白臉如汪精衛輩頗能得高分。 我在《中庸之道與網絡辯論》中說:在所有中性對偶的概念(如陰陽、如真美)或實體(如左右派、如國內外)之間保持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動態平衡,從而統計折中以貴和致用,這種仁心對分寸的追求,就是信濟對中庸所下的新定義。 中庸中包括一個特別重要的“時”的概念。真正的中庸,必須要應時守中,按照時代的長遠需要去做選擇,以求宏觀之中,而不是只考慮個人名譽、利益之得失,正如孔子一生奮鬥所示,因此孟子稱頌他為“聖之時者也”。整天一團和氣,對誰都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君子,是鄉愿,這種人總想守中卻總是守偏,因為他們不懂得應時變化、為所當為。所以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這樣沒有是非的人講一輩子道德中庸,還是免不了猥瑣。 我在給王清網友的回帖中說:“講風度也要自然的講,隨着個人境界提高而逐漸進步,否則就是假惺惺的造作了。我不會刻意避免樹敵。極左派、極右派、騎牆派永遠是我的敵人,是謂大爭也,沒有商量餘地,所以我對他們開火從不留情,必要時突破上三品也可以,只是通常犯不上而已。” 我之暫時成為左翼一員,就是判斷中國社會尤其是主流知識分子已過於右傾之後動態平衡的選擇。如此為人,當然不免“不夠君子”之譏,然信濟之不為鄉愿,亦明矣。 注四:楓苑兄要我把系統解決中國問題的“道”拿出來讓大家聽聽。其實我開博半年以來一直在做這個事情。當然有些東西太過於驚世駭俗,需要精密的考察和論證,不適合作為博文發表,我只能放到專著中去。但細心的網友如果一直關注信濟龍行的話,對於我不時一鱗半爪透露的重要想法應該會有所留意,那麼也可能多少感覺到我的體系輪廓。到現在為止我自己發明的概念好像只透露了“暗德”、“智能產義”、“二次文革”等有限的幾個。光一個“二次文革”就已經把楓苑兄氣的不行了,所以確實不敢多說,還是慢慢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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