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之：大便的絮言

“假如吃一堆大便能使我成为美国人，那么我宁愿吃十堆”，老笨的一个愤青朋友吐出了这样一句显然很才具、很文学、也很有效率的一句话。我们抛开立场与观点、甚至抛开羞耻与人格来品评一番这句话时，仍能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吃一堆大便就能做美国人的话，那么这位愤青何必要去吃十堆呢？老笨私下猜测，这位愤青之所以“大吃大喝”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这位朋友对大便确实有强烈的食欲，二是这位朋友并非真的想吃大便，而只是想使自己更卑贱，并企图使“美国人”这个词更高贵。 而美国人为何如此高贵？这位朋友通过对食物的爱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因为美国很民主、美国很自由。由此对比中国很不民主，很不自由。

如果他想得到的话，民主与自由，应该是任何一个人应该得到的权利。但如果人们对民主与自由的诉求便都如吃大便一样，恐怕真肯去津津有味的吃大便的人还真没几个。

一些经常喜欢这样“大吃大喝”的人，他们，被另外一些他们，誉为“有理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有水平的人”。这些人找到了一种表达诉求的廉价方式-----将民主与自由“美国化”，将美国“神圣化”，将自己“谦卑化”，于是美国、民主、自由，也就更加的高贵化。

他们只不过是在追求自己意想中近乎完美的东西。在他们的脑海中，美国其实早不再是美国，而是他们心中的美丽之国、不存在于现实的国。民主也早不再是民主，他们所幻想的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大至上天入地，小至拉屎放屁，仿佛民主便是一味百试不爽的仙丹。他们显然在将民主与自由图腾化，以便一同憨厚膜拜，以便一同浪费人格。

老笨很不赞成左右派们拿美国作为对比中国的恒定参照物，我们不该以美国的坏来证明我们不该好，更不该以美国的好来证明我们非常坏。类比这种神圣化的美丽，老笨的这个题目，或许也不再那么谄媚。

经常有朋友问老笨，现在这中国到底叫啥社会？老笨有时说这是一个拆船社会，有时说这是一个缺德社会，但是归根结底，老笨认为这是一个准契约社会。

与契约社会相对应的显然是主义社会，在契约社会中，人们以社会公共契约为行为标准，以法律道德为基本规则。在主义社会中，人们以实现主义为最高标准，以阶级斗争为常用规则。

中国曾经是一个主义社会，但是正在过渡为一个契约社会，刚从主义社会中走出，很多问题都还停留在主义社会的范畴内，诸如中共至今以形象进行统治，诸如民运愤青指摘旁人麻木、愚昧。但中国也在向契约社会迈进，已经吸纳了许多契约社会的意识基础，比如民主与自由、法律与人权。

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这个时期会有多长，谁也说不好，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一个奇怪的循环，渴求民主自由—造反革命—更不民主自由—更渴望民主自由—造更多的反革更多的命---越发不民主自由……这种奇怪的循环可以用四个字来进行概括，那就是[事与愿违]。

对于大吃大喝的人们，毋庸以声讨或是侮辱来批判，正如对党与国的审慎一般，我们能赋予的仅应是宽容。于是老笨胡说九道的主题便已清晰，那便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中国人唱了六十年。①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种活，中国人练了一百多年②砸碎一切旧社会，建造一个新社会，这种爱，中国人拼了二千多年。③

唱到现在、练到现在、拼到现在，依然没唱的好听、练的有效、拼的实惠，大约是方法不对，所以唱的难听、练的无效、拼的败落。

老笨在这里要谈到的共产党，既非布尔什维克党，也非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嘉兴成立的那个党；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党，有能力改变中国的党。

老笨所要的新中国，既非流民土匪式的中国，也非皇权立宪式的中国，更不是阶级斗争式的中国。而是一个循序改良的中国、一个进而民主的中国、一个实现共和的中国---中国人的中国...一个中国。

老笨所要的民主自由，绝不是吃大便式的民主自由，也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民主自由，更不是一批人整人另一批人挨整的民主自由。而是宽恕的民主、平和的自由。

二道之：一党专政与一厢情愿

民主本是件大好事，比起独裁来，民主确实好得多---舒适得多、公平得多、合理得多。但确实，时下一部分人对民主十分的反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如此的反感民主呢？

民运人氏声称“那些都是既得利益者”；国内愤青们则声称“那些都是麻木、愚昧”。老笨看来，民运与愤青的“声称”，大多竟是饶舌。

民运人氏们大多是“海外”既得利益者，国内愤青更是无知的可怜……即便是国内对民主反感的人氏都是既得利益者，那么中国有着十几亿既得利益者，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又有什么不对？即便是国内对民主反感的人都是所谓的麻木愚昧，那也要比偏激幼稚强上千百倍。

民主与自由宛如一条河水在我们流来，在她流淌的途经处，却总有这样或者那样自翊的“砥柱”，有意无意的干扰着流淌的顺畅。中国的一些人对民主如此的反感，倒并不是在反对民主本身，而是在反感民运人氏、国内愤青的所说所为，他们所表述的民主、追求的民主，恰恰是最不讲理、最不宽容、最不正义的表述。要么是空想与鄙视，要么是自大同哆嗦。

美国法律允许政治献金，但是禁止外籍人氏的献金，一旦有外籍献金，便会有克林顿那样的大麻烦。这是为了使本国的政客为本国人民服务，不为外国人民“服务”，避免他们牺牲美国利益。民主自由的美国人姑且如此，站在骨气的角度来说，“嗟来之食”更要不得。无论是美国的法律或是中国的文化，都实在容不得那些拿“外快”的人。至今还弥留在海外民运队伍中的人氏、以及XXX的骨干与学员，除了向CIA讨钱，就是向“亚洲民主茶话会”、“基督教民主联欢会”去讨钱。对这群西装革履的乞丐来说，“外快”与“政治资本”根本就是鱼与熊掌，既然拿了“外快”（也有很多例外，这类例外大都早已脱离“民运”的队伍），就必然会失去政治诉求的资本。

过激的批判必然导致被批判者过激的反应，这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事。声嘶力竭的悲壮只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大陆的愤青们便好似一群正在实习的医生，这些青春的医生不断的告诉人们“你们得病啦……快死啦……”却从没一个人能说出如何去治疗，或许有几个稍知些廉耻的，便会抖擞精神叫肝炎患者去打针胰岛素……恍若民主与自由便是医治一切民间疾苦的唯一药方，更企图将自己通过无知而得到的结论强加于旁人身上。即便大陆愤青再如何一厢情愿的教导大家要有理想、不麻木，那刺耳的噪音却始终都不会使人感到豁然。正如大多数愤青们对他们所深深向往的美国一无所知一样，在严重痛苦的扭曲状态下，对现实问题大多口吃。

令人惊奇的无非如此，历年来，民主强迫症④患者对民主自由的招唤与哀号只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使很多听到他们惨厉呼号的人，对民主产生了恐惧，与自由保持了距离。这些人不由分说的把民主自由与自己联系在一起，进行一种惨无人道的捆绑销售。至于销售的究竟是民主自由还是他们自己，那也只有他们自己才搞的清楚。从[你是民我是主]，到[自我不由你]，这种销售模式所产生的结果，只能使该产品名誉扫地。

既然这些人都失去了建立民主的素质，失去了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本钱。那么除了中共自己，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有谁有能力推翻中共？没人能推翻他，那所谓的反共就压根是无稽之谈。那么这些人口中的民主如何实现？以利益驱动的角度来看，这些所谓的政治力量全面并深入的分析完一件很重要的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根本不具备一种能力。

类似这种推翻与打碎的鼓吹，竟然和阶级斗争的格式惊人一致，或许伟大，但绝不正确。无论这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多么的不情愿，这些所谓的不同政见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根本上已经失去改造中国的资本。无论他们如何的一厢情愿、如何对美利坚横抛媚眼，时下的中国，也根本无法打造出新一代的张角、李自成、洪秀全，而中国的民主状态，也就只剩下中共方能改变。

指望中共的自我改良，恐怕还不是老笨的一厢情愿。

三道之：吃药与治病

有病的不吃药是没有良知没有智慧，没病不吃药也依然是没有良知没有智慧，有病了不去乱吃药更是没有良知没有智慧，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良知和智慧？

中国该不该变，左右派们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左派们动辄就拿出理想奉献捐躯的帽子来说明别人没有良知没有智慧。右派们动辄就拿出民主自由人性的帽子来说明别人没有良知没有智慧。搞的好似天下人只要不赞成共产主义者造反革命理想奉献便是没有良知没有智慧，搞的好似天下人只要不亲吻民运愤青民主自由解放批判便是没有良知没有智慧。

中国该变成什么样？这里也还是要拿左右派现象说说。因为左右派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个一致就是---变成他们希望的样子，而不是大家都能容许的样子。稍微明显的区别在于，左派希望中国变成左派的天下，右派希望中国变成右派的天下。无论是左派或是右派的天下，却都是一言堂的天下、都不是百姓的天下。

党该变成什么样子？这里仍旧要拿左右派现象说说。（旁白：老笨你有完没完？）因为左右们在这个问题上仍旧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那就是党该变成更坏的样子，而不是更好的样子。具体的区别则在于，左派希望党变的和几十年前的样子，右派则希望党变成几百年后的样子。无论是几百年前或是几百年后，那都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不合时宜。

中国该怎么变？这里不得不再拿左右派现象说说，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左右派们保持一致，还不如说左右派们保持着胡说八道的一致。

左派们认为应该打碎万恶的旧社会，把资产阶级就地正法，大家一起再吃大锅饭、再让阶级斗争永无止息……至于台湾外蒙钓鱼岛则由得他去吧，反正共产主义不在乎主权，早晚解放满天下。

右派则仍然认为应该打碎万恶的旧社会，把四千万党员就地正法，大家一起复员国企陪着下岗工人吃大锅饭，尊重XXX自焚、打骚扰电话、发垃圾邮件的合法权益，为了民主自由练一段葵花宝典也在所不惜……至于台湾外蒙钓鱼岛还是由他去吧，人权和主权肯定难以两全，好似大便重于吃饭一样，人权肯定高于主权...

雅各宾党人在巴黎屠杀的时候，或许想不到他们为了追求民主而留下了千古骂名。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同时，怕是预料不到他的新法完全不符合宋王朝的实际需要。美国人苏联分裂后津津乐道的同时，或许想不到他们将如何镇压德克萨斯独立。但我们应该想得到，我们有历史的知识，有历史的角度，有历史的规矩。显然，左右派们都是伟大而光荣的，但是他们明显都不正确。

倘若是左派的天下，那经济贸易如何搞？倘若是右派的天下，那国计民生谁去调？倘若倒退五十年，不如请八国联军来轰炸，倘若跃进两百年，倒不如再来个亩产三万斤。杀掉一百万资本家，中国国企能活过来？杀掉四千万共产党，中国的行政机构就能更健全？台湾钓鱼岛不归我手，中国渔民的安全怎么保障？海上石油通道又如何打开？

无论是左派的天下还是右派的天下，都不是民主共惠的天下。无论是搞成几十年前亦或几百年后，都在违背着历史的正常。无论是丧失主权人权或是别的什么，丧失的都是中国更完美的权利。

左右派们都这样说，他们说中共不可能改变自己。他们都不肯承认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现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已变的不再是他们想像中的中共。谁见过真正的中共贪污嫖妓？谁见过真正的中共仁慈务实？谁见过真正的中共抓到魏精生此类人物不枪毙？现在的中共受贿、送礼、买官、嫖妓；现在的中共仁慈、重法、修宪、务实；现在的中共打压刺耳的声音，却又渴求着不同的声音。现在的中共，仅仅是名义上的中共。

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左派觉得刺眼、右派觉得铺张，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现在的中共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共，更不可能是两百年后的中共。中共已经变了，而且继续在变。或许不是他真心想变，但又有谁能停滞中国变革的脚步？ 我们说的变革，不应该只限于皇权到民权这种制度的变革。从神权到王权，从王权到帝权，从纳贡到丁税，从丁税到地税，这都是变革。

左右派们都说历来的大变革从没有和平进行的，这话说得明显不对。商鞅变法、张居正变法、雍正改制，这些成功的变法都是体制内的大变革。而所谓的异议人氏渴望的却不是商鞅变法、张居正变法、、雍正改制，说到底，他们不是想求好，而是想求变、变的和现在不一样，谁去管变好还是变坏呢？

能改造中国的只有共产党，但是过程则是共产党本身必须改变。共产党是世界舞台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组织，虽然能影响他的因素多种多样。改造共产党的，名义上是共产党自己，其实还是共产党改革二十年来所形成的一系列机制。其中有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却都将对中国未来的命运产生着决定性的作用。

民运与愤青都是下定决心不肯叫中共变好的，只因无数个微妙的本质变化无法填埋他们的欲壑。民运一天不死，民主一天不生，老笨所说的，或许是一个会使很多人不悦的道理。这些民运、愤青们，无论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打起了民主自由的招牌，无论他们再如何的一厢情愿，他们始终看不到中国已经找到了民主自由的方法，他们除了在公共场合将冲动、愤怒、仇恨、幼稚系列化，便是将真理依存于扩音器的型号。

中国民主化的前提，便是中国人都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多学点汉语、少改点汉语。民运和愤青们大都很喜欢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去谈主义，凡事不上升到主义的高度则寝食难安。他们对主义的热衷，远远超过了中共对形象的热衷。

四道之：官商勾结与和平演变

老笨认识许多官场上的人，在中国做生意，就不可能不认识官。有大官、小官、大管、小管……所以人们经常说，这是官商勾结。和官打交道的时间长了，自然明白什么是官场，官场，一是名，二是利，就是这么一个场。认识的官多了，自然的发现一个规律，大官往往比小官和蔼，大管往往没小管实用。古时的官商勾结会涉及到刑名，现在的官商勾结却始终牵扯利益。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竟如此惊人的近似。中国一个政府订单会使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复活，美国的一个政府订单会使一个小公司变成跨国的托拉斯。中国的海关早晨三点不查行李，美国的海关塞他几美金就放你过去。不论其名义、透明、是否合法，说到官商的实际情况，古今中外倒始终依然。

民运和愤青们都说，这是典型的特权行为，这是标准的祸国殃民，这是严重的不公平竞争。民运和愤青们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他们从来不肯面对现实。

诚然，官商勾结不是一件很有光彩的事，但却是一件极有效率的事。换做正常的社会形态下，官商完全可以不勾结，大可相互对等、相安无事，但是同时，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铁定会略有下降，为了选票和为了银子，利益的趋动或多或少都有些区别。比起“为人民服务”这一主义性的趋动，更是能大占便宜。

打破一个旧秩序的形式多种多样，同样，建立一个新秩序的手段仍然多种多样。打破一个旧秩序可以造反、牺牲、打砸抢。建立一个新秩序可以公决、革命、大请愿。但是除此之外更有许多其他的形式，甚至是这种并不光彩的“官商勾结”。

比之造反牺牲、革命请愿，官商勾结好像更为平和些，但是显然不会被民运与愤青接受。每到这时，无论新左还是老右，口径便会异常的一致：不光彩。

不光彩又是个涉及主义、形象的问题。新左或老右，民运或愤青，他们的智力大都只能涉及主义，而无法涉及问题的解决。他们的知识大多只限于吃药或是不吃，而无法判断哪种药有效。所以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反对，正如老笨在《亢进中的活剧》中所讲的那样，这些人反了就对，不反就一定不对。

官商勾结于一处，对于中国的变革来说，有一个大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官商间的利益趋动将逐渐取代官员们因形象而起的自律。贪官也好污吏也好，他们对社会的主体利益无法直接构成根本侵害。当他们被人欲引诱着走向利益化的同时，他们不健康的牟利方式也必将被逐渐淘汰。在利益化的面前，传统的主义、形象、理想，显然不具备任何优势，竞争的结果的确万幸之致。

中国目前仍在进行一种特权阶级的利益瓜分，这诚然是一种分赃。有了分赃的形式，就能产生分赃的体制。没有理想化情绪化的制度才能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制度，我们都已看到一次权力的和平交接，这已经是两百年来的奇迹。

这个瓜分的过程终将有个完结的时候，当瓜分完利益之后，获得利益的人或群体一定会有保护利益的诉求。唯一能保护私人利益、保护他们的“既得瓜分”的，就只有更加民主自由化的制度。谁说和平演变不可能？民运与愤青大都无能力进行利益的瓜分，也无能力阻止利益的瓜分，他们甚至连利益如何被瓜分都完全搞不清楚。即便是他们的妩媚，也压根搔不到痒处。

当然，这需要慢慢的等待，若是哪位等不及，便赶快去占个山头落草为寇，莫再于此处跳着说大话、偶尔抖几句牢骚。

老笨癸未年五月日成十一南郊

① 一九四三年，曹火星在平西根据地写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② 一八九八年，谭嗣同于戊戌变法事败后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遂未逃，狱中题“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③ 前二百零九年，陈涉吴广于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轮大批量的革命造反派。④ 强迫症，心理疾病，类如见到某种商品就必须买下，不买则寝食难安……

老笨很喜欢听刘欢唱歌，但是对刘欢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一个人喜爱一首歌曲，即便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如何的猥琐，也依然会喜欢这首歌。同时，他有权讨厌这个演唱者。诸如余杰等人常把爱国等同于爱党，大概是接受了了阶级斗争的遗传：“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支持、敌人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不反对敌人的，那便是我们的敌人……”如此种种即是在说，一个人和妻子上床，就必然和妻子的老板上床（男的？）……这叫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