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正值深圳要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之际，舆论一面倒地在大肆赞美、宣传、肯定深圳取得的“丰功伟绩”，并信誓旦旦地要支持其继续“深化改革”下去。令一向喜欢用《新理论》对一切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笔者，产生了想要“知其所以然”的兴趣。以便在先做到“以理服己”后，再去“以理服人”，避免碰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而只能仰仗主流的话语权力、靠堂而皇之的“不争论”，来“以售其错”。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整体而言，正在面临着一种不尽如人意、甚至令人悲观、担忧的局面或趋势。那么根据“事出必有因”的因果论原理，理应对被誉为“开荒牛”“领头羊”的深圳，做一点检视，看看是否开荒开到了不利于作物丰收的“盐碱地”？或者是否把“中国羊”领入了“虎口”？这绝不是无的放矢或信口开河，因为根据《新理论》的判断可以肯定：我们已经违背了优秀、先进、科学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全人类（当然首先是中国人）制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己知彼”和“扬长避短”原则，所以最后得到的，只有教训。看不到或故意回避这一点的，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不过在决定写这个题目时，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要“犯众怒”（连物质、经济上，绝对沾了改革开放“光”才有能力养活笔者的孩子们，在几年前听到自己提出这样的论点时，就都不能接受，一致表示反对），更可能被斥为“大逆不道、忘恩负义”，甚至会惹上“牢狱之灾、杀身之祸”的“反动言论”。

但是继而又想起2004年，笔者在为自己准备的“简介”中、最后的那段文字：『请记住，我真名就是潘一丁。今年7岁，但有67年的资历，因为当60岁那年，我主动辞去在美国的工作并“强迫”原来的那个“我”退休，由现在的我继承了他的所有精神遗产，成为 一个懂得“老奸巨滑”却不会做的“孩子”！』何况自己现在的生理年龄早已越过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门坎”。加上自己对“天命”的认知，所以决定再充当一次“以身试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试金石”，以《新理论》赋予的力量，提前对这一阶段的历史，尝试作一个可以“以理服人”的结论，以便为未来对评价这段历史一定要打的“文字官司”，留下一个可以“立此存照”的根据。并在此一如既往地声明：童言无忌，但文责自负！                潘一丁 2010年9月8日

正文
在七年前发表的拙文“另类社会学辞典”中，曾经根据改革开放后，通过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具体行为表现，以及产生的实际后果，将许多人讳莫如深、避之犹恐不及的“黄祸”一词，定义为『13亿由功能强大的中华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一起“向钱看”後，对世界必然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幸的是，这种定义的“准确性”，正在被那里社会以后不断呈现出来的、不用“黄祸”不足以恰如其分地形容的事实所证明。最后全面、准确、深刻地，演绎了“人为财死”的中国格言。在剥下被西方错误社会理论美化成“人性”的画皮后，充分暴露了聪明而能力超强的中国人，一旦摆脱自己文化的道德约束、而要跟“兽文化”接轨，任由贪婪、自私和性欲望等天性自由发展后，从负面可能让人类社会呈现出的卑鄙和丑陋的程度。现在虽然已经引起社会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忧心忡忡，担心“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及道德沦丧”。更像二、三流江湖医生般，不时开出一些止痛片、退烧针般的“药方”，甚至还有人急病乱投医似的、要去呼唤“毛时代”的归来，完全忘记那个年代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后遗症”创伤和痛苦、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更不知道这前后两者之间存在的“因果（恶性）循环关系”，却居然没有人愿意仿效中医理论来找一下“病根”之所在。那这个病根到底在哪里呢？

在《新理论》看来（请注意：这些阐述，纯粹是靠《新理论》从客观“知其所以然”的本质认识层次上，作出的理性判断。没有任何感性的“恩怨情仇”。下同），根据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正确判断，可以用“都是小平惹的祸”来一言以蔽之。因为正是他在决定要中国开始“向钱看”的同时，“无（预设前提）条件”地，提出了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错误政策，最后害惨了国家和政府的“命”（如党和政府领导人多次提及的“亡党亡国”警告）！

现在看来，可以毫无疑问地，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如“GDP挂帅”、贪污腐败盛行、黄赌毒黑泛滥、假冒伪劣猖獗、坑蒙拐骗和偷抢扒盗普遍等，一系列影响生活品质、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令人担忧不安的各种灾难或祸端的产生根源，全部都可以归咎于执行这一政策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后果，无一例外（欢迎不服气或喜欢抬杠者举例质疑）。

其实这些问题的产生，客观来看，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对毛泽东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一种“矫枉过正”式的“惩罚”，并根据自然科学中的“钟摆原理”，理所当然地要产生“物极必反”的结果。

这也是对毛时代实行错误的“政治挂帅”政策的物极必反。因为毛泽东深谙“不患贫而患不均”的道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一条上下一起穷的“贫（不是平）均主义”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他和历史上大多数成功者一样，最后都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不仅不能适可而止，更不懂经济对社会的“润滑油原理”，终于把国家引向“宁吃社会主义草也不吃资本主义面包”的错误极端，使当时的国家，最后变成了一个物质极度匮乏、贫困而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不幸的是，邓小平恰恰是在这种极端错误的状态下，接下了这个烂摊子的。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全面瘫痪，频临崩溃边缘。邓小平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重任。可惜他中国文化功底不够，以至于“魄力有余而考虑不周”。又吃了太多的“法国面包”（受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无法运用“知己知彼”的原则来“扬长避短”。在开始时支持西单的“民主墙”失控，和接下来的“八九民运”中发现“此路不通”后。为形势所迫，终于饥不择食地、为中国选择了一条“饮鸩止渴”的“向钱看”之路。并以一句没有定义域限制、不预设前提条件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示为“钥匙”，打开了从此后患无穷的“潘多拉盒子”！

可以有把握地说，正是这句被广为宣传的话，为后来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及其家庭成员，可以不择手段地“先富起来”的行为，提供了政策根据和心理支撑，而现有的官僚系统管理模式，不仅等同于为官员提供了从信息到财富的输送管道连接，编织“官官相护网络”等、可以“以权谋先富起来”的“近水楼台”有利条件，形成了“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的社会氛围，和“全民皆（想）贪”的现实局面。这种愈演愈烈的现象和趋势，只要不下决心根治，从理论（而不是人身）上加以纠正（完全有可能）。其结果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言而喻了。而深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比如前市长许宗衡）。那么，我们应该要求为全民“向钱（或GDP）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深圳，向什么方向、又如何去“深化改革”呢？

经过上千年历史沉积的中国文化，已经可以让我们总结出一条颠簸不破的经验规律，那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根据这条规律，我们已经知道『伟人或领袖也是会要犯错误的』无论秦始皇或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乃至孙中山、蒋介石，甚至毛泽东都不例外。那么，既然今天连伟大如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都因矫枉过正的需要，而被允许公开点名批评（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逻辑）。那么我们在几乎走不下去的现实面前，为什么还要坚持“抱残守缺”地，对待“小平同志”同样可能犯的错误，坚持选择要去“不争论”地、“一条道走到黑”呢？而检验、判断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光明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能不能或敢不敢尝试采用“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手段或方式，来“民主”地对待自己的反对者或对立面？一旦开始，我们将很快发现，这比发展导弹、航母，或一味拉抬GDP的威力要大多了。因为这才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扬长避短”。

也许有人要以深圳在高科技方面的“傲人成就”，来驳斥笔者。笔者的答复是：你们和当年靠“精神动力”来支持的钱学森等、老一代科学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甚至可以断言，一旦中国人再能用上这样的“精神动力”而不是“能使鬼推磨”的钱，其成就一定会千百万倍地高于此的。更何况建立的“功勋”和同时给中国社会闯下的“人祸”相比，其得失究竟孰大孰小？恐怕还有待历史客观来证明，不是可以随便说说就算数的。因为我们已经吃过毛时代“一句顶一万句”的大亏了！

但愿这篇既无恶意、更不是“别有用心”的文字，不要被笔者必投的强国论坛或光明网、以及海外博讯新闻网封杀，更不要让笔者“因言获罪”。以免将来因这篇绝对可以立此存照的文字（为防备“万一”，已抢先在海外博讯网的“潘一丁文集”和“天下论坛”中发表），而陷他们自己于尴尬或被动。至于笔者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一如既往地、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要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而已。天地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