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與理性——中國如何面對西方（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0月13日14:54:0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13年前，香港出版《中國如何面對西方》，由中國大陸學者主編組稿，邀雷頤、孫立平、許紀霖、康曉光、楊東平、王力雄、王小波、陳小雅、劉兵、蕭學慧，以及用筆名署名的學者、作家共21位，針對《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各抒己見（此書目錄附後）。當時我受明鏡出版社委託，寫了一篇長文作該書的“導讀”，今天看來，失於偏頗和膚淺。不過，既然此前我拋磚引玉很有成效，得到很多朋友尖銳而又紮實的反饋，讓我大有收益，這裡我就再拋一次磚！ ◆高伐林 　　華裔導演李安執導的影片《理性與感性》，展現了“理性和感性”錯綜複雜的關係。我們在考察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時，幾乎也無時無刻不迎面碰上這個令人困擾的問題。 “說不”是“泡沫話題”嗎？ 　　學術界對於社會風潮的迴響，往往有一種滯後效應。在中國大陸，這種滯後效應的多種原因中，有一種非常可敬的原因，這就是：經歷了多年政治風波之後，學者們對於各種追風尖逐浪頭的活動產生了一種本能的反感、直覺的排拒。在他們看來，鑽熱門、跟時髦，不加思索地照著長官意志或者跟著市場效益跑，都是缺乏主體意識，缺乏學術尊嚴，沒有定力，沒有主見，只能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的淺薄浮躁表現。而真正做學問的學者不應如此，哪怕是研究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的學者，也寧願等一等，看一看，到底這些風這些浪夠不夠等級檔次進入自己恢弘的視野，進入自己精深的腦海，最後進入自己如椽的筆端——風裡浪中，除了喧譁和躁動之外，總得有點什麼東西值得自己撥弄撥弄才行。 　　這裡就是一例：中國大陸三數個青年人搞出了一本《中國可以說不》(以下簡稱《說不》)，隨後引得海內外紛紛揚揚；一波波“說不”內外相激，書商趁熱打鐵，讀者趨之若鶩，一時間甚至仿佛一本《紅樓夢》引出五花八門“後夢”“又夢”“續夢”“補夢”的盛況再現了。然而，這種“說不熱”，也使得許多嚴肅的學者下意識地產生逆反心理，裹足不前：世上有“泡沫經濟”，有“泡沫政治”，也就有“泡沫學術”、“泡沫話題”——熱熱鬧鬧地開會研討、著書立說，最後煙消雲散，“偉大的空話”不見了“偉大”，只剩了“空話”，他們吃這種虧還少嗎？ 　　於是直到今天，一九九七年的春季，在《中國可以說不》、《中國還是要說不》喧囂了半年，已經開始冷場之際，我們面前才有了這麼一部由21位大陸中青年學者和作家，考察近年來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論集《中國如何面對西方》(明鏡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面對西方》)。 民族主義思潮：助力或者阻力 　　民族主義思潮，在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變遷和心理變遷中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不論人們承認還是不承認，它是支配著自鴉片戰爭以來這一百五十多年中國所有重大事件的主要動因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參與決定著中國未來一個世紀的走向——不用說，這種支配和決定，有時是正面作用，有時是逆向作用；有時是直接作用，有時是間接作用，甚至有時以引起反彈的形式體現。我們要感謝《說不》的策劃操作者，從選題、出版至暢銷的整個過程，及時提醒了人們：在設計中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藍圖之際，切切不可低估了民族主義思潮——作為助力，或者，作為阻力。 　　正如《面對西方》許多作者所再三指出的，中國面對西方，何曾不敢“說不”？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說不”甚至是壓倒一切的主旋律。作為歷史的一般現象，弱勢民族，尤其是外敵當前、國勢危殆時的弱勢民族，“說不”的聲音總是最為震人心弦。他們需要高張民族主義旗幟，來肯定自身，凝聚共識，激揚民氣，動員本民族成員求同存異，放下自己內部一切地域、階級、家族的隔閡紛爭，形成統一的力量來“興滅國，繼絕世”。但是這一次“說不”，卻並非是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是正相反，是在中國幾個世紀以來最富強的時候。僅這個事實本身，就有發人深思之處。 　　說實話，起初在翻閱435頁的《說不》時，我很難壓下一種官能上的強烈反感。作為一個曾經當過幾天中國大陸官方喉舌的過來人，這種反感，與其說緣於該書雖儘可能避免暴露出黨八股話語系統的烙印，卻赤裸裸地主動與當局官方意圖相配合，流露出“御用”的機心；緣於該書那種幫閒文人兼冒牌欽差的神態與口吻 (像這樣的句子：“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國家給你捎了個話，這事就這麼定了！”)；毋寧說，緣於它那種簡單圖解的思維方式、狐假虎威的強權霸道，乃至那種一意煽情、訴諸非理性的論辯風格，使我們宛如面對成排森列、滿是大叉和驚嘆號的文革大字報欄。即便我們承認：該書針砭美國文化的內在痼疾確有一針見血之處，揭露美國霸權心態確有切中要害之擊，也很難壓下這種反感。 　　反感歸反感，事實卻是：這麼一本拼湊痕跡甚重的書，竟獲得了中國大陸官方與海內外市場的雙重肯定。 　　官方的肯定，不在本文考察範圍；此書編者自詡具有的“更廣泛堅實的民意基礎”，倒確實是引得中國嚴肅的知識分子終於用正眼讀它的最重要原因。《面對西方》的許多作者不約而同提到：《說不》“這本反映‘網絡時代義和團精神’的偽政論作品，由於其內容粗糙拙劣，本來不具正面討論的價值，但從社會思潮層面來說，卻又是值得注意的”(許紀霖)；《說不》“出現和暢銷還是說明，它所持的觀點和視角在當今的中國社會肯定是很有一些社會基礎的”(王躍生)；“在《說不》走紅的背後，人們關心的主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在什麼樣的意義上體現了民意，反映了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的心聲”(楊東平)。 　　要說“民意”，《說不》的暢銷其實倒並非“民意”的佐證，僅僅是商業的成功——中國的老百姓願花十九塊八角錢人民幣買它，多半只表明人們被它勾起了好奇，而並非表明對它的認同。但是民意也倒確實露出了若干端倪：在一九九四和一九九五年兩次舉行、第二次多達十萬多青年參加的題為“中國青年看世界”民意測驗中，美國均被列為“最不友好國家”的第一位和“最無好感”的國家中第一位。 　　《說不》策劃者的靈感是不是直接來自這一調查結果的鼓舞？不得而知；但至少他們感受到了市場的這一熱點：老百姓正為美國大傷感情——對了，《說不》的副標題，就是“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 　　《說不》中大談特談的“政治抉擇”，且按下不表；《面對西方》作者之一陳小雅在《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的現狀與未來走向》一文中，劃分了“政府坐標系”、“民間坐標系”（其中又分為“民眾坐標系”和“知識坐標系”，再細分為“情感坐軸”、“利益坐軸”、“科學坐軸”等等）與國際坐標系，總結得相當全面和系統。按照這個描述，民族主義思潮真是一個大得令人頭暈的話題，我們就僅僅來探討一下其中的民間坐標系裡的“情感坐軸”吧。 中國人對美國感情的三次轉變 　　即使縮到這麼窄小的領域，說起中國人對美國的感情，還是一言難盡。 　　感情本身就是難以用理智來控馭、來解釋的領域：感情本身可能充滿矛盾，愛恨交織，五味雜陳；感情作為一種心理關係，可以是現實中自己與對方實際關係的投射，也可以出現很大反差，甚至可以完全是南轅北轍——對自己的救命恩人慾除之而後快，或者對自己的死敵抱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絲，古往今來都非罕見。而當我們的視野由個人擴展到文化程度、個人境遇、利益考量不同的社會大眾，其在特定時候的感情取向，情況又複雜百倍千倍！ 　　回顧中共建政之後的近半個世紀，中國人對美國的感情，可以說是大起大落，以二十年為一個周期，轉了三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第一個彎：四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初期，從“親美”，轉為“反美”。 　　這一次轉變，主要由中共當局發動。中共建政之初，鑑於冷戰兩大營壘這一格局的現實利害考慮，以及“抗美援朝”、台灣海峽局勢的演變，自上而下地動員，想方設法清除“親美、恐美”的社會情緒。挾大軍“小米加步槍”席捲神州大陸之餘威，乘舉國百廢將興、充滿希望之順風，這一工作未遇老百姓心理上的強烈抗拒。當局大張旗鼓地宣傳“美國是蔣介石的後台老板”，對以“抗戰八年的盟邦”和“內戰三年的調停者”形象出現的美國，來個“剝下畫皮，認清真相”，相當奏效。儘管也用了搞運動的方式，也要求人人過關，自我檢查，但中共當時尚無須動用太多強制手段。最親美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曾經留美的學者專家，紛紛表態，現身說法。“打倒美帝國主義”，確實成了全中國人民的共識。這第一個彎，就這麼轉過來了。此後由於美國捲入越南戰爭，中國人——不僅是中共——更視美帝為世界上頭號死敵。 　　第二個彎：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從“反美”，轉向“親美”。 　　這一次轉變的契機，是出於情感上的相對狀況：在兩個為情感所排斥的對象中，因為對其中的一個更為排斥，於是對另一個反而逐漸不那麼排斥，逐漸可以容忍，甚至愈來愈覺得喜愛了。蘇修在中國的北部邊境線陳兵百萬，促成了老百姓的“喜新厭舊”。從官方來講，外交政策的大調整是基於“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的緊迫情勢，“遠交近攻”的戰略設計，而老百姓情感轉變的動因，則要豐富多採得多：名古屋乒乓外交“小球推動大球”的戲劇情節；基辛格對外宣稱小恙卻秘密訪華，使世界為之譁然的傳奇色彩；而尼克松總統萬里迢迢前來拜會毛澤東，多麼符合過去中國皇上端坐龍庭、接受蠻夷萬方來朝的傳說與想像！中國人的虛榮心，大大滿足了一回。這些都使中國人的這一次情感轉變更為順溜。而在心靈深處，多少也還有點大國心態的孓遺：美國要打“中國牌”，中國也打“美國牌”，而且既然是“玩牌”，雙方就是互相需要——與美國的接近，意味着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與其他超級兩霸平起平坐的地位。 　　中國開放國門之後，隨著雙方在經貿、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尤其是大批學人收拾行囊去了美國，國人對美國在情感的親近更以加速度進行。從知識分子來講，伴隨了對中國近代落後根源的反思，對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呼喚——美國在他們心目中正是民主、自由、法制的化身；而從老百姓來講，美國的物質富裕、科技發達使他們心嚮往之；美國的文化，也以全方位、多層面的聲勢大舉湧入，使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毫無招架之功。 情感的因式分解 　　第三個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又由“親美”，轉向了“疑美”甚至“反美”。 　　平心而論，這一次老百姓對美國的情感轉變，官方不是主動發起者，周期性的社會思潮和情緒起伏消長、循環往復，起了很大作用。大體上，可以以一九八八年龍年的《河殤》現象作為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由衰轉盛的關鍵點：《河殤》對中國傳統文明的激烈顛覆性批評，引起了轟動，始則群起共鳴，隨後卻引起了社會情緒的反撥；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成了從“親美”轉向“反美”的分界線。在那之前，中美貿易也不斷有摩擦，中國的大量人才被美國吸引走，也醞釀了國人對美國的憤懣，然而“六四”之後一段時間內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中國一般老百姓心底並不反感——這一方面還是因為情感的相對效應的道理：其時民眾最痛恨的是下令對學生開槍的獨夫民賊，“予與汝偕亡！”即便自己會吃苦頭也置之度外了，很多人當時恨不得與當局同歸於盡；另一方面，當時人們相信：美國的制裁是針對反對中國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潮流的頑固派，從根本上說與中國人民利益一致，與中國發展方向吻合。 　　如果說一九九二年布什總統的“中國學生保護法令”對中國老百姓的民族主義情緒波動還影響不大，官方也只是一般性地作點應景表態文章；那麼，鄧小平的南巡重新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隨著對外經貿、科技、文化來往的增多，麻煩自然也增多，民族主義情緒的熱度也越來越急劇上漲了。更由於蘇聯解體，東歐變色，原來在美國國際棋盤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國，戰略地位跌價，原來顧全“大局”隱忍不言的分歧，像人權、奴工產品、知識產權、貿易逆差，越來越凸現。美國放話也越來越不再斟酌詞句，掂量反應。美國以一副無辜模樣，納悶中國反美情緒熱度何以上升——其實，美國真該問問自己能不能辭其咎？對華政策和策略失誤連連，許多問題的處理之拙劣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想想“銀河號”！)；很聰明的人犯這種錯誤，白宮主人該不該上綱上線挖挖思想根源究竟是什麼？ 　　很多人士也指出，中國反美熱度上漲，也有國人由於實際利益受到影響的因素，例如，美國為知識產權問題要制裁中國，直接觸犯了從盜版中得到好處的民眾； 美國在貿易最惠國待遇以及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運作，使中國不少人的機會眼睜睜可望不可即；中國各級官方機構對外商以及“洋博士”的優惠性政策紛紛出籠，使“內商”和“土博士”置身於不平等競爭…… 　　而從中國社會心理的層面來看，羅列一下，至少可以排出以下幾條原因：（未完待續） 附： 《中國如何面對西方》目錄 導讀 　　感性與理性——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如何面對西方》 第一部分　中國的民族主義：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 　　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的現狀與未來走向（陳小雅） 　　現代的“華夏中心觀”與“民族主義”（雷　頤） 　　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許紀霖） 　　民族主義之於當前中國（孫立平） 　　中國已失去“主義”立足的基礎（王力雄） 第二部分　為中國定位 　　中國：不應充當挑戰者（康曉光） 　　社會情緒、文明交往與共同價值（王躍生） 　　加入國際社會：中國國家利益的根本所在（楊　帆） 　　崛起中的中國怎樣看世界（周　琦） 　　除了說“不”，還說什麼？（金　牛） 　　更重要的是民族精神世界的重建（金　輝） 　　愛國還是愛政府（張見微） 第三部分　對《說不》說不 　　奇怪的“民間議政”（楊東平） 　　不能容忍的價值倒錯（蕭學慧） 　　包裝：一種偽民族主義的伎倆（卞　悟） 　　對《說不》說不（李永輝） 　　“狼又來了”的小故事（艾　丹） 　　聖戰騎士的“民族良心”何在（黃　鍾） 　　官方媒體與商業炒作的互為利用（陳斯言） 　　警惕“文化義和團”（劉　兵） 　　百姓、洋人、官（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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