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甚麼專制萬歲？

張三一言

　　[一]、中國為甚麼專制萬歲？

　　大家概括地回顧一下也看一下現實，人們會發現，中國的專制制度（包括嫁接的極權制度）是長春藤。為甚麼中國專制制度歷久長青、專制萬歲呢？

　　第一個原因：權力內部不能產生民主。

　　三妹說：“中共發生過無數次的所謂黨內鬥爭，那些“鬥爭”都是絞肉機內部的絞殺。”我認為這是極其少有的真知卓見。中國民主進程為甚麼經過那麼艱辛苦難挫折還是原地踏步，甚至大退步了？理由成籮，但是其中極之重要的就是：中國的統治集團內部只有爭權鬥爭，即只有爭奪現權力的控制權，這成為文化習慣傳統；自建一權與原權並存並立極少見，可算作例外。對比一下外國，拿典型的英國來說，他們的貴族不是取代王權，而是要建立與王權對等的權力。在出現兩個平衡權力條件下，民主就有機會誕生和髮長成長。如果英國的貴族採用中國的權力模式：爭奪現政權的控制權，其結果只會是貴族專政取代國王專政而已。

　　第二個原因：權力與權力外力量互動不能產生民主。

　　即使是政權外與現存政權鬥爭，也是取而代之，絕少立而並之。你不建立並存權力，民主就不能在只有一力獨大，沒有它力競爭、抗衡的環境萌芽成長壯大。這種文化習慣傳統使到中國永遠只存在專制制度。既不可能因制度內有分立力量競爭而產生民主意識和程序、作風（民主制度更無從談起），也不可能從朝野互動中產生民主，所以民主與中國無緣。

　　這種文化習慣傳統遂令在華廈之外的華人群體心向中華，永遠不把客鄉作故鄉，永遠不會在客地沒有建立一個“第二華國”。歷史上的蘭芳共和國是例外，新加坡立國內在條件是去中國化，外在條件是因為被馬來排斥才被迫建國的；更是例外。

　　第三個原因：中國精英主流是與權力合作派，否定權力派被邊緣化。

　　中國的士大夫（到今天的知識精英）傳統是盼青天望明君──這是中國讀書人的傳統心態。這種心態在今天以改良、漸進、和平、理性、妥協、合作…的理論煙幕下承襲和演進中。這種煙幕現今處於絕對主流地位。至今為止，絕大部分中國的知識精英都不敢對現政權採取否定、決絕的態度。知識精英是人類文化和精神的代表，或者說是一個民族、國家的頭腦。你們腦子裡有的儘是“給當權者、甚至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屠夫們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設身處地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等等忠君思想（很難理解這只是權宜策略）；特別是在今天，共產黨的政治環境面臨亡黨爆炸局勢、壞到朝不保夕狀態之時，還在大談共產黨的進步、黨內改良、黨內民主…你知識精英（民族、國家的頭腦）連想都不敢想否定、打倒推翻極權制度和政權，相反不斷強調這個政權和制度的正面價值和正面形象，這個制度和政權怎麼會自動消失？在專制永固環境下，民主制度從何而來？這就是中國專制幾千年不變，中國從來不出現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理由。這就是世界共產主義極權國家大多數都崩潰了，唯有筷子文化圈內的中朝越等生存下來的理由。蘇聯、東歐之所以變共產之天，其中一個極重要的理由是這些國家知識精英主流都是否定共產極權者。波蘭共產黨失權不是米奇尼克合作派的成功，而是華里沙否定派的勝利。

　　我想，要改變中國政治現實，在思想意識方面首先要改變中國知識精英“與權力合作”的思想和心態。

　　[二]、終止專制萬歲的一些策略性考慮

　　李鳳智表示，“他支持所有的反中共運動，不管是溫和的、小火慢燉型的，或是激進的、疾風驟雨式、快刀斬亂麻式的，他都肯定，因為這都是正義的力量。”我認同並一向提倡這一觀點。按照這一觀點，劉曉波得獎本身是不應反對的（不應反對並不構成不能提倡更佳人選，也不是不可批評劉錯誤觀點的理由）。我們的責任不是反對劉得獎，而是把劉得獎事件推向轉變成為對中共的壓力。把它推向對中共反抗方向，反對沿着劉曉波支持者們朝沒有敵人、與當權者（指在朝當權者而不是其中的異議者）合作的路向走。

　　在目前，這種合作是極困難的。因為中國人的派性很強。對不同派別的意見建議，不管你出於善意惡意，都以惡意度之對之。不同派別往往形成水火不容之勢。產生這種水火不容狀態，是中國人，特別是中國讀書人，把批評議論觀點等同於反對否定持這一觀點的人，以敵對態度對待對方。等到中國的讀書人學會把觀點評議和我對人品評價分開時，中國的民主希望就會更大一些。

其次，在策略上，應怎麼樣對待共產黨陣營中人，也是一個重要課題。

　　“中共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到底對中共認同可靠性如何？有認同的，有不認同的；或許認同的也不少。請記住一個理性原則：利益決定一個人的意識──即常言說的屁股決定腦袋。這是常態；超越利益的也有，是非常態。所以，在常態下，體制內認同共產黨現行作為的是多數。

　　不管認同還是反對共產黨的體制內人士，有一個“勢”的規則是很難避免。當國內外非共、反共洶湧澎湃時，自願自覺的、為潮流裹脅的都會順應朝流而背叛原來所持所有所在。古今中外，每一個朝代盡沒結局時都是如此。根據這個認知，對體制內的任何異議聲音──不管它是出於真心、出於作秀、出於謀略，甚至出於欺騙，我們都應該在獨立自主前提下對它作出相應的支持和鼓勵。但是，這不妨礙對謀略、作秀的批評和對欺騙的揭批。即使是謊言，我們也不妨引它走向弄假成真之路。郭國汀認為：“龐大的國安、公安部門，裡面正在分化…另一部分卻開始轉變成為反中共的正義力量，只是他們並不一定明擺着跟中共對干，但關鍵時他們可能正是從中共內部粉碎中共的力量。”如果同意我上面所說的認知，那麼，郭國汀的話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我們能包容、團結所有共產黨內的“異者”，能與他們作良性互動，留下頑固地維護極權制度者們就會大減，這是對民主過度有利的事。

　　上面談到的“勢”是怎麼樣出現的呢？共產黨內里人，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他們無法避免社會（身邊）的影響，社會上有甚麼思潮，有甚麼勢力或趨向，在他們內部必然有相應的力量對應。社會上力量大小與他們在黨內的力量大小成正比。當社會力量能給他們作出了一個支持時，他們就會公開站出來與社會互動。這時候才出現正義的、健康的、以民眾為主體的朝（注意是部分，不是整體。下同）野互動、朝野合作。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與統治集團內中的異者合作是必要和可能的。

　　在這裡也談談對法輪功處理的難題。

　　一個大原則：支持法輪功維護信仰、組織社團、反對迫害、維護人權…的鬥爭。這個原則，大概沒有多少人反對。我有這麼一個印象（我在香港的朋友中的一些人也有或多或少的同感），法輪功本身有一個他們不正視或不願改的缺點：不容忍不信法輪功或反對法輪功理念的人。我這個觀感，徐沛和三妹都不同意。他們認為：這不是事實，這確實是我的一個很錯誤的判斷、判斷太武斷和片面；或許有這種現象存在，但不代表整體，更不代表法輪功。我衷心希望是我的錯覺或判斷錯誤，是法輪功朋友說得對。但是，我還是期望，法輪功中人，對不信或反對法輪功宗教教義，但同情他們維護權利的人，要尊重、寬容和團結。可否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待之？把焦點放在“在維護權利共識下，共同爭取權利和反對極權”。還有一點說一下，有一種流行說法：對法輪功的態度是檢驗一個人是否真是民主人士的試金石。這個說法不準確，也有一定的負作用。因為不信法輪功或反對法輪功的人士就會反感和質疑：難道法輪功是人世間檢定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認為正確和準確的說法是：對待法輪功維護自己權利的態度是檢驗一個人是否真是民運人士的試金石。其實，何止是對待法輪功，對待任何在權力面前維護自己權力的態度都是檢驗一個人是否真是民主人士的試金石。

　　第二個難題是，一些支持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人士，因為不認同法輪功信仰內容而反對法輪功，進而不支持、甚至反對法輪功的維權，反對法輪功的九評。這些死結，很難解開。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我很難理解，一個接受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理念的人士，對自己不相信的信仰、信念、理論，會進入反對和否定的極端地步。如果因為自己不相信法輪功的教義就反對、否定它，往往還表現出敵視它、誓不兩立；那麼，不信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印度教、佛教、道教…都可以反對、否定和敵視了，這就只好回到相對野蠻的中世紀了。

張三一言   20101015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