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每個人體內都居住着一個毛澤東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2月26日12:21:3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耶誕次日是毛誕，這只是巧合嗎？是不是昭示繼耶穌之後，上帝又派來了一位救世主？我一直試圖弄清，為什麼知書達理的精英們，卻執意不肯正視毛澤東及其同伴造成的慘重災難，堅持要高舉毛澤東的旗幟？我的兩位同窗給了我啟示，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更讓我頓開茅塞 　　今天是毛澤東117周年誕辰。記得30多年前，當我得知毛澤東生日的前一天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聖誕節，不禁一驚。還記得，當時的中國人私下有各種議論：耶誕次日是毛誕。這只是巧合嗎？是不是昭示繼耶穌之後，上帝又派來了一位救世主？那時沒有互聯網，但在民間也有人提出：應該將12月26日定為“中國聖誕節”…… 　　1958年毛澤東在武漢接見了黨代表，其背景是一列火車。筆者的一位長輩也在場，留下了這張合影。（局部） 　　俱往矣！恍若隔世！但每年到了今天（以及毛澤東的忌日9月9日），心中難免還是一動，腦海中會雜亂地浮現一些關於毛澤東的諸種問題：毛澤東從一個熱血青年，憂國憂民，怎麼到最後，當他擁有了救國救民的無上權力時，卻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如此巨大的災難？他人生的起點與終點之間有什麼樣的內在變化邏輯？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和中國人的命運是否會改寫？我本人的人生和性格會有哪些不同？毛澤東留下的社會改造宏偉藍圖是一份什麼樣的思想遺產？（請見我的博文：《毛澤東的大同書》）馬克思曾經說過，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那麼毛澤東這樣的領袖，折射出什麼樣的人民？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偶然，還是必然？…… 　　毛澤東去世到撥亂反正、思想解放運動之初，毛澤東的形象和威望不斷走低，不僅“走下神壇”，而且被描繪成“混世魔王”（十多年前香港出版的一本書，書名就是《混世魔王毛澤東》。其實這本文集的內容相當嚴肅、翔實，但這個書名和封面，讓人誤解）；但最近十多年，隨着中國政治改革停滯、權貴集團坐大、社會矛盾激化，毛澤東的亡靈又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不僅越來越多的人呼喚他，而且又有重新“走上神壇”的勢頭。 　　我這裡說的，不是官員，官員自有他們拉毛澤東大旗作虎皮的理由；也不是說老百姓，老百姓為何會想念毛澤東，北京政治學者陳小雅在回答我的提問時的分析，我覺得已經做了完整的解讀（請見我的博文：《陳小雅答問（4）：崇毛並不是因為被洗腦》）。 　　我這裡說的，是進入知識精英階層的人——他們具有更高的學養，能得到更完整的信息，他們不像提倡“唱紅歌”官員，並沒有加強思想控制維持統治的動機；不像老百姓，因為官方屏蔽大量真實信息，強行片面灌輸，無從了解真實的毛澤東。知識精英們，有條件獲知毛澤東在各個歷史階段造成的惡果，從二十年代為湖南農運推波助瀾造成革命政權難以為繼，三十年代首創“肅反”殺害數以萬計的紅軍官兵，四十年代在延安搞“搶救運動”，隨後發動內戰武裝奪取政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就不用我多說了，毛澤東的倒行逆施鐵證如山，億萬人血淚控訴白紙黑字，為何中國為數可觀的知識精英，還會對毛澤東稱頌備至呢？ 　　萬維及其博客上，這樣的人就不少。前天，有位網友就在我的博客文章《專訪胡風女兒：共和國第一場“文字獄”》後面跟帖，認為“對毛的過度批判形同迫害死者, 也就約等於對他們（毛澤東的支持者）的現實迫害”。 　　在中國根本沒有對毛澤東的罪行進行徹底清算之際，竟有人認為已經是“過度批判”了！毛澤東讓億萬人傾家蕩產，讓千萬人家破人亡，摧毀了中國人延續數千年的良知和傳統，並創立了一個以維護權力（power）而不是維護權利（right）為基準的，與人類的普世價值為敵的體系，不僅危害當代，而且遺禍後世。剛剛有人揭露出其中“九牛一毛”，就有人聲稱這就是“迫害”！ 　　說這種話的人，是否真正理解“迫害”這個詞的嚴酷內容和沉重份量？！ 　　說這種話的人，是否能夠舉出哪怕一個中國的實例，因為認為毛澤東是“偉大領袖”，而被封殺，被流放，被囚禁，被殺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我一直試圖弄清，為什麼知書達理的精英們，卻執意閉眼不肯正視毛澤東（當然還有他的同伴、戰友和部下）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的慘重災難，仍然堅持要高舉毛澤東的旗幟？ 　　我想起，有一次回國，與我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同窗，他是文獻片《毛澤東》、《詩人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大國崛起》等許多電視片的總撰稿（或總撰稿之一），也出版有很多關於毛澤東的著述。我問起這個話題，他講了很多，其中一句話給了我啟示：“不管對其功過怎麼評價，不能不說毛澤東這個人是很有魅力的”。 　　我想起，我的另外一個同學，也曾經告訴我：研究歷史有多種角度，有一個角度，是“歷史美學”。這個角度，與善惡分野的角度來評判歷史人物大不一樣。 　　這些角度，都讓我很受啟發，但還不足以解答我的問題——因為，許多知識精英之所以頌揚毛澤東，並不是從個人魅力和歷史美學着眼，而是竭力要證明毛澤東對中國、對歷史是如何有大恩大德大功勞大成就！ 　　今天我讀到許知遠一篇文章，分析毛澤東的魅力何在。其中有一句話：“對於幾代中國人來說，我們每個人體內都居住着一個毛澤東。” 　　這倒讓我有所穎悟。十多年前已經有人用稍有不同的語言說過類似的話，那是已故中國異議作家王若望。他說：“長期在毛澤東的中共統治下的每一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即使到了海外，陰影仍在，經常在無意中顯露出來。” 　　莫非這就是解密的鑰匙？這裡我貼上許知遠的文章，供讀者進一步思考。 　　許知遠比我年輕得多，1976年出生，算是下一代人了，讓我欽佩“後生可畏”！他的簡歷如下： 　　200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系微電子專業。自1998年起為《三聯生活周刊》、《新周刊》、《書城》、《21世紀經濟報道》等報刊撰稿，文風犀利。曾任《PC Life》執行主編、中國先生網主編、e龍網內容總監，他是單向街圖書館的創辦人之一，曾任《經濟觀察報》主筆，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曾出版《那些憂傷的年輕人》、《中國紀事》、《我要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轉折年代》、《納斯達克的一代》、《昨日與明日》、《思想的冒險》、《新聞業的懷鄉病》、《這一代人的中國意識》、《祖國的陌生人》等。 領袖的誘惑 許知遠 　　還是一九七〇年，毛澤東對再次前來中國的埃德加·斯諾說：“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斯諾就像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實情況一樣，斯諾也沒有領會毛澤東此刻的意思。在接下來為《生活》撰寫的文章中，他把毛澤東說成“一個帶着把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對於很多西方讀者來說，這個比喻充滿了東方禪意。中國的封閉與迷狂都增加了毛澤東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相信這個國家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社會實驗，摧毀了官僚機制，排斥了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異化，創新了教育與衛生領域，給普通人帶來真正的民主與尊嚴。而這一切都是在一個充滿哲學意識的領袖的領導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權力崇拜者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澤東無上的權力之下，在一個八億人口的國家，似乎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力量可以制約他的隨心所欲。 　　可能只有長期浸潤於中國社會，你才能確切地明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含義與誘惑。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這可能才是毛澤東的魅力本質。沒人能否認毛澤東在二十世紀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的獨特地位，還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現出的卓越才能，儘管這些才能都有誇大之嫌。在強大的宣傳機器的作用下，他的錯誤與失敗，都被迅速掩蓋，原屬別人的成功歸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個人化的詩詞與書法技藝，也並沒有人們吹噓的那樣富有創造力。“(毛的詩詞)不像希特勒的畫那樣糟，也不像丘吉爾的畫那樣好”，研究唐代詩歌的傑出學者阿瑟·韋利曾這樣說。而另一位藝術史家西蒙·雷斯則如是評價他的書法：“初看上去驚世駭俗，卻透露出一種華而不實的自尊自大，達到了傲慢無禮的程度，假如還不算放縱的話……”但倘若他在紙墨世界還算不上放縱，他在現實世界則是無度地放縱。而正是這种放縱賦予他一種“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中國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準備；他可以成為最狂野的夢想家，因為他可以毫不理會那些災難後果；他可以成為超級的暢銷書作家與語錄製造者，因為他禁止別人說話與思考；他可以被視作縱橫捭闔的戰略家，因為他在國內沒有任何對抗的聲音，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命運，都是他的籌碼…… 　　這並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觀因素為他造就了這种放縱的土壤。漫長的專制傳統、近代中國的分崩離析、外來者的入侵，都帶來了對強有力的領袖的渴望。人們期盼他富有組織能力，掃除他們的恐懼與迷惘，給予他們安全，洗刷種種屈辱，賦予他們的人生以意義與方向，宣布他們的人生從此站起來了。批評家李頡曾將毛澤東與魯迅視作一個坐標的兩極，他們比二十世紀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國的困境。魯迅把自己的洞見轉化成對國民性的批判，將信將疑地喚醒鐵屋裡沉睡的人，而毛澤東則用這種能力，來實現個人的野心與幻想，滿足他沒有邊際的權力欲。 　　從江西的AB團到延安整風，從國共和談到朝鮮戰爭、反右運動、從大躍進到中蘇關係破裂、文化大革命，個人權力始終是他的核心目標。對他來說，這世上沒有什麼永恆價值，一切都視情況而定。只要能夠達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隨時更正自己的立場，沒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顧忌。 　　他關於日本的一段講話，再鮮明不過地表明了這種態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見一個日本代表團時說的：“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 　　這其中或許有玩笑的成分，是一個志得意滿的政治人物的信口開河，但誰能說不是毛澤東一貫邏輯的展現——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於共產黨的崛起，它就有歷史合理性；而當他的個人權力與欲望受挫時，他連這個政權也可以不要。不管擋在他的個人之路上的障礙是同志的生命還是民族命運，他都可以隨意犧牲。 　　但為何這樣一個人物的畫像依舊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仍舊被瞻仰，而公眾又經常泛起對他的懷念，他的形象又成為中國崛起的象徵，進入了全球的消費系統。他的成就與魅力無可否認，但是我們該怎樣面對他代表的巨大黑暗呢？他的個人失誤給中國社會、給千萬普通人帶來的摧毀性的創傷。如今，我們似乎對此視而不見。 　　一方面，關於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儘管他擔心鄧小平變成另一個赫魯曉夫，毛澤東從來沒有遭遇過斯大林式的命運——被徹底地譴責與否定。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毛澤東不僅是中國的斯大林，還是中國的列寧，否定他意味着對整個共產黨合法性的否定。毛澤東的種種言行，和他導致的災難，仍舊沉睡在檔案袋中。當事實不夠全面與清晰時，所有的譴責都顯得過分情緒化，甚至陷入一種簡單的譴責——毛澤東是一切不幸的淵源，倘若我們從他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就自動獲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純潔，這真是一個諷刺性的結果，人們曾經通過不加節制地崇拜、誇大毛澤東，來讓自己顯得更強有力，如今又把一切罪責推到了他身上，不承擔自身對應的責任。而中國共產黨政權也必定牢記蘇聯的教訓，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成為了瓦解蘇聯帝國的第一步：當越來越多的秘密與殘酷記憶被釋放出來時，它們演變成海嘯式的力量。 　　官方壓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段複雜的歷史。這段歷史與個人經歷混雜在一起，我們都是這場悲劇不同程度上的共謀者。俄國歷史學家米哈伊？格夫特曾說，斯大林主義的真正力量與持久遺產，既不是國家權力結構，也不是領導人的個人崇拜，而是它進入了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而對於幾代中國人來說，我們每個人體內都居住着一個毛澤東。對兩代人來說，不管是他們熱情投奔了延安，還是身經了新中國建設、文化大革命，那些理想也好、青春也罷、或者是種種磨難，毛澤東始終是他們生命經歷中的重要部分，是他們感情投入與自我選擇的結果。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充滿了困難。這種值得理解的情感背後，隱藏着中國社會更深層的困境。毛澤東凸顯了絕大部分中國人對於“權力”與“惡”的態度。 　　幾乎所有人都渴望他那“無法無天”的放縱權力。與食物、性一樣，權力是人天然的欲望。但很少社會比中國社會的權力更集中(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總是混合在一起，後兩者總是從屬於前者)，更分配得不平衡。以至於中國人已將這樣一種形態習以為常——要麼你擁有無限權力與自由，要麼就被悲慘地奴役。又由於人口眾多、普遍的物質壓力，某種特別的權力成為維持個人生活的基本保證。即使在近代危機之前，中國社會與其說是一個恬靜、自足的鄉紳社會，不如說是一個充滿絲絲入扣的權力關係的網絡，它是一個曹雪芹筆下的“賈雨村的世界”，也是歷史學者吳思眼中的充滿“潛規則”的世界。某種意義上，權力是中國社會的宗教，它給予生活以保障、賦予人生意義，是種種歡樂與痛苦的源泉。藉助現代的意識形態與技術，毛澤東把權力的集中推向了極致。歷史上的皇帝，即使不受困於官僚系統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傳統或儒家之道，憂慮上天的審判，他們也沒有手段來動員如此廣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輸送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當毛澤東感慨“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時，他或許也對他的能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個傳統秩序瓦解、現代技術誕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裝現代軍隊、把廣播大喇叭安在每個鄉村、把自己著作發到每個人手中，他既可以不理會傳統，也可以像路易十四一樣感慨：“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 　　這種權力既沒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內在的反省，與我們對“惡”的態度相關。“惡將是戰後歐洲知識生活中的根本問題， 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戰後的根本問題。”漢娜·阿倫特在一九四五年寫道。“惡”也本應是後毛澤東時代的根本問題。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一浪超過一浪的暴力、死亡與仇恨，席捲了中國、進入每一個社會組織，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間與個人生活，丈夫與妻子劃清界限，兒子將父親推上批鬥台，同學對老師的毆打，武鬥帶來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殘酷與邪惡，都在其中上演，而且人人捲入其中，你可能同時是受害者、施暴者、見證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主席語錄的狂熱中發生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林彪與“四人幫”成為歷史的替罪羊，傷痕文學則將人們打扮成受害者，當老作家巴金開始少許的自我懺悔時，就迎來一片頌揚聲。 　　當罪惡沒有被詳細記錄，沒有被一點點拆解，它就變得模糊和難以記憶。它也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中國文化中從未發展出對惡的深層解釋。惡沒有被視作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失常，人們用各種方式壓制和迴避，把它簡化成一個道德問題。而經過毛澤東時代，連這可憐的表層道德約束也消失了，偽君子則變成了真流氓，惡失去了最後的制衡機制，它登堂入室。 　　而今天，你在毛澤東的追隨者身上，也嗅得到對權力的迷戀與道德上的普遍麻痹症。二十年前的毛澤東熱中，在作為社會變革犧牲品的緬懷者身上，不也充斥着對特權的懷念——他們曾是中國的特權者，打倒了資產階級與臭老九，批鬥了官僚。而這一輪的熱潮背後，是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就像喬治？奧威爾所說，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是權力的熱衷者，他們不過是把個人權力欲隱藏在集體之後。在國家主義者身上，只要國家強大了，付出多少代價都是值得的，當然前提是，他們站在成功的中心，而不要成為犧牲者；在那些商人身上，則是商業倫理可以棄置不顧，利潤會給你合法性；藝術家們，則是國際市場上的成功、個人的榮耀，他們不覺得藝術家有責任去誠實地面對歷史與現實；而那些高唱毛澤東時代歌曲的官員，則是赤裸裸地向世人宣稱，誰才是這個紅色政權的繼承者……他們都絲毫不受任何道德上的困境與掙扎，良知僅僅是成功之路上的某種阻礙。而對於青年一代，歷史記憶變得日漸迷惑，他們覺得錯過了文革，那才是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們還要承擔整個道德秩序崩潰的後果，成為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奉者。 　　而整個社會、每個人都必將為此付出代價。事實上，我們不正在付出代價？當我們抱怨整個社會的潰敗、殘酷與冷漠無處不在時，它們都與毛澤東的遺產、我們對於毛澤東的態度緊密相關。 　　（原載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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