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骂人时，有用“儿子”或“孙子”作比喻的习惯。如骂了某某后感到“就像骂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似乎是说，如果被骂的对象是自己的儿子，那这就是正招了：骂儿子就是这样骂的。当然，骂到了极点时，“儿子”还不过瘾，一定要冠之以“孙子”之名。被骂的人或被羞辱的人，也往往是做同样比喻，如：“老子”今天不小心又做了一回“孙子”等等。由此看来，在中国人眼中，“儿子”，“孙子”是与“卑贱”，“低等”等词同义的，而“孙子”比“儿子”还不如，是低等中的最低等了。然而众所周知，“奴才”，才是那种又卑又贱的人。我们骂人损人时很多时候也不会忘记“奴才”一词。然而从何时起，我们中国人却更多地起用了“孙子”一词代替“奴才”？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首先要搞清楚“奴才”和“奴性”的概念。“奴才”和“奴性”两个词，都和“奴隶”有关。我们知道，自从有了奴隶制度后，奴隶是在人的等级中最低等的。由于奴隶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从属于他人，于是他们不能有自己的个性，唯一具备的是一个共性：驯服。于是人的个性，或者说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丧失，以及对他人意志的驯服，就成了人格低等的标志。“奴才”是基本上和“奴隶”同义的，但除了一点，即奴隶可能是被迫的成为奴隶的，而奴才却可能使自愿的或不自觉地成为奴隶。换句话说，奴才就是那些自愿地为别人出卖自己的灵肉的，或本可以不出卖灵肉却由于不自知而成出卖灵肉状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奴才之所以为奴才，是由于他甘愿做奴隶的特性使之然。这“甘愿做奴隶的特性”就是我们说的“奴性”。奴隶，虽然外在的地位低，但是由于他们可能是被一些客观的现实条件造成的，精神上却不一定都一定具备奴性。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令人敬佩的精神伟大的奴隶，如斯巴达克思。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奴隶统统冠之为“低贱”。而奴才，却没有太多的可原谅的借口，因为他们是主动地放弃了尊严。所以，奴才，是人类中最低贱的种类；奴性，是人的品行中最低贱的品行。那么，当我们中国人在骂某某认为“孙子”时，这个“孙子”，真的是具备和奴才一样的奴性吗？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孙子是自然是年龄最小的。然而年龄的大小与地位和人格的高下有联系么？理性地来看它们两者是没有的任何联系的。年龄虽小，但又没有被卖给谁，怎么会就地位低下了？然而不幸的事，在我们非理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中，年龄似乎的确在人格的高低标准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首先要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孝”说起。大概是因为农业生产对稳定的家庭关系的需要，中国人早在原始的以家族为中心的部落时代就建立了强烈的的孝的观念。例如有名的“尧舜禅让”，就是因为舜有着极孝顺的“美德”。而“孝”的观念被发展成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则是由于后来奴隶社会时期那些儒家先辈们的努力。 在“论语”开篇第一章孔子就大谈特谈“孝”“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是晚辈对长辈的顺从，“弟”，是弟对兄的顺从。由此可见年龄在家庭关系中的重要程度。儒家先辈们把“孝”的观念发展的淋漓尽致，连子女在父母身前该怎么做，到死后该怎么做，都有所指示：“父母在，不远游”；“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更不必说“二十四孝”里那些的和人性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榜样”（难怪鲁迅大呼“吃人”，“救救孩子”！）。虽然在“二十四孝中”的那些血淋淋得榜样早已不再有人去照本宣科，但几千年来，“孝”却一直成了中国人衡量人的第一标准。一个人一旦有了“不孝”的行为，他的名誉也就一落千丈了。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有人说中国有哲学，但只有部分的哲学，即伦理学，因为以儒道文化（尤其是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实际上只是一套以维护国家稳定为目的的道德体系。我倾向于认同后者的观点。不过在此，我甚至不认为“孝道”有任何伦理学上的意义，因为“孝道”把作为伦理学的基础概念“善”与“恶”完全人为化了：对父母孝，既是善，对父母不孝，即是恶，从而完全忽略了对善与恶的本质研究。“孝”的实质，我认为很简单，它是以维护长辈利益为手法，以达到固守现成传统，稳定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目的（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全部目的）。所以它一定要排斥新生事物，推崇旧的不变的次序。为了这个目的，“孝”是不择手段地树立长辈的地位，赋予长辈在行为上和精神上控制儿女的权力。在以“孝”为纲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中，凝聚两代人的关系的决不是自然的情感，而是一种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的关系的确导致了家庭甚至社会的稳定，但它同时也导致了晚辈的主观意志和人格尊严的丧失。这个服从，也正好培养了中国人的驯服的个性，即奴隶的特性。不用说从古到今有多少家长们在孝道的保护下，在“为了孩子好”的名义下打骂自己的亲生骨肉，左右儿女的思想意识，包办儿女的人生选择，就是在日常的对孩子的“语言教育”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人格摧残。这种摧残，习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家长们是不自知的。如一个最普遍通用的教子手法---“施加压力型”（通常以和别人比较来完成）：“别人能考100分，你为何才考50分？”，“你脑子比别人少了一根弦还是怎么的？”；还有“对不起父母型”：“你这样叫我如何见人？”“我把你白养了”，“你以为把你拖大容易吗？”等等。这些看似恨铁不成钢的语言给孩子明明白白的信息是：我不如别人；我在给我的父母丢脸。这种方法，不管家长是出于何种动机，它使孩子感到的，一是对自己的存在羞耻感，即自卑感（不如人）；二是生命的从属感（自己是属于父母的）。自卑感导致人格尊严的丧失；从属感导致的是主观意志丧失。于是儿女们从从小就处在和奴隶所处的一样的环境中挣扎。有少数个性天生强硬的人也许能够在这种挣扎中保存了自己的人格和个性（大凡也是在心理上伤痕累累），成为类似奴隶中的精神伟大者，然而更多的人却因为生命的幼小而离不开父母的保护，便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待遇。再加上父母谆谆教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久而久之，儿女们便认可和接受的这样的待遇；久而久之，儿女对父母的这种精神奴役便不再有不适的反应了。于是主观意志，便利他们远去；奴性，也便乘机而入，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孝”就是这样培养出“孙子”的。它正是中国人奴性的根源之所在。在中国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之后，也处处摆不脱“驯服”的痕迹。由于中国人在家就练就了一身忍术，在社会上也随时可以把自己的人格降低到“奴才”的程度。所谓“韩信忍胯下之辱”。只要是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中国人什么样的“辱”都能忍下。然而人的心理是需要平衡的，就像一个被压的气球，压力太大，就会爆炸。被压的人，也要寻找发泄之处。于是好多中国人在一有机会的时候有拼命地要争做“老子”，一定要把他人踩在自己下面。所以，在中国人多的环境里，我们往往看不到，或者很难看到人和人的平等互重的关系，而是“老子”们和“孙子”们的人格争斗。当然，当“孙子”们成了真正的“老子”—父母时，新生的儿女，又不幸地变成了父母们找回自信的最佳工具。于是一代一代地，中国人的家庭就在“孝”的庇护下不断地制造着“孙子”。“孝”之所以能带来社会的长期稳定，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孙子”效应。几千年来，由于有了“孝”，中国人都成了温顺的“良民”，即奴隶，自然很容易被少数“强者”利用。这样的孝道，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不平等制度的最好的条件，是给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基石。难怪几千年来几本不过讲了一些如何顺从长辈，如何遵循传统的道理的著作，被为统治者服务的士大夫们没完没了的解了又解，注了又注。

“孝”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稳定是表面的，因为它是以一代又一代的人牺牲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人格为代价。这种稳定还是虚假的，因为它造就的是极少数强大的暴君和广大的弱民。这样的“强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这样的弱民走出国门后，便在西方人的自信面前暴露出自己的欲盖弥彰的自卑感。在海外的中国人大凡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无论走在那里，我们总是能够本能地辨出中国人来。当然，除了东方人形象的外在特征，中国人在精神面貌上总少了一种什么东西。我以为就是少了一种自我的尊严感。当然，没有了这种尊严后，露出的就是奴性---及中国人所谓的“孙子”相。由于“驯服”的人格是从中国人在刚开始知事达理时就被灌注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所以我们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更不必提取追究其根源。就像我们日常出口就是某某人是“孙子”，某某人是某某人的“GUI儿子”一样，根植在家庭关系中的不平等关系已经被中国人世世代代地接受了：尽管在外作了一次“孙子”觉得是受辱，在家里作一万次“孙子”也是自然的事。曾经也有不少人意识到中国人的奴性，但对于它的产生的原因却常常简单地归于统治者，封建君王，或者制度等等，而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就是他的直接塑造者。诚然，我们的父母也是受害者，我的意思也并非是要把我们的父母都统统推上法庭，而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真正的原因后，就应该致力于改变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的先辈知道为了建立一个“稳定”而“强大”的社会首先要“齐家”，“修身”，即通过整顿社会的最小的集体---家庭，从而把把社会的最小的单位---个人都修理得驯服了，天下自然“太平”，君王们自然可以无忧无虑地稳坐江山。而今天，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稳定”和“强大”是假象时，要改变这个沉淀了几千年的现象，我们也不得不从“齐家”，“修身”做起：彻底打破孝道，改变中国家庭中的等级观念，吸取西方人培养儿童的心理学方法，培养心态健康的，有个性的和有尊严的中国人。

补充：在此我想补充的有两点：第一，我所阐述的现象是普遍现象，它并不是指所有的中国家庭，更不是指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当然也有很多健康的家庭，健康的人，只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中比例太小而已。第二，当今的很多中国家庭，由于独生子太多，已不是传统的“以孝为纲”的严教法了，而是恰恰发了过来：老子给儿子当“孙子”。中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逆反，我认为还是因为“孝”的原因。因为“孝”使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只知道有“老子”和“孙子”的关系，而看不到还有一种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的互敬互爱的关系，于是一旦不做孩子的“老子”，便即刻转过来给孩子当“孙子”。这样的180度的逆反，培养了一大批自以为是的不学无术的娇儿宠女。也将是今后中国社会的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