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错在何时何处》一文中，我指出了毛共社会和传统社会的重大差别之一，是毛不仅集中一切政治权力于一身，而且集所有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权威于一身，变成了“天命代表者、民意代表者、圣教教主兼世俗君王”那种史无前例的巨无霸，从而形成了根本无从制约的绝对权力与权威，为国家民族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因此，周恩来“风行草偃，因势利导”，说起来是在那种特殊国情之下唯一可行的“曲线救国”。

从毛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中，可以看出“神权”的巨大威力来。如果毛不过是个第三世界常见的独裁者，那么林彪利用其袍泽掌握的军队，足可以与之决一雌雄。但不幸的是，毛掌握的不光是军权党权政权，更是亿万军民的赤胆忠心。要军队去和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作战，岂非痴人说梦？好来坞电影《猿猴的世界》续集中有这么个场景：人类变种与猿猴交战时，前者不过使用了个毫无物理能量、根本不具备杀伤力的激光全息影像，在前来讨伐的猿猴大军前展现了他们的上帝形像，顿时便使该军陷入巨大恐慌，不战自乱，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我在《“犬儒”篇之六：喜见“道德神权”为时代大潮冲蚀》指出，人类社会中有两种权力，一种是具体的、物质的、世俗的；一种是抽象的、精神的、看不见的。前者一般人都能看见，军队、警察、监狱等就是这种世俗的权力，而后者是各种各样的神权，诸如西方中世纪的神权和传统中国的圣贤之道，等等。如果使用大家都明白的话语来说，大概世俗权力可以称为“权力”，而精神权力可以称为“权威”。

不管文明程度如何，人类社会都是由这两种权力统治的，不过两者的比例不同。一个民族越幼稚原始，支配这个民族的神权就越起作用。巫师们在古埃及社会以及类似的原始社会中起到的作用之大，根本就不是现代人可以想像的。

根据王力雄的巨著《天葬》，绝大多数西藏人民至今仍然生活在神权的绝对支配下。据说，喇嘛在人民中威望之高，根本就不是拥有世俗镇压力量的党政机关可以望其项背的，以致当地政府要号召人民干什么事，得请喇嘛出面去说，否则根本没人听。班禅出巡时，最让手下人伤脑筋的就是如何秘密处理他的粪便，否则就得让痴狂的善男信女抢去，馈赠亲友，孝顺高堂，当作灵药分而食之。

随着人类文明演化，神权也就必然被科学和物质生产力的发达冲蚀瓦解，逐渐丧失了威力。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精神与世俗的两种权力便不能不此消彼长。这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镇压机器越来越发达的原因。如今每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常备军和执法系统。它们的完备与复杂，根本就不是中古社会（例如传统中国社会）可以想像的，西藏那种社会就更不用说了。

从这个现像似乎可以推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跟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比例成正相关，亦即与人民的“刁顽”程度成正相关。文明越发达，百姓便越不容易上当，神权也就越不灵，反之亦然。这本来也是明摆着的事：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文明人，绝对不会因为看见有人从剖开的鱼肚子里拉出一条素帛，上面写着“大楚兴，陈胜王”，就会傻傻地相信“天命”真落到了那个无一技之长、只有一把蛮力的雇农痞子头上，也不会因为开挖河道时挖出一个独眼石人来，背后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就头脑（？）一热，稀里糊涂地跟着暴民去造反。

根据这个经验规律，似乎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的文明演化程度。至今国内偏僻乡村中还不时有许多民间草头王，效陈胜、洪秀全故事，号称自己是真命天子，而居然也就能因此蛊惑大批无知愚民，弄个三妻四妾，封为“正宫”、“东宫”、“西宫”（lucky guy, sigh）。

不仅偏远落后乡村如此，就连海内外大名鼎鼎的“民运”领袖王希哲先生，最近还在中文网上发文，悍然宣告自己是“替天行道，顺天应人”的“民运王”，要网民对他“事君尽礼”，强调“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指责“共党暴政，逆天而行”，而他自己则代表“天命”，代表“历史奋勇前进之车轮”，如成汤、周武一般“吊民伐罪”！

一个在城市长大、接受过初中教育、如今又在美国生活、过了知命之年的成年人，居然还满脑袋这种封建糟粕，出现如此严重的时空倒错感，这本来就够让人震骇莫名了。更令人惊骇莫名的是，这种毛泽东式的封建余孽竟然还是什么“民运”领袖！而他的这种“登极宣言”贴出来后，竟然还博得某些“民主打手”的欢呼，谓之字字打中了论敌的要害！

我想，光通过这个典型病例，就不难看出今日的中国民智水平如何，而处在这种愚昧的状况下的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又是否有资格奢谈什么“民主”，搞什么“海外民运”。

正因为中国社会大部份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各种各样的神权便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权力资源，任野心家们去开发利用。从陈胜到毛泽东，直到今日的“民运”领袖们，贯串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在尚未登极，暂作“潜龙”之时，必定要装神弄鬼，号称“天命”落到了自己身上。这就是一切野心家们从“潜龙”变为“飞龙”的前提。

当然，随着时代进化，糊弄愚民的手法也变得精巧复杂多了。如果说在秦朝买条大鲤鱼，弄尺把长的廉价素帛来便能哄信了大批暴民的话，今天再玩那一套就不灵了，顶多只能在偏远乡村弄上几个粗鄙村妇来作小老婆，最后还得让公安捉去，为那风流罪过吃枪子儿。

在这方面，伟大领袖不愧是古往今来最高最活的痞子冠军，为所有后来效法者留下了光辉榜样。“百代都行秦政法”，他留下来的那套造反夺权的法宝已经到了顶峰，再也无法为后人突破了。后起的野心家们绝对超不出那个套路。迄今为止，我在网上遇到的“民运”领袖们，玩的把戏一律不出那个□臼。可以说，伟大领袖高瞻远瞩地为后人留下了一套识别野心家、阴谋家的标准，贡献不可谓不大。

这法宝的第一条，就是声称自己是“天命代表者”。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想当皇帝的痞子的必经之路。“兴大楚”的雇农老陈不必说，洪秀全那落第秀才也这样，自称是“爷火华”（通译“耶和华”）的儿子，耶稣的弟弟，这才当了“万岁”。作了万岁后还得冒充到底，所有的文告都用“爷哥王”（即“天父爷火华”，“天兄耶稣”，“天王洪秀全”的“三位一体”）的名义发布。等到杨秀清自己也想当万岁时，便不能不冒充他爷，最后弄个身首异处。

到了老毛手上，他发现马列主义揭示的“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在功效上完全等于咱们祖传的“天命”。据说，这“客观规律”决定了无产阶级一定要成为新时代的统治者，他自然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至于中国有没有欧洲那样的无产阶级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他可以用农民来冒充。

时代到了今天，这“天命”便成了“民主”。几乎没有一个“民运”家不先验地认定，实行民主制度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历史潮流”，也就是王希哲先生所说的“历史奋勇前进之车轮”。作为这种历史潮流的弄潮儿，统治未来中国的使命当然也就历史地落到了他们的双肩之上。

正因为此，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民主制度的实现不过是人为努力的结果，根本就不是什么客观规律决定了的必然，也从来不敢面对我的挑战，去证明民主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规律，同样可以在中东和西藏那些地方应用无碍。

痞子们实现个人野心的第二大法宝，乃是声称自己是人民的代表者。有时我想想禁不住好笑：除了“天命”或“客观规律”之外，世上大概再没有比“人民”这个概念更模糊、更难以捉摸的抽象概念了。在毛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无比灵活的概念，除了“阶级敌人”之外，似乎谁都可以自作多情地把自己划进那个范畴，然而又似乎谁都不是。全国八亿人之中，只有毛一人可以斩钉截铁地宣布自己代表中国人民，就连刘主席或林副统帅都不敢说那话。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国人似乎在毛时代度过的那把年纪完全是活在狗身上了，竟然一点智慧都没长，迄今还不对口口声声自称“代表人民”的野心家们心存警惕和鄙视。如果他们真的长了个脑袋，就应该看出这个经验规律来：凡是当仁不让地用中国人民的口气发宣言、作指示、下号召的人，一定是毛泽东式的大野心家。他们热衷于盗用“人民”名义，无非因为那是一种强大的权力斗争武器，是一种宝贵的政治权力资源，是用来“送我上青云”的“好风凭借力”和打击政敌的威力无穷的武器。

一言以蔽之，“人民”已经成了当代巫师们借以讨生活、混日子的一种现代神权。不管是什么阿猫阿狗，哪怕是文革中作恶累累、下令枪决“临敌投降”者、与闻杀害俘虏的王希哲先生，都可以借用那个名义来自行加冕、宣告自己是“民运王”，以皇帝身份下诏书，而不至于引起网民大哗。至于坚定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高寒先生自封“中国的光明面”就更不用说了。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使用“人民”这种现代神权，可以为自己捞到什么样的巨大好处，又能怎样简便地让自己在瞬间内拥有无上权威，正如神灵附身的巫师神汉一样。

这种现代巫术之荒唐，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愣是给哄得五迷六道的：“人民”本是个庞大的、各怀异念、各有私欲、地位财富各不相等的全体人口的总和，并不是个什么抽象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实体。正因为它是一个总体集合概念，无从落实到某个具体人身上，这才给野心家们当作神灵那种肉体凡胎无法看见的神权来加以运用。

但和传统神汉巫师一样，“民主”野心家们也面临着同一悖论：既然肉体凡胎看不见神灵，请问您又是怎么知道民意的？您口口声声代表中国人民，请问全体人民何时何地给您授过这个权？又是谁封您作“中国光明面”的？委任状在哪里？

任何一个具有现代公民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所谓真正“民意”的测量，只可能在现代民主国家实行。因为实行言论自由，公民可以任意表达自己的愿望而不受惩罚，所以，只有全民公投选出来的政治家才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即使如此，那授权也非常有限，就连国家元首也无权时时处处代表人民说话，顶多只能在国际场合下以此身份出场。在国内政治中，如果哪个人民选出来的行政元首胆敢用人民的名义去压服反对党，则他立刻就要垮台。哪怕在对外政策上，执政党及其元首也得时时和人民商量。举凡宣战、对外用武、签约之类大事，一律得由议会批准。即使是议会批准也不等于获得多数人民同意。在实行英式民主的国家，违背多数民意的内阁哪怕在议会占了多数，照样能在瞬间内垮台，撒切尔夫人下台就是最好的例证。

所以，令人惊奇的倒不是那些现代“民运”神汉时至今日还在效法伟大领袖，玩弄这种“挟人民以令天下”的一钱不值的巫术，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有如此之多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华人，非但看不穿这种毛式骗局，还要跟着神汉们吆喝辱骂识破这种低等骗局的论者！靠这些神汉及其附庸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能比毛共社会好到哪儿去，还用得着说么？

在我看来，如果“民运”领袖们真有点诚心在中国实行民主，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自去帝号”，放弃“人民代言人”、“客观规律的代表者”、“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中国光明面”这些无耻的自我标榜，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不过是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普通论者，争鸣百家中之一家而已。能否作到这根本的一条，是鉴别他们是否有勇气和毛共党文化彻底决裂、真心归依西方民主理念的试金石。如果连这条都作不到，则他们绝对只可能是毛泽东式的政治骗子。如此而已，岂有他哉！